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笔记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庞大，《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是一部系统整理过的收罗齐全的宋人笔记总汇。每部笔记均由整理者撰写一篇有学术价值的点校说明，内容包括作者小传、成书经过、内容评价、版本情况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况等。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新式标点，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全新精包装，更是馈赠收藏的佳品，弥足珍贵。全书约分十编，本书为第二编二。

　　综观《全宋笔记》第二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

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 　　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

青琐高议

李生白銀

李秀才者，亮州人。家貧，置小學教童蒙，日止十人，朝夕供給常不足。

一日，遇疾暴卒，二日乃甦，謂其妻曰：「我死地下見姚狀元，主判人間衣食簿，與我昔日有同場之好，謂我曰：[甚貧矣，宜早歸。衣食某之本職，不敢私，特為君添學生一十人，贈銀一笏，是某之私羨也。]其後人忽送兒童上學，比舊果加十人，生展修其屋，果獲白銀一挺。 

嗟夫!學徒之多寡亦復陰司注定，況官職之崇卑，年壽之修短，禄廪之厚薄，孰謂無其數乎?《新编分門古今類事》四寇相毁廟

寇相準，年十九。蘇易簡狀元下及第，知巴東縣。縣舊有一廟，不知其名。舊令尹嘗夢其神泣告之曰：[宰相將來，吾不敢居此。雖强留，必不容也。]令曰：[宰相何人?]神曰：[他日當自知，不敢預告。]及寐，與同僚言之。

不數日，邸吏賫狀來，乃寇為之代。果以廟無名，圖牒所不载而毁之。噫!廟之毁去，神固知之，而寇之為相，已兆于此矣!神謂留必不容，蓋亦知寇公之正直也。《新编分門古今類事》五張誼赤光

進士張誼，自鄂州來，赴舉南省。試罷，膀未出間，嘗與儕輩遊飲于市。偶一人前揖張日：「先輩便當及第，然宜保頭上二赤光。光在，公無事。光失，則公亦不免。慎之。」忽不見。後張果及第。既受官到任，官長有赫連立，乃二赤光也。不久赫連立卒，張亦以事去官。迺知事皆前定，不可以智力免。同上陳公荊南

乾興中，張君房作悴江陵時，知府李坦之得風病，府事不舉。即漕使王湛發遣，未知新知府之耗。

時禮部陳從易主漕運于荊湖南路。由衡至邵，辙獄之疑者。去邵兩驛間，蟻舟水濱，夜宿佛寺中。時女使一名，中宵忽魘，遽起呼之，既悟曰：[適見]白衣人，戴帽，儀容頗肅，以手抑胸，曰：[學士得荊南也。我是荊南五郎，來告之，到日望照管。]陳甚異之。比到郡後，果馬遞勑到，如夢之告。

P262-263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就開始創議编纂《全宋筆記》，並將這一設想與專家們磋商、交流，立即得到文史學界的認同與支持，學者們不僅對這一計劃提出不少寶貴的建議，有些還積極參與具體的點校工作。此後，這一項目又得到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這樣，這套《全宋筆記》就作為上海師大古籍研究所的重點科研選題，在校内外共同合作的基礎上，積極進行。歷經數年寒暑，現在第一编書稿，即從宋初的《北夢瑣言》起，至北宋中期的《月河所聞集》，約近五十種，已编定付印，即將面世。由此起步，编委會與大象出版社密切配合，按預定計劃，每年分编出版，爭取在五六年内將現已大致確定的約五百種宋人筆記全部整理完成，齊全出書。

中國古代筆記的整理出版，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就受到出版界的關心和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编輯所），就出版過好幾種唐宋筆記，如《隋唐嘉話》、《大唐新語》、《唐國史補》、《唐摭言》、《雲麓漫鈔》、《南部新書》等，同時還印有《明清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則於同一時期编印有《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近代史料筆記叢刊》。近二十年來，筆記的出版則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已有基礎上，更計劃编印「歷代筆記小說大觀一，上起漢魏，下迄清末，按漢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分批出版。中華書局則除已有的元明、清代、近代外，又增設《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已出有四十餘種。其他出版社也陸續有單本筆記問世，如文學性強、頗有閱讀興味的晚明小品文性質的筆記《陶菴夢憶》、《西湖夢尋》等，已有好幾家出版社出版。

以上情況，應當說促使人們對這方面的文獻整理有進一步通盤的考慮，即擴大範圍，加強計劃性，注意對某一朝代、某一歷史時期的筆記著作進行系統完整的輯集。這也就是《全宋筆記》的编纂設想得到學界與出版界首肯的基本原因。現在，除了這套《全宋筆記》外，學術界又有提出编《全唐五代筆記》，以與《全唐五代詩》、《全唐五代詞》、《全唐五代小說》配合（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二00二年第三期《唐人筆記亟待整理》）。現在《全唐五代筆記》已由原湘潭師範學院（現合并於湖南科技大學》中文系承擔，正在起動中。可以期望，辽金元、明、清各朝筆記總集的编纂，當也能引起相應的關注。

這應當說是二十一世紀古籍整理研究的一個新界。以宋代文獻來說，總集方面已出版的，先後有《全宋詞》、《全宋詩》、《全宋文》，《全宋筆記》整理完成，則宋代文學的文獻資料，基本上就能呈現出一個完整的概貌（當然還可考慮輯集宋元話本小說）。由《全宋筆記》起動，引起其他歷史時期筆記總集的整理、出版，其意義當不僅限於文獻整理，應當說，這將會引起對筆記這一傳統門類作現代科學含義的總體探索。過去很長時期，與詩、文、詞、小說、戲曲等相比，筆記的研究是相對薄弱的，現在我們應當把筆記的系統研究提到日程上來。當前的筆記研究，可以考慮的，一是將筆記的分類如何從傳統框架走向現代規範化的梳理，二是如何建立科學體系，加強學科意識，把筆記作為相對獨立的門類文體進行學科性的探究。

[筆記]一詞，倒是很早就出現的，南朝蕭梁時劉勰《文心雕龍》在《才略》篇中，論建安時期作家時，說陳琳、阮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應場學優，然後說：[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郸，亦含論述之美。]此處的筆記、論述，是與詩賦等韻文對稱的散文文體，雖然與後來唐宋時期的筆記，概念不同，但劉勰未將筆記與小說相連，是頗有識見的。因為在中國傳統目錄分類中，從來就不將筆記作為一個獨立門類來處理，而在具體論述中，又往往將筆記歸屬於小說，有時則統稱為筆記小說。如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九丙部，將小說分為六類，前兩類是志怪、傳奇，後四種為雜錄（《世說新語》《唐語林》等）、叢談（《容齋随筆》《夢谿筆談》等）、辨訂（《鼠璞》《鷄肋编》等）、箴規（《家訓》《世範》等）。這後四種所舉的書名，實際上即是現代意義的筆記。又如明顧元慶所輯《顧氏文房小說》，就收有唐劉鍊《隋唐嘉話》、宋龔頤正《芥隱筆記》等；同是明人的商璿，其小說類叢書《稗海》，即收有宋人筆記四十八種，及宋人詩話二種。民國時期進步書局輯印的《筆記小說大觀》，更收有不少唐宋筆記。

宋洪邁《容齋随筆》，其卷首自序謂：[予老去習懒]读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記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日隨筆。七逼就是說，筆記乃讀書所得，見聞所及，隨筆雜錄，不分先後，文筆自由，不拘形式。至於筆記的内容，唐李肇《國史補》在其短序中則有較確切的概述：[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首次以「筆記一命名的北宋宋祁《宋景文筆記》，其書分三卷，上卷稱釋俗，中卷稱考訂，下卷稱雜說，全書大多為考訂名物音訓，評論古人言行，雜采文章史事。這些都應當說是符合我們現代意義的筆記内涵的。但筆記的分類歸屬，在古代書目著錄中，卻極為紛雜。

中國古代目錄著作，自《隋書·經籍志》確定以經史子集為四大部類，至清《四庫全書總目》，歷一千四百年，經過不斷調整，已正式固定，成為典範。當然，現在编制古籍書目，從傳統習慣來說，是可以繼續使用這四部分類法的，但我們現在對古代文化與典籍文獻的研究，則應從現代科學分類的概念出發，而不能受四部分類的限制。如四部之首的經部，其《詩經》類，應屬於文學研究；《易經》類，應屬於哲學研究；《書經》類，應屬於歷史學研究；《小學》類，應屬於語言文字學研究。因此我們現在把筆記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就應擺脱傳統的框架。

前面說過，古代目錄書中從未將筆記列為專類，但仍錄有不少筆記書，不過對筆記的分類，並未有固定、明確的準則，有時甚至將同一書分列於兩個部類。如唐劉鍊《大唐新語》，《新唐書，藝文志》，將其一屬於史部雜傳記類（《新唐書》卷五十八），一屬於子部小說家類《《新唐書》卷五十九》。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則更為繁雜，如我們這次收入第一编的兩種筆記，《洛陽捂紳舊聞記》與《五國故事》，都系雜記五代舊事，不過一是記洛陽，一是記四川及江南，體裁相同，而《四庫全書總目》卻將前者列入子部小說家類，後者列入史部載記類。怪不得南宋文獻目錄學家鄭樵早就說過：[古今编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通志，校雠略》）

遣裹還可舉一些例子，以備今後對筆記分類作歷史的考察。以唐宋筆記來說，《四庫全書總目》將裴廷裕《東觀奏記》、余知古《渚宫舊事》、王棣《燕翼詣謀錄》等列為史部雜史類，范成大《吳船錄》、陸游《人蜀記》列為史部傳記類，龍衮《江南野史》、鄭文實《江表志》、周羽狮《三楚新錄》列為史部载記類，龔明之《中吳記聞》、周去非《嶺外代答》、周密《武林舊事》列為史部地理類。子部則更不易辨别，如《東觀餘論》，《靖康湘素雜記》、《能改齋漫錄》《容齋隨筆》《野客叢書》等，列為子部雜家類雜考，《封氏聞見記》、《石林燕語》等，列為子部雜家類雜說，而與《封氏聞見記》、《東坡志林》、《容齋随筆》體裁相同的《唐國史補》、《涑水記聞》、《東齋記事》、《唐語林》等卻又另列入子部小說家類。《四庫全書總目》在《中吳紀聞》提要中曾明確提及，此書[仿范純仁《東齋紀事》、蘇軾《志林》之體]，而實際上此三書，卻分屬三類，即分列於史部載記類、子部雜家類、子部小說家類。如果我們按傳統目錄框架來取捨筆記，恐怕就很難措手。就是說，我們現在研究古代筆記，不能拋開傳統目錄著作，但不能受這些框架限制。這次《全宋筆記》所輯五百種筆記，其涵蓋的門類是相當廣的，這也促使人們意識到文獻整理與研究有機結合的必要。

關於筆記的研究，應當說，現在還是起步階段，有不少問题，還需作認真探討，如中國古代筆記的淵源和分類，筆記與其他文體的關系止《自身的歷史發展階段，它所包含的史料價值和文化意義，等等。至於宋代筆記，也已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過去有的論著曾把魏晉至明清的筆記分為三大類，即小說故事類、歷史瑣聞類、考據辨證類（參見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中華書局，一九八0年六月》。當然，按學科來說，還可再加細分，但這三大類大致的框架是可以成立的。比較起來，宋人筆記，小說的成份有所減少，歷史瑣聞與考據辨證相對加重，這也是宋代筆記的時代特色與歷史成就。限於篇幅，遣裹不可能對宋代筆記作全面的介紹與評論。我這裹有一個建議，即待此書全部完成後，可以再作兩件事，一是將所收五百種筆記的點校說明，再加補充、訂正，匯為一编，這實際上是繼清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後，另有一個新编的《宋人筆記總目提要》，以使今天的研究者能了解和掌握宋代筆記的全貌；二是結合筆記文獻的特點，對整理工作經驗作一系統的總結，如底本的選擇，校雠的趨向，本事考證的取捨，傳統目錄分類的探討，等等，並在此基礎上，就文史結合的角度對筆記（不限於宋代》的史料價值和文化涵義作較深的理論探討。

應當說，宋人筆記的價值與意義，是很值得研究的，有些恐怕我們現在還未有充分的認識。如北宋的《夢谿筆談》，其中記载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其在中國印刷史上的史料價值已廣為人所知，而外國學者李約瑟博士在其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更對《夢谿筆談》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記載，檢出二百多條，並認為涉及數學、天文学、氣象學、地質和礦物學、物理学、灌溉和水利工程學、農藝學、醫藥和制藥學等《第一卷第六章，見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中譯本》。這種從現代科學觀念來探索這部筆記的史料價值，對我們是頗可借鑒的。又如南宋末周密所作《武林舊事》《四庫總目提要》確認並肯定「是書記宋南渡都城雜事气「目睹耳聞，最為真確」，但我們現在還可以從廣闊的社會背景對書中所記的「雜事」作一次文化考察： 如卷六《諸色伎藝人》記錄有四百八十位民間藝人姓名，同卷《諸色酒名》記有五十四種酒名，同卷《糕》條記當時臨安（杭州》民間富有特色的食口叩糖糕、蜜糕、粟糕等十九種，同卷《書會》記錄臨安市内六個書會成員姓名或綽號，卷一0《官本雜劇段數》記錄南宋當時官本雜劇劇本二百八十部，這些都是官方正史或作家專集都未曾記有的。如像考古工作那樣，我們可以從中挖掘出過去未曾發現或未予重視的文物資源。又如我們研究宋代詩文，也可以從筆記中查獲不少材料，現在新编的《全宋詩》《全宋文》，其中相當多的作品就是從宋代筆記中考索出來的《四庫總目提要》在談及《武林舊事》時就特别提到：[南宋人遣篇佚句，頗赖以存]。

又如宋代科舉，在整個中國科舉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登科人數是歷朝最多的。幾年前我與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學者龔延明、祖慧等合作，编撰《宋登科記考》，曾多次從宋人筆記中檢尋出極有用的材料。如洪邁《容齋随筆》卷二《金花帖子》條，謂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孫僅榜五十人，其中提及「自第一至十四人，唯第九名劉烽為河南人，餘皆貫開封气此劉烽為其他史籍未載，據此可補咸平元年登科錄。又如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编》卷二四，記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乙酉：「斬孟州進士張兩。」而《容齋随筆》卷一三《下第再試》條，也記述宋太宗怒斬「孟州進士張兩光」，據此可補《長编》之缺字。又北宋太宗朝開始，唱名賜進士第後，皇帝特賜進士御詩，這是宋科舉試的一次創例，而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六《貢舉》條明確記為：「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又如《宋史》卷四四。《文苑傳》载柳開應舉，只簡云「開寶六年舉進士」一句，而葉夢得《石林燕語》則詳記柳開此次應舉，最初為「被黜下第」，後為宋太祖「特賜及第气可見不是一般性卷六，《國朝進士表》及清修《福建通志》均載是科登第者有葉温叟，但僅簡記其姓名，而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則有具體記載，記其與蘇軾同年登第及此後與蘇軾的交往（參見傅璇琮、龔延明合撰《<宋登科記考>剳記》，載《新宋學》第一輯，上海辭書出版社二00一年十二月》。

這裹還應一提的是，近十餘年來出版的幾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在論及宋代文學時，已把筆記作為宋代散文的一種文體，稱「宋代散文中還出現了獨具一格的筆記文，這種文體長短不拘，輕松活潑，是古代文體解放的重點標志气特别是南宋時期，如陸游《老學菴筆記》《人蜀記》、范成大《吳船錄》，以及吳曾《能改齋漫錄》、王明清《揮塵錄》、羅大經《鶴林玉露》等，都列入文學史論述的範圍，認為在宋代文學史上應佔一席之地（參見袁行霈主编《中國文學史》第五编二呙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孫望、常國武主编《宋代文學史》下册第二早，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不少古典文學論著已提出宋代筆記已是晚明小品的先驅。另外，宋代詩話的體裁也受筆記的影響，不少筆記就有評詩記事之作，如《四庫全書總目》列為子部雜家類的陳郁《藏一話腴》，《提要》稱其[多記南北宋雜事，間及詩話]，現在也有把《藏一話腴》列為宋詩話的。這樣，古典文學界已把筆記作為文學類的一種文體，兴詩、文、词、曲及詩文評并列，遣確有益於拓展筆記研究的視野。

關於编纂中的具體問題，本書的《编纂說明》，已有述及，這裹不再贅述。本書所收的面較寬，把符合於筆記體裁的著作盡可能收輯起來，以省卻讀者的翻檢之勞，但有些專題書，如詩話语錄，以及譜錄類的茶經画谱等，其形式雖近於筆記，實質為專書性質，為收錄標準規範起見，仍不予收錄。至於收錄的時代斷限，凡由五代入宋，而其成書在宋建國以後的，則輯入。如列於本書首部的《北夢瑣言》，著者孫光憲，長期仕宦於五代後期荊南高季興，後随高氏人宋。《四庫總目提要》據其書名「北夢气以為比喻荆州，就定此書「仕高氏時作气其實根據當今研究，其最終成書，在人宋以後。又如周密，為南宋人，而其《武林舊事》作於宋亡人元以後，但其書主要仍記故都臨安舊事，故與其所著《齊東野語》火癸辛雜識》均收入本書。可見，整理工作中時代斷限問題必須與考證、研究相結合。

作為一代筆記的匯集，其整理原則，應是一求全，二求正。求全前已約述，在這方面，全確是有其優勢的。如中華書局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至今已印有四十餘種，但與這部《全宋筆記》相比，如本書第一编，自宋初《北夢瑣言》至北宋中期司馬光《涑水紀聞》，收有三十多種，而同一時段，中華書局出版的僅有五種，其匯集的長處就自然顯示出來。至於求正，則要求文字、標點方面，力求無誤，提供一種信實的版本。宋人筆記，涉及不少史事，其中也有記事之訛及評議之誤，如果有人作專書整理，可以下工夫進行考功力。但匯集不可能如此作，這是總集匯集编纂的通例。這裹要提的是，筆記由於記事雜，且所記多為口語俗事，因此文字的訂正與句斷的準確，難度較大，這方面有時比詩文總集的编纂更難。已出版的筆記，其中文字與標點訛誤，經人指摘、批評的，相當多。李一氓先生於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時，曾囑咐小組辦公室將古籍整理《包括標點、校勘、註釋今譯》的批評性文章，匯编成《古籍點校疑誤匯錄》，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從已出版的六册中，有關筆記點校失誤的書評就很多，而且大部分是關於宋代筆記的。由此也可見出本書整理點校工作的艱辛。

這裹我想再提兩事。一是多年從事古籍整理研究的資深编審陳新先生，受大象出版社的兼聘，對本書認真通讀，嚴謹審閱。陳新先生長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编輯部工作，八十年代後期起，作為《全宋詩》的主编之一，又好幾年參與《全宋詩》的编纂，極有閱稿、審訂的經驗。二是大象出版社得悉《全宋筆記》的编纂信息，就立即與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聯系，他們從文化積累與學術建設的大計出發，毅然承擔這一艱巨的出版任務，再次顯示其多出文化精品、傳揚中華文明的抱負和氣概，確令人敬佩。我想借此向大象出版社領導及其他有關同志深致謝忱。

二00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