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基础浓厚、视野广阔，其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佛教史、中印关系史、西北史地研究、敦煌学等众多领域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正是由于季先生的研究领域太广、太艰深，不仅一般读者不能真正理解，甚至专业的研究者也很难对季先生的研究作一个全面的分析与评价。钱文忠作为季先生的学生，继承了季先生的衣钵，在青年研究者中已经是傲视同侪的佼佼者，由他来对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作一个分析与评价，正是不二的人选。本书所收四篇论文，正好填补了此一空白。

本书是一部学术思想论集。全书共收文四篇。

《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季羡林与吐火罗语研究》是对季羡林先生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领域的分析与评价，《季羡林教授学述》是对季羡林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整体评价，《陈寅恪与季羡林》是把研究领域相对接近的陈先生与季先生作一比较研究，以昭示我国两代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际遇与成就。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基础浓厚、视野广阔，其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佛教史、中印关系史、西北史地研究、敦煌学等众多领域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钱文忠作为季先生的学生，继承了季先生的衣钵，在青年研究者中已经是傲视同侪的佼佼者，由他来对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作一个分析与评价，正是不二的人选。

恩师季羡林先生和他的时代 钱文忠

前言

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

 ——恭贺恩师九十华诞

季羡林与吐火罗文研究

 ——恭贺恩师九十华诞

季羡林教授学述

陈寅恪与季羡林

 ——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研究佛教语文学必须从研习梵文入手，舍此别无他途。陈寅恪先生接触梵文的时间很早，1902年至1907年，陈寅恪先生先后随衡恪、隆恪留日。他的初步接触梵文似乎就在留日期间。1947年，陈寅恪先生因无钱购煤取暖，将所藏东方语言书籍转归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而经手人正是刚从德国回来就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这批非常珍贵的书籍中，就有荻原云来的《实习梵语学：文法·悉昙书法·文抄·字书》。在漫长的游学期间，陈寅恪先生对佛教语文学极为关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打下了相当厚实的根基。从劫后余存的笔记本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陈寅恪先生的佛教语文学造诣。季羡林先生在整理了这些笔记本后指出：“在中世印度诸俗语方言中，西北方言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国外有不少杰出的梵文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不少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在20年代的中国，却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有之当以陈先生为第一人。他在笔记本九、怯卢文第一本里面详细地抄录了怯卢字母《法句经》的经文，札记了不少的中世西北方言的音变特点。他也注意到ahu=aham这样的音变现象。他虽然以后没有在这方面写什么文章，工夫是下过了，而且下得很深。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

熟悉国际东方学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季羡林先生上面提到的“西北方言”、“西北方言的音变特点”等等，正是当时佛教语文学最尖端最前沿的课题，陈寅恪先生既然明显地已经意识到了，并且还下了很深的工夫，那么，以善于发现并解决学术前沿问题、强调“预流”著称的陈寅恪先生为什么会“以后没有在这方面写什么文章”，居然会在触手可及的学术皇冠上的明珠前止步不前了呢？要知道，这一止步，使得中国学者在当时的显学东方学的一个最前沿阵地上安营扎寨的时间晚了将近二十年。

这是一个值得学术史研究者深思的问题，当然更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角度给出一个未必理想的解答。

首先，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与陈寅恪先生同辈的中国人文学者，无论他们在留学期间学习了什么样的理论、掌握了什么样的方法，甚至也无论他们在留学期问选择了什么样的专业领域，他们所关怀的、所不能或忘的往往还是中国学术史中的传统问题。这些问题是“体”，存国外学习的东西是“用”，是解决传统之“体”的现代之“用”。换句话说，他们是带着传统之“体”的问题的，至少是学术意义上的主题先行者。这种情况虽然也有例外，然而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强调这一辈学者与传统的亲和，同然正确，但显然是不够的。目前对此现象似乎还没有圆满的解释。

具体就陈寅恪先生而言，刊载在《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上的《与妹书》是陈寅恪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学文字，尽管主要谈的是藏文，但仍然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德俄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可见，陈寅恪先生不仅究心“音韵训诂”这样的传统领域，而且在其心目里所要超越的对象依然还包括“乾嘉诸老”。

其次，学者的个人兴趣对其学术史的走向，常常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紧接着上段话，陈寅恪先生讲道：“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一佛教……。”这里的“此非我所注意也”，指的是具体的领域。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以佛教语文学为“用”的取向。余英时先生的《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是迄今为止研究陈寅恪先生个人学术史的最佳论著。余先生敏锐地感觉到：“陈寅恪的治学范围虽广，但他的兴趣好像自始即偏向史学。无论如何，据文献记载，在30岁前后他已决定选择史学为他的专业了。”陈寅恪先生的个人学术史的确发生了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三变”。但是，无论造就这“三变”的有多少原因，其中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却一定正是余英时先生指出的：“陈寅恪研究‘塞外之史、殊族之文’最初或出于爱国动机，或为显学所掀动，或两俱有之，今已无从确知。但无论如何，在深入这一学术领域的堂奥之后，他自然比谁都清楚，以‘塞外之史、殊族之文’而言，欧洲的东方学是居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他本人的基础功力在中国虽然首屈一指，但若与第一流的欧洲东方学家相比较，也并不特别超出。所以他承认在中西文化交通、佛教传播及中亚史地等领域内，深受伯希和等人的影响。而且东方学在欧洲早已形成有规模的传统，后起者除了在某些‘点’上寻求新的突破外，很难取得典范式的新成就。”这是非常通达的论断。陈寅恪先生的“三变”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尽管陈寅恪先生的“三变”的确愈变愈辉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同样应该承认的是，陈寅恪先生与当时的显学佛教语文学之间的距离也确实愈变愈远了。最终，这门显学在陈寅恪先生的个人学术史里连“用”的地位都荡然无存了。

再次，还应该考虑陈寅恪先生和欧洲东方学的不同国别的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虽然陈寅恪先生留德的时间最长最为联贯，而且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了两年的梵文、巴利文之后赴德，这个选择就更见意味了。不过，德国学者的论著虽然也屡被陈寅恪先生引用，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受德国传统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但是，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学术问题的选择，陈寅恪先生身上的法国东方学色彩远比德国东方学色彩浓厚。仔细回顾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史，不难看到，重返德国时，陈寅恪先生已经32岁，学术兴趣应该是已经明确了。到德国去师从一代语文学大师H.Luders，主要的考虑恐怕还是增强佛教语文学的“用”。实际上，陈寅恪先生也没有踏入德国东方学特别是佛教语文学的潮流。相比之下，陈寅恪先生从不讳言法国东方学，尤其是其代表伯希和的影响。这一点，余英时先生也已经提及了。放到这么一个背景下，则《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名句“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唱酬。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用伯(希和)、沙(畹)，就不仅是出于平仄的考虑了。以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为代表的日本学界固无论矣，以“伯沙博士”为领军人物的法国东方学若和德国东方学相比较，与汉学的亲和性无疑要强出许多。换个角度，那么法国东方学在佛教语文学领域的地位则是逊于德国不止一筹的。德国的佛教语文学家对英国同行中的特出者还有些敬意，至于对法国的同行，一般就未必佩服了。

最后，但绝不是最小的，导致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的个人学术史上逐渐淡出的因素，是陈寅恪先生不幸生活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最艰难的时代，与国际学术界的隔绝，加上贫病交加体衰目丧，都不能不使其个人学术史发生意料不及的提前或滞后的变动。P120-126

对我来说，为这样的一本书写前言，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内心深处的谢意。

此时，我心中洋溢着对我的中学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的感恩之情。能够在成长的关键阶段领受这样一位伟大的教师的教诲，是我人生的幸运。郝老师开启了此前懵懂的我的心智，让我感受到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的诱人的美丽。郝老师习惯在讲课前漫谈几分钟，向学生们介绍课本、课堂以外的世界。现在回想起来，至今余音袅袅，其味无穷。我从这些匠心别具的漫谈中深受教益。偶然一次课前，郝老师提到中国的梵文研究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而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也年逾古稀了。郝老师大概也没有也不会想到，这寥寥数语竟然促使我开始和季羡林先生通信，并且从此决定了我的人生。郝老师早已退休了，我不止一次地对同样酷爱历史的我的儿子儒亭说：恐怕你很难，或者几乎再也不可能有你爸爸这样的幸运，遇见像郝爷爷这样的中学老师了。我由衷地希望我的恩师郝陵生先生健康长寿。

二十二年前，我参加高考，对于全家人来说，如何选择我的志愿当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的父亲毕业于英语系，但是一直在对外经贸领域里工作。这是一个在当时首屈一指的热门行业，我的很多同学就是以此为首选志愿的。但我的父亲完全没有子承父业的俗见，彻底尊重我的志愿。父亲甚至还邀请了所在单位的一些四九年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一起为我出主意。此后，无论我身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我的旅程平坦还是坎坷，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我的父亲一直默默地、有力地站在我的身后，为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承受了太多太多。同样为我操够了心的，当然还有我的母亲。如果真有来世的话，我希望我们还是一个家庭。

这篇前言里所表达的感激之情是依照我走向梵文研究领域的时间为序的，当然并不能代表感激的浓淡深浅，而且我认为，这根本就是无从比较的。

不会再有比在北大追随恩师季羡林先生更幸运的事情了，有这段记忆伴随我的人生，我深深地感谢上苍。恩师和我当然是师生关系，但是，同时还有一份浓郁的祖孙之情。在那些岁月里，我完全是恩师的事业、恩师的家庭的一分子。这里收录的四篇文章，并不是我发表的和恩师有关的全部文字，还有更珍贵的、更足以反映恩师风骨的记忆，我还不能、也没有形诸文字。

今年已是九十五岁高寿的恩师，身体依然非常健康，精神依然非常健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大幸。然而，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上苍对我个人的恩赐和眷顾。恩师是我这艘飘零小舟的缆绳。恩师系着我，使我心里永远有岸。

恩师依然每天笔耕不辍，为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燃烧着自己。新华社发表了2006年11月13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丁作的部分，其中，温总理讲道：

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和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

我坚信，恩师自己多次讲过的“相期以茶”绝不仅仅是相期而已。对我而言，季门立雪更不会仅仅是一个书名。

2006年12月

不会再有比在北大追随恩师季羡林先生更幸运的事情了，有这段记忆伴随我的人生，我深深地感谢上苍。恩师和我当然是师生关系，但是，同时还有一份浓郁的祖孙之情。在那些岁月里，我完全是恩师的事业、恩师的家庭的一分子。这里收录的文章，并不是我发表的和恩师有关的全部文字，还有更珍贵的、更足以反映恩师风骨的记忆，我还不能、也没有形诸文字。

——钱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