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近现代服饰史丛书”之《浮世衣潮之评论卷》。全书描述了自辛亥革命至今的中国服装评论史的演变概貌，对这个时期服装评论的作品、作者、题材、文风、视点与媒介作出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分析与评价。其中积聚了林语堂、张爱玲等几十位我国近现代艺术家和专业服饰评论家的评论史料，并就这些资料进行了系统性和逻辑性的介绍和阐述。随文附有百余幅老照片、老报刊等珍贵的图片资料，还穿插以相关的知识点引为旁注，以丰富的内容和全新的评论视角解读了中国近现代服饰史，为百年服装评论史的变迁做出了直观的诠释。

“中国近现代服饰史丛书”，从有关服装评论、服装广告、服装摄影、服装表演与妆饰等方面评述了中国近现代服饰的变迁史。其中《浮世衣潮之评论卷》描述了自辛亥革命至今的中国服装评论史的演变概貌，对这个时期服装评论的作品、作者、题材、文风、视点与媒介作出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分析与评价。本书图文并茂，近两百幅插图为百年服装评论史的变迁作出了直观的诠释。作为关于中国近现代服装评论史的专著，可供同行学者、专业师生与爱好者研究参考。

第一章 更衣记——民国时期的服装评论

 一、题材篇/伟大的序言

启蒙型：从思想到形象

资讯型：邮差的角色

点评型：直面问题的实质

其他文体：不拘一格的表述

 二、作者篇/风格即人

画家兼职服装评论：用作品说话

作家兼职服装评论：文章本天成

设计师兼职服装评论：实践出真知

思想家兼职服装评论：我思故我在

 三、文风篇/坐而论道

写实朴实型：遵循“冰山法则”

浪漫优雅型：在诗情画意中说理

诙谐趣味型：涉笔成趣

哲理思考型：知识与逻辑的力量

 四、方式篇/比花解语

赞美：美是服装的常态

质疑：公认的就不会错吗

思辨：抽茧剥笋

抒情：真情告白

说明：拙辞或孕于巧义

  关于服装评论的视点

 五、媒介篇/西风东渐的声音

非专业期刊：海上生明月

准专业期刊：存在即合理

 六、述评篇/一心评宇宙文章

学术思想的推动：比较与选择

评论的意义：鸣号击鼓助阵

第二章 随风而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后的服装评论

 一、题材篇/服装变迁

介绍型：从移风易俗到厉行节约

资讯型：从“展览会”到“节约闹革命”

点评型：风云变幻

 二、作者篇/翻身道情

 三、文风篇/朴实无华

写实、朴实型：基本的也是唯一的

 四、方式篇/意在笔先

赞美：质朴精神

质疑：要不要穿花衣服

情感：被思想觉悟所代替

说明：侧重于功能与节省

 五、媒介篇/单调的权威

 六、述评篇/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第三章 春之声——改革开放后的服装评论

 一、题材篇/缤纷话语

资讯型：乱花渐欲迷人眼

介绍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点评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二、作者篇/生花妙笔

学院派：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市场派：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新生派：少年不识愁滋味

 三、文风篇/百花齐放

温婉含蓄的评论

诙谐幽默的评论

老练辛辣的评论

绮丽华美的评论

 四、媒介篇/时尚焦点

报刊：新的一页

广播电视：华彩乐章

网络：新人类的新宠

 五、述评篇矽口歌的行板

评论话题的转化：从敢穿吗到怎么穿

评论主体的转变：在教师与学生中游走

话语权的转移：专家学者把接力棒交到企业家手中

话语权的基础：人文精神的回归

半个多世纪以来，冯秋萍设计了难以计数的绒线编织花样与经典编织工艺品，撰写并出版了三十余部关于绒线编织的著作和文章，既是一位工于设计的实践家，又是一位长于总结的理论家，还是一位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教育家(图1-53)。早在20世纪30年代，冯秋萍即在行业内外声誉渐隆，并常被邀请至绒线行与广播电台讲解和传播绒线编织技术。1936年12月，她出版了《秋萍毛织刺绣编织法》，将她设计的花型与款式、使用工具、材料、方法和步骤公布于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48年又出版了《秋萍绒线编结法》，她在民国时期的不少经典之作与设计理念都发表在这本书上。同时还在一些期刊上发表文章继续推广编结技艺。其影响十分深远。冯氏的文笔一如其编织技艺般的优美娴熟，而且视角与观点甚为独到：“既可增加生产又可免除无谓消遣”，指出了编织毛衣作为一种现代女红的特点和优点，培养了初学者的兴趣；“经济为经，美丽为纬”，指出了毛线衣的美与节省之间的交互并存关系；“在原子时代的今日，世界一切的一切，均在科学的摇篮里孕育出更进步的潮流，因此我们的一切亦跟从着时代。”指出了毛线衣也应当遵从流行，与时俱进(图1-55)。

张菁英，祖籍浙江南浔。其父张静江因为资助革命、追随革命而被孙中山题“丹心侠骨”相赠。早年求学于上海两所贵族女校之一的“中西女中”，与来自上海浦东的大名鼎鼎的宋氏三姐妹同学。后留学美国攻服装设计。1935年回上海，与中学同学、永安公司老板之千金郭婉莹在国际饭店开办“锦霓”新装社，并担任设计师，“锦霓”二字就是菁英的沪语谐音(图1-56)。

她的评论代表作是发表于1936年《快乐家庭》的《时装新讲》。文章首先具体指出了当时中国服装设计从业者的两个弊端：普通的苏广成衣铺只懂得墨守成规的老式缝纫法，而各新装公司的裁制家虽然有先进的思想，可是也缺乏艺术眼光，所以制成的衣服，不是雷同，就是离奇，两者都不是十分适合现代人士的需要。她自己的主张是“将中外各种衣服的长处，把它集合起来，制成各种不同式样的完美而且大方的衣服，多多地介绍到社会上去”。这完全是一位革新派的主张——设计新装的来源与依据是各国各民族服饰中可供参考的元素，吸收起来，为我所用，在充满美好创意的同时也表明了光明的商业前景。另外，张菁英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令人钦佩：“我也主张采用纯粹的国货”，作为一名设计师，以自己采用国货面料设计的新装受到欢迎的事实来表明：“可见得中国的料子，并不是不能做新装，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国产品看轻了”。

思想家兼职服装评论：我思故我在

张竞生对于服装的变革与审美也自有独到的历史性见地，直至今日仍熠熠生辉，诲人不倦。他在《美的人生观》一书中开门见山地释卷如下：“美的人生观不是一个虚浮的概念，乃有实在的系统。今就其系统的横面排列起来则有八项如下：美的衣食住(附坟墓和道路)、美的体育、美的职业、美的科学、美的艺术、美的性育、美的娱乐、美的人生观。”即以启蒙思想家的觉悟，把“衣”置于“美的人生观”的系统之中，把“衣”置于其他若干美的项目之首，把“衣”作为面临新生活时必须变革的一个方面而提拔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进而张竞生指出：“凡美与快乐，一边，为他人；一边，更是为自己”的。这是十足的人本主义思想，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思想的主线，也正是张竞生在欧洲留学研习所得的主要内容。紧接着，张竞生又从人们的心理需求与生理需求两方面来阐释了衣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指出：“美的服装不妨碍身体，而是帮助身体的发展”，明确了服装美的机能性基础，即“美”不能以牺牲“用”为前提；举例说明“于衣裳连合的内衣外，应加上一条环束腰背的围带，以保护腹背的温度又使腹部不膨胀及使腰背不弯曲，与支托乳部不下坠为目的”，这样既有视觉上的层次丰富的美的意义，同时又兼有保温、收腹、支托等实用的意义，因此由“用”而“美”而“善”(图1-57、图1-58)。

接下来，张竞生明确打出了“改易西装”和“改良中装”这两面旗帜。张竞生主张为改变“前时拖长衣的病夫状态，当一变而为雄赳赳的伟丈夫”，应当采用“学生装，又名操衣服，或名军人装，即扣领上衣与操裤。”就女装的改易而言，张竞生直截了当地表态：“我主张采用最简便的洋女装，因其费省而窈窕。”

这是针对中国古典女装的繁文缛节而言，又是针对其平面裁剪的造型结构而言。着重点在于褒西式女装的腰身结构，贬传统中装的礼教意义。同时又包含了针对女内衣与寝衣的改易。指出了中式内衣“误认衣服为礼教之用，又极残忍地把奶部压下”的弊病，指出了西式内衣“使皮肤免刺激，身体得卫生”的好处，还指出了内衣作为终夜的“贴身伴侣”，“实则比外衣关系更大”的重要性，并具体推荐了洋女装的款式若干。他的大声疾呼是民国时期乳罩取代肚兜的内衣改革的先声(图1-59、图1-60)。

西装引进来了，但问题不是“新衣既制，旧衣自弃”那么简单，张竞生对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服装主张改良后穿用。这是一条“中西合璧”的思路，改良的实质是以西式裁剪法来改造传统的中装。张竞生认为：“袄的做法须要妥帖身体”。对此，张竞生抛出了中西合璧的折中方案：“当参用我国古女装及西洋妇女装的长处而去其短。”具体措施是基本结构采取西式，而中装保留下一些款式。旗袍就是这样一个“改良的古装”，定位于“在家或出外会客”时穿，“袄的长度仅够遮住衣裳连合的内衣末处即足，袄袖不必过长且不可宽”，同时又“腰间须有微束的姿势”。在这里，张竞生摈弃了藏形的中式的直线裁剪，采用了显形的西式的立体裁剪，这与人体的起伏是一致的，因此是人本的。张竞生的这些改良方案又与旗袍的改良实践不谋而合，相得益彰，使保留着对襟、大襟、镶滚的中装却按上了收腰、装袖、有省道的西式结构，即用广义的西装的裁剪结构来改造了中装——北京“双顺”店的“中西式袄”就是这个理论的另一个实践结果。“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于是，一中一西，原本平行的两条线终于交叉汇合成流(图1-61)。

至此可以认定，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的人文精神与近代“人权说”、“生物进化论”是共同奠定张竞生的服装观的思想基石，这正是顺应当时的时代潮流使然，恰如鲁迅所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仆生。”所以，处于新文化运动风口浪尖上的张竞生，既为思想启蒙的悍将，同时也是服装变革的旗手。

总之，民国时期的服装评论者大多出生于清末，意气风发于民国。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历史时期里，接受了新式学堂的教育，有的还留学海外，知识结构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或更新，但又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之根。他们乐意参与到政治变革和文化运动中去，思想活跃，乐意走出去，也乐意拿进来。他们有的事必躬亲，而将服装评论与设计实践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有的仅停留于笔耕而有被误作“清谈”、“玄谈”之嫌，而事实上正是此种“清谈”有可能突破对正统思想的超越，从而起到推动服装改良与进步的作用。尽管不同的背景与观念会折射到每一位评论者的文章中去，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即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但由于胸怀“文以载道”的志向，所以“变服”的主张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共同选择。

作为这个历史时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启蒙思想家，由他们来充当服装变革的吹鼓手，是历史的选择。这些著名学者、作家的加盟，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地位上都占据着象牙之塔的位置，好像“审官”一般而掌控着“一个估量的标准”。就标准的客观性而言，可延伸至艺术学、美学原理，也就是对于前人的审美经验的理解与运用，这一点正是文人墨客的无可辩驳的强项；就标准的主观性而言，作为个人，批评者自身亦不能改变同时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身份，故必然有个人的好恶融会其中。而这个批评阶层由于文化背景的支持而拥有的眼光与品位，同样能够使人信服，也就是说足够可以俯视众生。

这些大学问家是把服装作为新文化新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认识的，因此不认为其“小”，而是以小见大，以服装变革来折射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以服装评论反映破旧立新的时代风尚，见证旧式文化的分崩离析或与新式文化相互折中、交融而赢得新生。P29-33

对于历史的价值，海斯先生在他的《世界史》中作了一个精彩的比喻：“假如我们要问为什么美国的国旗上有48颗星，或者为什么汉文没有字母，或者为什么大不列颠有一个国王，我们都必须向历史去寻找答案。”同样，有关人们穿衣的种种问题，也有着属于专门史范畴的独立研究领域一那就是服装史。通常服装史最擅长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穿什么衣服，二是为什么这样穿。对于古代服装史的研究者而言，能够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了。但是对于近现代的服装史研究者而言，如果仍然只停留在这两个问题上做文章，那显然是不够的。这里面原因众多。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近现代服装业的分工十分细致与专业，有设计衣服的人，有制作衣服的人，有销售衣服的人，有评判衣服的人，有表演与展示衣服的人，当然还有享用衣服的人。这些人的工作在古代服装史中不是没有体现，而只是在近现代服装史中体现得更加充分、清晰、全面而系统，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服装圈。因此，近现代服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尽可能真实地展现这部分历史的原貌，或者说就是为此而树碑立传。于是就有了这套中国近现代服饰史丛书——《浮世衣潮之评论卷》、《浮世衣潮之广告卷》、《浮世衣潮之摄影卷》、《浮世衣潮之表演卷》、《浮世衣潮之妆饰卷》五本书。

至此，这套丛书的用意已经十分明显，就是试图描述辛亥革命以来的服装评论、服装广告、服装摄影、服装表演与服装妆饰的演变过程。由于外部的西风东渐与内部变革的遥相呼应，服装业的这些分支在这个“变服”与“变妆”的转折时期如鱼得水，尽管各个分支处于或萌芽、或生长、或成熟的不同阶段，但总体上都已不约而同地显露峥嵘。这一切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与成书的基础。又所谓“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因此另一个有些媚俗的用意便是，要显示出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希望能借前人的成就为今天的服装业映照出一些光亮。

本套书的内容都是渺小的。相对于被我们衍生出旁支的主干——服装史而言，关于服装的广告、关于服装的摄影变迁等等，显然只是一些旁门左道；相对于所依托的其他行业而言，比如服装广告史之于广告史，比如服装摄影史之于摄影史，也只能算是细枝末节。因此，这些边缘化的内容绝不是满汉全席，甚至也难以算得上是一道正餐，也许比较恰当的比喻应该是午后的几样点心。尽管只是点心，但作为厨师的我们仍然是敝帚自珍的——我们十分热情而自豪地将它端上桌，我们也十分乐意介绍它们的烹饪方法与烹饪原料：几乎所有的史料都来自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的老杂志、老报纸、月份牌、法令文告、传世照片、传世衣物等文献与实物；来自于对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中的同学程芬华女士、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秋萍的女儿冯秀婷女士、对“鸿翔”公司的传人金鸿翔之侄金泰钧先生等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而后经梳理、考证加工而成。这些原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美好而富裕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幸运的是，我们有机会继承了它。

张竞琼 梁惠娥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