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个经济学家的理想王国（修订版）》是陈志武继超级畅销书《金融的逻辑》后，迄今为止最能全面反映其经济思想的作品。2010年，陈志武推出《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受到学界认可，大众热捧。陈志武历时两年，潜心修订，在修订版中更准确、全面地展现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理想王国。

陈志武作为一个金融学工具的教授，一个数学世界的高手，在2001年开始转变，视角回到了中国问题，中国人的问题。他逐渐发现，只要讨论市场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就不可能绕开政治，不可能避开制度方面的话题。他逐渐走出纯粹的经济学或者金融的研究。作为一个厚积薄发的学者，陈志武把晦涩艰深的理论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而在学术之外，他同样密切关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犀利剖析中国问题，冷静从容的笔锋之中，蕴藏的是忧国忧民之心。在陈志武的身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形成了一种优美的结合。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个经济学家的理想王国（修订版）》由陈志武历时两年修订完善，呈现出一个经济学家的理想王国。

中国股市乱象到底疯狂到几时？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到底在哪？怎样理解中国金融的逻辑？新国有化的危险到底在哪？中国抑制房价泡沫是否会成功？“新国有化”的危险到底在哪？2010到2012年，两年之间，从国际到中国，经济局势瞬息万变，下一步，中国经济又将走向何方？2012，经济情势又展现不一样的面貌，在暗潮涌动之下，谁能洞穿和透析问题的根源？

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他试图用理性解决这个时代的焦虑，他的金融思想诠释了给人幸福是一切学问的基点，在一般人看来很严肃的名词——制度、分配、股权……都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具体工具。《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个经济学家的理想王国（修订版）》聚焦中国，收录了作者最近几年和媒体之间的对话，通过对中国当前社会的分析，探讨了中国人的未来，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以及中国人寻求幸福的具体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既是一部民众权益的代言书，又是一部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

序言 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开篇 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

 谁是陈志武 002

 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 010

 一个学者的幸福与思考 019

第一篇 “中国奇迹”背后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 026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 039

 香港繁荣之路 046

 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053

 官僚体制不利于科技进步 059

 民主与经济增长纵横谈 066

第二篇 “国富民穷”之忧

 “新国有化”的危险 074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080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 086

 呼唤13亿百姓的国民权益基金 093

 拿什么保护农民权益 097

 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 108

第三篇 金融市场变革

 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 114

 中国股市乱象 120

 大陆与海外股市的差别 126

 机构投资者如何发展壮大 129

 冷眼旁观《基金法》 135

 理解金融的逻辑 142

第四篇 面向全球化

 新时代的中国海外利益 150

 解析中美贸易矛盾 157

 外资进入中国为何受阻 163

 私人股权基金对中国经济有利 167

 外汇储备投资难题 175

 中国凭什么走向世界 179

第五篇 从危机到黎明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影响 188

 我们怎样度过这场危机 193

 在逆境中转型 200

 以减税、退税提振中国经济 206

 4万亿元如何救市 210

 危机给中国的正面机会超过负面的 215

 中国可能是“金融海啸”的最大赢家 219

尾声

 一位经济学家的理性与情感 228

 制度决定幸福 239

二

1990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陈志武开始了教育生涯，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任教。与一般做学问的学者不同的是，陈志武还以所学做投资。在潜心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陈志武与朋友在1998年一起创立了美国价值引擎公司。

问：刚开始做公司时就很顺利吗？

陈志武：我做第一个公司应该说不是太成功，但那个公司还在。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大概从1997年、1998年开始做，那个公司在互联网高峰的时候，到2001年为止，就花掉了六七百万美元。

问：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公司？

陈志武：最初，我们是想为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提供分析股票和控制风险的这样一些软件和数据库，但是后来发现做这个蛮艰难的。所以到了1999年的时候转型，就想针对股民大众在美国提供这样一些分析工具。结果正好2000年互联网泡沫开始破裂了，到后来，资金的来源就比较紧张，接着就裁了很多人，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剩了四五个人，一直到现在。

问：一直做到现在，这个公司现在有赢利吗？

陈志武：现在有一点点赢利，但不是太多，很艰难。所以我2001年开始就做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公司赢利比较多，这是个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个对冲基金相对而言是我做的两次创业里面比较成功的一个。

2001年陈志武创立华尔街Zebra对冲基金公司，并担任Zebra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Zebra基金”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9·11”之后众多华尔街基金公司风雨飘摇的日子而不倒，这其中95%的操作，都是依靠陈志武研究出的数理模型来实现的。

问：您出于什么考虑创建了这样一个公司？

陈志武：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年关于资本市场的研究，不管是股市，还是债权市场、期券市场、期货市场，到最后我还是蛮有兴趣把这些不同的理论投入到实践中，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通过创办一个公司，来感受企业家、不同企业里面的管理层，他们面对这些问题和这些事物的挑战是什么。这样一来，可以反过来让我对于经济学，对金融这些研究的问题有一些更深的认识。

问：可能做公司跟单独研究出来的模型并不太一样，因为它一方面要有对于市场、对于数据的了解，另一方面，它又要对于个体的人，包括你的客户，还有企业本身的人都有一个管理，您觉得这两方面有没有冲突？

陈志武：那当然有很多冲突。比如说像我们在学术界，研究金融经济学理论的话，特别是关于资本市场这一块，往往会忽视掉委托代理关系。对于经济行为，对于金融机构，包括投资的和管理层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什么样的扭曲，这方面以前的研究并不是太多。所以通过我自己做这些事以后，我就感觉到，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在现实社会和现实经济中起到的作用、产生的影响是无所不及的。所以这个问题，委托代理关系在经济学，特别是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中间，受到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远远比实际要求的要低得多。

因为我们刚做对冲基金的时候，是所谓市场中心的对冲，也就是说，在美国股市上面，我没有做多，没有做空。而且我们是每买进一块钱的股票，就要做空另外一块钱的股票，所以这样可以通过组合两边买多或者卖空的这些股票，通过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组合，使这两边的风险互相对冲掉。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不管整个股市的大盘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上涨还是下跌，我们对冲基金的业绩都应该往上涨。就是不管市场怎样，我们都应该赚钱，这是我们最初追求的目标。  问：当您跟客户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角色从一个学者中转换出来了吗？

陈志武：多数时候，我觉得不需要作太多的转换。因为我们管理这些基金的方式，完全是根据我们研究的这些数理模型来做的。所以我们去解释这些数理模型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学术的背景，或者不能把做学术的视角放上来的话，很难去做这种说服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角色并没有什么冲突。因为我的方法决定了是要靠非常强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背景才可以这样做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去坐庄，或者觉得我们能判断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未来的风云走向，我们不需要主动作这些判断，这些模型会告诉我们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向。

P4-5

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陈志武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如何理解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福山教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引发过一场大讨论，那场讨论在中国至今还在继续。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享有高度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并且这一结论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按照福山教授的说法，人类社会在制度体系上的演进，最终以“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结束，自由市场解决物质需要问题，自由、平等、民主不仅能保障市场经济，而且能解决人的非物质需求问题。所以，虽然社会与个人的生活还会继续颠簸，高潮性的喜剧和悲剧仍将重叠发生，但人类漫长的“大制度”——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架构——追寻历程到此为止了，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搭配。

福山理论的对错，可以留给每个人自己去思考评判，但对中国的许多学者和业余知识者来说，可能首先无法接受的是福山将所有社会——不管人种、政治文化背景——都放在一起谈，好像没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区分似的！尽管被我们的社会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但在很多人看来，似乎中国历来就不同，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任何不针对“中国特色”加以区分的理论，当即就该贴上“盲目照搬”的标签。

在别国行得通的，真的拿到中国就不灵；在中国行得通的，到别国就水土不服。真的如此吗？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历是支持还是颠覆了福山的思维框架？是证明还是证伪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中国漫长的历程真的游离在世界历程之外，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不能与其他国家一概而论吗？

一

在我看来，除了一些相对短暂的时期外，中国从来就是人类进程的一部分。从远古看，中华文化创立于2500年前的先秦，在那思想文化的鼎盛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墨子（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孟子（公元前372年—前289年）等大师倍出。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奠基时期几乎是同时的，代表人物包括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等。

佛教文化体系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年的印度。而印度文化的核心——种姓制度也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开始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熟悉的主要文化体系差不多都是在那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难道是完全无相互关系的巧合？是否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种必然联系是否就是人类社会从游牧走向农业，在固定地方耕种粮食，在室内圈养肉食动物呢？

文化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宗教，中国与其他国家也相当同步。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步融入中国社会，给人们带来后生世界的秩序。基督教在同一时期出现，并渗透到欧洲社会。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比以往说的要早，另一方面外来的文化也能在中国社会扎根，毕竟人性是有共性的。

伊斯兰教是世界另一大宗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从表面看，这比基督教进入欧洲、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晚6个世纪，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时期，或者说在中世纪商业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社会变迁慢，发展速度低。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的时间才增加了1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2000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照此来理解，佛教进入中国、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出现，虽然客观上时间相差几百年，可是从人类进程速度来理解的话，大体上算是同一时期的。

在15世纪初期，明朝大举航海，不久之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加入，积极推动海上冒险，以至于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所以，在航海事业上，中国不仅没有偏离世界潮流，还引领人类的这些尝试，只是到后来在航海事业上退缩了。

在商业发展方面，中国与世界就更加同步了。我们知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是西方商业革命的标志性时间点，之后几个世纪商业革命进展迅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亦即1500—1800年，中国也在经历一次商业革命，那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商业的最鼎盛时期，或者说是此轮经济崛起之前的最鼎盛时期。

为什么中国过去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与世界其他国家那么同步呢？难道每次都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不是说明在大的事情上中国并没有与众不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并非我们说的那么特殊吗？

二

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更加同步。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是加入工业革命的时间。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后来蔓延到美国、法国等少数国家，德国、意大利等西欧以及东欧国家是19世纪中期才开始追英赶美，拉美、亚洲、非洲国家差不多也是在那一时期模仿英美工业技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其核心就是要引进西方技术，在时间上当然比英美晚，但与世界多数其他国家同步。比如，电报在1837—1844年间快速发明成功，19世纪60年代在各国普及有线电报，兴建跨国电报网，1871年电报进入中国。世界第一条火车铁路于1825年建于英国，50年后在上海也有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汽车在西方出现后不久，于1901年就进入中国。电话于1876年在美国发明，投入使用后，也很快进入中国。

以往我们责怪清政府，指责中国没有发明出各类技术，这些本身当然都有道理，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大国，但是，从跟随世界潮流的角度看，中国并不落后，与其他国家雷同。

第二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市场交易等现代公司制度、现代金融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比西欧国家晚400年左右，所以，这方面中国比它们落后，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同时。中国自己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上市交易，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始。跟其他国家比落后多少呢？瑞士股市成立于1850年，西班牙1860年，匈牙利1864年，土耳其1866年，澳大利亚1871年，捷克斯洛伐克1871年，阿根廷1872年，新西兰1872年，加拿大1874年，巴西1877年，印度1877年，挪威1881年，南非1887年，埃及1890年，智利1892年，希腊1892年，墨西哥1894年，新加坡1911年。可见，中国股票市场出现时间不早也不迟。

第三是政府办企业以及国有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国家资源为主，经历了“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纯粹“官办”，这一做法跟同时期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没有太大差别，都要靠国家的财力追赶英美工业技术。  1918年，苏联开启国有化运动，将工业、商业全面收为国有，将土地收为公有。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西方私有经济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苏联国有经济的高增长，跟西方私有经济的大危机，反差如此之大，使世界各国普遍学习国有化，也由政府办企业。中国先是在20世纪30年代小范围内实施国有化，到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国有化。东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国有化。亚非拉美等许多国家都竞相模仿。连当年西欧的私有制国家也在一些行业进行国有化：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之后陆续将煤电、广播、铁路、钢铁、油气、公交等行业国有化；法国从1938年开始，将主要银行、金融、油气、汽车制造企业国有化。所以，中国的国有化以及相关政府权力扩张，并非中国的孤立行动，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的国有化运动与世界同步，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也与世界同步。中国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局面每况愈下，“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进一步滑到低谷，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计划经济发展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所以，就有了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他国家虽然没有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经历，但是，国有企业、政府管制经济也给它们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英国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全球范围都被迫进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跟其他国家在远古时期基本同步，在近代同步，中国历来是世界进程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跟世界其他人一样，都有相同的人性，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自由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就福山教授的结论进行商榷，但是不应该以“中国特色”为由，要求将中国放在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测之外。

三

1978—1998年的短短20年间，按照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增加了两倍多，中国历史上当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奇迹。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才增加了1倍，但从1880—1978年间，却增加了3倍多，在那100年间中国人均GDP只增加了1倍，这等于说，工业革命带给中国的发展机会被留到了1978年以后。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快速发展的主因了。

首先，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相对政府资源垄断、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约束。

简单地把老百姓的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正是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才随之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简单地释放自由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而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从逻辑上和时间序列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原因，那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实际的情况是，正是由于“大政府主义”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的经济灾难，才为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基础。而且，在那之后，经济自由恢复得越多，经济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改革开放的成就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中国的经历没有偏离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规律。

梳理中国的事情，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

四

这本书是我过去几年接受媒体访谈的结集，内容涉及不少话题，但基本都围绕中国。即使谈到世界，谈到其他国家时，最终也是为了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只是用中国的过去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那只会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只有参照同期或者早期其他国家的经历，我们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中国，预测我们的未来。

这些年，许多媒体朋友给了我向大众表达观点的机会，在此表示感谢，特别是岑科、李利明、郭宇宽、周年洋、赵灵敏、刘凌云、笑蜀、何雪峰等人；也特别感谢本书所录文章的其他作者朋友，包括刘浪、郭哲、唐勇、李翔、叶筱静、钟加勇、许凯、魏、周程、陈竹、石贝贝、谷重庆、周慧兰、曹理达、李静睿、郝希良、肖强、叶檀、朱周良、徐琳玲、谢文思、王利芬等，没有他（她）们的采访，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岑科负责收集整理本书的文章，他的贡献自不用说。愿书中的所谈所指，能给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读者带去启发和思考。

2009年9月25日于耶鲁大学

希望收获不同的结果，就在行为上作出改变

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依然觉得言犹未尽。希望与读者们分享三点：

第一，人脉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生的负担。

为了拓展和维系人脉，作出适当的牺牲是必要的，有付出才能指望收获。可是，持续的超额付出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人脉需要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单向的付出或索取都是不正常的，也是不会长久的关系。

所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与你周围的人合作共赢的方法、技巧、能力和工具。做好了这一点，拥有强大的人脉其实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说，做到了与人合作共赢，就等于拥有了强大的人脉。

第二，人脉的形成是互相吸引的结果，你需要打造自我磁场。

如果没有“被别人利用”的价值，就不可能拥有什么人脉。当你自己的磁场足够强大的时候，不用刻意做点什么，人脉自会被你吸引过来。

所以，与其千方百计地设法讨好别人（这样做，很可能成为别人的附庸，成为低声下气的可怜虫），不如增强自己的磁场，把别人吸引过来，自己做核心。

第三，希望收获不同的结果，需要在行为上作出改变。

感谢您腾出宝贵的时间阅读这本书，我希望您在生活和工作中尝试使用本书所讲述的方法、技巧和工具。如果不在行为上作出改变，就不能要求收获不一样的结果。

坚持不懈地付诸实践也至关重要。我不相信什么一蹴而就的方法，只有持续地改善行为，养成习惯，并最终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新方法，才会获得丰厚的收益。

最后，向所有为本书的出版、发行给予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潘竞

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等，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吴敬琏（经济学家）

改变中国目前国富民穷的状况,一方面可以减税。另一方面,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讲的,要改变资产配置,我非常赞成中央在“十七大”提的口号,就是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

——许小年（经济学家）

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等人曾提出过类似建议，我很赞成。

——张维迎（经济学家）

陈志武教授的著作“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把财富创造的制度基础讲得很清楚”。

——秦晖（学者）

陈志武可以把很难、很深的金融学理论用很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

——易宪容（经济学家）

陈志武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在国内经济学术界是少见的，面对纷繁的现实，他不仅对其进行技术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还进行了法律与政治的分析，从而更为正确地解释了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

——秋风（评论家）

陈志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财富增长的制度性内涵，使我们明白，仅有个人的机遇和聪明才智是不够的，在勤劳和富有之间还有一座必须建造的桥梁——好的市场经济制度。

——何力（资深媒体人）

有陈志武在，我们的经济学视野就会持续开阔。

——苏小和（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