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和散文家之一。在其三论——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中，他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和华丽的笔触，对社会生活和人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人的道德责任、友谊、老年、死亡、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统治者的责任、外交事务中的道德原则等，作了透彻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三论”被视为古典时代散文之杰作，至今仍为人们广为传诵。

本书作者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和华丽的笔触，对社会生活和人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人的道德责任、友谊、老年、死亡、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统治者的责任，作了透彻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

西塞罗以为可循四条途径达到“至善”(honestum)：一日探求真知，二日维护公正，三日强健心灵，四日节制行为。人既追求“至善”，则此四事便成人类当然之责：“自然长育吾辈，非为吾辈求乐不止，乃为吾辈以严肃之心成就大业。乐亦可求，然当如睡眠与歇息，穿插于大业追求之间或之后。”他以为“至善”是最值得追求的，亦是惟一值得追求的……

《论友谊》，一名《莱利乌斯》，撰于公元前44年，对话体，是写给朋友阿提库斯的“一个老人给另一个老人的一件礼物”。主人公是以友谊名世的古圣贤盖乌斯·莱利乌斯，主题是论证“无德行则友谊不存”之理。

《论老年》，一名《老加图》，撰于凯撒死前，对话体，发表于公元前44年5月。此时两塞罗62岁。主人公是年事已高的马尔库斯·加图，主题是驳斥“老年不幸论”，论证“老年幸福”之理。

《论责任》撰于公元前44年秋，书信体。“收信人”是作者之子，当时正就读于雅典的马尔库斯，主题是论证“责任源于美德”之理。

徐奕春以“三颗璀璨的明珠”评《三论》：“西塞罗不仅是学识广博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散文大家。……他的论文通畅明顺，善于运用辞藻，尤其是他的《三论》(即《论友谊》、《论老年》、《论责任》)，明畅华丽，晶莹澄澈，犹如西方文学宝库中三颗璀璨的明珠。可以说，他的作品达到了古罗马散文的顶峰。”

朱利乌斯凯撒以“高”与“可贵”评西塞罗：“你的功绩高于伟大的军事将领。扩大人类知识的领域比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意义上更为可贵。”

阿肯以“承前启后”评西塞罗：“在思想史上，西塞罗并不是一个有独创性的哲学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系统或派别，但却是一位把希腊思想传授给罗马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界和文学界，甚至出现了‘西塞罗主义’。”

王晓朝以“卓越贡献”评西塞罗：“西塞罗…一是古罗马共和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曾大加呼吁发展拉丁文化，创建拉丁民族自己的暂学，为希腊哲学在地中海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延续，为拉丁民族理论思维的提高，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论友谊

论老年

论责任

第一卷　道德上的善

第二卷　利

第三卷　义与利的冲突

占卜官昆图斯·穆丘斯·斯凯沃拉过去常常以清晰的记忆有声有色地讲述他岳父盖乌斯·莱利乌斯的故事，而且每次提到他，都毫不犹豫地称他为”智者”。我刚满14岁，穿上成人服，我的父亲就把我带到斯凯沃拉那里，并讲好。只要他愿意，我将永远不离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身边。结果是，我记住了他的许多论述和许多简短精辟的箴言，总之，我尽量用他的智慧来充实自己。他去世后，我又从师于大祭司斯凯沃拉。我敢说，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他在国人中都是最杰出的。但是关于后面这个斯凯沃拉的事，我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回过头来谈谈占卜官斯凯沃拉。在关于他的许多事情中，有一件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坐在花园里的一个半圆形的凳子上，当时只有我和他的少数几个要好的朋友在场；他偶尔谈起了一件当时许多人都在议论的事情。阿提库斯，他和普布利乌斯·苏尔皮西乌斯很要好，你肯定记得，他从前与执政官昆图斯·庞培的关系非常亲密，感情甚厚，可是后来他当了护民官后却与昆图斯·庞培反目为仇，成了死对头，人们为此感到非常惊讶，甚至非常愤慨。那一天，斯凯沃拉偶尔提到了这件事之后，便向我们详细地转述了莱利乌斯有关友谊的论述，那是莱利乌斯在阿非利加努斯死后没几天对斯凯沃拉和他的另一个女婿盖乌斯·范尼乌斯(马尔库斯·范尼乌斯之子)说的。我还记得这一论述的那些要点，并且在本书中我自行对它们作了一番整理。因为我把谈话者带到了我的“舞台上”，让他们亲自开口说话，以免重复记叙文中的那种“我说”、“他说”的字样，并且使得这一论述具有一种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聆听他们说话的神韵。

你常要我写一点关于友谊的文章，我也觉得，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值得每个人研究的题目，而且尤其切合于你我之间存在的那种亲密的交情。因此，我很愿意答应你的请求，做有益于公众的事情。

至于登场人物：在我献给你的《论老年》一文中，我把加图当作主要的发言人。我想，最适宜于谈论老年的莫过于那种年纪比任何人都大而且身体又格外健朗的老人了。同样，我们从传说中得悉，在所有的友谊中盖乌斯·莱利乌斯和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之间的友谊是最值得称道的，所以我认为莱利乌斯是最适合于讲解友谊的人，而且斯凯沃拉记得他也的确谈论过友谊。此外，讨论这类问题得设法借重古人之口，特别是古代的名人，这样才能使这种讨论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因此，我在读我自己写的《论老年》时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讲话的人确实是加图，而不是我自己。

最后，正像我把前一篇文章作为一个老人给另一个老人的一件礼物送给你一样，我把《论友谊》这篇文章作为一个最亲密的朋友给他的朋友的一件礼物谨献给你。在前一篇文章中，主讲人是加图，他是当时年纪最大、而且最聪明的人；在这篇文章中，论友谊的主讲人是莱利乌斯，他不但是一位智者(那是人们授予他的称号)，而且还以笃于友谊见称于世。请你暂时忘掉我，权当莱利乌斯在说话。

阿非利加努斯去世后，盖乌斯‘范尼乌斯和昆图斯·穆丘斯来看望他们的岳父。他们提问，莱利乌斯作答。整篇文章都是关于他对友谊问题的论述。你在读这篇文章时，将会看到你自己的身影。

范尼乌斯：莱利乌斯，你说得不错，没有比阿非利加努斯更好更卓越的人了。但是你应当知道，现在所有的眼晴都注视着你。大家都把你叫作杰出的“智者”，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不久以前，人们曾把这个尊贵的头衔授予加图；而且我们还知道，在上一代，卢西乌斯·阿梯利乌斯也曾被叫作“智者”。但这个词用在这两个人身上，其含义是不同的：阿梯利乌斯是由于其精通民法被称为“智者”的；加图，因为他经验丰富，深谋远虑，立场坚定，并且在元老院里和公众演说中常常发表一些明智的见解，所以到他老年时便获得了“智者’’这一荣誉称号。但是你呢，虽然也被称为“智者”，然而你被称作“智者”的缘由却和他们有所不同——不仅是因为天赋才能和品性，而且还因为你的勤勉和学识；他们给与你这个头衔，并不像一般无知的群众那样轻率，而是有学问的人对你的一种评价。在这种意义上，整个希腊除了那个雅典人之外没有一个人可称得上是聪明的；诚然，他还被阿波罗神谕宣示为“最聪明的人”。因为爱挑剔的批评家并不承认当时所谓的“七贤”能跻于“智者”之列。人们认为，你的智慧就在于：你把自己看成是自给自足的，并把人生的各种变化和机遇看作是不能影响你的美德的。因此，他们总是问我，而且很可能也问过斯凯沃拉：对于阿非利加努斯的去世，你是如何忍受的?以下这一事实更激起了他们的这种好奇心：本月7日，我们这些占卜师照例在德基穆斯。布鲁图斯的乡间别墅聚会，你没有到会，而以前你是从不失约准时赴会的。

斯凯沃拉：是的，莱利乌斯，也有许多人问过我范尼乌斯提到的这个问题。但我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回答的。我说：你对于这位最杰出的人物和非常亲密的朋友的去世，是颇能节哀的。当然，你不可能不悲伤，因为那未免太不符合于你温雅的性格；但是，你没有到会的原因是由于生病，而不是由于哀痛。

莱利乌斯：谢谢你，斯凯沃拉。你说得很对，一点没错。因为要是我身体好的话，我确实没有权利因任何个人的不幸而任意旷误自己曾经常履行的职责；而且我还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使一个有原则的人怠忽职责。至于你，范尼乌斯，你说大家授予我这一荣誉称号(对于这个头衔我实不敢当，也不敢企求)，你无疑是出于对我的偏爱；但是我必须指出，你对加图的评价似乎不够公正。如果说世上曾有过“智者”的话——对此我是有怀疑的——那便是他。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说，就看他是如何忍受丧子之痛的吧!我未曾忘记保卢斯，我也亲眼见过加卢斯。但他们的儿子都是在童年时夭折的，而加图的儿子却是在功成名就的成年死的。所以，即便是那个如你所说的被阿波罗判定为“最聪明的人”，也不要轻易地把他看作是在加图之上。因为前者的名气在于言辞，而后者的名气在于品行。P3-7

“你的功绩高于伟大的军事将领。扩大人类知识的领域比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意义上更为可贵。”

——朱利鸟斯·凯撒

天上的星星，虽然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它们还是那么明亮，那么耀眼，像镶嵌在天幕上的钻石一样，放射出绚烂的光彩。古罗马时代的西塞罗就是人类理智的星空中一颗璀璨的星星，虽然他作古已两千多年，但他的智慧之光依然是那样鲜亮，那样绚烂，给后人以无穷的启迪。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年)是古罗马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之一，他不仅当过执政官、元老院元老、总督，而且也是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哲学家和散文家。他早年曾在希腊和罗马受过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曾在一些著名教师的指导下研究修辞学、法律和哲学。同时，他“为了提高自身的素质，总是把希腊文的学习和拉丁文的学习结合在一起”，因而熟练地掌握了两种语言，这就为他日后研究、翻译和阐释古希腊的文化知识和精神成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成年后，他在从事政治活动之余，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和阐释。他深受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影响，其哲学思想兼有上述各学派的观点，因此后人一般称他为折中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贡献主要在于：对古希腊的各派哲学进行通俗的解释，不仅成功地将它们传播给了其同时代人，而且对后代人也产生久远的影响。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几乎只是通过他才了解古希腊丰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各派哲学思想。虽然后来哲学家们对他的哲学思想褒贬不一，但他在传播古希腊的哲学和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则是无可争议的。

从本质上说，西塞罗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是结合罗马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对希腊各派学说加以改造而成的。他在《论国家》和《论法律》两部著作中分别对国家学说和法律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国家不是人为的产物，而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在于人天生就有一种社会性，需要国家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以“共和国”的观念取代希腊人的城邦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是“共同拥有法律和各项权利，希冀分享共同利益的为数众多的人们的集合体”。西塞罗认为，国家政体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但这三种单一的政体很容易蜕变成暴君制、寡头制、暴民制。唯有将这三种政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融合成一种混合的政体，才能制约、均衡和调和各方面的势力，保持社会的稳定。西塞罗认为罗马共和国就是这种理想的政体。在《论法律》中，西塞罗根据斯多葛派的观点，认为自然法，亦即正确的理性，是真正的法律，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解释者和监护者；成文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就称不上是法律。在他看来，自然法、理性和上帝是统一的，公正、善和成文法则是它的体现。所有的人在这种神圣的自然法面前都是平等的，但不是财产的均等，而是理性的共有。此外，西塞罗对法律的性质和罗马人的公平精神也有透辟的论述。他曾在一篇演讲词中说：“民法有什么特殊性质?法律的性质是不在外来影响之下改变，不在强力压迫之下屈服，不在金钱诱惑之下腐化。”西塞罗的上述思想对罗马法乃至后来的西方政治和法律都有很大影响。

西塞罗不仅是学识广博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散文大家。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散文和拉丁诗是古罗马作家留下的宝贵的文学遗产。当时，拉丁散文的最伟大作家是西塞罗。他的作品具备罗马文学的所有优点，是罗马散文的典范。甚至他的政敌、散文造诣也很高的凯撒，对他的文章风格也佩服之至。他的演说辞铿锵有力；他的论文通畅明顺，善于运用辞藻，尤其是他的《三论》(即《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明畅华丽，晶莹澄澈，犹如西方文学宝库中三颗璀璨的明珠。可以说，他的作品达到了古罗马散文的顶峰。  在政治舞台上，西塞罗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政治家。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渴望获得荣誉。在罗马时代，荣誉是人们提供服务的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之一，担任公职的人一般都追求荣誉，它不但能使不朽的名声世代相传，而且还能使人出类拔萃，在决定国家命运的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论责任》中人们可以看到，西塞罗渴望获得荣誉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国效劳。事实上，他确实为国家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例如，公元前63年，喀提林因竞选执政官职位失败，组织了一个阴谋集团，试图绑架国家的最高官员；西塞罗及时发现了这个阴谋，并采取果断的行动制止了它；为褒奖他的这种政治警觉性，他被授予“国父”称号。

总之，西塞罗的名字不但与古罗马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美国研究古代史的权威摩塞司-哈达斯博士在《罗马帝国》一书中把西塞罗列为“永垂不朽的罗马人”之一。

(一)西塞罗的生平事迹和主要著作

西塞罗于公元前106年1月3日出生在罗马东南大约一百公里外沃尔斯克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山区小城。这个小城叫阿尔皮努姆，它坐落在利里河河谷的山岗上。那里的人们以务农为主，祖祖辈辈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到后来，即西塞罗青年时期，该城成了罗马的一个自治市。西塞罗自幼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他祖父是一个有声望的市府官员，但思想比较传统，非常仇视来自希腊的变革。据说，曾有一位罗马执政官劝他到罗马去做官，但他故土难离，至死也没有离开那个小城，西塞罗的父亲是罗马骑士，思想比较开通。他很想到罗马去当行政官员，但由于身体孱弱，未能如愿。他在罗马贵族中有一些名声显赫的朋友，他们当时都担任着重要的公职，其中有著名的演说家卢西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马可·安东尼和作为“西庇阿俱乐部”最后一批代表人物之一的占卜官昆图斯‘穆丘斯·斯凯沃拉。西塞罗的父亲为了使他的两个儿子(即西塞罗和他的弟弟昆图斯)能受良好的教育，一度离开家乡小城，移居罗马。他认为，年轻人在罗马接受了传统教育，就可以使他们保持民族传统和道德观念，并结识一些知名人物，将来可以有一个好的前程。

年轻的西塞罗背井离乡来到了罗马，但他仍眷恋着那个曾给他的童年带来欢乐的古老的小城。的确，家乡的田野山川和淳朴的民风给西塞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每当回忆起童年的往事和家乡的秀丽景色，他就会感到无比的温馨。阿尔皮努姆人坚毅的性格和对荣誉的渴望也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同乡、名声显赫的马略，是西塞罗童年时代始终关注和崇拜的一个人物。据说，他还写过一首题名为《马略》的诗。毫无疑问，西塞罗童年时代的经历和体验对他后来性格乃至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西塞罗从小聪颖灵慧，早在阿尔皮努姆时就已经出类拔萃，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小神童了。在学校里，同学们都敬重他，把他当作首领。到了罗马，西塞罗除了学习拉丁文之外，对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写过许多各种风格和体裁的诗歌和史诗，还翻译过一些希腊斯多葛派学者的诗作，据说翻译得比原作更有文采。

公元前90年或89年，西塞罗到执政官Cn，庞培·斯特拉博的军队当兵，此时军队正在与反叛的意大利人交战。不久，他又重返苏拉的军队。但他对军事活动毫无兴趣，加上他身体瘦弱，不适合军营生活，于是，他就离开了军队，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即用自己的口才和思想，征服公众)出人头地，为自己赢得荣誉(他想赢得的是一种“广场的荣誉”)。这种荣誉并不亚于其他的荣誉，况且获得这种荣誉的方式更适宜于他。因此，他脱下戎装后经常去广场观看各种诉讼，参加各种公众集会，并潜心研究演讲术和哲学。他先后听过好几个哲学家的讲座，一开始是伊壁鸠鲁派的费德尔，后来遇到了柏拉图学园的门徒拉里萨的菲隆，西塞罗很快为菲隆雄辩的口才和闪光的思想所倾倒，成了他忠实的听讲门徒。当时他对雄辩术和哲学这两门学问简直是如痴如醉。可以说，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把对言辞美的崇拜与对国家和荣誉的热爱融合在一起了。

从公元前81年起，二十五岁的西塞罗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据记载，在他早期受理的案子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为P，昆克提乌斯辨护，这是件民事案，本身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但审理过程非常曲折、复杂，据说最后是西塞罗胜诉；另一个是绥克斯提阿斯·罗西乌斯被杀案，这是一件刑事案，此案牵涉当时的独裁官苏拉的红人克里索格努斯，年轻的西塞罗不畏权势，出庭为小罗西乌斯辩护，结果他的真诚和口才打动了陪审团，他们宣告小罗西乌斯无罪。西塞罗最初的努力虽然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但也使他得罪了独裁官苏拉。

据普卢塔克说，西塞罗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于公元前79年离开罗马去了希腊。他在雅典整整待了六个月，主要是听希腊哲学家阿什凯隆的安条克的课程，以巩固菲隆在罗马所传授给他的知识；同时他还去听雄辩术教师的课程。在那里他不但拜访了以前在罗马认识的阿波罗尼奥斯·莫隆，而且还结识了一些著名的雄辩术教师，比如斯特拉托尼基的迈尼博斯和马格尼西亚的丹尼斯等。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他受益匪浅，纠正了自己以往演说中的缺点，形成了自己新的更有魅力的演说风格。后来他在回忆这两年东方之行的收获时说，他“不仅仅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几乎是脱胎换骨了。”

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西塞罗于公元前77年回到罗马。公元前76年，他被选为行政官，次年被任命为西西里(当时西西里已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利利巴厄姆的财政官。在西西里，他尽职尽责，处事公道，绝无他前任的那种敲诈勒索的行为，因此，西西里人对他非常敬重。几年后他期满离任，回到罗马，以前任财政官的身份进入元老院。除此之外，他又重操旧业，接收他人的委托，在各种民事或刑事诉讼案中出庭辩护，为民众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他还有意识尽可能多地结识一些社会名流和城邦公民，争取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好感。因为在罗马社会，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说，要想更好地为国效劳，就必须要有威望，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所以他一生中始终不渝地追求荣誉。

以自己的口才为人们提供法律服务，是西塞罗获得荣誉的重要途径之一。公元前71年，西西里人请他担任威勒斯一案(被告威勒斯是西西利总督，曾残酷地压迫人民，大肆掠夺该岛的艺术品)的起诉人。他对此案成功的处理使他名扬全罗马。此后，深孚众望的西塞罗青云直上，公元前66年当选为大法官，公元前63年当选为罗马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宫。

与西塞罗竞争执政官职位的喀提林，因竞选失败，便纠集了一些失意的政客、负债人以及心怀不满的贵族青年，策动暴乱，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西塞罗得到这一消息后便向元老院揭露了喀提林的阴谋，然而却未引起元老院议员们的重视。于是，喀提林就决定继续他们的活动。他们议定了刺杀西塞罗和占领罗马城的计划。后来，西塞罗再次召集元老院会议，出示了喀提林之流试图发动暴乱的确凿证据，这才促使元老院通过了“最后法令”，宣布喀提林为“公敌”。在随后的那些动荡不安、气氛紧张的日子里，西塞罗相继发表了四篇《声讨檄文》，最后他采取果断的行动，一举粉碎了喀提林阴谋，制止了这起未遂的政变。他也因此被授予“国父”的称号。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公元前60年，凯撒、克拉苏、庞培制定了一个以瓜分权力为目的的秘密计划。这就是“前三头同盟”。西塞罗考虑到自己的声誉，拒绝参加该同盟，因而得罪了凯撒等人，凯撒就指使自己的亲信、西塞罗的死敌、当时的保民官P，克狄洛乌斯提出一个“关于公民性命”的法律草案，矛头直接指向西塞罗。西塞罗找庞培请求帮助，但庞培拒绝见他。四塞罗只好逃离罗马。公元前58年4月13日，克洛狄乌斯又提出一项“关于放逐西塞罗”的法令。同一天，西塞罗的财产被洗劫。不久，元老院通过该法令，以未经审判处死喀提林党羽的罪名，宣布西塞罗被放逐，但从西塞罗的一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未因此悲观失望，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重返罗马。

几个月后，罗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凯撒远在高卢，克洛狄乌斯与庞培的矛盾加剧。庞培为了反击克洛狄乌斯，指使保民官L.尼尼乌斯·夸德拉图斯向元老院提出召回西塞罗。第二年放逐令被撤销，西塞罗被召回罗马，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以后的几年里，西塞罗致力于他的法律实践和写作，但他并不是完全不顾政事，他注视着罗马政冶局势的变化。公元前52年，西塞罗被派往小亚西亚，任西利西亚行省总督。在任总督期间，他对行省的管理基本上是成功的。公元前51年，他卸任回到罗马。当时凯撒和庞培为独揽权力展开激烈的斗争，西塞罗支持庞培，并劝他采取克制态度。后来凯撒越过其行省边界鲁比科内河，于是战争打响，内战爆发。西塞罗站在庞培一边，反对凯撒。最后庞培遭到失败，西塞罗留在达布林迪亚，等待凯撒对他的裁决，但凯撒并未加害于他。

西塞罗回到罗马后，虽然照常出席元老院会议，但他对政治上的一些敏感的问题始终保持沉默。在这段时间，他再次致力于法庭辩护和著述，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身亡。这个“专制的暴君”死后，西塞罗又积极活动于政治舞台。当时唯一的执政官安东尼继续奉行凯撒的路线，并与凯撒的外孙屋大维展开激烈的斗争。西塞罗支持年轻的屋大维，反对安东尼。他连续发表14篇著名的演说辞(统称为《反腓力辞》)，抨击安东尼。公元前43年10月，安东尼、屋大维和李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西塞罗被列入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公元前43年，他被安东尼所派遣的刽子手杀害。他的头和双手被割下来，钉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

西塞罗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全集有好几卷，其中包括关于修辞学和许多哲学与政治问题的论著、随笔、对话、演说和书信。他的重要著作有：《论国家》(又译作《论共和国》)、《论法律》、《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论荣誉》(已散失)、《布鲁图斯》、《论演说家》、《论神的本性》、《论目的》、《论安慰》(已散失)、《霍廷西乌斯)、《论学园》、《图斯库卢姆谈话录》、《论创意》、《论占卜》、《文集》(其中包括《哲学的劝诫》[亦即《霍滕修斯》]、《前柏拉图学园》、《后柏拉图学园》等篇；该书只留下一些残篇)、《论至善与至恶》、《论命运》(现只留下其中一部分)、《我的执政官》(诗作，仅存片断)、《我的时代》(诗作，仅存片断)、《为米洛辩护》、《书信集》等。

(二)西塞罗的伦理思想

罗马杰出的诗人贺拉斯说： “罗马征服了希腊，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希腊征服了罗马。”此话不无道理，因为罗马虽然征服了希腊，但希腊世界的精神和文化却渗透到了罗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化了罗马民族。希腊哲学当然也不例外。虽然它开始时遭到罗马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但到公元前一世纪初，上层的罗马年轻人纷纷到雅典或罗得岛去学习，听各学派领袖们演讲，有的还成了某个学派的忠实门徒。他们受希腊哲学思想的熏陶，并且把灿烂的希腊文化和哲学思想带回了罗马。西塞罗就是当时那些罗马青年中的佼佼者。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希腊哲学已逐渐进入伦理学时期。当时人们越来越注重现实的社会生活，对希腊哲学最初的那种纯理论(亦即一般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兴趣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处世哲学(亦即伦理学)，它成了当时各学派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西塞罗的哲学思想中伦理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绝大多数哲学著作都是讨论善的本质，以及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等问题。西塞罗非常熟悉当时四个主要学派(即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学园派)的学说，他对这些学说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介绍给自己的同胞。就西塞罗本人来说，他的伦理思想虽吸收了许多学派的观点，但总的说来比较倾向于斯多葛派的伦理思想，尤其是罗马的斯多葛派的创始人、西庇阿的朋友帕奈提奥斯的伦理思想。他认为，世界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这种自然过程严格地为自然法则的必然性所决定，并且都以自然手段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是什么呢?他称之为“神”或“自然”，也就是有些哲学家叫做“逻各斯”的那种最高的理性。它无听不在，无所不能，支配着整个宇宙和人类。它用一条无形的纽带把人与人联结成一个巨大的整体。它赋予人以理智，并指导人的行动。所以，每个人的生命与“自然”息息相通，都是由“自然”法则的必然性决定的。道德是人在内心与“自然”保持一致的力量。因此，在西塞罗看来，凡是符合“自然”的生活都是善的，反之都是恶的。这也就是说，善就是依照“自然”而生活。西塞罗把这一普遍原则应用于各种特殊情形，评价人们行为的善恶、优劣、宜与不宜、当与不当、应该做与不应该做。而且，他还结合罗马社会的具体实际，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强调义务同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强调服从国家法律。因此，他的伦理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快乐就是善。西塞罗不同意这种快乐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快乐不是善，它只是善的附属物。快乐也像财富、名誉、健康等一样，可以引起善，也可以引起恶，可以是高尚的，也可以是卑贱的。所以，人们应当追求那种高尚的理智上的快乐，拒斥那种邪恶的感官上的快乐，因为“感官上的快乐是自然赋予人类最致命的祸根；为了寻求感官上的快乐，人们往往会萌生各种放荡不羁的欲念。……实际上，没有一种罪恶，没有一种邪恶的行为不是受这种感官上的快乐的驱使而做出的。乱伦、通奸，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丑恶行径，都是这种淫乐激起的。”对于痛苦，西塞罗也不同意伊壁鸠鲁学派所谓的“痛苦是最大的恶”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 “痛苦不但不是最大的恶，而且甚至根本就不是恶。”在《论责任》一文中，他以雷古卢斯为了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情愿面对苦刑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果痛苦与道德上的正直相一致，那么它不但不是恶，而且是最大的善。

另外，我们从西塞罗的伦理学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他虽然信奉斯多葛学派的基本学说，但又试图改变斯多葛学派的那种刻板严肃的特点，使之具有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的色彩。比如说，他认为，仁慈、博爱、宽厚、同情、怜悯、尊重和体谅他人，乃是“自然”赋予人的美德，所以人们应当“普遍和睦地生活”，善待他人，甚至包括奴隶。

西塞罗伦理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比较注重伦理学的实践方面。这可能与罗马人的务实精神有关。这一特点具体表现在：他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和流丽的笔触，对社会生活和人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人的道德责任、友谊、老年、死亡、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统治者的责任、外交事务中的道德原则等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这三篇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三)《论老年》评介

《论老年》，又称《老加图》，写于凯撒死之前，发表于公元前44年5月。这是西塞罗为他的朋友阿提库斯所写的一篇关于老年的论著。当时西塞罗62岁，阿提库斯65岁，两人都已步入老年，对老年人心理上的负担都有切身的体验。因此，西塞罗决定撰写这篇论著，帮助老年人消除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们以健康的心态安度晚年。

《论老年》是一篇对话体论著。西塞罗在这篇论著中假借年事已高的马尔库斯·加图之口来论述老年，目的是为了使他的论著更有分量。这篇对话的时间被移到公元前150年，地点是加图的家里。参加这次对话的除了加图之外，还有普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小西庇阿)和盖乌斯·莱利乌斯。

在人生的旅途中，老年是不是一个令人可悲、无乐趣可言、并且使人产生种种苦恼和恐惧的时期?这个问题是老年人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由于它涉及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所以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回答。有些人认为，老年就是这样一个无奈而又可怕的时期。但西塞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老年可以和人生的其他任何时期一样幸福。

西塞罗在这篇对话中首先考察了人们最经常提出的四种对于老年的批评：(1)它使我们不能积极地工作；(2)它使身体衰弱；(3)它使我们几乎完全丧失肉体上的快乐；(4)它是死亡前的最后一个步骤。然后，他对这四种批评意见逐一进行分析，提出种种论据证明：第一种批评是正确的；第二种批评无伤大雅；第三种批评结果是得多于失；第四种批评能够通过理性来战胜。

这篇对话虽然篇幅不长，但作者谈古论今，内容却非常丰富，对人生、死亡、敬老、养生等问题都作了鞭辟入里的论述，有些还讲得非常精彩。例如，他说：“青绿的苹果很难从树上摘下，熟透的苹果会自动跌到地上。人生像苹果一样，少年时的死亡，是受外力作用的结果，老年时的死亡是成熟后的自然现象。我认为，接近死亡的‘成熟’阶段非常可爱。越接近死亡，我越觉得，我好像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旅程，最后见到了陆地，我乘坐的船就要在我的故乡的港口靠岸了。”我们从这些富有哲理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人生和死亡的那种明智而达观的态度。

另外，这篇对话还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田园生活的种种乐趣。西塞罗认为，务农其乐无穷；田园生活，尤其是种植葡萄(所以西塞罗对葡萄的种植和管理作了详细的论述)，最有利于老年人的心身健康。因而，他建议老年人在大自然中享受田园之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塞罗所代表的农民有产阶级的幸福观和生活理想。

这篇对话虽然写于两千多年前，但今天人们读起来仍然觉得非常亲切，犹如在倾听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在畅谈人生。文章中的许多观点，迄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四)《论友谊》评介

《论友谊》，又称《莱利乌斯》，写于公元前44年，是《论老年》的姊妹篇。这篇文章也是为他的朋友阿提库斯写的，但它不是“作为一个老人给另一个老人的一件礼物”，而是“作为一个最亲密的朋友给他的朋友的一件礼物”。

同《论老年》一样，《论友谊》也是一篇对话体论著。这次，西塞罗是假借盖乌斯‘莱利乌斯之口来论述友谊，这是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在所有的友谊中盖乌斯·莱利乌斯与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之间的友谊是最值得称道的。所以，西塞罗决定借重古代名人之口，使这篇论著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这篇对话的登场人物有：盖乌斯·莱利乌斯、他的两个女婿盖乌斯·范尼乌斯和昆图斯·穆丘斯。

友谊是古代大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论题。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爱比克泰德、塞内加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过友谊。在近代初期，蒙田和培根也都各自就这个话题写过专门的文章。

西塞罗的《论友谊》是一篇比较系统地论述友谊的著作。在这篇著作中，西塞罗对友谊的性质、起源、好处、择友的标准，友谊所应遵循的规则，以及友谊与美德、年龄、性格、爱好等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友谊是不朽的诸神赐予我们的最好、最令人愉悦的东西，是最合乎我们天性的东西，因而也是最崇高的东西。友谊就其本性来说，容不得半点虚假，因为它是出于一种本性的冲动，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亲善和挚爱。由于”友谊只存在于好人之间”，所以德行是友谊的基础，也是友谊的孕育和保护者，如果没有德行，友谊就不可能存在。西塞罗还认为，友谊有数不尽的好处，它”既能使成功增光添彩，也能通过分忧解愁减轻失败的苦恼。”但是，虽然我们能从友谊中得到许多物质上的好处，如果友谊是靠物质上的好处维系的话，那么，物质上的好处的任何改变都会使友谊解体。所以，真正的友谊并不是为了索取或得到回报，而是出自一种心灵的倾向，即某种天生的爱的情感。在这篇文章中，西塞罗还为友谊制定了一条规则，那就是：勿要求朋友做坏事，若朋友要你做坏事，你也不要去做。……这些教诲，在今天看来，无疑仍然是正确的。

该文中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后来被许多哲学家或思想家所引用或发挥，譬如，培根的《论友谊》一文中有些著名的观点和精彩的论述就可以追溯到西塞罗。

友谊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种绚丽的色彩。所以，我们不但应当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友谊，而且还应当知道如何建立和珍惜真挚的友谊。西塞罗的《论友谊》，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友谊问题的人生指南，它可以使我们在处理友谊问题时变得更加理智，并且更好地享受友谊所带来的快乐。

(五)《论责任》评介

《论责任》，写于公元前44年秋。这部论著虽然篇幅较长，但它采用的则是一种书信(西塞罗写给在雅典学习的儿子马尔库斯的信)的形式。整部著作共分三卷：第一卷，道德上的善；第二卷，利；第三卷，义与利的冲突。

《论责任》是西塞罗的一部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它主要是借鉴帕奈提奥斯的斯多葛主义伦理思想，讨论道德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准则，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当履行的各种道德责任。在第一卷中，西塞罗首先对道德上的善的要素和特征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道德上的善之所以值得称赞和追求，完全或主要是因为其本身的价值；它具体表现在各种有德之事中。接着，他指出，有德之事均出自四种来源中的一种：(1)充分地发现并明智地发展真理；(2)保持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使每一个人都负有其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3)具有一种伟大的、坚强的、高尚的和不可战胜的精神；(4)一切言行都稳重而有条理，克己而有节制。这四种来源也就是四种基本美德，它们相互联结在一起，但每一种都各自产生确定的道德责任。西塞罗用较大的篇幅充分讨论了责任是如何从这四种基本美德中衍生出来的，并在每一种基本美德之下讨论了各种具体的道德责任和具体的美德，譬如，求知和追求真理的责任，为国效劳和献身的责任，尊敬老人和抚养家人的责任，为他人提供帮助的责任，以及公正、正直、博爱、仁慈、宽厚、勇敢、刚毅、体谅他人、自制等美德。在讨论中，西塞罗特别强调“恰当”这种品质，他认为“恰当”就是一种中庸之道，就是与“自然”的规律保持和谐，所以我们在履行各种责任时，在日常生活的举止行为中，都应当做到“恰当”。最后，西塞罗还就道德责任的主次，人生不同时期的责任，行政长官、本国公民、外国人的责任等作了详细的论述。

第二卷主要是讨论与生活上的舒适、获得物质享受的手段、权势和财富有关的那些责任。首先，西塞罗指出，把道德上的正直与利割裂开来的那些理论是极其有害的；而有些人常常对聪明伶俐者表示赞赏，误认为诡诈就是智慧，那也是不正确的。西塞罗认为，只有用德行和正义，而不是用欺骗和诡诈，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得到真正的利。接着，西塞罗充分肯定了人的劳动、劳动技艺以及相互协作在获取物质利益和抵御自然灾难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他又指出，人对人造成的祸害也是最可怕的。据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最能助人的又是最能害人的。在这卷中西塞罗详细论述了获得并保持权势和赢得荣誉的三要件：爱戴、信任和敬佩。要想赢得人们的爱戴，最有效的办法是善意的服务，最拙劣的手段是使人畏惧；要想赢得人们的信任，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智慧和公正，或至少需要具备其中的一个条件，而两者相比，公正更为重要；要想赢得人们的敬佩，就需要具有某种卓越的才能和伟大而高尚的精神。年轻人若想赢得普遍的尊敬，就应当具备克己和孝悌这两种美德。温蔼的交谈、雄辩的演说、法庭上成功的辩护，也可以赢得人们的好感、爱慕或谢意，有时甚至能使人终身难忘。仁慈和慷慨也能博得人们的好感和爱戴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慷慨要注意对象，要“恰当”，既不要胡施滥舍，也不要过分吝啬。在表示善意的方式中，服务则更高尚、更可贵。在谈到公共行政事务和公益服务时，西塞罗告诫人们：“最要紧的事情是丝毫不要被人怀疑有私心。”因为接收贿赂、中饱私囊、利用国家谋取私利等腐败行为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有罪的，可耻的。”一个国家如果“染上这种瘟疫”，就会衰亡，不战而败。西塞罗还讴歌了保卢斯、卢西乌斯·穆米乌斯等人为宫清廉的高尚美德。

第三卷主要是讨论：假如义与貌似之利发生冲突，如何决定取舍。西塞罗同意斯多葛学派的观点，认为道德责任有两种：一种是以上所讨论的那种“普通的责任”，它适用的范围很广，人们普遍都负有这种责任，许多人通过其善良的本性和学识的增进都可以达到对它的认知；另一种就是“义”，它是一种“完满的、绝对的”责任，只有具有最完满的智慧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能具有这种最完满的智慧，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所以这种义只是一种道德理想)。这种义与利，从根本上说，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因为凡是真正有利的无不同时也是义的，凡是义的无不同时也是有利的。“道德上的正直与利携手同行。”而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那种与义发生冲突的利只是徒有利的外表，也就是说，只是“貌似之利”。所以，西塞罗认为，利与义的冲突只是一种表面的冲突，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冲突。为了使人们在碰到这种冲突时作出正确的抉择，为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凡是不道德的事情都不可能是有利的，西塞罗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和神话传说中的例子，并对它们作了透辟的分析，以此教导人们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过一种合乎“自然”的有道德的生活。

《论责任》不但是一部伦理学力作，而且也是一部内容丰赡、行文明畅的散文佳作；我们阅读此文不但可以从中了解西塞罗的伦理思想和许多历史知识，而且还可以体验到西塞罗散文的一种质朴的美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文所歌颂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美德有许多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相同的，而且迄今仍为世人所颂扬。可见，人类许多美好的东西，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共同的，永恒的。

徐奕春

1998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