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脚步沉重而拖沓，而且，陷入了一个怪圈：从王朝初建的清明，到末期的腐朽，随后被不堪重压的农民起义推翻，而新的王朝又重复这样的轮回。我们的帝国，犹如意气风发的少年，在这样的轮回中逐日变为垂垂老者，巨大的身躯轰然倾倒于烟尘之中……

从历史看文明的积累，从文明看历史的价值。本书为“历史之镜”丛书之一，对明朝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及事件作了介绍：朱元璋与“胡蓝之狱”，建文帝失踪之谜，文字狱与八股文，严嵩的沉浮，精忠报国的于谦……

中华帝国的脚步沉重而拖沓，而且，陷入了一个怪圈：从王朝初建的清明，到末期的腐朽，随后被不堪重压的农民起义推翻，而新的王朝又重复这样的轮回。我们的帝国，犹如意气风发的少年，在这样的轮回中逐日变为垂垂老者，巨大的身躯轰然倾倒于烟尘之中。

在帝国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惊人的相似：制度的承袭、人物的脸谱化……每个中国人，在借此套丛书回望来时路之时，都将为我们的历史而欢呼、惊讶、愤怒，甚至于椎心泣血。

“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与“胡蓝之狱”

　皇权与相权之争和胡惟庸党案

　皇权与将权的冲突和蓝玉党案

　作茧自缚　殃及子孙

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建文帝失踪之谜

　建文削落　招致祸端

　叔侄相争　终发“靖难”

　建文帝失踪　疑窦纷生

厂卫机构的设置——明朝的特务政治

　搏噬善类的鹰犬——检校和锦衣卫

　人间地狱——东西厂

　沆瀣一气的厂卫

明代的文化专制——文字狱与八股文　

　大兴文字狱　排斥异已　

　钳制思相　实行八股取士　

“直挂云帆济沧海”——郑和下西洋

　不辱使命下西洋

　航海壮举垂青史

　西洋悲歌戾后人

“粉身碎骨浑不怕”——精忠报国的于谦

　“土木变”　临危受命

　重整朝纲　挽救社稷

　“夺门之变”　以身殉国

　精忠报国　名垂史册

被称为“立皇帝”的权宦——刘瑾

　攀龙附凤　窍柄司礼

　恃权树威　排斥异已　

　强取豪夺　贪污纳贿

　恶贯满盈　祸遭凌迟

权势显赫的奸佞——严嵩的沉浮

　趋炎附势　谋得升迁　

　恩将仇报　谋夺首辅

　父子为奸　酷贪成性

　祸国殃民　不得善终

明代为官的楷模——海瑞

　南平教谕　刚直不阿

　淳安县令　兴利除弊　

　冒死进谏　上《治安疏》

　应天巡抚　陷入困顿

　晚年复出　殒于任上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抗倭名将戚继光

帝国暮霭中的一抹辉煌——张居正改革

 力挽狂澜 辉煌重现

 才艺高超 成就大业

 人亡政息 启及后人

晚明的政治角逐——东林党争

 “争国本” 党争之嚆矢

 宫闱“三案” 党争白热化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犬牙交错

 东林党争 玩味无穷

明末的农民英雄——闯王李自成

 山雨欲来风满楼

 “闯将”崭露头角

 埋葬朱明王朝

 功败垂成

勤政的亡国之君——崇祯帝

 危难登基 勋精图治

 不知恤民 民不聊生 

 重用宦官 政治腐败

 偏执狭隘 用人多误

朱元璋是靠淮西人起家的。他从1352年开始参加郭子兴的反元队伍，直至夺取全国胜利并建立大明政权，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得力于长期风雨同舟的淮西旧部。开国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封公者6人，封侯者28人。特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等人，更是受到尊崇。这些人不仅控制朝廷要津(中书省左丞相为李善长，右丞相为徐达。后来，接替左右丞相者为胡惟庸和汪广洋。另一几与中书省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机构大都督府，其统领是朱元璋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此外，傅友德、陈德、郑遇春等八大侯都任同知都督府事)，而且还以乡土、宗亲和部属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淮西功臣集团。他们都被赏赐了大量土地，由以往的贫苦农民、农民起义将领蜕变成了大地主、大贵族。然而，这些公侯之家、并不满足于既得的利益，而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已有的特权。他们倚仗权势，侵夺广大百姓的田地、房屋和牲畜，或者强占官地，接受无赖小民的投献。在钦赐的佃田人户和仪仗户之外，还广蓄部曲，驯养庄奴并擅自使役官军，甚至让他们坐贾行商，为自己牟取暴利。这些新贵自恃开国功高，不仅自己骄横跋扈，而且还放纵门下的悍仆豪奴凌暴乡里，鱼肉百姓。对此，朱元璋深感不安。他曾颁发敕令文告，一再告诫功臣不要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并将约束的条例铸成铁榜，坚决表示若有违犯，必将严惩不贷。例如，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就曾颁布《申戒公侯铁榜文》；十三年(1380)六月，颁布《臣戒录》；十九年(1386)十月，颁布《至戒录》；二十一年(1388)七月，又颁布了《大诰武臣》；二十六年(1393)三月，再次颁布《稽制录》……这些法律条文的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些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清除他们的信号。

然而，朱元璋的三令五申，并未能完全制止住公侯元勋的非法横行。除了新贵们的非法横行外，明初君权与相权之间的激烈冲突，更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由此引发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是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于1356年朱元璋进兵和州时来投。由于他是当时淮西功臣集团的领袖李善长的同乡，故得到了他的推荐和提拔，先授之为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州通判，不久又升为湖广佥事。他曾经不惜以重金贿赂李善长，于1367年被召为太常少卿，不久被升为太常寺卿。1370年，进中书省，并官至中书参知政事。此人才干出众，反应敏捷，记忆力惊人，但是为人阴险刻薄。他为了取得朱元璋的欢心，极尽献媚逢迎之能事。不久又升为中书省左丞。洪武六年(1373)，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中书省右丞，并独专省事，旋即晋升为右丞相。1377年9月，胡惟庸又升任左丞相。

随着官位的晋升和权势的显赫，胡惟庸更加不可一世，他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排除异己，收受贿赂，并极力拉拢李善长，为此，他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长结为亲家。他还想与徐达结好，但徐达对胡惟庸的为人非常鄙视，不加理睬。他怀恨在心，反过来又报复徐达。他贿赂徐达的门客福寿，欲谋害徐达，福寿向徐达告发了他，徐达不得不小心防范，而且曾坦率地对朱元璋讲，这种人不能做丞相。

洪武初年，朱元璋欲选一合格满意的丞相，冥思苦想，觉得合适的候选人有三个，一是杨宪，二是汪广洋，三是胡惟庸。一时抉择不定，于是召见刘基咨询，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朱元璋问：“杨宪如何?”刘基回答道：“(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但后来，朱元璋并没有听信刘基的意见，任胡惟庸为相。胡惟庸任相后，刘基大为悲戚地说：“使吾言不验，天下苍生福也。”他痛感朝廷与自己都会遭遇不测。

刘基因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治，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人相的话，故深受胡嫉恨，被借故革去岁禄。洪武八年(1375)，刘基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对此，朱元璋后来断言道：“刘伯温在这里，满朝都是(胡)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蛊，相传是一种由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这里泛指一般的下毒。显然，刘伯温是遭了胡惟庸的毒手而命归黄泉的。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急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信。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急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后来朱元璋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期间，大权独揽，朝廷上有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事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大有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朱元璋曾总结历史教训：自从秦朝设立丞相一职以后，辅臣狐假虎威，宰相权重，于是出现了指鹿为马那样的事情。自秦以下的历代帝王，均不曾借鉴秦朝设相的经验，而是相继沿袭未改，丞相擅专威福，从而对君王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对此，朱元璋积极采取裁抑相权的措施。如在洪武十一年(1378)，就曾下令，此后臣下奏事毋须通过中书省，而应径直禀报皇帝本人。然而，胡惟庸擅权的局面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的解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东南亚一古国，位于今越南中南部)来贡，胡惟庸和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等人匿而不奏，结果被太监告发。明太祖闻知勃然大怒，严词斥责。但胡惟庸和汪广洋将责任推到礼部头上，礼部则反唇相讥，归咎于中书省。这种相互推诿扯皮，使得朱元璋更为恼火，于是将一干人等全部囚禁起来，让他们招出主谋。不久，汪广洋被处死。接着又下令查究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属的罪行。至此，明太祖与胡惟庸朋党的矛盾已趋于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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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民出版社重视历史读物，有意为普及历史知识、提高读者的人文素养多做些事情。

不久前，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年轻学人，经过讨论，决定编写一部比较通俗的丛书，名《历史之镜》。韦禾毅同志邀我写序，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讨论，亦未见全稿，只是读了其中的部分稿件，在这种情况下写序是有些困难的；但或多或少有一些印象，也曾想过一些相关问题，就写一点儿感想以供参考吧。

书名《历史之镜》已经点出了丛书的主题。据《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记载，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故，唐太宗恸哭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徵殂世，遂亡一镜矣。”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以史为镜，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可以使人变得聪明睿智，这是显示史学重要功能的生动比喻。其实，远在西周时期，周公早就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的名言。古代的镜子又称为“监”，周公要求当政者以“民”为镜，时常对照检查，反省为政的得失，颇有深意。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初衷是想通过编写《历史之镜》，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使人们获得历史中兴亡得失的经验教训，以及立己行事必须遵守的若干准则，这对于人们了解现实、展望未来，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个人素养都是大有裨益的。

为更好地做到这些，我以为，在关于稿件内容的讨论，以及编辑加工过程中，有两点最好能加以注意。一是要着眼于全局，选出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人物和主要典章制度来写。二是要注意揭示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内容的选择和阐述上，不宜只是局限于政治与军事方面，过分渲染帝王和皇族生活，或是流于对名胜古迹作过多的引申，也不能迁就世俗所谓“戏说”和猎奇的心理。对于影响历史全局的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民族关系吏、科技史和环境史等大事，似应有所体现，这样更便于人们从多方面去审视历史演变和文明创造的成果。

扼要一点说，要做到：从历史看文明的积累，从文明看历史的价值，这才是历史之镜的焦点，以此将历史的不同侧面联系成一个整体，向读者展示，中国史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史，这也许就是丛书的主题吧。

据出版社介绍，该丛书的阅读对象主要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也就是说它是为具备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和文化素养的读者群服务的。这说明丛书既不能过分专业化，又不能失去一定的深度，要写得深入浅出。从我已读过的部分稿件看，觉得做得比较协调，相信丛书可以达到预期目标。我想，决定作品成功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主要看内容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写史要求“真”，“真”是历史自身所有，而不是史家硬加上去的；求真不仅仅是描述历史现象，使之不走样，而且要力求触到历史的内在脉搏。要达到科学与创新的统一，不仅取决于准确地阅读和叙述历史，还要使写出来的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启发性，而不至于停留于故事情节，也不至于满足于描述一些静态的知识或者历史影像而已。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下工夫。唐代史家刘知畿说，史家要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又提出一条，即史德。梁启超概括为“史家的四长”。这些优良史学传统，我们应当继承，并加以发扬。

同时，还应向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学习。《史记》被人们称为史家绝唱，千百年来人们读之不厌，总觉得有耐人寻味之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部伟大的史书有很强的思想性，集中体现于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表述之中。我们读史书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事件转瞬即逝，但是深藏在历史过程中的“道理”(即思想性内涵)却是永久的，应力求如实地发掘出来。

在编写历史读物时，要有思想性，这个要求有点高，但不能没有。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只是描述历史现象，叙一叙历史故事，那就很难起到“镜”的作用。所以，简言之，“历史之镜”应该成为“思想之镜”，就是说它要借助历史，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加强人们的历史感和历史想像力，扩大人们的历史视野，提高人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如果作者们能自觉地注意这个问题，将思想性渗透进所写的内容中，就必然能真正地感染读者。《历史之镜》的编著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理由期望，他们会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案。

总之，我希望丛书的编著者们，既能继承我国历史编纂和史学优良传统，又能放眼世界，关注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使《历史之镜》在社会上能够真正起到“镜子”的作用。

最后，我衷心希望，《历史之镜》出版后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好评。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