罗庸（1900—1950），西南联大的标志性人物，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书写者，西南联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字膺中、号习坎，蒙古族，原籍江苏江都、出生于北京，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在北大、北师大等学校兼课。1927年秋应鲁迅之邀，到立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任浙江大学任教；1932年回北京大学任教，抗日期间随校南迁，曾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联大宣布解散后留在昆明师范学院；1949年赴重庆，到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北碚。

他生前仅仅留下《陈子昂年谱》《鸭池十讲》，以及未整理出版的《习坎庸言》。近年，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了《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杜志勇辑录了《中国文学史导论》。

前记

一 我与《论语》

二 儒家的根本精神

三 论为己之学

四 感与思

五 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

六 诗人

七 思无邪

八 诗的境界

九 少陵诗论

十 欣遇

附 录

论读专书

美育与宗教

感觉与意境

论诗书简(五则)

读《文心雕龙》

我的中学国文老师

我的中学国文老师[ 本文原刊《国文月刊》第34期，1945年4月出版。]

　　民国二年的寒假里，我考进了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

　　当时北京一共有四个公立中学，直属于京师学务局，学务局本来是清代八旗学务公所的化身，四个公立中学也大半是八旗官学的改组。第二中学在东城史家胡同，其前身便是左翼八旗官学。

　　民国初年的学制定为中学四年，一律冬季始业。辛亥革命后，这新改组的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还保留着左翼八旗官学的旧生三班，所以民国元年入学的新生便称为第四班，我们这一班数下来就是第六班了。这时学校一律是单级制，所以我初入学的这一年，校中共有学生四班，即第三班至第六班。

　　甲午战败以后，清廷派了大批学生到日本去留学，我们的校长文冠英先生便是那时候的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生，所以校中的教师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只有国文教师不是留学生，但都是在前清有功名的。

　　这时校中有三位国文老师，教第三班和第四班的是伊鉴湖先生，教第五班的是景月岩先生，教我们这一班的是王璞如先生。伊老师名人镜，京兆武清县人，前清拔贡，是一位老名士。王老师名毓华，京兆宝坻县人，前清举人。这两位是全校国文中心，喜好国文的学生，都以能受教于这两位老师为荣幸，而我们这一班恰好遇到了王老师。

　　小学生在初升学的时候，对于学校和教师大率有一种新奇和仰望的心情，尤其对于素所喜爱的功课，其注意尤为深切。我一向是喜欢国文的，所以刚一入校，便以渴望的心情期待这位新的国文老师。

　　第一周的国文钟点到了，铃声才住，讲堂外慢慢的走进来王老师。值日生喊“一”，大家立起来。王老师踱上讲台，向大家微微一鞠躬，随手把夹在胁下的讲义放在桌上。值日生喊“二”，大家坐下，值日生赶着向每人的座位上发讲义，王老师背着手在讲台上左右的踱着，目光轮转注视着每一个学生。

　　王老师这时年约四十五六，身量不高，肩背微驼，瘦长的脸上突出两个高颧骨和一个大鼻子，浓眉大眼，奕奕有神。后面的头顶业已全秃，推光的两鬓也已斑白。穿一件半旧灰布皮袍，整洁而朴素。就在这没有开口的一两分钟之内，同学们不约而同的被他的气象慑服了。不由得从心里赞叹一句：“这才真是我们的老师！”

　　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简易、率真、崇高、严肃、凝重、亲切、安和、慈祥，这许多印象在面前构成了一座苍山，一窗春日，一池清水，一味醍醐。就是平常最调皮的学生，这时也不由得欠心定气，静默无哗，讲堂里立刻换了一番景象。

　　这一课讲的是范祎《与人论学文之法书》，王老师操着本色的宝坻土音，声如洪钟，语言缓慢而沉着有力。读本文时抑扬顿挫，一字不苟，尤其是语势的转折，虚字的照应，经他一念，整篇文章就像一个人在面前说话一般，不待解释，已经大部分明白了。他只略略注释几个难字，黑板上写字极少，题外的话也极少。他写的一笔好苏字，在黑板上也一笔不苟，似乎是“就石书丹”一样；也是真的，下课后谁也舍不得拭去黑板上那寥寥的几个字。

　　一堂上过，同学们都好像打了强心针，个个精神焕发，谁都预备把国文念好。尤其是我们几个喜欢国文的同学，竟有“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逢”之感。

　　第一次的作文题出的是“国奢示之以俭论”，这在那时代并不算太深，因为学生中读过《礼记》《左传》的大有人在。批改后发卷的时候，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印象，文卷上照例是不批分数的，但王老师却按分数的高下把试卷排出先后，最先发还的三本课卷说明叫全班传观。写中佳句用密圈，命意好的地方用密点，圈点都是像刻书那样整齐。末尾照例有几句尾批，如“笔有庐锤，词无枝叶”，或“语虽妥适，迹近敷衍”之类。浓浓的墨，衬着那一笔苏字，使得你不好意思再来拿潦草的书法塞责交卷，于是大家又都努力练习起写字来。

　　就是这样一口气上完三个学年，王老师用的是林纾选《中学国文读本》，商务版，线装。第一册是清文，以下明元宋唐倒溯上去，最后是《战国策》和晚周诸子。选文的主体自然是归、方、姚、曾和唐宋八家，但王老师再选时却又有他的一番斟酌。所以三年中虽然念了许多家的文章，竟如只念一家一样，风格意境，造句谋篇，都属于一派，一点也不凌杂。这样，无形中引起了大家读专集的兴味，我们几个喜好国文的人便相约各人读一部专集。我选的是韩昌黎，三年中把一部韩文大半背熟，作文因此长进了不少。但这些王老师是不管的，他只是按部就班的讲他的文章，出他的作文题，讲了又作，作了又讲。也不叫学生背书或默写，也不测验，也不考书。

　　旧式的国文教师如果是科举出身或书启师爷改行的，大半带一点八股味或八行味，这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很坏的。但王老师却没有这些气味。他只是古文家而兼有理学修养，却也不标榜桐城、阳湖。

　　王老师对于文字训诂考据的一套学问无疑是很差的，但绝不因此影响到学生的信仰，当时的中学课程到第三年要加授文字源流，这一年便在国文课中每周加一小时，仍由王老师担任，课本用的是商务共和国教科书《文字源流》。仅仅上了一两堂，大家便觉得这门学问实在非王老师之所长，徒自让他费力，便要求停讲，结果是改请伊老师每周讲一小时他自己编的《国文字母类编》。

　　这事在我们班上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这一班是相当难对付的，常常会质问教师。假如换一位别的教师那恐怕只有辞职走路之一法，但在王老师则大家只觉得“此课不必有，而此师不可无”，人格的感化力显然是超过一切的，王老师便是最好的实证。

　　文学的功用本在陶冶性情，最低的限度也应该知能并重。现在有些位中学国文教师似乎只在灌输文学知识，甚至不惜以村言俚语取媚于学生，作文技术的训练尚且不注意，“身教”更淡不上了。行与学离，学与文离，师弟相渎，教学交弊，天下所痛之事无有过于此者！在这里，我想，我们的王老师实在是最好的模范。

　　教学的目的在成就学生，不在表现教师。有些位国文教师似乎只为发挥自己，“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学生既不能实际受益，教师的表现也落了空虚，这实在是很不聪明的办法。在这里，我们的伊老师是可以为戒的。

　　近三十年来中学国文教材一贯的毛病是“杂”，姑无论学生不能讲清背熟，就是能讲能背也没有多大效用。但看每年大学招生的国文卷，几乎没有一篇略具风格的，就因为中学六年中没有一贯的涵泳。我以为：固然不必像我们王老师那样专讲古文，但能选讲一家之文连读二三十篇不换家数，也就是以培植下一种风格，学字尚不可每天换帖，学国文反到可以一日三迁，此所谓知二五不知一十者也。其根源都在吃了灌输知识的亏，如能以训练技能为标准，自然会深深地感觉到杂的弊害的。

　　近年讲文的方法也是吃了灌输知识的亏，什么作者介绍，文体说明，就占了大部分时间，到了讲本文时，教师与学生的精神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了。此无异于叶公好龙，博士买驴，实在是本末倒置。我最爱谢上蔡称赞程明道的话，他说：“明道先生善言诗，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又说：“伯淳尝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我每读此言，便想到我们的王老师，以为颇有明道之风，尤其足以医近人买椟还珠之病。但这不是容易事，必须教师自已真能熟读深味，粹然有得，才作得来。否则即使预备得再充分，也不过多给了学生一些笔记的材料，到了“白战不许持寸铁”的时候，依然是一筹莫展的。

　　跟了这买椟还珠的毛病来的是大量的写黑板，有些教师似乎以能使学生抄黑板为得意，不知假令移黑板上的字为讲义则他在讲堂上还能作点什么。我们的王老师是不大写黑板的，但同学们未尝感到空虚，反到以为那些是材料应该自己翻书的，不应耗费上课的时间。倒是王老师的念文章，是非实地领略不可的，这里又令我想到上蔡称赞明道的话：“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

　　命题作文也是一套专门学问，不然会弄得笑话百出，一方面也戕贼了学生。我们的伊老师曾经出过“戴凭元旦说经坐重席论”，他以为学生都是读过两汉书的，那一次作文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但有一次某种国家考试出过一个国文题，是“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论”。原题并无标点，有一位考生是念过法律的，他把题目读作“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论”。于是按照“于公共场所无故鸣枪，以妨害治安论”作了一大篇。五四以来，连我们王老师的那种“国奢示之以俭论”都少见了，这却是一个好现象，但近来似乎有点复古的倾向，据说某地的中学会考出过一个荀子的题，几乎全场交白卷。我以为荀子题不是不可以出，但必须学生念过荀子，正如一个士兵不是不可以上火线，但必须吃饱了饭一样。否则便是“不教而诛”，那是一桩无比的惨剧。

　　批改作文也是一套专门的学问，善改文者必须有点铁成金的手段，决不损伤原文，所以有时改一篇比作一篇尤难。有些教师改文并不顾及原作，只是添加一两段自己的话；有些人又却懒得改，只是胡乱圈圈点点，加一个“清顺”或“明通”的批。这种批改对学生毫无益处，久而久之，学生对于发下来的文卷，视如无物，只不过换取分数了事。作文的功用，到此已等于零了。我们的王老师真是善于改文，有时只增减一两个字便风神顿异；但这也不是容易事，必须教师自己的文章作得好，才能得心应手，勉强是作不来的。改卷的书法对学生的影响也很大，假如教师的字写得工整匀齐，学生先不敢存一个轻视的心，对于改笔，必需注意，否则潦草模糊，学生知道教师无诚意，自然轻师废学，不求进益，结果必致两败俱伤。程子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便是学。”我们的王老师是做到“敬”之一字的了。

　　成绩的观摩对于学生的向上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青年率皆好胜，观摩成绩是最好的鼓励方法。我以为，我们王老师按次第发卷和传观佳卷的办法是可以采取的，这样可以使优者励而劣者勤，我们那时同班的同学便是受益的一群。

　　总括一句话，凡事必无幸致，要学生好必须教师自己好，尤其是国文课，真是“诚之不可掩如此夫”的。教师如能反躬自责，充实光大，则无形中“身教”的收获，必较“言教”为多，不必空谈教学法，而教学法自有水到渠成之妙。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岁华如箭，当年一个刚刚十四岁的小学生，转眼已是昔年王老师的年纪了。蹉跎老大，所学无成，寒雨秋宵，家出万里，追述往事，对此存殁殊途的两位老师，不禁无限的慕恋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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