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对小说家、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高评价一言以蔽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认为“陀氏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伟大，也许比他们更为重要”，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比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更伟大，因为“在某些领域比任何作家涉及更加深邃，触及点比任何作家更加重要”。本书正是纪德力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最伟大作家”的各种文本的结集。

本书是纪德力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最伟大作家”的各种文本的结集。作为背德者，纪德引陀氏为知己，因为他不但质疑过上帝的存在，还借助“魔鬼”之力，以达揭露魔鬼、丑恶、罪孽的目的。纪德甚至认定“陀氏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伟大，也许比他们更为重要”。尽管陀氏从思想到人格到行为都是自相矛盾的，他试图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文艺理论等角度直接阐明自己思想的努力全部失败了，但他是揭示心理秘密的大师，他对小说人物心灵的挖掘比得上弗洛伊德对病人心理的研究，他的小说“实现了一个奇迹”。

译序／001

一 从陀氏书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001

二 《卡拉马佐夫兄弟》／035

三 在老鸽舍剧院宣读的讲话稿／040

四 在老鸽舍剧院的系列演讲／045

附录一 陀氏作品片段／175

附录二 《蒙田不朽的篇章》序言／186

后记／208

纪德年表／220

书信的行文常常是杂乱的，笨拙的，欠通的。我们感激皮延斯托克先生没有勉为其难地强作掩饰，没有纠正这种很具特性的笨拙。所以，我们的引文全部参照皮延斯托克的译文，笨拙的地方、文理不通之处，都是尽量模拟俄文原本，虽然有时叫人感到别扭。

的确，初读时令人扫兴。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者霍夫曼暗示俄国出版者提供的陀氏书信本来可以选择得更好一些。霍夫曼认为，我们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通信便可觉得，陀氏遗孀安娜·格里戈里埃芙娜和陀氏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选择陀氏书信发表时让人家出了坏主意，他们本可以撤下多封只涉及银钱的信而换上几封更为隐秘的。光是陀氏写给他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埃芙娜的信就不少于四百六十四封，还一封没有发表过。但我不信其基调会有什么不同。

瞧这部集子，厚厚的，厚得叫人窒息，并非因为信件多，而是因为每封信都非常不成型。集子厚尽管可以，再厚也无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皮延斯托克先生没有费心把已经刊登在多种杂志上的陀氏书信汇总一并发表。譬如，为什么他只取刊登在《田地》(1898年4月?)杂志上三封信的第一封?为什么不取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一日写给弗朗吉尔的那封信?至少取其已发表的片段嘛，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他的婚姻，明显希望他生活中这个幸福的突变会治愈他的神经衰弱症。尤其为何不取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封很精彩的信?这是刊登在《俄国旧事》陀氏信件中最重要的，而且有哈尔佩里纳和莫里斯的译文刊载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流行》杂志上。皮延斯托克在书信集后面附加了《告御状》，《时代》杂志的三篇序言，杂乱无章的《国外旅行》(但其中有几段特别能引起法国人的兴趣)，还有非常惹人注目的《试论资产阶段》，对此我们表示赞赏，但他为什么不加上那篇感人至深的辩护辞：《我的辩护》(写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八年前发表于俄国，法语译文(罗森柏格译)载于《巴黎杂志》?最后，抑或不时加几个注释有助于阅读，抑或按不同的时期略加分类，有助于说明各个沉默的间隔，不是更好吗?

文学家的书信写得如此糟糕也许还没有先例，我的意思是说，如此不加修饰。他，“讲别人”，娴熟巧妙，一旦谈自己却困惑含混，好像见诸笔端的思绪不是络绎不绝，而是万千同至；或好像勒南所说的“多枝累累硕果”，他不得不随心和盘托出弄得焦头烂额才能把累累思绪公布于众。这些丰富而纷繁的头绪一经控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有利于复杂雄浑的谋篇布局。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呕心镂骨，含辛茹苦，把每篇故事一页页改了再改，毁了重写，孜孜不倦，直到深中肯綮，独具匠心，而书信则是随意挥洒之作，想必不作删改，但又不断改变说法，所谓逸笔草草，一挥而就，也即没完没了地赶时间。灵感!用来衡量作品和作者之间距离的，舍灵感莫属。啊!浪漫派令人心醉魂迷的发明!才思敏捷的诗神!你们在哪里呀?还是套用布丰谦虚的话吧：“天才出于勤奋”，此话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那么，朋友，你的理论是什么呢?”他初出茅庐时给兄弟写道，“一幅画应当一次画成吗?……你什么时候坚信不疑的?听我说，哪里都需付出劳动，艰巨的劳动。相信我的话，普希金的一首诗，轻巧雅致，才寥寥几行，看上去一气呵成，却原来普希金酝酿良久，才信手拈来俱天成……信笔写的东西，都不成熟。据说，莎士比亚的手稿见不到涂改的杠子，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奇形怪状，缺乏韵味。倘若莎翁下点工夫，还会写得更好……”

P6-8

西方文艺思潮和流派名目繁多，兴衰更迭；文艺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几乎每个时代都出现过影响深远的文艺理论家。既为文艺理论家，一般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指导乃至主宰着当时的文坛。然而，一切系统理论都有时代局限；其思想方法和批评方式不无片面性。就拿十九世纪三位大文艺理论家圣伯夫、勒南、丹纳来说，他们的历史作用和作品价值虽不可抹煞，但他们对同时代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即代表时代精神或具有超前意义的原创性作品，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横加指责，因为他们囿于自己实证主义社会学评论原则，常常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比如他们对同时代的斯当达尔、波德莱尔、福楼拜根本不理解，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历史证明，恰恰是这三位当时不被理解甚至受贬抑的作家，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影响最大。他们的作品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得到赞赏，进而他们的文艺评论和书信也得到重视，并被后人整理出版，最后他们的文艺观点成为指导二十世纪文艺创作的理论基础。这种情况也反映到中国的翻译界和文艺评论界：圣伯夫、勒南、丹纳的著作早就有过介绍，很多文艺理论教材和书籍早就评论乃至运用他们的观点，而斯当达尔、波德莱尔、福楼拜的文学创作虽大量翻译，但他们的文艺论述很晚才开始介绍和翻译，而像《福楼拜通信集》这样的宝库，至今只有少量选译。

有成就的小说家、诗人、画家，大多创作经验丰富、文艺修养高超、学识精深、视野开阔而独特，但一般不写理论专著(少数除外，如萨特等)，至少不写教科书式的理论专著。他们的文艺观点往往是零散发表的，或为人为己作序，或有感而发，或应付时局，或参与争论，所以一般不当作理论著作受人重视(少数除外，如维克多·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他们的文章看似缺乏系统，实则深入浅出，具有真知灼见，可谓“真佛只说家常话”，发人深思，回味无穷。比如《克伦威尔序言》至今仍有价值，仍被史家引用，而剧本早已乏人问津了。就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原有诗集十卷，早已散佚，独这篇序流传千古(字好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文章也是上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外皆然。

纵观中国的外国文艺引进工作，我们发现，各个时代的外国重要文艺创作和理论专著多有翻译和介绍，但重要作家和艺术家的文艺论述的介绍和翻译却不多，更缺乏整体性。如果说作家、艺术家主要靠其创作做出贡献，不等于他们的文艺论述可以被忽视。相反，更应倍加重视，因为他们的论述多为切身体会，是把感性上升为理性的东西，聚合了大量后来成为经典的原创性思想元素。如果把每个时代名家有关文艺的重要言论汇总起来，编成丛书，便能看清他们文艺上的追求，对我们来说，仍然可以起到启迪思想，洋为中国的作用。所以，本《译丛》拟从各个时代择取一些以法国大作家为主体的著名人物，编译各家有代表性的文艺论述，分集出版，以飨读者。

编辑凡例：

一、选题标准，着重看作品本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品位以及在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地位，且必须出自名家之手。所谓名家，包括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学者等，就是说在各自的领域具有相当名望和享有一定历史地位的人士。

二、在符合上述标准的前提下，如有既定选本，则尽量采用，或略加增删，其余将由我们自己编选。每册字数一般在十五至三十万汉字，视内容而增减。

三、选择或编选的论著，大多数是第一次译为汉语，少数已有译文的，也将采用更好的版本，不同的编选，和新的译文。少数重用的译文或文章，将征得译者和作者的同意。总之，我们将严格遵守有关国内和国际版权的各种法规。

四、本《译丛》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译文前冠有译序或原序或代序，译文后一般配有述评或年表，以助读者更好理解作品和作者。另外，除原文注释，将根据需要，适当加译注。

五、作品的表现形式力争多样：论著、杂文、书信、日记、序跋、游记、叙事、回忆等，涉及文学、美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电影、摄影、手工艺等，往往一书中就包括上列几个方面。

六、本《译丛》分辑出版，每辑五种。每种一般为一个作者的作品，或长篇大论，或短篇简章。但在少数情况下，一本集子也可收几个作者的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各抒己见。或集中几个同行，体现不同风格。

安德烈·纪德(1869-1951)生于巴黎。父亲保尔·纪德是巴黎法学院教授；母亲是虔诚的新教徒。家境殷实，新教气氛浓厚。安德烈尽管受到资产者循规蹈矩和清教主义墨守成规的教育，从小却极不安分，刚上有名的阿尔萨斯学校没几个月就因“恶癖”被开除。接着出麻疹，疗养，上学无规律；“恶癖”则不改，医生威胁“阉割”，从此安德烈焦虑不安。十岁丧父，焦虑加剧；不久发现姨母放荡行为，神经濒于崩裂。复学后，是文学使他生活恢复正常，精神恢复平衡，十三岁开始写日记，坚持终生，洋洋大观。

少年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同窗皮埃尔·路易的友情。皮埃尔天资聪颖，是狂放的唯美主义者，法语作文一直名列榜首。他们志同道合，从中学时代就一起写作投稿。多亏皮埃尔，安德烈发现了歌德，如获拯救者，开始崇拜与感性世界和谐相处的自然神秘主义者。尤其浮士德在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中苏醒的场景给予年轻的纪德后来创作《地粮》极大的启迪。又多亏皮埃尔，安德烈结识另一位唯美主义者保尔·瓦雷里，两人一见如故，成为终身好友。不久又拜见了导师马拉梅，终于加入唯美主义文学圈子。可惜后来皮埃尔·路易沉溺于色情诗歌，虽才气横溢，著作丰盛，但毕竟走火入魔，终因坚守唯美主义而不惜与纪德决裂，这当然是后话。

与马拉梅和巴雷斯相识的一八九一年，纪德发表处女作《安德烈·瓦尔特笔记》，没有弓l起注意，评论反应冷淡。但对纪德本人却至关重要，因为幼年手淫行为种下的犯罪感一直纠缠着他，使他失去平衡，更无法真诚表现自我，终于通过艺术创作找到平衡，获得表现自我的手段。《笔记》叙述安德烈患了天花，不巧遇到蠢大夫，却奇迹般痊愈了。他写道：“我至今尚不清楚我怎么能够康复的。显而易见魔鬼早就窥伺我了。我陷入黑暗，备受煎熬，根本无法预料从何处会出现一缕阳光透到我身上。就在此时，天使突然前来干预，把我从魔鬼手中夺了出来。”该书凝聚着年轻作者的文学抱负，也寄托着对表姐玛德莱娜纯洁乃至圣洁的爱情。同年还发表了《论纳喀索斯》，认为自己因爱慕女性而产生欲望是一种邪恶，性感官应在别处得到满足：即保持纳喀索斯式的幼儿自恋。

一八九三年发表的《瑞里安游记》和《爱情的诱惑》虽然仍是象征主义的叙事，但已经为未来大规模展现其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打下了基础。《瑞里安游记》是个讽刺故事，傻剧(法国十四至十六世纪一种讽刺滑稽剧)：瑞里安和伙伴们为了寻求解放，外出旅行：太平洋，马尾藻海，北冰洋，所到之处根本找不到要找的东西，但大家并不失望，依然高高兴……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受苏联官方的正式邀请访问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在斯大林亲自陪同下，向刚去世不久的高尔基致悼词。俄译版的纪德作品在苏联大量发行。但，就在苏联参观访问十周返法后同年十月，纪德发表了对苏联极为不利的《苏联归来》，次年又出版《对我(苏联归来)的修订》。纪德把个体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很难理解苏联式的集体专制，他想像中的苏联和现实的苏联相差太大，不免大失所望，以致毅然退出共产主义阵营。此种决裂言行在当时引起了极其强烈的批评。大概只有自称“不是马克思而是福音书弓}他走向共产主义”的纪德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但他却无法使别人理解。尤其左翼激进人士对他同仇敌忾；苏联官方更把他视为敌人，法西斯分子，不一而足，尽管《苏联归来》有些观点仍左得出奇，如：“宗教和家庭是进步的两大最凶恶的敌人。”此后，纪德收敛政治锋芒，主要从事文学事业，但始终不渝地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生活。

一九四七年纪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指出：“他(纪德)以对真理无所畏惧的爱，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揭示了人性的种种问题和境况。”惟有真诚才能无所畏惧，看来这个评语符合实际，并非溢美之词。然而，一直到八十二岁高龄仙逝，他仍是有争议的人物，法国共产党《人道报》宣告：“一具行尸走肉死了。”但他毕竟众望所归，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影响了法国乃至欧洲半个世纪，这大概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马尔罗称他是二三十年代知识精英的“当代首领”；马丹杜加尔称他是“追求真诚和自由的二十世纪卢梭”；萨特说他是人的形象“不可替代的典范”，“纪德是一种生成”：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纪德晚年的《岱塞》(1946)体现人的价值仅仅存在于自己的行动中，就是存在主义文学最早的作品之一。萨特为纪德撰写了悼辞式专文，发表在他主持的《现时代》上，题为《纪德不朽》，开宗明义：“他虽然死了，但人们发现他依然活在人间。”文章对纪德作了高度评价，最后引用黑格尔名言：“一切真理皆为生成。”接着指出：“他(纪德)选择了生成自我的真理。”(《处境种种》第四册第八十五至八十九页)

一九九五年八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