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临近尾声之际，德军撤退后尚未来得及喘息片刻的希腊社会又陷入夺取战后主导权之争，原本截然对立的两个政治派别间的零星冲突迅速升级为血腥的全面内战。
而英国、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美国势力的插足，让内战变成了一场代理人战争，一场“国际内战”。
但是 ，这场希腊人的自相残杀是否不可避免 ?

现代希腊在严重经济危机中痛苦挣扎，折磨希腊社会的分歧永不会沉睡。

这是一部研究希腊内战及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深刻影响的权威历史书。采用大量亲历者的采访、回忆录、日记以及希腊、美国、英国的解密档案，对希腊近代史中的民众分裂、特别化进行了极具深度的剖析，用严谨及生动的叙述，描绘了在希腊大地上，英国、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及利亚、美国等大国是如何进行政治博弈，进而影响了整个希腊内战的进程，此外，作者分析了希腊内战对欧洲和美国此后政策的影响，如对美国参与越战的心态、战术、战略等，可以说，本书是冷战研究的关键切入点。

前言
大事年表
主要人物表
引言
第一章 起源
第二章 独裁主义、战争与占领
第三章 暴力的政治：从抵抗到内战
第四章 血色腊月：第二轮内战
第五章 左翼的抵抗：白色恐怖序曲
第六章 巴尔干阴谋：希共、南共与马其顿之谜
第七章 仇恨与报复的政治
第八章 从抵抗到内战
第九章 激战：格拉莫斯与维茨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一 起源
掌控过去的人掌控未来：掌控现在的人掌控过去。
—乔治·奥威尔
现代希腊国家脱胎于1830年独立战争，随之而来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无疑是希腊内战的缘由。希腊人之所以能成立自己的国家，是因为列强(英国、法国、俄国)的实力足以迫使奥斯曼苏丹承认希腊立国。1878年，列强给予希腊人更多领土，使希腊的领土扩张至色萨利。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希腊向北开疆拓土，将马其顿和西色雷斯收入囊中，又托英国之福，取得克里特岛。希腊受英国、俄国、法国保护甚至被写入了宪法，外国干涉有据可依；1917年，希腊国王康士坦丁拒绝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列强即以此特权废黜国王。1922年11月那个阴沉的日子，为小亚细亚大溃败负责的那六个人死到临头，当时列强若加以干涉、阻止这场政治清算，似乎也合情合理。在许多人看来，单是死刑判决就足以告慰民心，而真正执行死刑则接近是另外一码事。
军队，更确切地说是军官，拼命地与小亚细亚溃败撇清关系。在巴尔干各国，军事长官自认为象征民族、监护国家。任何战败的污名都要被转嫁给道德败坏的政客或归咎于列强。于是，希腊军队挑选了替罪羊来承担1922年溃败的责任，以保持其国家守护者的形象。
军队成为漏网之鱼，从此频频插手国政，势力难以控制，破坏社会稳定。加罪于“六贼”是军队和“六贼”的政治对手的自利之举，进一步逃避战败责任。尽管时任政府要对小亚细亚溃败承担直接责任，但整个军政界都难脱干系。可悲的是，此番诛戮使希腊建国以来阴魂不散的政治分裂更难撼动，这种分裂在20世纪40年代演变为血流成河的内战。
地理形势和历史传承是1830年新生的希腊国家的文化包袱，是1922年撕裂希腊民族的政治、社会、经济对立的根源所在。奥斯曼帝国耀武扬威、压迫希腊人四百年，这段统治的影响难以磨灭。对于帝国境内的大部分希腊人而言，奥斯曼人事实上起到了遏制政治发展、阻碍民智开化的作用。这种外部作用又与希腊社会内部歧异相结合，导致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状况迥异。奥斯曼帝国苏丹治下，居住在南巴尔干半岛、爱琴海诸岛、黑海南岸、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人群体，就是这种面貌。
异族统治下的生活通常很艰难，个人和群体的命运仰赖于反复无常的苏丹，更多地取决于贪得无厌的帕夏。奥斯曼人通常容许希腊人一定程度上自治，但各地基督徒权贵仍受奥斯曼当局意向的挟制。因此，独特的奥斯曼体制将宗教作为促进社会政治组织发展的主要角色，让希腊人在四百年间发展了政治经验，实践有限的公民责任。正因如此，公民社会的观念在希腊本土没有根基。希腊独立后的种种政治分歧足以撕裂国家，说明执政者在其对手看来缺乏合法性，甫一上台就和同党分赃也坐实了这一点。不过，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并不是这种状态，他们没有经历过希腊本土那种人口波动和贫穷，能够发展出类似西方公民社会的组织和制度。
对于帝国的基督徒臣民而言，教会是各种程度公民自治的主要运行机制，以及通向苏丹宫廷的渠道。到了18世纪，财力雄厚的基督徒贵族(主要是希腊人)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地区，主导东正教会事务。如此一来，这些人通过教会在帝国事务中发挥显著但仍有限的作用。P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