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代论》互为表里，与《吾国吾民》隔代相望。

《我这一代香港人》收录的是2000年后陈冠中在北京写的部分文章。是陈冠中对香港的又一次“顾左右而言他”，他精心打磨出一面被区隔于香港之外，当下大陆80后一代人的镜子。

本书由梁文道等名家一致推荐，被认为是解读香港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我这一代香港人》作者陈冠中是香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70年代末的时候，创办了一本杂志《号外杂志》，《号外杂志》是两岸三地的一本讲时尚、生活、城市文化潮流的杂志。同时虽然又搞电视，又搞电影，又搞这样的杂志，好象很潮流化，很主流。可是同时他也是两岸三地里面，第一个写书去讨论新马克思文学主义批评的人。是个多面手。现在定居北京，基本上就是以写作为生，写作度日，他也不需要靠这个为生了。这本书呢，是这几年在香港非常轰动的书，看这本书，特别是里面其中一篇最长的文章，叫做《我这一代香港人》，你能够解开很多谜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总觉得香港是个很好的地方。

陈冠中讲的那一代人被认为是缔造了香港奇迹的那一代人，但他是这一代里面唯一一个，或者是，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指责他们这一代人的过错，认为他们这一代人需要反省的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序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V

I

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003

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021

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056

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特区论述：香港／082

众妙之合：实干心态、功夫精神、创新意识／117

香港设计的几个主题／122

粤港澳创意文化共同体／125

II

波希米亚北京／135

台北这个城市的好／163

街道，城市和我的五个错误想法／170

住在雅各布斯的城市／178

III

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187

是荒诞又如何？／217

美国怎么了？／220

墨索里尼的幽灵／226

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用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内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我们只是平凡地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20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内地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

我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就行。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和中国历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唯一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人中，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理想主义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有些学校根本就不开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10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有了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才觉悟到二者没有必然关联。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从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内地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当然，中间有1966年和1967年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着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在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内地更有戒心——把内地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观察，1967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30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袒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上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作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地区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先进入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的优势。我们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行当。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过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P3-6

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

本书收录的是2000年后我在北京写的部分文章。

从那时我开始跟内地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地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内地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前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是带着同中有异的“前知识结构”进来的，双方难免有冲撞也需要不断对话和互补。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然后在台北生活6年——令我大开眼界的20世纪90年代。加上之后在北京多年，这就成了我长达20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补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都不一样了。

之前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香港，得益于信息自由之便，寻觅到不少在当年香港都算是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潮和小众趣味：文化上，我跟同代的文青一样，在青春期受到英美摇滚民谣、反叛文化、台湾作家和欧陆电影影响；社会立场上，我是支持解放、包容和替弱势群体争权的“进步主义”者；政治思想上，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70年代的欧美“新左”（我在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论），转到坚决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哪怕只是罗尔斯、纳斯鲍姆一类的正义自由主义、能力自由主义），向往社会民主，同时照样厌恶各种形态的帝国霸权；经济上，我接受“混合经济”，从80年代开始就转向“后凯恩斯”观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80年代的香港还让我注意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研究、后殖民、大历史、地球村意识和世界主义的议题。来内地之前，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该算是左翼的——哪怕只算是中间偏左或自由主义左翼，一种犹豫的、对许多困惑都没有现成答案的，但却明确地反对暴政、讨厌谎言、拒绝残忍的左翼。

到内地后，我发觉自己不能认同中国式的“新左派”。

虽然自由主义左翼听上去像是悖论，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用“左翼自由主义者”这个不理想的称谓来识别自己。

这里并没有收集太多我的政论时评，但多篇文章涉及上述关注点，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内地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

感谢徐晓的坚毅策动，张万文的编辑，中信的出版。

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剧本、管理唱片公司、写小说……但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来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几年前，他开始有系统地书写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颜，开启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