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简洁和系统兼顾的形式介绍了河姆渡。笔者试图把书中的每一栏内容置于相关的历史背景下作点、线、面结合式的阐述，在重点介绍河姆渡遗址方方面面的目标下，既争取让各方面的内容说明有一定的历史纵深感，也适当照顾其宽阔性。

百年考古大发现系列丛书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基础之上，又挑选了数十项，原则是每个项目为一本书。这些项目除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之外，项目的选择上也兼顾到考古文物学术内容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这些项目还必须有一定的可读性、社会的认知性。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一。

引子

第一章 东南一隅

第二章 不期而遇 一鸣惊人

第三章 元字地书 鸿篇巨制

第四章 美好家园 得天独厚

第五章 田园牧歌 诗画江南

第六章 心灵手巧 善假于物

第七章 寄情于物 创万世之先

第八章 一石激起千重浪

尾声

参考文献

后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差距——河姆渡文化与崧泽文化的竞争

事过境迁，待两岸文化进入距今5500年前后的崧泽文化阶段和河姆渡文化第四期，各自的实力和发展潜力即很快拉开了差距，北边在经受了环境变迁的较艰难的考验期之后，整体环境进入了较稳定的状态，这时期海平面也几乎停止了上涨，较开阔的平原地区重新开足了发展经济、文化的马力，尤其是稻作农业的发达、成熟为当时全社会的迅速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96年发掘的嘉兴南河浜遗址崧泽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特征和成就足以向我们传达上述两方面的信息。

相反，综观宁绍地区这时期各个遗址的文化面貌已明显地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文化堆积薄，遗物少的考古发现状况虽不能排除由于工作开展不平衡和保存状况不好等原因而给我们造成一种判断上的错觉，但从文化生态环境变迁的优劣角度来分析，仍促使我们相信这些考古发现能基本反映这一阶段、这一区域的接近真实的历史原貌。尤以塔山遗址中下层两期墓地的简单比较更能说明宁绍地区相当于河姆渡文化三四期之间的文化转变脉络。下层墓地规模较大，整体布局严密，墓葬排列清晰有序，随葬品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等级关系。而中层墓地各方面与下层实不相称。另外，慈湖上层遗存、小东门第二期遗存、鲞架山第三期遗存、名山后中期遗存等与它们各自的较早阶段的被叠压堆积比较，无不反映出宁绍地区的史前文化由河姆渡文化第三期至第四期的快速衰落过程，环境变化依然是首要因素。与此期的杭嘉湖平原相比，宁绍地区尽管也处于海平面的稳定状态下，但显见的是经济有效面积窄小，山麓坡地灌溉不易，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潜力较小。这一弱点根本性地制约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强有力的发展。所以说，在河姆渡文化的三、四期，宁绍地区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数量的增加和所谓分布空间的扩大现象，并不是河姆渡文化在此期进一步繁荣发达的结果，而只是史前文化发展的一个假象或说表面现象。事实是：一方面，那是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生态环境的特殊性造成了考古发现上的不平衡的结果；另一方面，遗址开始分散、规模缩小。因为“只有经济得到发展，人口增殖，才能使得遗址数量的增多和分布范围扩大”。宁绍地区这一阶段的生态环境，没有表现出促使史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资源条件。通过文化生态环境条件和各遗址遗存面貌分析得出的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是：6000年前以后的一千年问，宁绍地区史前文化衰落了，与同期的杭嘉湖平原上的史前文化相比，逐渐地被甩在接力赛跑跑道的后面。

至此，对于杭州湾两岸史前文化，在三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的不同表现和曲折路程，可以作一个更加贴切的比喻：杭州湾两岸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两岸史前文化的影响，犹如一场皮影戏演出中控制着道具皮人的两只手。在河姆渡文化一期(距今约7000～6500年)，两岸史前文化呈现出并驾齐驱的水平，就像刚开始的皮影戏演出中控制着道具皮人的两只手，不知疲倦，用力均匀；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状况也好像在说明，两岸史前文化有着同一个源头，那就是宽广的大陆架范围。这意思很像那两只手中的两个道具皮人，原本就是由一个人在操纵。斗转星移，两岸史前文化在以后的几千年间经历了各自的沧海桑田，两者的表现真像那皮影戏中的两具皮人的表演，白有精彩和遗憾之处……

各领风骚数百年——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的嬗递关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宁绍地区的一些遗址如慈湖、名山后、塔山遗址与隔杭州湾相望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遗址在文化面貌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只不过，与此同时，杭州湾两岸的史前文化确实产生了趋同现象。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除了玉器发达程度相差甚远外，两岸地区普通的文化因素几乎已不分彼此。

进入良渚文化时期，两岸文化发展水平却进一步拉开了差距。宁绍地区虽已发现多处直接叠压于河姆渡文化第四期之上的颇具良渚文化特征的遗存，也有几处单纯或直接叠压于生土层上面又被印纹陶堆积叠压的遗存。但它们的堆积薄，遗迹少，遗物零散已成为宁绍地区良渚文化阶段的史前遗存比较清楚的总体特征，而且不存在上述那种属于假象的可能性。北边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则盛极一时，而且几乎从各方面达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巅峰。两者相比，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环境的差异。杭嘉湖平原地区，由于海平面的稳定或短期的小幅回落，土地开阔平整，治理开发容易，稻作农业获得空前发展，在此基础上，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也达到空前繁荣。多层次规模的墓地发掘表明，社会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社会财富分化加剧，代表社会等级规范的礼制日渐成熟，社会整体处于向文明门槛迈进的阶段。而宁绍地区开发稻作农业的难度先天地大于北边，小环境众多，发展空间窄小，自然地理分隔而造成的社会、文化差异比较严重。这些特征在名山后等各个遗址中均有所反映。因而造成良渚文化时期宁绍地区的整体发展动力较弱。这一弱势一直要到一千多年以后越国的崛起才得以改观。

在良渚文化遗存中的很多细节，如稻作农业、带垫板的柱坑、有段石锛、冠状器造型、鸟崇拜、漆器、丝织品、鹿角靴形器、钻空石斧(钺)、水井、实足岙等方面都可溯源于河姆渡文化，其中，稻作农业中的犁耕技术、柱坑垫板的建筑技术、规整精致的有段石锛的手工艺技术、玉器雕刻工艺成就等，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表现，无不体现了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如果说，早期河姆渡文化代表了中国东南远古文化的第一个高潮，那么，良渚文化则无疑是中国史前文化中的一座绚丽夺目的顶峰。

千丝万缕连吴越——河姆渡文化与越文化的父系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宁绍地区的越国，励精图治，迅速北定吴地，遽成东南霸主，一时威震宇内，更欲问鼎中原。数十年的强势政治为越文化的兴盛撑起了一方晴朗的天空，使鸟图腾、水稻种植、善舟楫、陶器制作中拍印编织纹、住干栏居等文化传统再度发扬光大。杭州湾以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在这个较短的时期内达到了又一个发展的高潮，堪称“文化中兴”。越文化虽与河姆渡文化相隔上千年，但从粗略的比较中依然不难发现，越文化的血液中流淌着河姆渡先民勤劳智慧、崇尚自然、勇于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因子。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中出土一把刻有鸟篆体铭文的时越王勾践剑，铭文中把勾践实际写作“鸠浅”，与史书中的有关记载相对应，可以窥见越人曾有的崇鸟风俗。

1981年绍兴坡塘306号春秋晚期墓中出土一件国宝级的文物——方体、四面坡攒尖顶建筑的青铜模型，其顶上直立一根八棱柱，柱顶加饰一只神气的大尾鸠鸟室内塑着六个人正在举行祭祀活动的场面。仅凭这一青铜鸟所处的位置就足以看出越，对鸟的崇敬之情。

《汉书》中记载：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江苏南部武进、吴江、宜兴等地出土过多艘春秋战国时期的独木舟。这应是河姆渡人善舟楫习俗的遗风。

在宁绍地区的商周时期遗址中出土过不少印纹陶、原始瓷圜底罐(釜)、陶支脚、鸭形壶、有段石锛等，它们的造型特征多显示出河姆渡文化中同类器物的影子。

2001年发掘的玉环三合潭遗址，在浙江境内首次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它们具有与河姆渡遗址相类似的居住环境，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粗大木柱底下都有一个铺着厚实垫板的柱坑。这种木构建筑技术与河姆渡遗址、鲻山遗址中晚期的建筑遗存上看到的形式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虽然两者间有着两三千年和上百公里的时空差距。这一发现更进一步证明了，河姆渡文化对周围地区深远的历史影响。  P178-181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只有几个人、十多人，到现在已经拥有数以万计的文物考古专业队伍；从1928年以前，中国考古附属于地质学、生物学的科研机构，到现在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独立的文物考古科研机构，在全国十几所国家重点大学设置了考古专业；目前我国的各种文物考古专业性刊物和出版机构，已多达数十家；上个世纪初，我国没有中国科学家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项目，20世纪前半叶全国每年的考古项目也是寥寥无几，当前的考古工作规模绝非昔日可比，为了在大规模生产建设中，搞好文物保护，近年来仅每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项目就逾千项；至于为科学研究或文物考古教学工作而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也是为数可观。百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蓬勃开展，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见于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的考古新发现报道接连不断。

2001年初，我国考古学界为了总结20世纪考古学事业的发展，展示其辉煌的学术成就，弘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先进文化，增强爱国主义信念和民族自豪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全国性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评委和通讯评委来自8个国家级考古文物机构，28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考古文物机构，以及11个大学的考古文博院系。多数评委、通讯评委担任过或正担任着国家级、省级和大学考古文博院系的考物的科研机构或教学科研机构的各级领导职务，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我国考古文物学科的业务中坚。因此，这次评选出来的考古大发现项目的学术性、科学性、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评选出来的100项考古大发现，涵盖了25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人类发现7项，新石器时代30项，夏商周时代23项，秦汉时代24项，隋唐至元明时代16项。

本丛书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基础之上，又挑选了数十项，原则是每个项目为一本书。这些项目除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之外，项目的选择上也兼顾到考古文物学术内容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这些项目还必须有一定的可读性、社会的认知性。

这套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第一线的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其中不少人现在已是相关项目方面的专家，有的作者至今仍然承担、主持着这些项目的科研工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肩负着繁重的田野考古或考古文物科研任务，我知道不少作者是牺牲了休息时间，接受这个任务，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挤时间完成我们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的。

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强调丛书的“图文并茂”是非常必要的。具有丰富而高标准的线图、图版，是考古文物书刊的特点，这是考古文物专业的学科特点决定的。考古文物内容的通俗读物，对于线图和图版的要求内容又更丰富一些、形式又更生动一些、线图又更简洁一些、图版也更清晰一些，这样使读者结合文字更容易看懂、读懂，使我们的丛书更有吸引力，使广大读者对丛书产生更大乐趣。考古文物专业的学术术语比较艰深冷僻，作者尽量多使用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词语，但是在这种专业通俗读物中完全不使用专业用语也是很困难的。我希望现在奉献给社会的这套丛书，“文茂”更进步一些、更通俗一些，大家更满意一些。

国家的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弘扬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是考古工作者的时代重任，这套丛书也是考古工作者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科研成果。

多年在考古的田野上不断耕耘，我似乎腾不出双手来，为考古再做点别的什么。尽管现代考古学正在成为专业性越来越强的一门交叉性学科，但我越来越意识到，考古不仅仅是专家的学问和权利，也是全人类进步到一定时期而苏醒的一种本能需要，何况，考古的对象和学术资源还是祖先留给子孙的共有遗产，是超越物质属性的精神财富。因此，考古成果除了给学问家研究以外，也要以合适的形式交代给大众，即使他们中很多人对此暂时不感兴趣。

一年前，以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天津古籍出版社，落实经费，组织人力编纂“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丛书，旨在拉近考古与大众的关系，以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人们。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锦炎所长的促成下，我斗胆接受了其中一项普及性地介绍“河姆渡遗址”的任务，这方面原本着力甚少，但无疑也属分内之事。不过，说真的，著书立说，于我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此，半年多以来，我自知才疏学浅，始终不敢怠慢，在忒忑不安的心情中集腋成裘。

河姆渡遗址既是浙江考古界的骄傲，也是全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百花园中的奇葩。其名、其实早已蜚声中外，各种介绍和研究它的书刊、文章已不可胜数。如今，欲以简洁和系统兼顾的形式再次介绍“河姆渡”，虽有重复之嫌，但笔者试图把书中的每一栏内容置于相关的历史背景下作点、线、面结合式的阐述，在重点介绍河姆渡遗址方方面面的目标下，既争取让各方面的内容说明有一定的历史纵深感，也适当照顾其宽阔性。对于河姆渡遗址的文化遗存，我虽然谈不上娴熟于内心，却对其怀着与众不同的感情，作为一名后生晚辈，这些年中，对于同类遗址、遗物的亲近和接触已成了个人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份情感正是支撑着我完成这项任务的原动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那些深藏库房的出自河姆渡遗址的珍贵文物，凭我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无法在短期内拍摄它们的照片，此事让我颇感为难，着急之下只能利用已在各种书刊上发表的有关照片。所以，书中图片除自己拍摄和注明的以外，主要还引自以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材料为基础编写的《中国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精萃》和《余姚文物图录》这三本图集。在此对这些书的编者和摄影师表示由衷的感谢，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难以完成这本科普小书的撰写任务。

还有，本书涉及的客观材料主要是以《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发掘报告》的初稿和《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为基础的，若有出入，应以出版后的正式报告的相关内容为准。受体例所限，书中的有些引文，未能注明详细出处，也是我深感不安的，敬请有关作者谅解。

另外应该感谢的是，我所资料室的陈列、张建华两位同事，在炎炎夏日里的休整期问还打开书库为我寻找资料提供热心帮助；黎毓馨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经常给予关心和鼓劲；郑嘉励仔细看了大部分稿子，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为本书增色。

由于时间紧，只能粗浅地参阅有关的大量资料，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了一些生硬的消化和有限的吸收。其中，尽力加入了个人对有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但也仅仅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视野所及的有限范围作了匆匆的隙望，纰误和不足在所难免。

令人神往的江南因为有了远古的“河姆渡”而显得更加真实和丰满。而本书的写作，只要能引起大家认识远古江南的点滴兴趣，使渴望了解未知的本能获得些微的释放，也就满意了。此外，若还能引起一些人对社会、对自然的进一步思考和鉴赏，并激发人们对生命更加的热爱，那意义必然是超出此书的本身了。

孙国平

癸未初秋记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