蛩蟨相依
自光绪九年（1883）从汉城军幕归里起，四祖父即与祖父及友人沈燮均等共谋家乡建设。其时通海乡民多以织布为生，久苦捐税繁重。四祖父、祖父乃谋减花布捐税，助乡民脱困，继之“散振平籴诸事，费出私财，不足则募，又不足则贷以继之”，又办通海滨海渔团以保护渔业。光绪十一年（1885），于家乡海门兴养蚕业，是为其民生事业之先声。同年，四祖父应顺天府乡试，高中第二名举，人称南元。
光绪十三年（1887），四祖父随孙云锦由安庆至开封，规划黄河决口工程，乃拟《疏塞大纲》，对河道梳理做精辟分析，有理有据，虑前人所未虑，朝野称奇，为后来领衔全国水利之预演。光绪十四年（1888），四祖父先后掌赣榆选青书院兼修县志，掌太仓娄江书院兼修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继为崇明瀛洲书院山长。五年间，四祖父先后为三所著名书院山长，渐入教育之胜景。自1883年至1893年，时势大变，中国已处巨变前夜。变则进，不变则退，人因时变，四祖父思接中西，神游古今，天马行空，握文化转型智珠，求强国富民之途。其所欲所为者，为前人思所未逮，行所未及，更为常人匪夷所思。
光绪二十年（1894），四祖父在曾祖父和祖父力促下参加甲午会试，终大魁天下。同年，曾祖父故世，四祖父丁忧回籍奔丧，本拟守制三年再谋起复。第二年4月，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两亿五千五百万两（包括赎辽费三千万两）白银，清政府独立财政濒临破产。四祖父痛感“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
四祖父在日记中自明心迹：“吾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决心既定，四祖父张謇毅然辞官，兴办实业教育。状元下海经商从一而终者，四祖父为中国历朝历代第一人，盖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天下社稷苍生计，四祖父自觉责任愈巨，视野愈阔，乃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为己任，以民生、智民、强国为终生大业，断然决然，“舍身喂虎”。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札委四祖父经理通海一带商务，招集商股，在通州兴办纱厂。四祖父慨然受任，历史记载了他的壮言，“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振聋发聩；生命实录了他的壮行，状元下海经商，开一代风气之先；他立下的宏愿是“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与张謇同时受委办厂者，陆润庠、丁立瀛。陆在苏州、丁在镇江，均设立商务局，招商办厂，抵制日货。未几，陆润庠在苏州办苏纶纱厂未成，回到北京做官去了。至于丁立瀛，在镇江办厂也是泥牛入海，惜乎无果。
近人论事常不耐往深里细里思，都说当年状元下海，华丽转身，轻巧洒脱，此种观点实是不察前朝之情，不知前朝之事！须知，当年状元办厂，领先天下，“做官”变为“做事”，虽一字之别，相差何止千里，只能用八个字形容：步步艰辛，万难当头！有学者认为，四祖父办厂经商，居状元之身，“通官商之邮”，占尽先机，其实只是纸上谈兵，想尽当然。当年事实并不尽然。谓予不信，且看同期领命办厂之陆润庠，系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其与四祖父张謇同期办厂无果归京，仕途倒是一路顺畅，光绪庚子（1900）八国联军进京，慈禧西行途中，急命陆代言草制，先后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官至太保、东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辛亥后，留清宫，任溥仪老师。乃贵为一品相国、帝师。还有丁立瀛，同治十年（1871）中进士（二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1895年公车上书大潮，真正起
领头作用为都察院，20余名都察院御史均曾上奏极谏，甚至连上数折，丁氏均名列其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丁氏复获起任“江苏全省高等学堂”（原“江阴南菁书院”）总教习。
顾视陆、丁二人，德才绝非弱者，而于厂事者畏缩却步，足见状元、翰林办厂绝非今人信口间等闲易事。抚今思昔，唯能以三字形容昔年初创厂事：难，难，难！
大生纱厂开创之初，政府方面的投资，仅止于当年张之洞办厂受阻、搁置于上海外滩的一批织机（锭子），而且原来说好全数投入大生运营，中途又被盛宣怀从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手上索去一半！而大生真正开办资金，均为集资所得，故有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之称，“官督商办”，其实是“绅督商办”。而个中诸般艰辛不易，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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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和张詧的一生证明：作为社会个体，他们既在原有社会结构下有所作为，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既受制于历史，又在创造新的历史。可以认为，一个社会和人类整体的发展，正是取决于这个社会和人类整体中个体的集体自觉。这是当今经济界、企业界，也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张梅颖
有一种风骨，不像闻一多慷慨赴死，梁漱溟直犯龙颜，梁启超痛责学界，陈寅恪不事“宗奉”……只是日常洒扫间心胸干净，心地安静，心态虔敬，不谄媚，不屈膝，不流俗，安于“学而时习之”，乐于“有朋自远方来”，素于“人不知而不愠”……光武兄秉自张家的这种邻里兄长式风骨，人人可学，可有，可葆，可播。
——张冠生
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是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改变的契机。历史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的中国当然与张謇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历史转型角度看，中国目前尚未真正完成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需要全民启蒙，需要精英参与，需要社会变革的引领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在哪里？这是我在阅读这部《百年张家》时忍不住思考的一个问题。
——马勇
四祖父张謇和祖父张詧用“蛩蟨相依”的一生成功例证了纳什均衡，他们都以自己的最优策略参与造福民生、改造中国的伟大战略，从而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张氏兄弟没有被定格在一个时代里，他们的业绩和精神早已超越了时代，影响弥远。他们用生命书写的文字，已经走到离他们逝去的肉身很远很远的未来。
——张光武
“蛩蟨相依”的一生
没有祖父张詧的鼎力支持，四祖父张謇的伟大理想和实践，也许走不了太远；没有四祖父张謇的高瞻远瞩，祖父张詧的人生只能重蹈寻常干吏轨迹，毫无华彩。
四祖父张謇和祖父张詧用“蛩蟨相依”的一生成功例证了纳什均衡，他们都以自己的最优策略参与造福民生、改造中国的伟大战略，从而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在给定对方参与策略决定的前提下，他们选择了最优战略，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在这一博弈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兄弟二人持续一生的互相信任，这正是南通大生和张氏事业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不断走强的基本保证。
很难想象，张謇、张詧弟兄共同创业，若无感情之无缝无痕、理念之高度一致，岂能做到如此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寄大情于民生？二木成林，可敌风摧；夹缝求存，尚赖蛩蜃。兄弟二人为实现共同理念，从误籍、析产、让读、入朝到联袂创业，一路行来，锲而不舍，生死相随，穷其一生，构筑了最富人间真情、最呈悲壮色彩、最具戏剧原色的“蛩蟨模式”，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无论于历史学界、经济学界、伦理学界和文学戏剧界，无疑都是一部取之不尽的宝典。今日重提企业家的社会良心，不能绕开张謇和张詧，也绕不开张謇和张詧。
从践履社会转型到实现民生和富民理念之间，似乎总有一条长长的、断断续续而难以到达终点的曲线。
四祖父张謇和祖父张詧没有被定格在一个时代里，他们的业绩和精神早已超越了时代，影响弥远，他们用生命书写的文字，已经走到离他们逝去的肉身很远很远的未来，他们把全部生命文字交给世界之时，文字的主人就已转为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了。
梅颖大姐百忙中拨冗为我写序，感佩不已。大姐是我多年师友，高瞻而意深，语重而心长，对我的一腔真诚，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将铭记在心。
冠生兄相识相知多年，评说：“梁家少年非龙即凤，凤毛麟角，不可复制。张家少年以十亩之田自立，具有充分平民性，可百，可千，可万，可万万。”谓我：“出自贵族，又能接通寒门，打通不同阶层。富者不自骄，贫者不自贱。”虽是拔高，是抬举，于我毕竟受用。
我张氏一脉，本来自农家草根，今复归草根本色，处人不知，名同甲乙而自若，合了两位老人当年心愿，应是幸事。
马勇先生序文一气呵成，读来酣畅淋漓，以我认识，当为其历年论及四祖父张謇文字之最着力、最用心之一章，笔力雄健，沉潜往复，深入底里，可感可知，堪称几十年间张謇研究的佳篇力作。序文着重论述四祖父张謇在中国近代政治社会之地位、作用和影响，恰补本书囿于篇幅并顾及通篇体例而致不足处，且其文之视野广阔，笔走龙蛇，为全书增色煊彩，令人举额。
本书图片及文字，多得助于南通博物苑专家赵鹏兄，鹏兄以四祖父张謇“寸寸而度之心”，孜孜耕耘于张謇研究园地，不惮辛劳，不弃细微，聚沙成塔，为张謇研究的长足发展夯实了不可多得的基础。
是为后记。
2016年9月14日
于上海江宁路寓所
为世界留下一个严峻的话题
光武新作《百年张家》问世，要我作序。我的心情，愉快中夹杂着感慨。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
我识光武，始于工作。其时，我在民盟中央兼管宣传工作，他在民盟上海市委主持宣传工作。因工作缘故，与他的接触，对他的关注，逐渐增多。
人之相知相交，能由工作、事业而始终，既是难得，又弥足珍视。
光武对工作很执着，很投入，这种心态，使他和民盟中央宣传部、参政议政部、研究室、民盟中央网站、《群言》杂志社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不掺杂质，简单，纯真，但可持久。
光武主持上海民盟宣传工作，在他任期内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组织奖，他个人也连续三年获得优秀个人奖。光武的工作，同样获得了《群言》杂志社的认可，在2005年《群言》创刊二十周年之际，民盟上海市委被评为先进集体，光武则被评为全盟唯一的先进个人。
春华秋实。眼见光武以自己的努力、专注和投入，以实绩实效获得价值认可，我也为之高兴。我想，以光武的性格为人，这应是他期望得到的最好褒奖了。相识贵相交，相交贵相识，这是我跟光武之间建立友谊的基础。
光武写《百年张家》，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言，是由一种责任感驱使，有一种时不我待的迫切感。他说，张謇、张詧，不特是张家人的张謇、张詧，也是海门人、南通人、天下人的张謇、张詧。对此，我是理解和认同的。
张謇、张詧生于“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社会，以“先天下之忧而忧”“舍身喂虎”的超人勇气、魄力和毅力，以民生大德为宗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将家乡南通建成文化教育之乡、“中国近代第一城”，模范中国，影响及于当代。而张氏兄弟的精神和事业，其实代表了清末民初这一特定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一群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先行者的共同理想和抱负。中国社会的进步，正是因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热血志士的共同参与而益现光彩。慎终追远，毋忘来路。我想，这是光武写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张氏兄弟遗产丰沛，近三十年间学界著述蜂起，而光武之研究祖辈过往也逾三十年。其于《百年张家》出版前后问世的文章有《张謇和他的同时代人》《重读张謇》《张謇、李鸿章心结和张謇、翁同龢情结》《通海垦牧公司和张謇的民生理念》《张謇、张詧与中国近代教育》《张謇与蔡元培》《张謇误籍与科举功过》《张謇和徐乃昌》和《张謇与上海》等。
这里，我想就《百年张家》中我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谈点看法。也就是光武在书中提出的：张謇、张詧弟兄倾其一生所得，用于民生大业，用于提升民智，用于发展教育和社会教化，用于被胡适称为“养活了几百万人”的盐垦事业，用于慈善，用于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却没有给自己、给家族和子孙后代留下锱铢余财。张謇对此的说法是：“皮肉心血，当委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正是出自这样的理念，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业绩，引发了学者的惊呼：“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张謇、张詧穷其一生，为世界留下一个严峻的现实话题：当人从穷人变成富人，当人创造了财富之后，他们会把财富用在哪里？用在哪些人身上？或者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下一步会怎样？
今天重提企业家的社会良心，不能绕开张謇和张詧，也绕不开张謇和张詧。张謇和张詧用短暂生命架起的，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构筑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的桥梁；张謇和张詧用短暂生命架起的，也是一个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的答案。
张謇和张詧的一生证明：作为社会个体，他们既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下有所作为，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既受制于历史，又在创造新的历史。所以，可以认为，一个社会和人类整体的发展，正是取决于这个社会和人类整体中个体的集体自觉。这是当今经济界、企业界，也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光武要我写序，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充分信任，有如我之对他的信任。海内存知己，人间重真情。是为序。
清末民初，积贫积弱的中国内忧外患，备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丑条约之痛，志士仁人，前拥后继，共赴国难，悲壮激烈，可歌可书。其间，从通海大地走来的清末状元张謇，胸怀民生大计，弃官下海，开风气之先，与其兄长张詧，崛起于阡陌，披肝沥胆，毁家兴业，以民生大德为宗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影响及于当代。
张謇、张詧弟兄穷尽一生弘扬民生、民智大业，不留锱铢余财遗子孙后代。张氏第二代中，有著书立传、弘扬父辈精神者，有振兴实业、羊蹄奋进者，有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者；第三代中，有人英姿戎装、奔赴民族救亡一线，有人在抗日战争壮烈殉国，有人兢兢业业、虽居高位仍庄敬自强；有人在平凡事业中默默奉献。《百年张家（张謇张詧及后人鳞爪）》作者张光武成长与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七十年代的风雨蹉跎，见证了八十年代迄今的时代巨变，从“中国民企一家”第三代的视角，以亲历亲见亲闻，讲述这个百年家族在艰难时世中的前行履痕，求证“君子之泽，五十而斩”魔咒的破解之道。
《百年张家（张謇张詧及后人鳞爪）》所述为作者张光武所经历的张家这些年来林林总总的大事小事。南通张家自张詧张謇始，下迄第三、四代，历世事变迁，堂燕分飞，子孙布衣而对比悬殊，故必先叙先人之事为引，作背景铺垫，渐次导入作者这一辈人经历之事，当令读者了解张氏一脉秉自强不息之精神，虽经岁月沧桑，风骨犹存，暗合文化自觉之理义。
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至第三章为第一部分，叙家族事、先人事、轮廓事，力求不重复史书典籍，而以张氏后人之眼光和感受为主；第四至第六章为第二部分，写作者本人这些年所历之事、所遇之人，见微知著，一叶见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