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漫话》是林庚先生晚年的一部精心力作，早在十几年前即已问世，备受读者喜爱和关注。该书主要围绕孙悟空的形象，展开了对《西游记》背后更深的内涵，驳斥了关于孙悟空性格与农民起义相对等这一论点，恢复了孙悟空明代小市民的本质形象。文章虽短，但内容丰富，思想性很强。

《<西游记>漫话》是诗人、文史专家林庚先生对经典作品《西游记》的解读：《西游记》是以童话的方式反映市民社会的英雄理想。

《<西游记>漫话》围绕孙悟空的形象出发，展开了对《西游记》背后更深的内涵，驳斥了关于孙悟空性格与农民起义相对等这一论点，提出孙悟空更多地源于市井文化，《西游记》中描绘的神魔世界，和世俗市民社会息息相关。

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

一 关于大闹天宫情节的分析

二 说“反了”

三 “可能”与“不可能”

《西游记》漫话

从菩提祖师谈起

天上人间

江湖风波

取经记与闹天宫

喜剧角色

动物王国

童心说

童话的天真世界

结语

后记

一 关于大闹天宫情节的分析

首先通过孙悟空的性格、形象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呢？这分析一开始对于说明反映农民起义就是不利的。孙悟空的性格与封建社会里的农民有着显著的差异。农民热爱自己那块土地，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愿意离开它去，所谓“安土重迁”乃是农民所具有的典型性格。同时农民的思想意识，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是向往于无剥削的葛天氏之民的生活的。《西游记》中花果山的描写，就正近于那样一种生活，可是孙悟空却并不安于那种生活，他偏要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去寻求他的理想。孙悟空的离开花果山并不是由于兵燹灾荒或者其他不得已的情况，而是如《西游记》所叙述的，正在：

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

春采百花为饮食，夏寻诸果作生涯。秋收芋栗延时节，冬觅黄精度岁华。

所谓“享乐天真”，“喜宴之际”，放下了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却要漂洋过海走遍天涯，这是封建社会的农民的性格形象吗？这是符合于封建社会下农民的典型意识吗？然而这个远涉重洋却是美猴王成为孙悟空的重要情节，没有这个情节发展，也就没有了大闹天宫的下文，可是这个情节对于说明反映农民起义却是不利的，对于说明西天取经反而是有利的。因为孙悟空既能克服种种困难访道于三星洞，为什么不能经历种种磨难取经于西天呢？这里有着性格上的一致性。可是西天取经却正是被认为与农民起义是不一致的，然则这带有一致性的孙悟空的性格，对于说明反映农民起义就显然是不利的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来分析大闹天宫本身的情节，这里我们先从大闹天宫的起因开始。那么大闹天宫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呢？莫非如历来农民起义的发生，是由于花果山的洞天福地变得民不聊生了吗？或是由于天宫对于花果山的猴子们强征徭役，重加赋税，以及有其他类似情况的压迫吗？可是这些在大闹天宫的前夕都找不到。大闹天宫的发生一共两次：第一次由于请孙悟空到天宫去，却给了他一个未人流的弼马温的官职，孙悟空发现玉帝如此看不起他，于是大闹了天宫，而且孙悟空从此终身恼恨听见弼马温三个字，这里应该说贯穿着有孙悟空的典型性格与思想意识，可是这是起义农民的性格形象与思想意识吗？然而这正是第一次大闹天宫的起因，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原因。第二次大闹天宫是由于孙悟空虽然做了齐天大圣，也有了齐天府，可是却没有请他赴蟠桃会，这样的事情跟农民起义就更难联系上了，可是这一次闹得却比上一次更凶。有人说官封弼马温以至于齐天大圣，都是统治者的怀柔政策，可是怀柔政策也是多种多样的，怎么一被怀柔就一定是农民起义呢？汉高祖曾经怀柔过韩信，韩信要做齐王汉高祖就封他做齐王，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可是韩信能算是农民起义吗？然则两次大闹天宫的起因，与农民起义都是难得有把握能够联系得上的。

大闹天宫的战争场面乃是孙悟空与天兵天将们的对抗，这是被认为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可是在这个战争中，尽管天兵天将是那样多，而孙悟空却是一个出色的单干户。因为那些花果山的猴子们根本就到不了天宫，所以也根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可是我们几曾看见有农民起义战争是一个人单干的？这就更没有把握了。农民起义所依靠的力量是群众，所谓“登高一呼，揭竿而起”。而孙悟空所依靠的是他的七十二般变化与一根如意金箍棒，此外还有的就是一身毫毛会变成千百个小孙悟空。若说这千百个小孙悟空就算是代表起义的群众，那么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孙悟空也老带着这一身毫毛，而且随时可以变成千百个小孙悟空，也就无时不是在起义之中了，这说法也是没有人会同意的。

然则大闹天宫的情节，从起因到整个战斗的分析，哪一件可以让我们满有把握地认为它是反映了农民起义呢？

也许有人会这样想，既然中国曾经多次发生过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那么什么作品能拒绝受到它的影响呢？我想大概并没有什么作品会拒绝这种影响，而且影响如果不论大小，不论间接直接，那么也总是会有的。可是一则影响并不等于反映，二则影响并不都是决定性的，例如著名的小说《金瓶梅》与《西游记》，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我们并不说《金瓶梅》是反映农民起义的，为什么同时代的《西游记》就非是不可呢？这里我们所真正需要的不是笼统的概念，而是具体情节的分析。现在就要接触到另外一个有兴趣的问题，那就是所谓“反了”。

P2-5

《(西游记)漫话》序

吴小如

我从林静希师(林庚先生字静希)受业，始于1948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四年级的时候。当时先生是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受北大之聘进城兼课，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我选了这门课，随班听讲。但我同先生的师生情谊并不限于课堂上旅进旅退听课的关系。远在1941年，我高中毕业后随即升入天津工商学院读商科会计财政系。经同班同学杨畏之君介绍，得以拜识静希师的尊人林宰平老先生。那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沦陷的黑暗时期。宰老因避寇患，隐居天津英租界，寓所与我的住处一街相隔，趋谒甚便。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从宰老学作旧体诗、学写章草，并饫闻老一辈学人选闻往事，获益极大。蒙宰老不弃，许我为忘年交，实际上老先生是我太老师一辈人。抗战胜利，宰老迁居北平。未几静希师北返，我第一次见到静希师，就是在宰老的府上相遇的。静希师和宰老一样，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初相识便以他的巨著《中国文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惠赐。从彼时至今，我追随静希师已逾五十五年。他不但授业解惑，教给我学问知识，而且多次从工作上提携指导我，甚至在生活上也不时给以周济帮助。先生不但教书，而且育人，对我的为人处世也屡加训诲，医我褊躁习气。到目前为止，我已成为静希师门下年龄最老的学生了。

《(西游记)漫话》是静希师晚年的一部精心力作，早在十几年前即已问世，备受读者喜爱和关注。旧版并无序言，静希师本人也只写了一篇“后记”。这次北京出版社重印，为求体例统一，一定要增加一篇所谓的“序言”，而且对写序人提出要求：既要与作者本人情谊深厚密迩，又要对书的内容多少有点发言权。于是出版社和编委们乃想到了我。作为门人，为老师的著作写序，我开始是有些顾虑的。但一再婉谢，终于推脱不掉，实感进退维谷。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原想面谒静希师请示此序如何写法，但先生已是九十有三高龄，不便为此琐事前往烦扰，只能勉为其难，请先生恕其僭越之罪了。

这部论《西游记》的专著篇幅并不大，但学术上多年来存在的棘手问题，在书中都顺理成章地势如破竹一般被静希师做出合情合理的阐释，从而得到圆满解决。人们大抵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初，张天翼先生写过一篇有关《西游记》的论文，认为书中前七回描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是现实社会中若干次农民起义(即阶级斗争)在神魔小说中的折射反映。自此文一出，孙悟空便成为农民起义中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但问题亦随之纷至沓来。第一，自孙悟空由五行山下被放出来，并受到紧箍咒的钳制，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是否也像后半部《水浒传》中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的“受招安”？第二，如果真的是“受招安”，那么孙悟空的性格和形象为什么一直备受作者的称誉和读者的青睐？其艺术效果与关学价值何以明显地不同于那位对朝廷俯首帖耳甘愿就死的宋江，甚至读者对这两个人物形象有着爱憎悬殊的印象？第三，“闹天宫”的故事与后面篇幅汗漫的取经历程竟被这样的阐述而分割开来，断成两截，如何使之在一部宏伟的古典名著中得到前后没有龃龉的统一？第四，西天的如来佛和南海的观世音菩萨，与“八十一难”中的妖魔群体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五，如果“闹天宫”故事不是现实社会中农民起义阶级斗争的反映，那么孙悟空的形象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现实社会中，究竟以何种事物为依据？第六，在上述几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回答之前，最后必将导致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西游记》作为一部古典小说巨著，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其思想水平和艺术成就究竟还有没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西游记》参加“争鸣”、“齐放”者尽管大有人在，但把上述这一系列要害问题都做出无可置疑而滴水不漏的无遗憾的结论，却只有静希先生的这一家之言。我这样说，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是弟子对老师“阿其所好”的谀辞，那我就先请读者仔细绎读《<西游记)漫话》全书而不要以我的浅见为准，我相信是非曲直是会自有公论的。

我不想在这篇短文中逐一重复叙述《(西游记)漫话》的每一论点，却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粗浅的读后感。首先，我十分钦佩静希师在学术上执著追求真理的过人胆识。书中第一篇论文乃是1956年发表的，先生对“闹天宫”反映农民起义说已明确提出自己的怀疑了。这在当时多少带有“顶风”谈学问的嫌疑。在“反胡适”、“反胡风”等等把文化学术问题与“革命”、“反革命”这样的政治问题挂钩的大背景下，即使是谈《西游记》与农民起义的关系，也是需要一定程度无私无畏的勇气的。其次，在静希师一生的教学生涯和学术著作中，他留给人们的印象乃是一位研究古典诗歌的专家，是屈原、李白的知音，是从天才诗人的独特视角来看待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是诗歌)发展轨迹的一位学者。其实，真正的学术先驱者本应是不拘一格、不受学术畦畛局限的通人，在他独擅胜场的诗歌领域之外，对其他文学品种(如小说、戏曲)也同样是具有犀利的眼光和非凡的卓识的。这部《(西游记)漫话》便是极其生动并具有说服力的铁证。复次，有些人认为，静希师做学问主要体现在他所具有的“职业敏感”(这是先生本人常说的话)和精辟的独到见解上。其实，先生的考证功夫同样精湛，他的每一独到见解都是建立在充分而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部《(西游记)漫话》中，不仅先生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凭材料说话，而且还运用了在目前还算是比较时髦的研究方法，即比较文学方法，来证成他坚如磐石的结论的。这就在治学方法上给读者以一种崭新而又平易近人的启示。换言之，在静希师的学术著作中，是丝毫看不到目前习见的某些荒诞不经并专爱以故作惊奇骇怪之论来耸人听闻的欺世盗名者的市侩习气的。我以为，这才是教育后来人做学问的津梁，是真正昭示青年人治学做人的学术典范。只就这一点而言，便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认真反省。这是我反复研读先生这部《(西游记)漫话》之后的重要收获。

2003年11月即癸未立冬日写讫于京郊

《西游记》是一部富于童话性的小说，童话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都是不可多得的，而我本人又历来喜欢童话，甚至于与童话相关的各种动画片，我至今对它们都仍然兴味不减，所以也就格外偏爱《西游记》。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而已经如此熟悉了，却还是百读不厌，这或许正是《西游记》的艺术魅力所在吧。这样，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也就不断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体会。对于这部小说的生活基础及形成过程等等逐渐产生了许多想法，可以说已经初步有了一个腹稿。近年来，我因为手颤，书写不便，整理出书的工作都是由商伟同志协助完成的。以前出版的《唐诗综论》和《中国文学简史》(先秦至唐五代部分，修订本)基本是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而这篇《(西游记)漫话》则开始时还只是腹稿，所以整理起来，比较困难。1986年年底《中国文学简史》修订完毕，交北大出版社后，1987年春，商伟同志便一再鼓励我将有关《西游记》的想法整理成文章。于是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陆陆续续将脑子里闪过的一些念头和思索过的一些问题谈了出来。而在畅谈的过程中，也就自然形成了大体的章节、层次。此后由商伟同志一章一章地整理，每整理一章，就念给我听，我斟酌、补充一些意见后再加以修改这样前后又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这一段时光是愉快的，谈论《西游记》成了生活中的一大乐事。由于我只能口述，尽情地倾吐着我的论点、论证和论据，至于行文组织以及有关材料的查对，便主要都得依靠商伟同志。所以这篇长文能够问世，我对商伟同志实在是万分感谢！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我是没有勇气写出这篇文章的。现在，将这篇文章连同另外的三篇，(编者按：本书初版时另有《“赤壁之战”分析》与《(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新的意识形态的萌芽》两文，今再版，遵林庚先生之意，仅保留《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一篇)合成这本小书。由于其中以这篇《(西游记)漫话》为主，也就以此为书名，并以为记。

林庚

1988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