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又名《反经》，是中国古代智谋类经典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历代以来受到帝王和官员的重视，因为其精炼地提取了中国古代历史政治中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经验，并有超脱常规的本质分析，而不是单纯的政治道德说教，因此此书对于了解传统政治本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小《资治通鉴》”之誉，清代乾隆皇帝组织编修《四库全书》时，曾特意为此书题诗称赞，可见其爱重程度。本次译注作者对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典故进行了详细注释，译文中也对某些典故概括性较强的地方进行了意译，读来流畅自然，能使读者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历史智谋的波澜壮阔画卷。

《长短经》是凝聚唐代西蜀奇人赵蕤心血的重要著作。根据赵蕤自序，《长短经》原为十卷六十三篇。后来第十卷《阴谋》缺失。今存九卷，计《文上》、《文中》、《文下》、《霸纪上》、《霸纪中》、《霸纪下》、《权议》、《杂说》和《兵权》，共六十四篇。

从整体内容上看，《长短经》所讲帝王之道可分为“为政”、“王霸”和“治兵”三大部分。“为政”包括《文上》、《文中》、《文下》前三卷，主要讲帝王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手段：如卷首《大体》篇即提出“天子拱己而正”的帝王为政之术，围绕这个问题，下文的《任长》、《品目》、《量才》、《知人》、《察相》、《论士》六篇都是从人才问题展开，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人则兴，失士则崩”，故帝王应掌握如何了解、鉴别、争取、使用人才。

本书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帜引人注目的《反经》，因其名称有“反”字，在传统社会为统治者所不喜，故自清代以来官方多以《长短经》称之，但乾隆帝深知此书之重要价值，在将该书收入《四库全书》时亲自为之题诗作序，在四库所收上万种图书中享此“殊荣”者寥寥无几。——《四库全书》中享受乾隆皇帝题诗作序待遇的奇书——反经

2.作者是唐代蜀人中唯一能与李白齐名的传奇隐士赵蕤，且李白曾拜赵蕤为师，作诗对其推崇赞颂有加，而《长短经》是这位奇人唯一传世的作品。——奇人奇书，李白之师

3.是在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前数百年，即企图通过分类总结史事探索王朝国家历史兴亡规律的探索之作，且该书在后世常有“小《资治通鉴》”之称。

4.仅是古代帝王的宝贵参考书，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借鉴的“中国古代人生智术大全”。

卷一

 文上

 大体

 任长

 品目

 量才

 知人

 察相

 论士

 政体

卷二

 文中

 君德

 臣行

卷三

 文下

 反经

 正论

卷四

 霸纪上

 霸图

卷五

 霸纪中

 七雄略

卷六

 霸纪下

 三国权

 蜀

 吴

 魏

卷七

 权议

 惧戒

 时宜

卷八

 杂说

 钓情

 忠疑

 用无用

 诡顺

 大私

 败功

 势运

卷九

 兵权

 道德

 五问

 攻心

 伐交

 格形

 蛇势

 先胜

 变通

 掩发

【题解】

人与人相比，德有高下，性有贤愚。帝王管理国家，关键在于人才的选择与任用。因此，应练就一双慧眼，洞察人心，品评所面对的人才，就是帝王要务了。作者在此列出了圣、贤、君子、士和庸人的区别分析，足资参考。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①：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注释】

①仪：容貌、风度。这里也同时引申为人的内在品性。

【译文】

天下好比最珍贵的器物，而君王若想一统天下，做其主人，没有不劳心烦神于辨别人才、任贤使能的，因为只有这样，君王在用人方面才能获得安逸。孔子说：“人可以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楚明白地分辨这五类人，那么治理天下的道理就全在其中了。”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①，口不吐训格之言②，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注释】

①慎终之规：慎重地考虑到事情的后果，也泛指谨慎。

②训格之言：指可以奉为行为准则的教诲之言。训，教诲。格，法。

【译文】

所谓庸人，就是内心深处没有坚定慎重的信念，说话也随随便便，口无遮拦。结交朋友时不考虑选择贤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依靠，为人处世不扎实努力以便自己在社会上立命安身。见小利，忘大义，目光短浅，自己都不明白自己追求什么；沉迷于声色犬马，执迷不悟而随波逐流。有诸如此类表现的，就是庸人。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①；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注释】

①率：原注“率犹述也”，有遵循之意，与下文的“处”互文，都可理解为士人为人处世所遵循的原则或主张。

【译文】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内心有坚定的信念，做事有遵循的原则。虽然还不能精通大道和治人之术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坚持的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自己为人处世的一贯原则。因此，士人在思想上不要求智慧有多高，只要求彻底明了他所知道的；在言语上不要求能言善辩，只要求所讲的务必中肯简要；在行为上不一定要求巨细无遗，只要求每做一件事都务必明白其缘由。他既然思想明确，言语得当，行为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不可更改。所以即使生活变得富贵了，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生活变得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的主要特点。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①，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②。此君子也。

【注释】

①忌：怨害之心。  ②油然：不进之貌。越：过。

【译文】

能称得上是君子的人，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身秉仁义但从不以此骄矜示人，考虑事情通情达理，言语从不独断专行。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似乎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想要超过他，却很难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君子。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①，行中规绳②，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菀财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注释】

①闲：法。

②规绳：古代画圆和直线的工具，这里泛指为人处世的规范。

③菀：积。

【译文】

能称得上是贤人的人，品德不会违犯法度，行为完全合于规范，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会遭人毁誉，思想足以教化百姓而不会伤及自身。他富裕了，天下百姓就不需要积聚财物；他施予了，天下民众就不担心贫困。这就是贤人。P15-18

《长短经》又名《长短要术》，在古代也被称作《儒门经济长短经》，是我国唐代的一部智谋奇书，因为主要讲帝王权谋、有资于治国之道，有些人就把这本书与《资治通鉴》相提并论，称为“小《资治通鉴》”；因为书中常常从反面来谈权谋之事，所以也有些人称之为《反经》。

《长短经》的作者是赵蕤。赵蕤，字太宾，又字云卿，唐代梓州盐亭(今四川盐亭)人。传说其先祖是西汉宣帝时蜀地著名的《易》学大师赵宾。赵蕤的生卒年没有明确记载，大致生活于唐朝中期，主要活动于唐玄宗时代。赵蕤博学多才，精通经世致用之术，但未入仕途，而是与妻子一起隐居在鄞县长平山安昌岩，著书立说。唐代大诗人李白很敬佩赵蕤，曾登门拜他为师，跟从学习了一年多时间。这段经历使二人结下了深深的友情。开元十四年(726)，李白旅居扬州时回忆蜀中人物，挥笔写下《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在此，而我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可见二人感情之深。

赵蕤在当时名气很大，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长史苏颋向朝廷举荐人才作《西蜀人才疏》，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将赵蕤和李白视为“蜀中双璧”。唐玄宗听说赵蕤很有才能，征召他出来做官，但他没有接受，一直过着“抚琴弄鹤，漱石枕流”的隐士生活。相传赵蕤在隐居的地方“养奇禽千余”，每当他发出呼叫，这些奇禽便飞来，在他手掌中啄食，毫无惊骇之状。其飘逸潇洒，可见一斑。据记载，赵蕤还撰有《相术》一卷，晚年则效仿孔子，潜心研究《易》学，著成《关朗易传注》一卷，自序称“乱离中未尝释卷”，可见其用功之勤。

赵蕤夫妇隐居之地安昌岩，成为后代文人墨客流连的名胜。如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三台诗人陈谦《长平山访赵蕤遗址》云：

畸士幽栖处，青山空复青。高踪来吊望，遗址并飘零。

王霸天人学，纵横长短经。呼之当欲出，慨想此精灵。既表达了对赵蕤的凭吊之情，又给予其《长短经》高度评价。

《长短经》是凝聚赵蕤心血的重要著作。其成书时间目前尚无定论。据本书卷六《霸纪·魏》：“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统。”可知《长短经》的成书，大概在开元四年(716)后不久，《四库全书总目》即据此认为书“成于开元四年”。不过，《长短经》中还引用了一些开元四年(716)以后的唐人著作，如其中引用的张守节《史记正义》，成书时间是开元二十四年(736)。这说明赵蕤在后来又对《长短经》进行了一些修改补充。

根据赵蕤自序，《长短经》原为十卷六十三篇。后来第十卷《阴谋》缺失。今存九卷，计《文上》、《文中》、《文下》、《霸纪上》、《霸纪中》、《霸纪下》、《权议》、《杂说》和《兵权》，共六十四篇。

从著述体例上看，《长短经》自为经传，原书在大字正文之中夹有大量小字注文，或疏通文字，或阐释经义，或补充资料。而从其文献来源看，《长短经》是一部编述著作，是一部汇抄前人著作而成的书。据周斌《<长短经>校证与研究》统计，《长短经》原文包括注释约十九万字(计标点)，而赵蕤自己写作的成段文字不过数段而已，其余均是抄自先秦至唐代的各种书籍，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书百余种。赵蕤引用前人著作的形式有两种，三分之一是明抄，写出书名或作者名；三分之二是暗引，不写出书名或作者名。赵蕤在引用前人著作时，常以简明的几个字或设问、或总结、或说明、或承上启下，这类文字的数量要比赵蕤自己写作的成段文字的数量多得多，但这两类属于赵蕤写作的文字加在一起，也不足一万字，因而它属于编述文献。

《长短经》虽然是编述著作，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编述文献，因为全书有统一的思想主旨。赵蕤在自序中说：“《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也就是说，他写这部书在于探讨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治国者能兴利除弊，巩固国家根基，达到长治久安。赵蕤将前人的著作有机地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广采百家之说，博引经传史实，糅合众家思想，汇集王霸谋略，编成了这部谋略全书。

从整体内容上看，《长短经》所讲帝王之道可分为“为政”、“王霸”和“治兵”三大部分。“为政”包括《文上》、《文中》、《文下》前三卷，主要讲帝王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手段：如卷首《大体》篇即提出“天子拱己而正”的帝王为政之术，围绕这个问题，下文的《任长》、《品目》、《量才》、《知人》、《察相》、《论士》六篇都是从人才问题展开，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人则兴，失士则崩”，故帝王应掌握如何了解、鉴别、争取、使用人才。在有了合适的人才之后，《政体》篇指导帝王应掌握杂用王霸之道的施政原则。而后《君德》、《臣行》、《德表》三篇论说帝王自身修养与为君之道，臣子的为臣之道等原则。为政不易，时或有乱局出现，故作《理乱》篇，论述致乱之原因与防乱之策略。但以上各项原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故帝王而应根据时势与客观实际不断调整适用策略，以免政策落后时代而造成混乱，这就是《反经》、《是非》、《适变》、《正论》四篇的主旨所在。“王霸”包括《霸纪上》、《霸纪中》、《霸纪下》、《权议》、《杂说》五卷，主要论说以武力夺取、巩固和维护帝王之权的谋略、手段。《霸纪上》历述汉高祖起兵至唐高祖起兵期间的主要帝王、特别是开国帝王的军事斗争过程与经验，以及亡国之君的失败教训。《霸纪中》之《七雄略》就战国张仪、苏秦之连横合纵事论说军事韬略。《霸纪下》之《三国权》分述魏、蜀、吴三国鼎立局势中的权谋。《权议》一卷则主要是对帝王的告诫，应明时势、达权变，知“天道无常，百姓与能”的道理。《杂说》十九篇可称谋略经验纵横谈，涉及政治斗争中各方面的关系。“治兵”即第九卷《兵权》二十四篇，论说作为帝王应当通晓的军事原则与具体军事斗争手段，包括从出兵到还师一系列军事活动过程中的战略战术问题。总起来看，这三大部分内容互为关联，共同构成夺取或维护帝王之权的理论，是对唐代以前“王霸经权”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长短经》通篇充满了谋略思想，论述了多层次、多方面的谋略。其中有关于处理全局性问题的谋略，也有关于处理局部性问题的谋略。如《大体》篇，论述的是一国之君经纶天下的根本大法，作为一个善于理国的君王，其根本大计在于总揽大局和善于用人，汉高祖刘邦的成功，就在于他掌握了总揽全局的统驭之术；《政体》篇和《时宜》篇，则是论述如何处理局部性问题的谋略。“情异”、“势异”、“形异”，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变换策略，善于“权衡利弊”、“变通法则”。也有关于进攻性谋略和防御性谋略，如《钓情》篇的“以物钓之”、“以言钓之”、“以志钓之”、“以视钓之”、“以贤钓之”、“以色钓之”等，讲的就是在辩说之中如何主动进攻的策略；而《理乱》篇则是议论如何防患于未然的一种防御性谋略。《知人》篇论述识人谋略，认为识别人才，不仅听其言，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所谓“责实”就是看实际效果，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耗子才是好猫。除了系统地阐述谋略理论之外，《长短经》还引用大量的事例作为例证，力图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总结规律和经验。第四、五、六卷，以《霸图》、《七雄略》、《三国权》为题，记述战国七国争雄、秦末楚汉相争、三国魏蜀吴鼎立的历史，纵谈历代政治得失，以资后人借鉴。第九卷《兵权》二十四篇，集中论述军事谋略，如兵为凶器，举义兵者胜；探知敌情，先知后战者胜；兵法变通，不执一者胜；杂于利害，因势利导者胜；攻心为上，使敌军斗志涣散者胜；择将使贤，知人善任者胜；练士教卒，士卒强者胜；赏罚严明，令行禁止者胜等，涉及行军作战、士卒训练、将帅准则、天时地利以及间谍战、心理战等诸多方面，几乎可以独立成为一部用兵宝典。

从古代学术流派上说，《长短经》有纵横家气象，而实为杂家之学。《长短经》从选才用才，到领导统御；从为君之道，到人臣之德；从政令的权变，到外交的纵横；从做人的原则，到处世的变通，都涉及了。它既不限于儒家学说，却也不悖于修齐治平之道，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因此，唐宋以后，《长短经》和《资治通鉴》一起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政治教育参考书。乾隆皇帝曾为《长短经》题诗四首：

郭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殴业匠和函。向时虽类纵横说，忧末原归理道谈。

宋刊彝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日短长。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

卷原称十今失一，总目翻看余一篇。既是梓州善经济，不应辟召又何焉。

津瀛文苑继家声，四库搜罗俾赞成。邂逅世臣献遗简，向年论学忆西清。

可见这位以文才武功自诩的帝王对《长短经》的重视。

《长短经》是一部智慧之书，其中充满了富于洞察力且实用的建议，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可以说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智慧。书中引用大量人物事例，详述长短之术、正邪之道、阴阳之谋、明暗之法，无论古人，抑或今人，都可用来观人察事、处世求生、通权达变、纵横社会。因此它不仅是古代帝王的宝贵参考书，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借鉴的“中国古代人生智术大全”。

现存《长短经》最早的版本为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刊本，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用的就是这一版本。清代以来，《长短经》的重要版本还有《读画斋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即据此排印)等。

本书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以《丛书集成初编》本，择善而从；限于体例，不出校勘记。《长短经》自为经传，本书除个别地方外，仅选择正文部分；其中有些篇章较长，选用时还作了删节。在分段、标点、注释、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周斌《<长短经>校证与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刘国建注译本《长短经》(长春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张兆凯等注译本《长短经》(岳麓书社1999年版)等著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译注者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