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居民面对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房子的消失，难免会生出一种难以排遣的感情，这里面隐藏了许许多多家族的历史和私人的回忆，几代人的生活故事和风俗习惯，并且由此而生的所谓上海人的文化，从此将作为一种故事保留在个别人的记忆之中。《1966-1970：暗淡岁月》即是关于这种记忆的一个私人读本。但因作者陈思和同时具有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身份，赋予这份读本深邃的历史感和思想性。

作者陈思和在上海居住了近六十年，“记忆像一条回到巢穴的狗那样耸着鼻子拼命地追寻过去岁月的遗迹”，旧时代的大舞台剧场、典型的石库门房子、石库门里窄长的木楼梯等，重新拼接出了旧上海的模样，具有了一种居民博物馆的意义。当然，《1966-1970：暗淡岁月》里绝不是对上海旧建筑风貌的纯客观介绍，而是附着了太多的家族记忆。

《1966-1970：暗淡岁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代序：上海的旧居

凤凰村的邻居

做父亲的人

舅舅的婚事

一笔带过的往事

看“批判电影”去

走路的回忆

家务事

《水浒》这部书

靖南中学

季节轮换

向工人阶级学习

一切总在变化中

无聊才读书

惶惑的日子

后记

父亲的职业也很复杂。过去读小学开始就要填写表格，上面总是有父母的名字、成分、单位等内容，父亲的成分是店员。“店员”这个成分类别在“文革”中被取消了，之前是有的，外祖父的成分也是店员。店员成分好像是比产业工人低一个台阶，比一般公司职员又要“革命”一些。我父亲本来的职业是教员，也做过都市，卜报的编辑，后来在一家私人饭店里工作，从事策划宣传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为追求进步，被领导看中担任了公方经理，他自以为是干部。在一九五五年上海政府要求服务行业支援大西北城市建设，他积极带头把一家大饭店迁移到西安，那是西安第一家来自上海的粤餐馆，曾经显赫一时，后来渐渐衰落了，父亲也因为与当地干部意见不合，几次被调动工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店员”。“文革”初期他好像还是挺积极的，就在那一次讨论吴晗该不该写检查的探亲以后，他回到西安来信告诉母亲，他手指上戴了十几年的结婚戒，因为有顾客向他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行为，他接受意见取了下来，口气里好像还是在追求时代进步。过了四年，他被解除隔离审查回到上海，我发现他的左手无名指上还是戴了结婚戒。一次吃饭的时候，年幼的妹妹从未见过，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你手指上有戒指，妈妈却没有？父亲还故意用委屈的口气说：你妈妈忘记我了呀。那副神态我至今还记得。我的父亲身上始终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与这个时代总是有一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主观上他是一直很自觉地在追求进步，追求与时代步伐的合拍。这一点他与我的外祖父很不一样，也许是在这种潜在的裂缝中，他把我看作了外祖父培养的人，他是不以为然的。

“文革”爆发以后，他自身难保了。我不太了解他在西安的处境，但母亲是清楚的。我母亲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出去做童工，那是在沦陷区的上海，家里一贫如洗，由母亲来负担养家活口。她与父亲恋爱结婚后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父亲支内以后，她被安排在商业局机关担任电话接线员，成分算是技工，按理说，没有什么可担惊受怕的。但是母亲对于单位里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的恐怖行为都发自心底地害怕。有一天她回家，一声不响地开始清理父亲的旧书柜，我第一次发现旧书柜里堆满了纸张发黄的剪报，大约都是父亲当年编小报时的积累，里面有父亲写的文章，用的是笔名，都是一块一块的豆腐干文章。母亲开始处理这些陈旧的报纸刊物，她先是把自己关在厕所里，用火烧报纸，然后把灰烬倒进抽水马桶用水冲掉。后来发现这样会有烧纸的焦味传出去，于是她又把这些报纸放在水里，像洗衣服一样，把纸搓得腐烂，再放到抽水马桶里销毁。——所有这一切都做得神秘兮兮，我母亲不要我们家里任何人插手，一切都由她自己来完成。终于有一天，她突然把家里人找在一起，告诉我们说，她单位里已经有人在议论我父亲的情况，很可能会来抄家，她要我们保持冷静，抄家的人来了千万不要争吵，要拍手欢迎他们，除了背诵语录外，什么话也别说，等等。乌云压城城欲摧。母亲说她无所谓，她的一切都是父亲带给她的，现在也因为父亲而被拿走，大不了她离开单位，到基层去工作。外祖父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外祖母直流眼泪，妹妹还懵懂无知，而我，正处于刚刚懂事的年龄，有点兴奋有点紧张地期待着一场噩梦降临。

结果那个噩梦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年父亲照样回来探亲，兴致勃勃地描述单位里某某人被批斗，某某人被抓了。父亲很天真，只要自己没受牵连就心安理得，他还说运动初期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要整他的黑材料，令人发指，说着还把“令人发指”四个字写在纸上。他在上海到处买做工精致的红色语录袋，里面各放一本“小红书”，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说要带回去送给单位里的造反派。上海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以手工艺精致而自傲。当时流行穿草绿色的军装，但大多都是民间自制的’我不知从哪里搞到一套真的旧军装，还连带军帽。其实我不喜欢军装，而父亲却穿了我的军装每天外出晃荡，临回西安时竟把我的军帽顺手牵羊戴在头上走了。但回去不久，他就被单位里的造反派隔离审查，前后有两三年，一直到一九七。年才解除隔离。那时我们已经搬离杨浦，到淮海路的飞龙大楼居住。算起来，我父亲在凤凰村只住过半个月，不过他很喜欢那里的居所，后来也一再说起。

父亲被隔离以后，母亲陷入了恍惚之中，常常六神无主地叹气，她外表一直很坚强，外人很难看得出来。但她的忧愁唯有我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深深地爱恋我的母亲，仿佛一下子长大为成年人，我挑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操持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六口之家。当时我大约十四岁。感到庆幸的是，父亲在外地工作，他的被隔离审查并没有影响我在中学里参加所有活动，我照常加入红卫兵，积极参加所有的教学革命。在这个唯成分论的环境里，我照样填了许多表格，但再也不填写父亲的成分是“店员”，而是填写“干部”，后来干脆填写“工人”，我对于那个时代完全采取了虚无态度。但我的内心不是没有隐忧，这些隐忧和内心折磨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精神成熟。我与时代的主流不自觉地保持了精神上的疏离。

P44-48

上海的旧居

小引

听说作家白先勇第一次从海外回上海，看到了当年住过的老公馆(汾阳路一五。号)，那时已经改建成一家饭店。他对别人说：“房子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只是破旧了一点。”上海人听了觉得很惭愧，已经过了快五十年了，上海的居住环境竟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个香港来的客人讽刺说：“这么说，上海早已是‘五十年不变’的榜样呢！”上海人无言以对。过了几年，上海也开始批租土地盖楼了，市区的所谓“黄金地段”大兴土木，很快就“旧貌换新颜”了。但很快又听到另一种说法。有位从台湾来的朋友从虹桥机场出来，坐在出租车里一路发感慨：上海原有的城市风格被破坏了，旧时的建筑风貌失去了，上海的文化也跟着失落了……出租车的司机听得不耐烦，忍不住跟她辩论起来：“你们台湾人自己都有好房子住了，就跑来要我们保持旧房子给你们看，难道上海人就活该住石库门、用老虎灶、倒马桶么？”那位台湾朋友一时也无言以对。

那么，上海的旧房子到底是拆好还是不拆好？

似乎不能用一两句话讲清这个道理。那位司机和那位台湾朋友的辩论里隐藏了某些认识上的错位。台湾朋友所说的上海文化风貌，大概是指过去年代里一批高等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而这一切本来就早巳不存在了；那位年轻司机眼中的旧房子，不就是那些破烂不堪的石库门和棚户区么？一般的所谓花园洋房，也是七八户人家合用一个厕所，花园也早就变成停放自行车的过道，这种破破烂烂的旧房子，拆了又有什么可惜呢？

但似乎也不能用一两句话讲清楚上海人面对旧房拆建时所生的感情。总的说来，上海居民面对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房子的消失，难免会生出一种难以排遣的感情，这里面隐藏了许许多多家族的历史和私人的回忆，几代人的生活故事和风俗习惯，并且由此而生的所谓上海人的文化，从此将作为一种故事保留在私人的记忆之中。

我出生于上海的平民家庭，在上海住了近六十年，搬过五六次家，住过七八处房，横跨苏州河两岸，计有黄浦、虹口、闸北、杨浦、卢湾(现在卢湾区已经撤销，并入黄浦区)，除了最好的房子(如高级花园洋房)和最差的房子(如棚户区)以外，好好坏坏的上海房子都有过居住的体会，从中也看出了一些历史变迁和文化变迁的痕迹。因此我把它们写出来，虽然是对一些过时的旧房子的描述，但希望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民居博物馆似的意义。

二○○九年，杨浦区成立作家协会，市作协臧建民先生建议我去担任会长，并说这是市作协有计划地建立区域作协群众团体的任务。我接受了这项工作，一方面固然是市作协的委托，其次也是一次因缘际会，我听了一场杨浦区区委书记陈安杰先生的报告，深深被他的工作激情和杨浦区文化经济发展的目标所鼓舞。我的少年时代曾经在杨浦区居住过，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间，却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今天能有机会让我对这个地区的文化事业尽些绵力，我是很乐意的。

杨浦区作协是一个成熟的群体，大家的工作热忱和团队精神都让我感到满意。其实我杂事缠身，也没有为协会作什么具体的工作，似乎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坚持在《杨树浦文艺》上连载“我与杨浦”的专栏，起先打算每期写一两千字，后来越写越长，达到了每期五千字，而且欲罢不能，一写就写了三个年头。现在我把连载文字重新作了修订，前面几篇篇幅较短的，做了合并和压缩，重新编排秩序，定为十四章。代序《上海的旧居》是我多年前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介绍我在上海曾经住过的一些住房情况。曾收录于《黑水斋漫笔》。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凤凰村，部分内容来自这篇文章。所以我干脆把这篇文章的前半截截下，又新补充了一段关于四平路工房的内容，作为代序。这样，我在搬到杨浦区居住前的童年岁月的若干记忆碎片，也都保留下来，与“我与杨浦”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照应。

说明一下，我曾经保留过那个时代的一些文档资料，如中学时代的日记，笔记簿和书信文献，可是几经搬家这些东西不知丢放在哪里了。我找过多次都不见踪影。所以这次写作完全是凭残留在脑中的印象写出来的，肯定会存在许多记忆上的错误。希望有读者(特别是靖南中学的校友)多多指出书中谬误之处，我们共同来追忆曾经拥有的这一段虽然微不足道但闪烁真实的生命之光的少年岁月。

本书的书名颇费周折。本来就想取名《暗淡岁月》，后来由“暗淡”联想起埋藏在泥土里暗无天日，却吸收了土中营养而慢慢成形的虫蛹，便决定取名《土中蛹》，也是生命蜕变的影射。我把“我与杨浦”作为回忆录的第一卷，意味着那土中幼蛹还将慢慢形成它的生命期。但是在书编辑过程中，几位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原来的书名，所以从众意还是将第一卷改为《一九六六一一九七○：暗淡岁月》，以后有机会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写它的结茧、蜕变和羽化。

二○一二年八月十一日于鱼焦了斋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