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在中国辽宁省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牛河梁遗址是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5000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并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这一考古新成果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本书是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基础之上所编写的。该书对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牛河梁遗址作了全面的介绍，其语言文字优美，深入浅出，图片精美，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产生将巨大影响。

引子

第一章 解读红山文化

第二章 红山文化的圣地——牛河梁

第三章 石头创造的奇迹

第四章 重现女神

第五章 祭地与敬天

第六章 辉煌的红山文化玉器

第七章 龙的传人

参考文献

后记

可以说红山文化的发现、早期的发掘以及后来的命名、深入研究、突破性进展是与中国考古学的萌芽、诞生、繁荣发展、辉煌成就相辅相成的，是中国考古学的略影。

一 走近红山

1 发现与命名

与考古学在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相应的是，我国最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都是由国外学者完成的。红山文化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06年至1908年，日本第一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与其妻鸟居君子把考古活动扩大到蒙古草原地区，考察了喀喇沁旗、赤峰、林西、达赉诺尔、多伦淖尔、外蒙古和张家口等广大地区，发现了红山后等生前遗存。桑志华是最早在中国从事地质和古生物学以及史前考古的外国学者之一，1922年他邀请了国际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德日进来中国与他合作调查和研究。他们在内蒙古、河北、辽宁等地区采集到不少新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的遗物，仅在当时的热河省就发现了22处新石器地点，也曾到赤峰市东北郊的红山前作过调查。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在内蒙古东南部的林西县和英金河流域调查过这类遗存。

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有一座红色花岗岩的大石山，通体透红，挺拔神秀，虽不甚高(海拔746米)，但临河突兀而起，怪石峥嵘，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赤峰即由此山而得名(图1)。老哈河支流英金河从南到西绕山而过。红山的山前和山后都分布有古代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存集中分布在红山山后。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对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938年发表了考古报告书。这次发掘和发表的材料丰富、全面，包括一批打制、磨制石器和细石器，还有较完整和可复原的彩陶器、夹砂灰陶器等，成为以后多年认识、判断这类遗存的主要依据和标准。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掘，在赤峰地区发现了明确的可与中原仰韶彩陶对比的史前文化，对于从总体上认识、把握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这次发掘也成为日后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红山文化之源。

但实际上日本学者对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并不是对红山文化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21年应聘来华进行矿产资源调查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辽宁省锦西市(现葫芦岛市)南票镇一带进行煤矿调查，顺便搜集地质学、考古学方面的资料。6月10日到达锦西不久即发现了沙锅屯洞穴，6月14日之前，安氏因忙于煤田的调查无暇及此。6月14日当他知道在洞穴中出土了石环、骨锥及大量的人骨之后，他才决定亲手发掘。他邀来当时任协和医学院解剖系教授的布达生共同发掘该洞穴，全部的发掘工作持续到7月中旬才结束。1923年安特生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主办的《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了发掘报告。沙锅屯洞穴在山坡南部，海拔216米，洞口方向为南偏西35度。洞的规模不大，洞口宽1.8米，高1.5米，进深约5米。洞顶为较整齐的圆弧状顶，洞底稍低于洞外地表。据发掘报告，洞内堆积可分为5层，出土遗物主要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石刀、细石器、石环、石兽形饰；骨锥、古针、饰压印之字纹和绳纹的夹砂灰陶筒形罐、彩陶折腹盖盆、红陶双耳壶等。洞内还发掘出代表42个个体的人骨。报告推测这个洞穴非古人居住地，而是一处祭祀址。近年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作了重新调查，发现这处洞穴遗址位于远离河川的山坡高地，确非古人居住之所。同时在沙锅屯以西三十余公里处的喀左县境内，发现一处时代和文化内涵均与沙锅屯相同的洞穴遗址。洞穴位置在接近峰顶的陡直山坡上，较沙锅屯洞穴所处位置更高，也更为险要。出土遗物与沙锅屯遗址相同，且也出有多具完整人骨。据此推断，沙锅屯洞穴遗址应以墓葬为主，兼具祭祀遗址性质，所出遗物主要属新石器时代的小河沿文化时期，也有属于红山文化的遗物。所以，沙锅屯洞穴应是最早发掘的一处红山文化遗址。据考证，安特生是在发掘完沙锅屯洞穴遗址之后转而南下，于同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发掘了著名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因此，如果说安特生1921年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开始的话，那么沙锅屯洞穴遗址就成为中国近代田野考古中第一个经正式发掘的遗址，意义非凡，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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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只有几个人、十多人，到现在已经拥有数以万计的文物考古专业队伍；从1928年以前，中国考古附属于地质学、生物学的科研机构，到现在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独立的文物考古科研机构，在全国十几所国家重点大学设置了考古专业；目前我国的各种文物考古专业性刊物和出版机构，已多达数十家；上个世纪初，我国没有中国科学家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项目，20世纪前半叶全国每年的考古项目也是寥寥无几，当前的考古工作规模绝非昔日可比，为了在大规模生产建设中，搞好文物保护，近年来仅每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项目就逾千项；至于为科学研究或文物考古教学工作而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也是为数可观。百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蓬勃开展，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见于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的考古新发现报道接连不断。

2001年初，我国考古学界为了总结20世纪考古学事业的发展，展示其辉煌的学术成就，弘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先进文化，增强爱国主义信念和民族自豪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全国性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评委和通讯评委来自8个国家级考古文物机构，28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考古文物机构，以及11个大学的考古文博院系。多数评委、通讯评委担任过或正担任着国家级、省级和大学考古文博院系的考物的科研机构或教学科研机构的各级领导职务，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我国考古文物学科的业务中坚。因此，这次评选出来的考古大发现项目的学术性、科学性、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评选出来的100项考古大发现，涵盖了25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人类发现7项，新石器时代30项，夏商周时代23项，秦汉时代24项，隋唐至元明时代16项。

本丛书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基础之上，又挑选了数十项，原则是每个项目为一本书。这些项目除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之外，项目的选择上也兼顾到考古文物学术内容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这些项目还必须有一定的可读性、社会的认知性。

这套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第一线的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其中不少人现在已是相关项目方面的专家，有的作者至今仍然承担、主持着这些项目的科研工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肩负着繁重的田野考古或考古文物科研任务，我知道不少作者是牺牲了休息时间，接受这个任务，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挤时间完成我们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的。

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强调丛书的“图文并茂”是非常必要的。具有丰富而高标准的线图、图版，是考古文物书刊的特点，这是考古文物专业的学科特点决定的。考古文物内容的通俗读物，对于线图和图版的要求内容又更丰富一些、形式又更生动一些、线图又更简洁一些、图版也更清晰一些，这样使读者结合文字更容易看懂、读懂，使我们的丛书更有吸引力，使广大读者对丛书产生更大乐趣。考古文物专业的学术术语比较艰深冷僻，作者尽量多使用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词语，但是在这种专业通俗读物中完全不使用专业用语也是很困难的。我希望现在奉献给社会的这套丛书，“文茂”更进步一些、更通俗一些，大家更满意一些。

国家的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足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弘扬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是考古工作者的时代重任，这套丛书也是考古工作者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科研成果。  刘庆桂

考古工作专业性强，所著报告、论文与普通读者间的沟壑太深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考古不唯神秘，而且陌生。如何使考古工作及其取得的成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弘扬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是我们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此次应天津古籍出版社之邀，作者编写了这本介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的科普性读物。虽未避浅薄，力图用通俗、简明的文字将牛河梁遗址宏大精深的内涵展示给读者，但由于作者学识有限，文采奇缺，书中必定有许多不妥之处，敬请同仁和读者赐教。作者是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和实践者，在这里工作多年，踏察过每一道山梁与沟谷，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对红山文化和牛河梁遗址的基本情况及考古成果的介绍，尚能得心应手。但由于作者研究功力的欠缺，对于牛河梁遗址深邃的内涵及其所引发的有关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尚不能随心驾驭。在尽力通俗的介绍中，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学术性，并融入了作者的心得、体会和一些粗浅观点。同时作者参考了大量有关的著作和文章，获得许多启迪和灵感。本书以一定的篇幅引用了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和被主流学者接受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