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恨日本人，日本人为什么警惕中国人，不但因为中国崛起，不但因为历史问题，也不光是中日双方2000年的恩怨或者2000年的国家定位问题，而是东西方秩序失衡的问题。

本书为作者多年观察、研究中日关系的结晶，从两国现代化道路和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并结合欧洲经验，围绕中日关系的全球战略框架，提出厂“亚洲大智慧”和处理中日关系具体议题的一些思路。

近年，中日关系呈现日益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其中包括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种种情绪、利益冲突和微妙心态。中日两国如何站在两国交往史的宏观高度，同时又跳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从亚洲乃至全球关系和利益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具体议题，十分考验两国决策精英和民间的智慧。本书为作者多年观察、研究中日关系的结晶，从两国现代化道路和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并结合欧洲经验，围绕中日关系的全球战略框架，提出厂“亚洲大智慧”和处理中日关系具体议题的一些思路。

序一

序二

前言

第一篇 历史：中日永远解不开的心结?

靖国神社背后的文化观、历史观和战争观／3

(一)中日关系：战略、政治和经济的十字路口／3

(二)日本：从生死观、亚洲观到历史观／6

(三)日本社会是否具备自我掌控机制?／8

历史观背后的日本国家定位困惑／11

(一)日本定位困惑：中日矛盾症结所在／11 

(二)靖国神社：折射中日深层结构性矛盾／13

中日历史观分歧的外部因素／16

(一)中日关系：美国可发挥有限作用／16

(二)参拜问题：中国应利用国际因素向日施压／17

(三)美日历史观交锋的背后／18

历史问题：中日应有什么对策?／21

(一)中日关系应走“第三条道路”／21

(二)北京须公布《中日历史问题白皮书》／23

(三)薄熙来访日受高规格礼遇解析／24

(四)小泉“8·15”参拜：中国如何反应?／26

(五)靖国神社：安倍可有下台阶／27

(六)参拜靖国神社：北京应发出警示信号／28

(七)历史纠纷和朝核：中日高层默契互动?／30

共同研究历史：中日历史观分歧的出路／33

(一)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难度不可低估／33

(二)如何评价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首次会议?／34

第二篇 剪不断，理还乱：中日关系现状透视

日本：“普通国家”之路何以步履维艰?／39

(一)日本：“普通国家”何以不容于邻国?／39

(二)日本为什么不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41

(三)“有事三法案”背后的日本外交新动向／43

(四)反对日本“入常”：中国须有公关和经济策略／45

(五)联合国改革：四国新方案考验中美关系／48

(六)破解美日联盟和改善中日关系／50

(七)日本是否将增加太空投入?／53

钓鱼岛：角逐与悲壮／55

(一)日美钓鱼岛联手，中日关系添变数／55

(二)美国真的会军事介入钓鱼岛风波吗?／59

东海：烽火之海?友好之海?／62

(一)中日东海能源之争应寻求国际法解决途径／62

(二)美可能介入中日东海边界谈判?／64

(三)“东海模式”和中日关系／66

(四)从中日东海冲突谈中国处理海洋争端的思路／67

小泉时代：不完美的句号／70，

(一)日提前大选：中日关系添变数／70

(二)日德大选：中国外交面临挑战／71

(三)日本提前大选：“后小泉时代”开启／73

(四)如何认识小泉其人及其政策走向?／75

(五)小泉再出牌：三大负面效应不容忽视／77

(六)小泉出访中亚：中日能源争夺更激烈?／78

(七)小泉国会演讲：温和与强硬并存／80

(八)小泉的“谢幕之旅”／81

(九)“后小泉时代”：日本需要战略调整／83

(十)日本须对小泉外交作全面检讨／84

安倍时代：人们可以期待什么?／86

(一)小泉参拜后，北京和安倍如何互动?／86

(二)安倍时代：中日关系将更复杂多元／87

(三)安倍时代：中日需完善对话机制／89

(四)安倍时代：中日关系走向何方?／91

(五)安倍时代：人们可以期待什么?／92

(六)安倍政府应检讨钓鱼岛策略／94

(七)安倍访华百日：中日关系顺中有忧／95

中日高层互动：坚冰开始融化／97

(一)温家宝提出“对日新思维”／97

(二)温家宝再提三建议：中日关系的新趋势和新着力点／98

(三)恢复外长会晤之后的中日关系／99

(四)中日首脑：可先考虑在国际场合见面／101

(五)李肇星访日：确定中日关系基调／102

(六)温家宝访日前：日本如何评估中日关系?／103

(七)温家宝访日：踏青还是探索?／105

(八)温家宝访日后：中日尝试建立战略共识／106

对日政策：战略调整的空间和条件／108

(一)中日关系：实质性改善还是战略性改善?／108

(二)中国对日政策应有战略性调整／110

(三)须从战略和宏观角度处理中日关系／112

(四)中日应建立危机处理机制／114

(五)中日军方互动：有助消除战略猜疑／116

放弃情绪，面对理性／118

(一)民族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隐忧／118

(二)抗战胜利60年，中日关系更趋复杂／119

(三)平常心看待日本冻结对华日元贷款／121

(四)如何看日外务省中日韩峰会提议?／123

(五)如何评估和应对日本防卫厅升格?／124

中日关系：一棵须悉心呵护的小草／127

(一)桥本龙太郎的思想遗产／127

(二)小泽其人：北京须有充分认识和预案／128

(三)中日关系：但愿少一点蹊跷之事／130

(四)APEC中日峰会：日部分媒体评论不当／131

(五)中日关系：鹰派分子必须走开／133

第三篇 面向未来：中日心理调适与“亚洲大智慧”

中日：需稳健进入调适期／137

(一)两强并列：中日须妥善处理双方定位／137

(二)中印“非敌化”对中日的启示／138

(三)中日关系：中国海军少将提出新视角／140

(四)中日关系大辩论——网络篇／142

(五)中日如何稳健进入调适期?／152

中日民间：如何走出心理陌生怪圈／154

(一)专访日本外务副大臣金田胜年／154

(二)中日关系：以民促官渐成趋势?／160

(三)中日民间何以彼此陌生?／161

(四)中日民间如何走出认知误区?／163

中日关系与东亚经济整合／165

(一)东亚峰会：亚洲联盟雏形?／165

(二)中日韩：应成为亚洲经济整合的“火车头”／166

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168

(一)处理中日关系：须跳出中日关系／168

(二)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173

(三)中日关系；前瞻未来500年／174

(四)同步电视直播中日论坛的意义／175

微妙的地区战略互动／178

(一)中美日真正进入合作时代了吗?／178

(二)亚洲战略竞争将日趋微妙／179

(三)日防卫厅升格后：中国如何消弭潜在威胁?／181

(四)日印接近：中国须密切关注但不必夸大／182

(五)如何评估日澳安全合作?／184

附录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邱震海／187

(一)从莱茵河畔到香江之滨／189

(二)意气风发曾少年稳健沉着论时局／192

(三)媒体的话不一定权威／195

(四)从德国到香港，从“卖国”到爱国／198

(二)日本：从生死观、亚洲观到历史观

在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无疑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按照日方的解释，中日政治关系由于历史问题而恶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领导人发动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此凝聚民心和舒缓国内政治压力，而日本则正好成为活靶子，并被言论空间尚相当有限的中国民众当作“出气阀”。这一问题以1998年11月江泽民访日时坚持要日方正式就战争问题道歉达到顶峰。

但在中国官方看来，近年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上全面右滑，尤其是首相小泉纯一郎四次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则是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主要根源。以中方的眼光来看，战后日本社会对历史清理不彻底，以致右翼思想和势力从80年代后期开始故态复萌，并在新形势下有不断加剧之势。

双方各执一词，令人莫衷一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1)日本近年在历史问题上的模糊，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2)如何评估日本社会的右滑(中方用词)以及日本社会的自我掌控机制?(3)在上述评估基础上，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

◆日本生死观的灰色区域

在考察今天日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时，必须十分小心地区分几个层面的概念：第一，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这是了解日本神社，尤其是靖国神社至今不衰的基础；第二，日本的亚洲观(包括战前和战后)，这是了解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依据和今天对这场战争认识的基础；第三，战后日本体制的延续和冷战框架；第四，战后日本思想界的演变。

首先，在日本文化的生死观方面，日本神道强调人不管生前做过什么，一旦死亡便化神而需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日中两国生死观的不同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神社在日本经久不衰有其文化土壤。正因如此，从最宽容的角度看，人们可以认可靖国神社就纯宗教意义上对历代将士亡灵的祭奠，甚至包括17名甲级战犯。

问题是：第一，祭奠死者亡灵的同时，必须同时承认死者参与或发动的战争是一场错误乃至罪恶的侵略战争，这是检验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足够道德勇气和思想成熟度的重要标志，而恰恰是这一点在今天的日本社会被相当程度地淡化甚至掩盖了；第二，靖国神社游就馆对战争历史的解释和对当年日本军人精神的赞美，以及由此而营造的其作为军国主义化身的氛围，让人感到日本严重混淆了文化生死观和战争责任的界限；第三，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公开承认是以首相身份，无疑是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出鲜明的政治信号，而小泉所谓“以参拜靖国神社显示日本不再战的决心”的解释，则是一种让邻国十分费解的逻辑。

事实上，在笔者接触的日本政府官员、智囊、学者和媒体人士中，几乎没有人赞同小泉的做法，但出于种种原因又都无法完全解释小泉这一做法的深层心理动机和社会根源。

◆日本亚洲观的尴尬之处

其次，在日本的亚洲观方面，自“明治维新”日本实行“脱亚入欧”政策之后，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便处于十分微妙的状态，其中有日本作为亚洲发达国家对抗西方白人统治的心理因素；当年的军国主义正是利用国民的这一心理因素发动了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的所谓“东亚解放战争”，而今天的许多日本国民也正因这层心理因素而无法直面当年侵略战争的本质，尤其是无法接受日本被亚，洲国家打败这一事实。

在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心目中，二战后期打败日本的是美国，而非亚洲邻国；而正因日美太平洋战争的强国之战的性质，尤其是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的灾难，在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心目中，战争就是战争，是强国之间的争夺，无所谓对错之分；即便如广岛原子弹纪念馆这样的历史反省之地，也只是将意义局限于反核之上(虽然反核有着十分正面的全球意义)，而没有挖掘反战，尤其是反思不再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更深的含义。

如果了解许多日本人心目中对当年不同战线的划分，那么便更可以理解今天日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当年的战线可分为日美战场、日苏战场、日中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在日美战场和日苏战场上，日本是牺牲者；在日中战场，日本虽然陷于泥淖，但实际却无所作为；而在东南亚战场，由于战后日本被俘官兵参加了当地的独立战争，因此还间接为东南亚的独立作出了贡献。在这样的解读下，日本败于美国的意念被强化了，而同时被强化的还有太平洋战争作为强国之战的性质；而日本对亚洲弱国(包括中国)的侵略则被淡化了。

如果从更深的角度去挖掘，就会发现日本国民的自我认同是十分微妙和尴尬的：由于长期“脱亚人欧”策略的实施，尤其是战后日本一跃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因此日本国民在内心深处很难完全认同自己是亚洲人；然而从血统和人种的角度，他们又难以完全为西方社会接纳。

◆日本思想界的两个障碍

今天日本在全民族的思想梳理过程中，遇到两个结构性的障碍：一是处理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神道、武士(包括忠诚、纪律、牺牲)等元素的关系；二是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前者关系到日本如何处理自身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及如何确立面对自身错误的道德勇气；后者则不但涉及日本与邻国的战争历史和对这段历史的解读，更涉及今后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包括在亚洲区域整合中的位置等)。(2004年6月)

(三)日本社会是否具备自我掌控机制?

将战后日本和德国对战争的态度进行比较，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情。日本外务省的一名高级外交官，曾这样向我解释日德战后处境的不同：在战后日本，由于天皇体制依然延续，因此要寻找战争的责任者变得异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战前军部首脑在东京审判中主动承担了战争责任，并被作为甲级战犯判处死刑，由此获得了国民的同情，也成为今天他们在靖国神社受到部分国民祭奠的社会心理动机；而在德国，纳粹体制，的中断和希特勒被认定为罪魁祸首，则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德国人完成了集体心理解脱的过程。

◆德国和日本的异同

在为数不少的日本人看来，德国当年的罪行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径，其责任者主要是希特勒纳粹及其党卫军；二是德军在欧洲正规战场上的作战，战后德国清理得比较彻底的是前者，并因找到责任者而向世界作了深刻的忏悔；而日本当年则并未对邻国实行种族灭绝，进行的只是正规战争。至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行径，基本上被归类为正规战中士兵的违反军纪，一如今天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

必须承认，这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层面须仔细区分。首先，在战后德国人的心目中，负罪感最深的确实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而对于德军在正规战场上的罪行，尤其是对德国军人的批评，战后德国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讳莫如深，其症结在于普鲁士道德观中的忠诚、义务和军人责任感一直使许多德国人无法释怀。1997年，慕尼黑曾举办一个关于帝国国防军(即纳粹正规军)的展览，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但经过全社会广泛的辩论(publk：debate)，近年德国基本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社会共识，即当年的德国正规军依然犯下了罪行。

其次，即便忌讳批评德军士兵，但战后德国从未回避或否认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战后德国也有一些领导人曾到德军士兵阵亡墓前献花圈，但在德国人心目中，对阵亡士兵的祭奠和对侵略责任的承担是可以分开的，而非以前者掩盖后者，这是德日之间的本质区别。

若以战后德国的眼光来看，会发现今天日本社会的一些用词是颇令人费解的：1945年8月14日投降的日子，在日本被称为“败战之日”甚至“终战之日”，而5月8日纳粹投降的日子，在德国则被称为“解放之日”(德国人将这一天看作是从纳粹统治下被解放出来的日子)；当许多日本人提起“战争牺牲者”的时候，他们指的大都不是被侵略国家的牺牲者，而是战死的日本士兵。

一个十分启人思索的现象是，笔者单独接触的所有欧洲驻日外交官，私下都对今天日本在战争历史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解释持相当的批评态度，并对日本在此基础追求“正常国家”或大国外交的走向表示担忧。

◆模糊历史观与和平主义同占主流

以动态的眼光来看，最近10年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右滑趋势，尤其是知识界的右滑与日本知识分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倾形成截然反差。其中原因十分复杂，除了经济滑坡导致保守心态上升外，冷战结束令左倾知识分子原有心目中的偶像倒塌也是原因之一，因而令一些原本就非成熟左派的知识分子迅速倒向右翼。

日本的这一情况与十几年前的德国颇为类似。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新纳粹势力随即迅速膨胀，烧杀外国人的案件经常发生，其规模和凶恶程度均超过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时逢德国经济困难，加上南斯拉夫内战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德国，令文化心态本已保守的德国国民对于外国人更为反感，当时也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倒向右翼。但10多年后的今天，德国的右翼势力无论在地方还是联邦选举中，始终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证明战后德国民主社会已具备了一个比较健康、健全的自我掌控机制。

因此，从逻辑结构上看，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右滑尚不足以完全构成人们担忧的理由。这里须考察的关键是：(1)日本右翼的组成情况及其结构和影响力；(2)日本知识界的主导倾向；(3)日本知识界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及日本社会的自我掌控机制。

以笔者肤浅的观察，虽然日本知识界近年出现右滑趋势，但还是有一些头脑清醒并具有批评精神的知识精英，持续向社会提供另一类视角；这些人虽然大都不在政府智囊的主流中，但却通过媒体依然握有话语权和解释权，并以此保持对公众的影响力。

从日本公众来说，目前呈现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即模糊的历史观和战后近六十年形成的和平主义倾向，几乎同时占主流地位。虽然其间的逻辑和未来走向尚有待研究，但是从日本人的模糊历史观，推导出日本必然走向军国主义，则是一种缺乏足够理据的臆断。

◆对日本右翼结构须加分析

最后，从日本民主主义派(或称右翼)的结构来看，它其实糅合了战前和战后两种民族主义思潮，前者反美，后者亲美；前者极端，主张日本摆脱美国束缚，走向外交和军事的完全独立，后者则主张强化日美同盟。虽然从安全战略上看，亲美右翼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构成心理挑战，但从抑制极端右翼的角度看，日美同盟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真正危险的其实是反美的极端右翼派别。虽然亲美右翼内部还可以分出许多不同倾向，但在倡导“正常国家”走向时，亲美右翼和反美右翼心目中的模式基本上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主张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外交作用，并借以实现日本的战略利益；而后者则主张恢复战前日本的帝国野心。

从目前来看，亲美右翼无疑为右翼中的主流；日本绝大多数国民虽然思想保守，但在投票行动中还是会避免做出极端的选择。这是在观察日本右翼状况和社会走向时，必须把握的一点。(2004年6月)

P6-10

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的学者，我很高兴看到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以国际评论和随笔为主体的《同济大视野丛书》。同济大学是百年名校，一向以工科见长，近年来为应对国内外飞速发展的学科整合和社会需要，开始走向综合性、多学科的发展道路，这套丛书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举措。依我看，这套《同济大视野丛书》收入的几本书至少有三个优点，值得向读者推荐：

其一，作者的视野开阔、嗅觉敏锐，作品读起来给人以想象与启迪。看上去，4本书涉及的问题颇为复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法律、宗教，乃至国家与民众生活的细节，贯穿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主要领域，且透着作者盎然的观察兴致与想象力。同时，里面的各类文章又均可以列入“国际评论与随笔”的门类，对于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来说都不是陌生和无利害的话题。查看它们的目录，仔细阅读佳作，我一边惊叹作者们的宽广眼界和勤奋用功，一边不由得联想到他们特有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学业和工作背景(历史、科学、戏剧和大众传媒等)，后者恰恰是很多国际关系专业出身的人士所不具备的，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现有国际政治教学和培养模式的某些缺失。

其二，这些书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文笔漂亮，看它们可谓一种愉悦。于光远先生曾指出，文章可分三品：“浅入浅出”为下品，“深入深出”算中品，“深入浅出”才是上品。我过去有点不以为然，现在渐悟它的精深紧要。按此标准，《同济大视野丛书》的诸作者都懂得学术与大众与媒体结合的力量，都是写精辟文字特别是报刊专栏的好手，都在往上品方向用功。说这话的时候，我同样有期待：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教学界仍充斥着不会给公众写作、不屑讲“普通话”的事态，一些晦涩无比、拿腔拿调的东西仍大行其道；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和教师都像手边这几本书的作者那样，讲平实的话，探讨真问题，那该多好!

其三，也许更重要的，是作品中透着一股犀利机智的批判精神，洋溢着一种与人文关怀相伴而生的大气。不管是正面评说美国的宪政或抨击超级大国在伊拉克危机中的“失范”，还是深察细究中日磨合孕育的“亚洲大智慧”，或是赞许式地讨论“姚明现象”，认真剖析影星从政现象的利弊，直至心平气和地述说同性婚姻、未成年犯的死刑、电视辩论的后果及“文化中庸”等，几位作者总是保持严肃学者求真务实的态度，坚守知识分子应有的客观审视和独立不羁，并不时流露出抵触强权、尊重弱者的恻隐之心以及“位卑不敢忘国忧”的可贵情怀。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这套丛书的作者和编者最值得学界推崇之处，是不少热衷于策论、眼睛里却看不到大写的“人”的那些谋士和官吏最缺乏的地方。

这套书肯定会产生一些争论，对它们也许有不同的评价；对我而言，看重的不是它们的规范性、系统性或流派归属，而是其敏锐性、创造性和人本精神。很有可能读者里面的多数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感受，不敢随便地当作序；若出版社和作者不弃，权作为一个同道的推荐意见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王逸舟

20007年8月5日于京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