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花厅岁月
我于1961年调进中南海保健组。1964年秋天，受组织委派到西花厅担任周总理和邓颖超的专职保健护士，直到1976年1月8日总理与世长辞。其后，继续担任邓颖超的专职保健护士，到1986年才回到保健处。1968--1992年，任总参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和中央警卫局保健处护士长。
我与共和国总理的三次“不期而遇”
在我担任周总理的保健护士之前，曾有过几个小插曲。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一次陈毅老总陪同总理到南方，两位首长同乘一架飞机。周总理先上了飞机，他从舷窗向下看陈老总来了没有，正好看见了我。总理一向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甚至对高级干部也不例外。他一看到我，大概误认是谁搞了特殊化，就追问他的随行人员：
“那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也上飞机来了?”
卫士长成元功解释道：“那是陈老总的保健护士小许。”
我听后有点紧张，也有点不好意思，心里老是嘀咕着怕总理问我话，因此尽量躲着他，活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后来到他身边工作之后才知道，周总理既是一位严肃认真对待工作的人，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后来卫士长告诉我说：“总理把你当成谁家的小孩了。”
1963年夏，周总理陪同朝鲜客人到东北，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也陪同前往，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住在辽宁宾馆。有一天下午陪客人参观访问后，两位首长回到宾馆，总理坐在院子里休息时，伸手看看自己的手指。
卫士乔金旺看到后马上说：“糟了，没带小剪刀来！”
因为老乔知道总理那动作是要用小剪刀剪指甲。老乔随即问我带小剪刀没有，我说：“没带小剪刀，但有指甲刀。”
卞志强大夫就让我给总理送去，因为总理一向对女同志比较客气，一般不会批评。我只好硬着头皮给总理送指甲刀，并对他说没带小剪刀。总理一点也没有不高兴，还让我坐下，很随便地问：“你是哪里人，多大年纪了？”
我回答说：“我是大连人，24岁。”
谁知总理却和我开起玩笑来了，他笑着说：“你有那么大年纪吗？是不是想结婚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我也羞红了脸。还是卞志强大夫给我解了围，他介绍说：“小许是陈老总的保健护士，她确实24岁了。”
另一次是随陈老总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也去了。周总理请我和他跳舞，我很紧张。说实在的，我不怎么会跳舞。周总理跳得很轻松，还边跳边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他说：“在学校念书时，音乐不及格，其他功课都学得很好，这样老师也不能不让我毕业。现在老了，从跳舞当中学会了唱歌，边跳边唱，真是休息的好方法。”
听他这么一说，又听他那么一唱，我也不紧张了，而且配合得还算好。跳完这场舞，周总理说我“跳得不错嘛”！
经过这三次“不期而遇”，我的紧张心理逐渐缓解下来，周总理对我也不陌生了。
生机盎然的西花厅
西花厅，原是清朝末代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府第。推翻清廷以后，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期的国务院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院都设在这里。
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是1949年11月住进这所院落的。西花厅院落占地面积比较大，由前院和后院两部分组成。西花厅大门朝南开，进入大门径直向里走，就是前院。
前院是一大片园林，有高大的松柏树、槐树、梨树、枣树、柿子树，还有一些较低矮的花木，如牡丹、芍药、月季、碧桃等。在花木扶疏的前院中心部位，有一条带瓦顶的长廊，长廊的东头起始是一座亭子，横额上书“不染亭”三个字，为民国初期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所书。
不染亭向西的一条长廊直通水榭。水榭有五问敞厅，三面环水。水榭的西北角有盟鸥馆，当初陈毅副总理曾在这里办公。长廊、水榭和盟鸥馆都是雕梁画栋的古代传统建筑风格，很有皇家气派。长廊外侧是一个大荷花池，本来可以在池中放水养荷花和鱼来观赏，但总理在世时怕浪费水，就让工作人员、职工和战士填土种菜和玉米。总理去世后，管理部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在1984年经过整修后又恢复放水，养了观赏鱼和莲花。
整个前院的绿化相当好，入门以后仿佛进入公园，给人一种开阔、宁静、空气清新的感觉。再向前走，就看到坐落在高台上的一排高大的平房，在正中一间的门楣上方高悬着一块匾额，上面刻着“西花厅”三个大字，这里是周总理召开会议和会见重要客人的地方。前院临近西花厅正厅的地方，有几丛很高的海棠树，尤其是正厅正前方两旁的那两丛，十分高大繁茂。
从西花厅正厅西头的通道往后拐进去就是后院，迎面一排北房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工作和休息的地方。这个后院较小，但也有荷花池、带汉白玉栏杆的小桥、太湖石假山。后院的树木、花草也很繁茂，有高大的白皮松，还有许多海棠、丁香，也栽有芍药、碧桃、月季和其他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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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南海
1953年11月30日，时任国家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的黄树则用一辆波兰产胜利牌小汽车带着我，从设在北京东城区弓弦胡同2号的保健局出发，送我到中南海报到。
我要去的单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也是当时的公安部第九局第四处。
进中南海工作，于我看似偶然却也不尽然。在此之前，我是东北军区中国医科大学第41期的学员。中国医大是我党在江西瑞金创办的卫生学校的基础上经过多年发展，到延安后成立的；迁到东北后，哈尔滨医科大学曾是其一部分，后来又分开，但两所学校的校训都是“紧张、朴素、仁慈、谨慎”，连校歌都相同。两校学生入学后都经过严格的入学教育、政治审查和军事训练，而卫生部和保健局的多位领导，都曾在延安或兴山(今鹤岗市)担任过学校领导或当过教员，熟悉这个学校，对两校学生的政治素质和背景都很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任用干部非常注重政治条件，在哈尔滨医大为中央选人倒是很自然的事。
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到北京去做中央保健工作。因为1953年春天，学校已经决定保送我去苏联留学，并通过了摸底考试，我只等着下半年到北京上留苏预备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学1年俄语，然后就去苏联留学3年，以取得副博士学位。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内科教授。
1953年11月中旬，哈医大校部人事科的一位女同志找我谈话。她首先给我看了中央卫生部的三个调令。三个调令都赫然写着：着令为刘少奇同志选派的保健医生顾英奇即行来京报到。然后，她神情很严肃地对我说：“学校党委对中央卫生部交代的任务十分重视，从三个附属医院中进行挑选，根据政治、业务、出身、健康等条件，最终选中了你；卫生部对你也很满意，同意你担当这个工作，要求尽快报到。”接着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可以走？”
无论如何这实在太突然了。没想到从此我就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大学，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师长，到遥远的北京去当保健医生。当时我只有23岁，刚刚接触社会，什么经验都谈不上，有的只是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不打折扣的献身精神。虽感突然，可本着一切服从组织的原则，我当即回答说：“我东西不多，交代一下工作，收拾一下，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走。”
1953年11月16日，哈尔滨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哈尔滨医大内科学院给我买了去北京的硬席坐票，医院派工会主席杜玉田同志赶着一辆没有顶篷的马拉大车，医院党总支书记李国栋和我的几位同期留校同学冒着鹅毛大雪送我到哈尔滨火车站。当时，我并未立即意识到，于此一别，就是天各一方。我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在这一刻发生了重大转变。
11月17日，我到卫生部保健局报到。当时保健局局长是崔义田，副局长是史书翰、黄树则(兼中南海保健处副处长)；分管保健局的副部长是傅连唪(后来是崔义田)。我在弓弦胡同2号安顿下来之后，局长们接见了我。首先便对我说，已经给刘少奇同志派了保健医生顾承敏，因此准备派你担任陈云同志及其他首长的保健工作；我们先安排你去北京医院参观，熟悉情况。
接着，是傅连唪副部长接见。
傅副部长是长征老干部，人很瘦弱，常需要倒在躺椅上办公，但两只眼睛却十分有神，态度有点严肃。他在接见我的时候还是很和善的，面带微笑地对我说：
“顾医生，你是哈尔滨的模范，王通是北京的模范，我们信任你们。调你来是为党中央服务，这是一项很光荣的工作，但责任重大，一点都不能大意。要多请示汇报，要向老同志学习……”
这次接见的时间很短，我有点懵懵懂懂，对谈话的精神体会很浅。根据保健局的安排，我先到北京医院参观学习。结束后，黄树则副局长就送我去中南海保健处。
我到任时，保健处下设办公室、保健科、卫生防疫科和临床及食品化验室。处长是北京医院院长周泽召(兼)，副处长是黄树则(兼)、周毅胜(后调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周毅胜主持日常工作；徐福静(女)任办公室主任兼保健科科长，王醒任卫生防疫科科长。保健科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专职保健医生、护士，一名非专职医生，一名公卫男护士，现在又加上我。
那时，警卫局还有一个中南海门诊部，隶属于行政处，是为局机关干部职工服务的。门诊部主任是郑学文(女)，地点在南海边“流水音”。
当时的中南海保健处位于南海区域之内，是一座两进式平房四合院，前院北房西屋是主任与护士办公室，中间是前后院的通道，东屋是医生办公室，东西厢房是单身医生、护士宿舍；整个后院是周毅胜副处长和已婚医生的住宅区。
保健处正门斜对着瀛台桥北头，出正门右拐沿着海边向西不远是结秀亭，再往西几步就是丰泽园正门，再过去是静谷。有时，可以看到毛主席、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在这一带散步，或者在路上遇到刘少奇同志从西楼步行过来去毛主席家。保健处西墙外是一所空院落，再过去就是毛主席工作和居住的丰泽园、颐年堂、菊香书屋。保健处东边是毛主席接待国宾和从事重大国事活动的勤政殿。所以，保健处算是与毛主席为邻。勤政殿东边是政事堂，其东南角有个很大的太湖石假山，道路在假山与楼角之间穿过。
中南海是清代皇家园林，以蜈蚣桥为界，桥以南为南海，桥以北为中海，合称中南海。北海桥以北就是北海。虽有三海之分，但其水域是相连的。中南海南有瀛台，北有太液秋波亭(水运榭)。湖面碧波荡漾，岸边排列着高大粗壮的古垂柳；春天，绿柳含烟，细丝婆娑，悬垂入水，湖面层层涟漪，水鸟飞翔。瀛台四面临水，寓意瀛洲仙境，亭台楼阁，曲径洞府，假山化石，松柏成荫，花草遍地。整个中南海环境幽雅，风光旖旎，四季常新，皇家园林气派，不同凡响。
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保健处的医生、护士工间休息、下班后或星期日都喜欢到瀛台散步，观赏那里的皇家园林建筑、亭台楼阁、假山曲径、石笋、牡丹等。中央首长也都喜欢南海边和瀛台这块地方。进南海区域要凭通行证，所以能到这里来的人很少。蓝天，碧水，古树，繁花，开阔、安详、静谧，无车辆人声的喧闹，贴近自然，人们当然都喜欢来这片宝地。
有时，我们保健处的人能看到周总理和彭德怀这些领导人在瀛台桥上钓鱼，还经常在瀛台和保健处门外遇到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散步，以及周总理、刘少奇、彭德怀、陈毅、杨尚昆等各家到瀛台散步或到迎薰亭前中秋赏月、休息。
每次与首长相遇，我们就站在路边等他们过去再走，遇到他们一家或两家在海边赏月、闲坐、弈棋，我们就停止说话，加快脚步离开，不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和问好，以免打扰他们，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徐福静同志早就对我们讲过：如果在南海边遇到首长，要站在一旁让路，但不要主动向首长问好，也不要和首长说话，以免干扰首长休息或考虑问题。
生活、工作在南海，就像生活在延安的杨家岭、王家坪、枣园一样，是一种荣誉，一种信任，一种不同寻常的心灵体验。我离开卫生部保健局之前，傅连障副部长对我说过：“进中南海工作是党员同志的光荣啊！”
这里的环境和任务，与哈尔滨医科大学截然不同，责任重大而每天又显得无事可做。我们的领导却说：“你们没事就是最好的事。”
初来觉得很不适应，但我明白，为了革命胜利，有多少烈士、多少同龄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难道我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可以牺牲的吗？我用一个共产党员的尺子衡量自己，逐渐思想通畅，渐渐地，心静下来了，情绪也稳定了很多，没过多久，我就专注于中央保健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了。
从那时起，我开始在中南海生活、工作。中间虽然有过短暂的行政隶属关系变动，但工作地点基本没变。在“文革”动乱中，我曾参加北京医院下乡医疗队，不久又回到中南海，先被编人中央警卫团，“文革”后回归警卫局保健处(警卫局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属总参谋部建制)。现在想来，我在中南海竟然度过了漫长的31年的岁月。
在这31年当中，共和国走过了曲折复杂的发展道路，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些难忘的事情。在给首长们当保健医生的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很多不为人知的喜怒哀乐，不仅仅是日常生活，而且是在共和国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他们内心深处的矛盾和隐痛，面对大是大非时的坚定抉择。
我的妻子许奉生于1961年调入中南海，也从事中央保健工作。从1964年起担任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保健工作，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她继续照顾邓大姐直到1982年，有18年之久，后来还间断地照顾过邓大姐。
退休以后，我和妻子许奉生商议决定，将我们在中南海的亲见亲历真实地记录下来，还原那些我们亲自经历、参与的历史。用以表达我们对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与怀念，对新中国那一段记忆的尊重与纪念。我们认为，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我们也有这个责任。
2008年10月1日
本书是卫生部原副部长顾英奇和夫人许奉生共同撰写的带有回忆录性质的图书。两位老人曾长期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长年生活在中南海，熟悉中南海的一草一木，对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有着深厚、朴实的感情和直观、朴素的认知。本书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刘伯承、李先念等同志高风亮节、鞠躬尽瘁的可贵品质，以及他们身处历史风口浪尖上时处乱不惊、砥柱中流的英雄气概，更深情地回忆了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在中南海的日常生活，他们鲜为人知的喜怒哀乐，真实还原了这些伟大人物平常时刻的感人形象。笔触细腻，情感真挚，更保留了许多珍贵照片和重要文件，如1970年5月20日周总理与邓颖超的最后一次合影，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人的墨宝，经周总理批示的病情报告，邓颖超写给许奉生的信，等等。另外，本书还有一些关于林彪、康生、江青等历史人物的片段回忆，叙事客观、真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本书作者夫妻俩曾长年在中南海医疗保健处工作、生活，熟悉中南海的一草一木，对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有着深厚、朴实的感情和直观、朴素的认知。本书将他们俩在中南海的亲见亲历真实地记录下来，还原那些他们亲自经历、参与的历史。用以表达他们对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与怀念，对新中国那一段记忆的尊重与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