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云溥编著的《生如逆旅(精)》收录作者多年来撰写的文化大家故事，包括席慕蓉、黄永玉等，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不同人的独特人生。他书写的对象有公众人物，也有经历非凡的普通人。有艺术家、学者、作家、导演，也有商贩、平民、外来的社会观察家。他们有的人曾做出过惊人的成就，足以名留青史。也有的人正在埋头做事，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和你我一样，都在参与改变着当下的中国。选择这些人的标准很任性而简单：“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有趣，希望说给你听。”

《生如逆旅(精)》是武云溥过往十年的内向生长，也是16段留于心底的故事，那些带着强烈生命印象的人，或广为人知，或平凡如你我。老武参与或旁观着他们的生活与选择，以交流敞开表象背后的真意，听他们坦诚内心的隐痛和喜悦。阅读后，有人会意一笑，有人红了眼眶。

在传媒行业玩耍十年的老武，从报社记者到文史杂志主编，从商业杂志主笔到电影网站主编，他执笔丈量生命的长度，以过客的身份，造访他人的内心世界，成为彼此短暂的知己，继而告别各自上路，既冷静又深情，心怀悲悯，喜乐同在。

16个故事中，有疯狂的信仰、叛逃的生活，也有属于特定年代的孤身奋斗……这些真实的故事，存在于那些无力抵抗又充满契机和奇迹的大时代里，并在这本书中与你我相遇。

故事好听，讲给你听。

唐山1976：伤城往事

每年7月28日，夫妻俩心照不宣，各自出门。你去祭奠前妻，我去拜祭亡夫。

逃离乡村进城记

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

饥荒年代没有故事

夹边沟农场进去右派3000多人，最后活着出来的大约有500人。

广州黑人族群：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不知道北京在哪里，广卅l才是中国的中心。

SARS爆发，他也暴发

“非典”让三种人发了财：卖口罩的，卖板蓝根的，开汽车电影院的。

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

把SARS疫情向全世界报道的人，后来成了个快乐的癌症患者。

香港什么都没有发生

做专业的事，赚钱，享受美食、红滔、女人，一切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

以诗之名，书写草原

在这样一座落叶堆积的森林里面，有这么多人走过，相信也有人爱过。

比他老的老头都走了

大时代像个筛子，这帮青年就像沙子一样被筛来筛去。

思想家归来

他像一只反季节的候鸟，从一个冬天飞往另一个冬天。

镜头里的中国故事

中国就像湖里的鸳鸯，你看水面很平静，可是水下面，鸳鸯的脚在拼命划。

中国电视剧30年

电视台的收入平均有70％来自电视剧广告，卖淫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拍电影像一场屠杀

陆川和覃宏吃过饭，在街上溜达半天，这才得到通知，可以进“海”里了。

中关村风云

中关村太像硅谷了，我们手里掌握着高科技，大墙外面却几乎是刀耕火种。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养老是政府应该做的事，享老则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梦想。

回龙观足球超级联赛

足球圈是个江湖，无论职业还是非职业，总有很多江湖规矩的暗流。

后记 做你短暂的知己

广州黑人族群：熟悉的陌生人

“广州是个大城市，有很多外国人。”2013年4月，在白云机场开往广州市区的出租车上，司机阿强指着路牌向我介绍，“这边出去是三元里、广园西路，往前走到环市中路、小北路，都是黑人的地盘。”

阿强说的这片地方属于越秀区，聚集着大量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客商，他们大多肤色黝黑，身形壮硕，几乎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国际贸易，通俗说就是倒买倒卖。珠三角拥有中国最庞大、密集的制造业，黑皮肤的商人们在广州林立的商贸城里穿梭，批量订购服装、电器、日用品甚至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运到非洲去卖，通常获利不菲。“因为这里的货物足够便宜，在非洲很畅销。”一个尼日利亚商人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知道北京在哪里，在我看来，广州才是中国的中心。”

他的中文名字叫“小吴”，2008年来中国，现在汉语说得很流利，这在广州的黑人族群里不多见。但是除了谈生意，小吴也没什么机会运用他的汉语技能，“本地人不和我们打交道。”在宝汉直街的城中村，每当夜幕降临，霓虹灯亮起，街头几乎全是黑人，宛如非洲市集。“我们晚上都不去那边，全是鬼佬。”在的士司机阿强看来，即使取个中国名字，黑人也还是“鬼佬”。这个带有歧视意味的称谓背后，是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我们的房子一般不租给黑人。”房产中介简姐说，“他们太吵，又脏，我不会讲外语，管理很麻烦。”黑人一般睡到中午才出来吃饭，下午逛市场、谈生意，然后和朋友聚会、喝酒到深夜，本地人的作息时间则刚好相反。这种此消彼长的景观，导致黑人聚居的街区被形象地称为“巧克力城”——广州人眼中的城中之城。

黑色爱情

在珠江新城附近的“Sports”酒吧，李秋丽翻着酒水单，点了一瓶红酒。“这是我最近的爱好。”她熟练地开启瓶塞，“没准儿哪天有机会做做红酒生意呢。”珠江新城地处广州的CBD（城市商区），紧邻繁华的天河北，酒吧里坐满了老外，很多人认识李秋丽，过来跟她打招呼：“嘿，萨米拉！”他们叫她的英文名字，李秋丽也热情地和对方握手、拥抱。

“看不出来吧，我是潮汕人。”李秋丽说，父母从小教育她，女人要以家庭为重。在民风保守的潮汕地区，同龄的女孩们通常都在家相夫教子，很少有人像李秋丽这样外出打拼。“你知道我们家乡的传统有多恐怖吗？”李秋丽说，“潮汕人家一定要生男孩。我有个表姐嫁了人，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了，还在拼命生，非要生个男孩不可。她现在一怀孕就跑去香港检查是男是女，女孩就打掉，现在已经打到第七胎了，吓死人。”李秋丽有三个弟弟，都在潮汕老家待着，“二十几岁了还活在我爸的翅膀底下。”这种“被掌控”的生活方式让李秋丽“随时受不了”。  所以等到去广州读大学时，她终于有机会离开父母的视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裙子能穿多短就穿多短！”李秋丽暗暗发誓，要彻底改变已经被长辈铺设好的人生轨道。“在家里我妈妈从来不让我穿超短裙，从来不让我穿吊带背心，从来不让我化妆，从来不让我做的好多事情，我到大学里都赶紧做。”她在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国际贸易，每天打扮得很摩登，在校园里招摇过市，梦想做个成功的女商人，靠自己的努力赚很多很多钱——这是当年她能想到最出格的生活，现在看来已经实现了：李秋丽在珠江新城的高档小区买了房，经营着一家电器贸易公司，晚上收工后可以到酒吧里喝酒，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聊天。

“只要你想改变生活，你就能做到。”李秋丽说。

而她生活最大的改变却连自己都没想到：嫁给了一个黑人。

李秋丽的丈夫大卫来自坦桑尼亚，31岁，2002年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广州留学，两人是在学校里的派对上认识的。黑人表达感情往往很直接，在小北一带黑人聚居的街区，中国女孩子很容易遇到黑人小伙子搭讪。“他们经常开口就问你要电话号码，或者直接说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类的话。”李秋丽说，她和身边的女伴都知道不能轻易答应黑人的邀请，否则被纠缠起来很麻烦。

大卫追求李秋丽用了三个月，起初没少碰钉子。“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活泼、漂亮，就问她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她回答不行。后来我才知道，东方女人喜欢含蓄，追她们需要多些时间和耐心。”大卫开始动脑筋，在校园里处心积虑地制造“偶遇”。吃饭的时候，李秋丽能看到大卫，买东西的时候又能看到他，站在宿舍阳台上看风景，这个黑黑的小伙子还是会出现在视野里。李秋丽开始对他有了兴趣。“当时我以为他是有女朋友的，因为有次去他宿舍的时候，看到门口有女孩子的鞋子。”有两个广外的女孩经常去找大卫，李秋丽以为其中一个是他女朋友，心想黑人果然不可靠，有女朋友了还说喜欢我。

“听说非洲黑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你当心被骗哦。”女伴提醒李秋丽。

说起青春往事，大卫哈哈大笑：“我信基督，只能有一个老婆。”再次表白的时候，他很慎重，先请李秋丽去酒吧喝酒，然后请她去宿舍坐坐，放浪漫的音乐，两人又喝了点儿酒。估计气氛差不多了，大卫说：“请你相信，我真的没有女朋友……”

“好吧。”李秋丽回答。

P58-63

一

六根者谁？

李辉、叶匡政、韩浩月、绿茶、潘采夫、武云溥。

六根何来？

约8年前，天津作家杨显惠来京，之前采访过杨老师的武云溥组织了一个饭局，席间有李辉、韩浩月、潘采夫、武云溥、绿茶等，大家相谈甚欢。饭后李辉提议，这个饭局以后定期举行。就这样，一个不定期的酒局就形成了。不久，叶匡政加入酒局，形成了后来固定的六根酒局。

二

一件小事坚持多年就成了事，六根酒局8年下来已成习惯，个把月不喝一顿就酒瘾泛滥，只要不是两个人以上出差，我们总能找到喝一顿的各种理由。谁出书啦，祝个贺；谁出国啦，送个行；谁生日啦，喝个酒；谁有娃啦，认个老……

这几年，我除了六根酒局其他时间从不喝酒，所以，尤其珍惜每一顿酒。8年来，细算下来应该喝了小100顿酒，如果把喝酒的馆子记录下来，会是一个不错的北京东部喝酒地图，遗憾我们从没记录。经常在酒局上，会聊起哪儿哪儿饭菜不错，哪一顿酒局谁醉过，又一起在哪儿喝酒看世界杯、欧洲杯以及各种杯。我们不挑食不挑酒，要的就是那种把酒言欢的状态。每次酒局李辉一般会带上两瓶好酒，我们酒量都一般，两瓶喝完正好合适，但通常这时候酒兴正浓，聊意正嗨，再补一瓶，喝到微醺。

六根是个开放的酒局，几乎每顿都有朋友列席，先后参加过六根酒局的朋友几年下来应该不下百人。张维娜和段旭两位美女由客而主，成了六根酒局核心喝客，她俩的加入让六根酒局有了更多欢乐的要素，不再是几个老男人傻喝。而且，她们也为六根做了突出的贡献，六根公众号的logo就出自段旭之手，维娜一度任六根公众号执行主编，编六根公众号很长时间，后来因为工作繁忙卸任。赵勇力和老武是发小，被老武“忽悠”来北京后，也频频在六根酒局喝起来，他话少，但酒量大；最后加盟六根核心吃客的是“醉醒客”丛书责编杨爽姑娘，她为我们几个老男人的小书稿真是操碎了心，最终，大家所看到的觉得好的都是杨爽的功劳，不好的地方都是我们自己太拖沓或小书本身的不足。

三

2014年5月的一次酒局上，我提议开通六根公众号。当时，大家貌似喝得有点迷糊了，被我酒后一通忽悠，竟个个举手赞同，恨不得当即立刻马上就开个号来玩儿。这一晚，基本上被我折腾成公号日，想了一堆名字，什么“酒嗝”、“五六七八酒”等等。最后，李辉提议的“六根”获一致认可。乘着大家酒后爱逞强的劲，把活都安排下去。老武注册公众号，段旭设计logo，潘采夫写卷首语，绿茶编辑后台，每个人攒一堆稿子备用，这事儿就这么熙熙攘攘地定下来了。

当天晚上，老武就把公众号注册了；第二天，李辉就发了一堆稿子给我；第三天，段旭就把logo初样发群里讨论；第四天，潘采夫把卷首语写好了；剩下的拖拉机们，就假装自己那天晚上喝多了，啥也没听见。还好我有十几年编报纸催稿的经验，每天在六根群里喊杀，在六目睽睽之下，总算有一搭没一搭地来了一些稿子。

2014年6月6日，六根公众号正式上线，六根酒局第一次这么任性地给自己找了个喝酒的由头。我们按年龄排列六根更新频次，周一李辉，周二叶匡政，周三韩浩月，周四绿茶，周五潘采夫，周六武云溥，周日，六根荐书。

四

头根李辉，是六根的精神领袖。最靠谱的代表，从不拖稿，每次周一刚推完他的根文，周二就发来下周的根文，然后在群里喊“已交下周一根文”，这时候其他几篇本周的根文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除了交稿靠谱，李辉的稿子也最是靠谱，“脚根”系列更是独一无二，描绘他这些年寻访过的名家故地，国内外走透透，带给人完全不一样的行走体验。

李辉稿件最大的优点就是，一个压缩包内，文图齐备，解开来直接往后台一编，不到半个小时就齐活。那些独家收藏的老照片更是弥足珍贵，比如写萧红那篇，端木蕻良题赠给李辉夫妇的“黄金时代”四个大字，现在看来是不是冥冥中的巧合安排？尤其突出的是，李辉交稿很有媒体人独有的对时效的敏感，如果是旧文，都会加上前言，描述选登该文的理由，没有编辑不欢迎这样的稿子，几乎你能想到的，辉爷都替你想到了。

叶帅叶匡政写诗写时评，文章产量之高让人惊叹。但他通常十天半个月不在群里露面，各种催稿对他无济于事，必须再短信确认一下。然后，他会一口气发过来一批，在群里@你一下后，又隐身不见。但每次酒局通知在群里发布后，他马上会露脸说：“我去我去。”然后，通常是后半局才匆匆赶来，因为他每天饭局太多了，赶场是常态。

他的文章比较高大上，各种儒家各种古典，时评也能让他导到几千年前去说事儿，通篇读完云里雾里，又觉得特别有道理。读他的文章我最关注如何从中找出配图的关键字，往往读好几遍不知道如何配图。最后只好找一张诸子老人家的图了事，毕竟文中引用了不少这些老人家的话。

韩浩月我喜欢叫他老浩月或月老。有一次我编六根荐书，不知怎么着就把他的名字打成“老浩月”，发出来后我一个劲儿赔不是，没想到他倒挺美，久而久之我们就叫开啦。他撰文产量可能是六根里最多的，专栏所涉无死角，时评、情感、书评、鸡汤，没有他不能写的。因为存量足够，又加上每天还在不断新产，所以，他的根文从未断过，有时候还会替其他拖拉机手顶文。

再一点，他是唯一能把文章编好放在后台素材库的，我只需点一下推送就可以。有时候我会行使一些主编权力，修改一下标题，他的文章里能抽出很多好标题，就像“老男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这一类标题，都来自他的文章。曾有一段时间，我把他所有的文章都改成“老男人系列”标题，那组文章的阅读量都比较可观。难怪，他那么喜欢老浩月的称呼。

潘采夫是最不靠谱代表，他其实稿量也不少，存货丰富，但就是不交稿，说什么主动交稿存在感多差啊。想当年，他编《新京报》文娱时评版，基本上就是下午两点开完选题会，6点要把版编出来，他就是习惯这样的节奏，早交稿他心里觉得慌。当年，我们一起在报社服务时，有一些约稿上的交集，通常是我帮他约稿，比他还着急。记得每次有重要历史题材电影上演，不等他催，提前几天我就跟杨念群老师约稿，然后，等他找我约杨老师稿时，稿子已经妥妥地在我邮箱里了。

这位小濮洲的十字街骑士，一不留神骑到爱丁堡去，写的小濮洲和爱丁堡随笔都特别好看。异域文化的交叉让他文风大变，他也成了我不太认识的爱丁堡骑士和小濮洲绅士。

武云溥是六根中的“80后”代表，当年我在报社时的最佳搭档。把选题交给他特别放心，到排版日他稿子自动到邮箱里，可以不用编辑直接下版，大小标题全都有模有样，甚至字数都差不离，也校不出什么错字，就这么靠谱。离开报社后，这些年他尝试了很多工种，同时升格为奶爸，产量严重受影响，也成了著名拖拉机手。早期的文章现在读来还是文笔绚丽、内容扎实。不久前汪国真去世，他捞出早前的采访稿，可以说是那几天最有分量的文章，刷屏朋友圈。后期从事商业报道，写了很多有质量的非虚构报道，但我对商业无感，还是觉得早期文章更好。

他发烧各种电子产品，对各种最新的网络应用也精通无比，唯独对微信公众号完全无感，口口声声说要接手六根主编之职，至今没见他在后台有动作。老武老比画，真枪见功夫，哈哈。

我自己个儿嘛，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把我推为主编，我就“主要负责编”。本来写文章就少，这些年做了奶爸更是笔耕迟钝，又因为开了一堆公众号，给自己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都处在从一个坑到另一个坑的艰难跋涉中。

五

2014年10月，全职奶爸两年后我再次成为上班狗，加盟了中信出版集团。一来二去认识了美女同事杨爽，她是中信去年最畅销图书的执行策划编辑，在百万级以上。我向她推荐了六根公众号，她看了表示有点喜欢，然后，我不怀好意地向她提出想出一套六根丛书，以为她会当即否掉。因为他们分社以出版畅销书为主，像六根这样的小众书肯定不是她们的菜。没想到的是，她对六根丛书挺上心，让我们交了一些样章就开始走起了选题流程，更没想到的是，选题居然通过了。

我们专门组了温州大排档酒局，把“百万大编”杨爽请来。这一顿美坏了六根，第一次消灭了5瓶白酒，好像600万正在向我们招手一样。酒过六巡，签了合同，六根丛书正式启动。之后的每顿酒局，我们有了更明确的主题和由头。一顿商量截稿日，一顿商量丛书名，一顿合计书名，一顿描绘宣传方案……书没出，已经喝了不下六顿酒。

尤其是丛书名，群里几乎天天争吵个不休，什么“十字街”、“思无邪”、“六扇门”……什么鬼名字都有，我则一天到晚刷屏“醉醒”。也许是被我刷习惯了，起名高手李辉来了个“醉醒客”，再次获选，“六根”和“醉醒客”均出自他的命名。然后，越想越觉得这个名字好，怎么看怎么顺眼。有了好名字，如果再有一个好设计，就更完美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第一个会想到一直葱白的设计师朋友胡颖。

2015年3月，我请胡颖帮忙设计醉醒客logo，他答应了。一周后，他给了我一个完整的logo方案，把我们六根都惊呆了，太完美了。

胡颖在自己“北平会”公号里，对这个设计做了一个释义：“醉醒客是一套丛书的名。绿茶兄给的视觉命题，并释义：挚友六人，号六根，持续了八九年的酒局，几乎每个月喝一顿，很固定，每次喝到微醺，也偶醉，但我们相信自己都有清醒的头脑，故名‘醉醒客’。

设计的工作从收集整理信息开始，以上可得出的关键词：友、六（固定），酒（酉本字、象形），醉、醒（夜饮东坡醒复醉），客（梦里不知身是客）。把这些信息通过视觉加工出来，设计就完成了。”

六根下一顿酒局，最重要的嘉宾就是胡颖。

有了好的丛书名，每本书还要有好的书名。百万美女大编说现有的书名都不行，彻底重起。起书名酒局在懒人餐厅喝起，酒过六巡，各种书名满天飞。

老浩月是起书名高手，蹦出好多好词，在李辉的“脚跟”系列中，找到一句“雨滴在卡夫卡的墓碑上”，并把这个书名送给李辉。大家都觉得意境很对，李辉自己也很喜欢，“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就成了李辉这本的书名。

起了那么多书名的老浩月，最终忘了给自己起书名。在之后的每天，他在群里给自己起书名，大家也每天一场书名会，就是没给月老想出一个书名。这场书名大战持续了两个月，直到5月6日，“错认他乡”这个书名才最后落到浩月头上，大家一致认为该书名有范儿。

叶帅的书，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起名，但是他自己任性地起名为“可以论”。好吧，可以。

潘采夫整晚拿着手机一首首念茨维塔耶娃的诗，好像每一句都是书名，在他念得口干舌燥时，我从茨娃诗中听到一句“在风中小站片刻”，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在书中小站片刻”就成为我这本的书名。

我也回赠他一个书名“从小濮洲到爱丁堡”，但“十字街骑士”在他心中是霸气的童年回忆，谁也无法动摇。

最后，只有老武的书名还在比画。

六

六根六人，数我文笔最差，总序却落我头上，理由是，我是六根主编，最了解六根公众号和每个人的风格，这事儿必须摊我身上。我是六推不掉，只好闷一口酒，应了。就这么点儿事，被我拉拉杂杂写这么老长的流水账，真是醉了。

醉醒客。

这本书是我记者生涯的部分总结，主要跟我在《新京报》和《全球商业经典》的工作有关。

2007年到2012年我在新京报社，大部分时间是做文化记者，得以频繁接触一些作家、学者、艺术家、摄影师。这些脑袋里装满鲜活思想的人给我很多启发，事实上很多人本身比他们的作品更有意思，甚至有些人和作品散发着迥异的气质。比如杨显惠老师，他的书里写满苦难，人也常年奔走在西部山野，据此想象该是个苦大仇深、眉头紧锁的老人。但是我们见面在酒馆里，他喝得满面红光，不说话的时候就呵呵傻乐。和杨老师的酒局促成了我们“六根”团伙的成立，绿茶在这套书的总序里有提及，不再赘述。后来我跟着杨老师跑了一趟甘南藏区，每天吃羊肉喝青稞酒，同行的姑娘们编了个花环戴在他头上，杨老师笑得就像花儿一样。

但是坐下来谈论文学和历史时，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了他心里的火。当你知道了一些人的故事，这些人就会住进你心里，成为你的一部分。这些心里的居民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只有某些契机能将他们唤醒，比如写作，比如采访，比如很多烟草和酒精。我喜欢记者这个职业，是因为有机会造访他人的内心世界。阎连科讲他年轻时候逃离农村的梦想；刘香成在北京奥运前夕谈论对中国传媒业开放的期待；陈冠中跟我聊香港是因为他已经定居北京，但是有本小说还是只能在香港出版；黄永玉和李泽厚这样的文化老人阅尽沧桑，到老了玩心大盛，对他们而言再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虑。

理想状态下的采访，应当是平等、坦诚的交流。写了几年人物稿，我深觉人是复杂的动物。很多夫妻相守几十年未必真正相知，短短几个小时或是几天的对话，又怎么可能看透人心。可我仍然觉得，在和他们谈话的某些时刻，在左思右想终于动笔写他们的那几天，我能够短暂熟悉对方，甚至是他们短暂的知己，这就足够。

离开报社后我参与过几本杂志的工作，其中2013年在《全球商业经典》的写作经验比较有趣。在文化之外，蕊世是理解纷繁世界的另一把钥匙。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非常重要。我对数据不敏感，吸引我的还是一些人的故事。在广州，我跟一群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黑人客商厮混多日，这些友善的黑人朋友对中国社会变革以及全球化的理解，可能比像我这样的很多中国人还要深刻。在北京的回龙观，一群热爱足球的青年很认真地操办着社区联赛；在200]3年SARS肆虐的时候，一家汽车电影院成了恐怖城市里的乐园……很多故事无非在告诉我们，商业可以很好玩，可以充满人情味儿，商业才是驱动时代进步的强大动力。

这些故事里还有一个人尤其打动我，他叫黄永，曾经为美国的媒体工作，是最早把中国的SARS疫情向全世界披露的人。我在书里写了他对死亡的看法，当时我们对这篇关于他的文章应该怎么写还有过争论。黄永先生不太珲解我为什么要写他这个人，在他看来，只有新闻有价值。我倒觉得新闻速朽，旧闻反而常看常新。他已经去了天国，愿他像在人世一样自由、快乐。

除了给我讲故事的这些受访者，还要感谢很多朋友，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在《新京报》时经常编我稿子的是绿茶，我们配合默契，屡获嘉奖。潘采夫当时也是我的编辑，他主要负责短新闻和快评论，这两样东西我最怕写，所以他的任务是给我打击。我自己有时也做编辑，李辉、浩月、匡政诸兄都曾在危急关头赐我稿子，李辉还是我采访文化老人的引路导师。新京报的领导对我都挺好，尤其是副总编辑何龙盛，谢谢他的宽容，但他的酒量太差了。到了《全球商业经典》，汪若菡和刘晋锋两位女士指使我去做了很多精彩的选题。虽然这本杂志已经散伙了，但我们的友谊长存。

最后表一下决心：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希望你们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