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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初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与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比较法律研究上也着墨甚多。在韦伯的原初构想中，中国古代法是作为映衬西方近代法的绝对的“他者”般的存在，其“普遍法律史”构想了一幅从中国法、印度法，经历古犹太教法、中世纪天主教法，直至西方近代法（尤其是德国法）的、准线性的法律“合理化”发展图景。但韦伯对各大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又使其逐渐意识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事实，均与这一清晰图景存在抵悟：帝制中国的家产官僚制法中既存在“非理性”成分，又存在“合理性”成分，而在近代西方私法（甚至是在韦伯最为推崇的德国私法）和公法政治中也都存在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反法制型支配”的“非理性”要素。在具体地界定和叙述东西方法律时，韦伯不得不面对和处理这些矛盾。而他的具体处理方式，暴露了他的价值观、情感和认识论局限。在明晰这些局限后，我们可以再次拾起韦伯那些充满创造性的概念工具，并借助更丰富、公允的当代经验研究，来展开理论与经验间的对话。
对古今、中西、异同的叙述与想象，在历史长河中远非一成不变。中西之间的差异并不绝对，对异与同的界定常常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认识论，而认识论又经常取决于现实政治经济力量对比、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取向。在21世纪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我们接近能够主张一种更为平等的中西对话，以及更具包容性的法律理论建构。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马克斯·韦伯的“核心问题”
第二节合理化命题
第三节在东方主义批判中“找回”思想史
第四节比较法律社会理论/史学：批判与重构
第二章普遍历史：从中国古代（法）到西方近代（法）
第一节“普遍历史”的历史
第二节韦伯思想中普遍历史观的形成
第三节普遍法律史的可能性：开端与终点
小结
第三章来自东方的不和谐因素：家产官僚制与中国法
第一节家产官僚制：理论建构
第二节家产官僚制：中国案例
第三节中国法律在韦伯作品中的“归宿”：实质非理性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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