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遵义型铜鼓
遵义型铜鼓，以贵州省遵义市南宋播州土司杨粲夫妇墓出土的铜鼓为代表。这类铜鼓的特点是：鼓面无蛙，面沿略伸于鼓颈之外，面径、胸径、足径相差甚微；胸、腰、足各部的高度相当接近，胸腰间缓慢收缩，无明显分界线，胸腰际附大跨度扁耳2对，鼓面边缘无青蛙塑像，但有蛙趾装饰。纹饰简单，几何纹用同心圆纹、连续角形纹、羽状纹、雷纹构成，主纹则是一种由一个圆圈缀两条飘动的带子组成的游旗纹。此类铜鼓数量较少，主要发现于贵州，广西、云南、四川也有出土。
部分遵义型铜鼓与冷水冲晚期鼓比较接近，如广西桂平市出土的11号鼓，面径61厘米，身高35厘米，胸径62.7厘米，足径61.2厘米，胸腰际有线纹和绳纹扁耳2对，鼓面一弦分晕，中心太阳纹12芒，芒间填以三角坠形纹，其外有栉纹、勾连同心圆纹，主晕是斜阳图案和变形鸟纹。鼓面边沿有蛙趾4组。鼓身和鼓腰下部环绕栉纹夹勾连同心圆纹带。腰上部有“皿”形纹，并有阴刻“第榜子子孙孙永宝”双勾体铭文；足部饰同心圆及复线三角纹。
云南省富宁县龙迈下寨鼓，至今当地彝族同胞还在使用，面径67厘米，身高34.5厘米，足径60.5厘米。鼓面也是一弦分晕，中心太阳纹12芒，夹复线翎眼纹和变形翔鹭纹，鼓面边沿也有蛙趾4组。鼓的胸、腰下部环绕栉纹夹同心圆纹纹带，腰上部也有“皿”形纹。
比较典型的遵义型铜鼓要算遵义杨粲夫妇墓出土的铜鼓。
杨粲妻墓鼓，面径49.5厘米，身高29.9厘米，足径49.8厘米，胸腰间有栉纹、辫纹桥形耳1对，鼓面二弦分晕，中心太阳纹12芒，其余晕仅见圆钱痕迹。
杨粲墓鼓，面径44.2厘米，身高27.8厘米，足径43.1厘米，胸腰际有羽纹边带孔扁耳2对。鼓面一弦分晕，中心太阳纹12芒，其外有同心圆纹、复线角形图案、游旗纹、树叶纹等。胸部饰乳钉、复线角形图案和同心圆纹，腰饰同心圆纹、树叶纹和角形图案。
遵义马家湾鼓，面径44厘米，身高27厘米，足径43厘米。胸腰际有带孔扁耳2对，鼓面一弦分晕，太阳纹12芒，其外有乳钉、树叶纹、游旗纹、同心圆纹、栉纹等，鼓身有乳钉纹、同心圆纹、树叶纹、复线角形纹等。
另外，部分遵义型铜鼓与后来的麻江型铜鼓接近，如贵州长顺长摆所鼓。面径51厘米，身高29.6厘米，足径52.4厘米。胸部焊有线带纹带孔扁耳2对，鼓面一弦分晕，中心太阳纹12芒，芒问夹翎眼纹，其外有“酉”字纹、云纹、乳钉纹、栉纹、游旗纹、家禽家畜纹。鼓胸饰乳钉纹、兽形云纹、如意云纹、栉纹。腰下部为雷纹、云纹，足部饰复线角形纹。
五、麻江型铜鼓
麻江型铜鼓，以贵州省麻江县谷峒火车站一座古墓中出土的铜鼓为代表，是黑格尔分类中的Ⅳ型。这类铜鼓的特点是：体形小而扁矮，鼓面略小于鼓胸，面沿微出于颈外，鼓身胸、腰、足间的曲线柔和，无分界标志，腰中部有凸棱一道，将鼓身分为上下两节，胸部有大跨度的扁耳2对。该类铜鼓依纹饰的变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麻江型鼓，鼓面一般都有两晕乳钉纹，太阳纹芒间填以翎眼纹，主晕饰以宽大游旗纹或燕尾游旗纹，或饰以复杂的符策纹，或配以十二生肖纹，鼓身花纹一般分上中下三段。谷峒鼓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它于贵州省麻江县谷峒出土。面径48厘米，身高29厘米。胸部有扁耳2对。鼓面6晕，太阳纹12芒，芒问饰简体翎眼纹，其外有符篆纹、同心圆纹。鼓胸饰梅花纹、同心圆纹，腰饰雷纹、同心圆纹，足饰心形三角纹。
中期麻江型鼓，太阳纹光芒粗短，芒问夹以简体翎眼纹或稍加变化了的坠形纹，主晕常用长条游旗纹，繁体人字足游旗纹和桃符纹，鼓身花纹有的也分上中下三段，有的只有上下两段。另有一些花纹较精细，太阳纹光芒柔和，芒间饰复线翎眼纹，主晕多有两条短的游旗纹与剪影式十二生肖纹或八卦纹。在主晕外围还有一晕栉纹。鼓身花纹只有上下两段的，上段为乳钉纹、云纹、雷纹、栉纹等7层花纹，下段为5层花纹。如“天元孔明”鼓，面径47.8厘米，身高27.5厘米，胸部有绳纹扁耳2对。鼓面9晕，太阳纹12芒，芒间亦饰简体翎眼纹，其外有“酉”字纹、花朵纹、乳钉纹、带圈乳钉纹、羽纹，边有“坎卦”纹四处，主晕铸汉字铭文，小字为“天元孔明”，大字为“寿福进宝”，互相间隔，其间还有一个大“寿”字。鼓胸有乳钉纹，腰足有贝纹和三角形“主”字图案。
晚期麻江型鼓，鼓面大多用三层乳钉纹，并多使用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也有的鼓面太阳纹光芒柔和，芒间饰复线翎眼纹，主晕除二短游游旗外，还有三游游旗纹、线游旗纹、变体游旗纹、棂花纹、双龙纹、寿字纹、线画十二生肖纹等；有的有年款，有的还有吉祥短语铭文；有的鼓背面还有动物纹、植物纹、压胜钱纹以及人物故事线描图画。有年款是断代的一种根据。
以几面有年款铭文的铜鼓为例。
“万历元年”鼓，从贵州省兴义市征集，现藏贵州省博物馆。面径48.9厘米，身高27.5厘米。鼓面9晕，太阳纹12芒，芒间饰重叠三角形纹。第四晕有十二生肖图案；主晕是第八晕，其上有楷书“万历元年，孔明置造”铭文；第二、九晕为乳钉纹；第三晕为24个人像；第五、六、七晕分别为云纹、雷纹和如意云纹。胸部有乳钉、宝贝、宝钱、寿字纹，腰足有如意云头、雷纹、四瓣花和重叠三角纹。
“康熙二十一年”鼓，从云南省昆明市收集，现藏云南省博物馆。面径47.5厘米，身高28.5厘米。鼓面5晕，太阳纹12芒，其外有乳钉和“康熙二十一年岁在壬戌孟春造铸”铭文，还有鸟纹与云纹、羽纹、缠枝纹、勾连雷纹等。
“道光八年”鼓，从广西河池收集，现藏广西博物馆。面径47厘米，身高26.5厘米。鼓面9晕，太阳纹12芒，芒间饰复线翎眼纹，其外有“酉”字纹、乳钉纹。其中第四晕饰双龙献寿图案，与之相对应的一方印“道光八年建立”章，两旁分别印“万代进宝”、“永世家财”直条章铭文；第六晕在“道光”铭文外侧又有一组双龙献寿图案。鼓身也饰有乳钉纹、雷纹、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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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铜鼓文化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世代传承，长盛不衰。由于工作的需要，铜鼓文化经常成为我们考察与研究的对象，从出土铜鼓到活态铜鼓文化，从汉族地区到少数民族村寨，从中国南方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我们都经常进行相关考察与研究。基于长期考察研究的积累，我们编撰了《铜鼓文化》一书，并有幸收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铜鼓文化》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肯定，认为《铜鼓文化》较好地把握住了铜鼓文化的主要特点和变迁脉络，并注意到了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后来，在主持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首批试点项目“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主持“壮族铜鼓习俗”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及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我们又受地方政府委托主持“田林瑶族铜鼓舞”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同样获得成功，也一同开展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考察研究，并负责主持“铜鼓习俗”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相关工作。其间，对于铜鼓文化，我们又多了几分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认知，深深感受到铜鼓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铜鼓文化传承发展的紧迫性。
于今，文化艺术出版社有意把《铜鼓文化》一书修订再版，我们备感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铜鼓文化，意味着铜鼓文化将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
我们的愿望，依然是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引领读者诸君在铜鼓文化的历史长河遨游，能够使读者诸君更多关注铜鼓文化，进而能够为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最后，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给予《铜鼓文化》再次出版的机会，也非常感谢责任编辑为本书的顺利再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蒋廷瑜 廖明君
2011年冬于南宁
王文章
伴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
首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下，在各级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并已发展为比较健全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和传承人保护制度。在进行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国务院已公布了三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部公布了三批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市、自治区也公布了省级保护名录项目8566项，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十多年前的单个的项目性保护，走上了整体性保护、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保护的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普遍认知和理解，人们越来越珍视优秀传统文化，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注程度、参与热情越来越高，全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围绕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现在，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方法和方针、原则逐步完善和确立。在总结保护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逐渐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恒定性和活态流变性的基本衍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既不是使它凝固不变，也不是人为地使之突变，而是要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去自然衍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遵循其本体规律。近些年来，我们提出的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多种针对不同类型项日实施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在保护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在准确认识、总结和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保护方针和原则的确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是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机构队伍基本建立。截至2011年，不包括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仅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14.3876亿元；2012年，中央财政转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增长至6.2298亿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成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叶l心，16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和队伍基本建立。
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近十年来，北京和全圉各地陆续举办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及保护成果展，对于社会公众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意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两三年来，主要的展演活动如2009年文化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2010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巧夺天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大展”，2011年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2012年年初文化部等部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等都引起轰动，增强了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参与意识。
六是国际合作和交流不断加强。2004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第一批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了三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截至2011年11月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达36项，成为世界上人选项目最多的国家。2012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培训中心在中国（北京）正式成立，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充分肯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生存濒危的境况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存在传承人年老体弱，人走歌息、人亡艺绝的现象；在保护工作中，重开发、轻保护、轻传承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开发、盲目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些地方对保护工作认识不到位，保护工作不落实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头脑清醒，思想明确，进一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认真研究解决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抓实干，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扎实、深入的开展。
最近，文化部主要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规划的实施及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情况，以及保护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三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促检查，以便找准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整。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把各项保护措施落到实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会越做越好。
在概要回顾总结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保护工作的基础，或者说我们科学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律，不断取得保护工作成绩的基础是什么，我想，首要的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科学认知。今天，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整体性保护的情况下，更需要继续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认真、科学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探究它的文化渊源，揭示它的价值，总结它的存在形态和演变历程，以及研究如何在把握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保护。这样的调查、分析和梳理，可以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性及其杰出的文化、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由此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逐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关注、重视或主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正是基于此，我们组织专家学者或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者编撰出版了这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也曾邀我主持编撰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迄今已出版二十多本。这次经作者重新修订后纳入现在这套丛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项（书）目的选择，则是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确定，每个项目独立成书，分批出版。第一辑收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项，内容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工艺、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它们形式各异，但都以其厚重的历史、鲜明的特征在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并长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精神特质乃至生活方式；如同一朵朵奇葩，千姿百态、绚丽斑斓，与其他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悠久博大、辉煌壮丽。
这套丛书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都是该项目研究的专家学者或项目的传承人，其中不少作者是项目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根据自己多年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本着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精神，详尽梳理每一个项目的历史渊源和沿革流变、分布区域和存续状况，细致描述它们的呈现形态，包括风格流派、技艺特征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作品，并对其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价值进行深入的阐发。这套丛书力图以学术的权威性、叙述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成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读物，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中国渎者认识和了解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为世界人民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是为序。
2012年5月6日
蒋廷瑜、廖明君编著的《铜鼓文化》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之一，是着重反映铜鼓文化的基本面貌、表现形态、美学或工艺上的主要特点、历史，以及目前有代表性的主要传人，同时也简要介绍了当地政府为继承与保护这一文化遗产所做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
《铜鼓文化》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与接近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而且必将激励当代人通过这些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开创中华民族更为灿烂的未来前景。
铜鼓文化是远古时代在包括中国长江以南到东南亚的广阔地区的一种典型文化代表,依照汉文化的角度,可以将其视为古越民族的代表性器物文化.在今天比较典型的文化遗存,可以在壮文化、越南文化以及中国云南和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中得到印证。另外，在古代东北亚的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器物的痕迹，这似乎揭示了在远古时代，古越文化和东夷文化的相互交流。
蒋廷瑜、廖明君编著的《铜鼓文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之一，从田野考古调查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全面探索铜鼓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传承、保护及开发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