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了追逐权势，玩弄权术，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千古罪在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地坐上了汉奸王的第一把交椅。他集汉奸、傀儡于一身，被活活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蒋介石的官场宿敌汪精卫(修订版)》是闻少华同志多年研究的成果，他试图还原出真实的历史图景和真实历史图景下的汪精卫。

汪精卫早年激情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汪精卫曾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然而在民族危亡关头，这位少年革命者却成为中国的“头号汉奸”。陈立夫曾对此评论他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人品和性格决定了汪的命运。

《蒋介石的官场宿敌汪精卫(修订版)》是闻少华同志多年研究的成果，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汪精卫的一生作出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对一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一章 清寒的青少年时代

 一 清贫身世

 二 从秀才到留学生

第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一 《民报》的重要撰稿人

 二 出色的演说家

 三 与陈璧君的结合

 四 谋刺摄政王载沣

 五 “国事共济会”与南北和议

 六 二次革命中的汪精卫

第三章 政治上的小休时期

 一 沉醉于异国风情

 二 孙中山的少数信徒

第四章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汪精卫

 一 国共第一次合作

 二 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

第五章 大革命时期软弱的左派

 一 中山舰事件

 二 软弱的左派

 三 汪、陈联合宣言

 四 武汉政府时期的表现

第六章 七一五分共的元凶

 一 四一二政变

 二 七一五分共

第七章 特别委员会的面面观

 一 反共的顽固派

 二 特别委员会的产生

 三 特别委员会的余波

第八章 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一 护党救国军的成立

 二 中原大战

 三 “扩大会议”的召开

 四 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第九章 “非常会议”时期汪、蒋的勾结

 一 胡汉民在汤山作阶下囚

 二 反蒋浪潮中的汪精卫

 三 “非常会议”成立

 四 汪、蒋勾结

第十章 汪蒋合作时期对日推行的妥协路线

 一 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

 二 汪精卫与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

 三 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刺

 四 西安事变

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初期的两面人

 一 叫嚷继续“根绝赤祸”

 二 低调俱乐部

 三 焦土政策的背后

第十二章 叛国投敌的酝酿

 一 日本的侵华政策

 二 董道宁、高宗武秘密赴日

 三 重光堂秘约

第十三章 叛国投敌的民族罪人

 一 伺机逃出重庆

 二 《艳电》的出笼

 三 河内刺汪

 四 投入敌人的怀抱

第十四章 汪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一 赴日谈判

 二 与王克敏、梁鸿志的会谈

 三 76号特工总部的建立

 四 汪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第十五章 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

 一 南京三巨奸会议

 二 “日华关系”密约的谈判

 三 高、陶事件

 四 青岛会议

 五 汪伪国民政府粉墨登场

第十六章 汪精卫及其伪政权的倒行逆施

 一 反共清乡

 二 奴化教育

 三 法西斯党化教育

 四 东亚联盟运动

 五 汪精卫汉奸理论的形成

第十七章 汉奸末日与汪精卫的死

 一 汪精卫投敌前后的二三事

 二 汉奸的末日

 三 汪精卫之死

 四 汪坟被毁

附录 汪精卫年表

后记

作者附言

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如前所述，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感到苦闷彷徨，加上陈炯明于1922年叛变，炮轰总统府，更给孙中山以莫大的刺激。他深知军阀不可靠，于是决心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1922年，李大钊与孙中山进行过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重要问题。同年，苏俄政府代表越飞来华，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商谈的中心问题就是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武装问题。随后孙中山指派廖仲恺与越飞到日本进行深入会谈。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据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云：廖仲恺与越飞“在热海同住了一月，此时东方人不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苏联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苏联愿帮助中国之原因，都十分了解。所以……廖同志由东京回粤，帮助总理作联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坚决的去干。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谈论，把各种问题统统研究过了。”这里所指的各种问题，就是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一些具体事项，其中包括设立黄埔军校等。从这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联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

与此同时，陈炯明的叛军被逐出广州。3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大本营。8月，孙中山邀请苏联的政治及军事顾问到广州，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

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于1923年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李大钊等，也全力投入改组国民党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孙中山指定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参加起草大会宣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并通过新党纲、新党章及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办法。大会发表宣言，用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4人，汪精卫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开始汪精卫是拥护三大政策的。汪还兼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接着汪又被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7月成立，汪精卫是该会成员之一，直接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七一五政变前夕，汪精卫在解释三民主义时说得并不含糊，他说：三民主义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而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非资本主义最坚决最有力的国家，所以中国革命应该联合苏俄，这是联俄的真意义。……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拿什么去联俄，我们可以答道：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与共产主义的苏俄，都是反帝国主义的，都是非资本主义的，所以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

其次容共的意义，也在三民主义里说得最为明白，所谓容共，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

至于农工政策，汪精卫认为其要点是党与政府应该唤起民众，为民众的利益而奋斗，民众应该服从党与政府的指导，结合成国民革命的基本势力。

但是，汪精卫对于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一点，表现出一种矛盾态度，前面提到的是拥护联共的一面，而骨子里却是持反对态度。他曾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只是由于孙中山联共态度坚决，汪精卫才不敢坚持己见，勉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国民党改组后的成效，汪精卫还是承认的。他说：民国十三年春间，中国国民党改组，对于本党，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自从改组以后，本党的主义深入人心，因而形成力量。  其一，自从改组以后，总理所著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次第出版，建国大纲亦已制定颁行，……国民革命因此得了极明确的道路和方向。

其二，自从改组以后，本党的行动日趋于纪律化。

其三，自从改组以后，对于帝国主义及军阀，采取不妥协的态度。

其四，自从改组以后，努力于唤起民众，尤其是大多数劳苦民众。……所以改组以后，“赞助农工”和“农工商学联合起来”的口号，遍于全国。

这就是说，国民党通过改组，新三民主义才真正深入人心，得到群众的拥护，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态度日趋坚决，从而表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与此同时，孙中山为了集中力量打击直系军阀，对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和皖系头目段祺瑞均取联络态势，于是派胡汉民联络段祺瑞，派汪精卫联络张作霖，即所谓孙、段、张“三角同盟”。汪精卫对此次使命曾有所说明：孙总统主张民治，然在今日排[充]斥暴力的时代，若无有力后援，结局终难成功。孙总统此次派余前往奉天，即为民意求外援，并知张作霖之意向。这大概也是汪精卫日后依靠不同派系军阀进行反对蒋介石乃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根源之一。

1924年10月，冯玉祥受革命影响，回师北京，包围总统府，囚曹锟于团城。并电请孙中山北上。11月，孙中山离粤北上，并发表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国民会议。宣言指出：“开国民会议是夺取军阀所把持着的政权，还之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毁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施行侵略的武器”，“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但是，北洋军阀各派这时却有合流的趋势。10月，原直系将领齐燮元、萧耀南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同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亦联名拥护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段祺瑞此时亦感到国民党势力不容忽视，于是邀请孙中山北上协商国事。

孙中山北上前，曾召集重要干部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商议，决定胡汉民留守广州，宋庆龄、汪精卫、戴季陶、孙科等随他北上。到上海后，孙中山又命汪精卫先到北京，作好事前布置，孙中山则绕道日本再赴北京。P37-39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比较少的。事情很简单，又很容易理解。因为近现代历史距离我们的时代较近，其重要人物往往涉及政治斗争，或者此人就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如果在研究或论述中稍有疏忽，或者提出不同意见，就可能成为政治问题遭到非难，使人望而却步。另外，我们过去过分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好像唯物史观只是强调经济、政治，只是重视人民群众，不重视作为经济集中反映的思想、文化，不讲个人的历史作用(进步的、反动的等)，因而对思想、文化，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很不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里说的“人们”，当然应该理解为既包括人民群众，也包括各种历史人物个人。思想文化固然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但也有反作用，而且当它一经产生，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既应当重视政治经济的研究，也应当重视思想文化的研究；既应当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阐述，也应当加强对各种历史人物的研究。近几年来，研究历史人物包括近代史人物越来越多了，而研究思想文化则成了一种热门，这是令人高兴的。

研究近现代史人物确有不少困难。研究进步人物有困难，研究反面人物也有困难，研究时好时坏、时左时右，曾经进步后又变反动的反复无常的人物更困难。研究正面的进步的人物，把他的生平活动、思想、事业乃至所受教育和影响，以及个人生活、性格、爱好等研究清楚，同其所处历史条件、周围环境相融合，通过生动语言有系统地表述或描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反面人物，如果不仅仅是罗列资料做简单的批判，而是对其活动、思想、反动主张乃至罪恶行径进行具体分析，尤其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也是不容易的。若说这些毕竟还比较好处理，主要是掌握好分寸高低的问题，那么对第三类人物即那种时左时右、好好坏坏、终至反动的人物的研究，就更不容易了。汪精卫就属于这类人物。

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人物，其特点是复杂多变。他在辛亥革命时是一个革命志士，曾在《民报》上鼓吹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并因谋刺清廷摄政王而被捕，写下了“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一时传为美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开始表示怀疑，但不久就转为支持，并在孙中山左右赞划。孙中山临终时，他代为起草遗嘱，以后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意在打击共产党，同时也排挤汪精卫。武汉政府时期，他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公开提出“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7月15日，却又积极实行“分共”，公开背叛革命。以后，他即升沉起落于时代的潮流之中，纵横捭阖于社会的动荡之际，时而组织国民党改组派，同蒋介石争该党的“正统”，时而蒋、汪合流，当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高喊“焦土抗战”；而1938年底，则公开投敌叛国，成为南京汪伪政府的总头目。

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政治人物如何研究，如何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对他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如何评价，确实难度比较大。过去对汪精卫的评价，一般倾向于全盘否定。因为盖棺论定，他最后叛国投敌，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因而，不但对他的反共和投敌叛国应彻底否定，并且由此出发，对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行动也予以否定，说他那时不过是假革命、假左派。对他叛国投敌、出卖祖国利益的行径产生义愤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义愤毕竟不能推进科学。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简单的结论或进行简单处理，也不尽妥当。面对复杂的历史，在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我们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具体地进行分析。近年来的史学研究，正在发生这种变化。

对汪精卫这个人物的研究，也应该如此。例如武昌起义后，汪精卫与杨度共同发起“国事共济会”一事，历来为世所诟病，认为是汪精卫投靠袁世凯、反对孙中山的有力证据。然而史实表明，在当时的形势下，革命党领导人企图利用与袁妥协的办法，换取推倒清廷，从而得到廉价胜利的想法，是普遍的，几乎无一例外，只是汪精卫在这个问题上更具妥协的特色而已。

又如，在大革命的广州时期，汪精卫与共产党入的合作还是较好的，遭到蒋介石的排挤而出走。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曾研究迎汪抑蒋的问题。到武汉后，汪曾红极一时，被誉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然而不久他就在联共问题上发生动摇。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他便公开反共，背叛革命。这是他革命事业的终止，也是他反动事业的开端。对于他的这些表现和转折是需要作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的。如果只是简单地用“假左派”来说明，似乎还不能解决问题。

就是对汪精卫堕落为汉奸头目以后，也不应简单地停留在罗列他的罪状方面，而应当探究他何以成为大汉奸，其汉奸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反动实质，并且把他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与日本的侵华政策以及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联系起来考察，才能使我们对其罪恶行径有更深刻的认识。

研究汪精卫这类人物，当然首先要注意他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思想及变化，注意他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属性的变化及特点，同时也要注意他本身的个人特性、行为品德，注意时代潮流的起伏变化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震荡，等等。总之，既要综合考察，也要具体分析。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逐步深入。

近几年来，已发表一些研究汪精卫的论文，主要是就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的专论，比较系统地研究尚不多见，资料也很分散。闻少华同志撰写的《汪精卫传》，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补了这个空白。

本书是闻少华同志多年研究的成果，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汪精卫的一生作出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对一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由于资料和篇幅的限制，本书若干地方还是显得有些薄弱，或论述不足，但它毕竟是第一本较系统介绍和评论汪精卫生平的专著，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民国史，对于广大历史爱好者，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希望后来者继踵而上，那么本书作为引玉之砖，当亦为作者和读者所首肯的。

在本书将要出版的时候，写了上面的一番话，姑且作为序吧！

本书是在师友们的鞭策鼓励下，在写《民国人物传·汪精卫》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资料和构思，历时三年，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承丁守和同志为本书写了序言，孙思白同志为本书题签，李新、张振鸥、吕一燃、陈铁健等同志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上述同志都是在繁重的科研任务中挤出时间看稿的，对此，笔者表示深切的谢意和敬意。

本书不足之处和论述欠妥之处，切盼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闻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