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自约翰·诺里斯的《独自和解》问世以来最棒的一部美国校园小说。它是一道真正的文学风格的美式大杂烩，它以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鲁斯·蓝德尔的风格为主料，采撷了伊芙琳·渥夫、狄更斯、萧伯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莎士比亚，以及梅耶·莱文1956年的小说《朱门孽种》等各家所长，唯有如此，你才能充分了解本书的内容及风味。

故事的讲述者理查德来自加州一个缺乏温暖的底层家庭，他在位于佛蒙特州的一所与世隔绝的汉普顿大学念书。很容易地，他加入了一个由5人组织的校园精英社团——这群聪明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受到一位行为古怪而魅力非凡的古典学教授的影响，以学习古希腊神学和文学为主，发现了一种绝然迥异于同时代芸芸众生的思考与生活方式。不幸的是，成员们在一次古希腊式的狂欢酒会中，意外地发生了一起命案，当他们中的邦尼准备泄露这个秘密时，其他成员便威胁下一个将要杀的便是他。这时，理查德必须做出决定，是否站在圈子一边，谋杀邦尼，使其闭上嘴。

本书心理描写手法独特，节奏时缓时紧，略带惊悚。书中将死亡对于一个团体所造成的影响，对家庭的瓦解和当事人情绪心理的影响刻画得令人毛骨悚然而又充满感伤，并巧妙地融合了智慧，娱乐以及令人脉搏加快的悬念。

人们常说的文学作品中的“致命缺陷”，也就是那贯穿整个人生的显眼的瑕疵，真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吗?我曾经以为它不存在，可现在我却对此深信不疑。我的致命缺陷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对独特风格的一种病态渴求。

该轮到我说了。

我叫理查德·帕蓬，今年28岁。19岁之前，我从没到过新英格兰，也没去过汉普顿大学。我出生在加州，而且——这我最近才发现——从本性上而言是个加州人。关于我是加州人这一点，我直到现在才承认，而且是在发生了那件事之后。当然，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我在普雷诺长大，那是加州北部硅谷的一个小镇。我没有兄弟姐妹。父亲经营着一家加油站，妈妈是家庭主妇。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家里的经济日益拮据，妈妈不得不又出来工作，在圣何塞市郊一家大型芯片厂的办公室里接电话。

普雷诺，这个词让人想起露天影院、成片的住房开发区和从柏油路面上升起的滚滚热浪。我在那儿度过了一段毫无意义的时光，那段记忆就像一次性塑料杯一样可以随手丢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项伟大的赐予。正因为如此，离家的时候，我才能杜撰出一段全新的、更加让人满意的历史，这全都是由于需要刺激而环境简单造成的后果；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过去让陌生人更容易接受。

我想象之中的绚烂童年，充满了关于游泳池、柑橘园、还有放浪形骸、魅力四射的明星父母的记忆。这些故事都使得原本单调而真实的生活变得黯然失色。其实，我已经记不起我真实的童年生活中的许多往事了，只剩下一堆令人伤感却又杂乱不堪的东西：一年到头都穿的那双运动鞋；从超市买来的彩色图书和漫画。这一切既没意思，更谈不上美好。在那个年纪，我身材过高，沉默寡言，脸上容易长雀斑。我的朋友不多，可这究竟是因为我的挑剔还是因为环境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也说不好。好像我在学校的成绩还不错，但是也谈不上优秀；我喜欢读《汤姆·斯威夫特》，还有托尔金的书；也喜欢看电视。我经常躺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的地毯上看电视；从学校放学之后，我总是这样打发漫长而又单调的下午时光。

说实话，我不大能够记起那些日子里发生过的事情，除了弥漫在那些岁月中的某种情绪，那种淡淡的伤感是同星期天晚上看“迪斯尼的奇妙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星期天是让人伤心的日子——早早地就要上床睡觉，因为第二天还要去上学，我还总担心着家庭作业是不是做错了——可是当我看到灯火通明的迪斯尼乐园城堡上的夜空绽放出焰火时，就会陷入一种更加常见的恐惧，那是一种对周而复始地被禁锢在沉闷的学校和家庭里的恐惧。至少，我周围的环境为我的沮丧情绪提供了有力的经验上的论据。我父亲心胸狭窄，我们的房子丑陋不堪，妈妈对我也不在意；我穿的衣服都是便宜货，头发被剪得太短，学校里好像也没有人喜欢我。在我的记忆中，既然这样的事实已经存在了好久，那么我所能够预料到的就是——生活将毫无疑问地继续这样压抑下去。简单地说，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也以某种微妙的方式从根本上被搅乱了。

我想这并不奇怪，当时，我无法让自己去接受朋友们的生活，或者至少按照我的理解去接受他们的生活。查尔斯和卡米拉都是孤儿(小时候我多么盼望自己是个孤儿啊!)，他们在弗吉尼亚州的一所房子里由祖母和姑婆们抚养长大：其实，这才是我想要的童年生活，有马匹、小河和枫香树。还有弗朗西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只有17岁——她是一个任性的、面色苍白的红头发女孩，有个有钱的老爸，可却跟着万斯·韦恩乐队的鼓手跑了。但是不到三周她就回来了，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不到六周；而且，就像弗朗西斯老挂在嘴边的那样，外公外婆抚养他和妈妈，就像抚养姐弟一样。他们的宽宏大量让喜欢蜚短流长的人印象深刻——什么英国保姆、私立学校、在瑞士避暑、在法国过冬等等。你要是愿意，我还要提到坦率的“老”邦尼。跟我小时候一样，他的童年也没有什么双排扣的夹克和舞蹈课。他拥有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童年。他父亲曾是克莱门松足球队的球星，现在成了银行家。他有四个兄弟，没有姐妹。他们住在郊外一所大房子里，经常划船、打网球，还时不时弄出些精彩的救球动作什么的，非常热闹。他们在科德角避暑，读波士顿的寄宿学校，而且在足球赛季的间歇开车出去野餐。邦尼整个人都会给你一种极富教养、彬彬有礼的感觉，这一点只要看看他跟你握手的动作，或者跟你讲笑话的样子就知道了。

不论现在还是过去，我都不可能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只不过都懂希腊语，而且我还同他们一起呆过一年，仅此而已。如果爱是一种共同拥有的东西，那它也许就是我们的共同点吧，尽管我知道鉴于我下面要讲的故事，这听上去可能有些奇怪。

事情是这样的。

高中毕业后，我去家乡一所规模很小的大学上学(我的父母是反对的，很显然，他们本来希望我能够帮父亲打理生意，其实这也是我急切盼望逃离家庭的原因之一)。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学习古希腊语。当然，这不是出于我对这门语言的喜爱，而仅仅是因为我读的是医学预科(你瞧，只有金钱才是改变我命运的唯一途径，医生们赚的钱可不少，证论)。辅导老师建议我学一门外语以修完文科的学分；况且，希腊语课碰巧是在下午上，这样我就可以在星期一的时候睡个懒觉了。这是一个完全偶然的决定，但是结果正如你看到的一样，它却影响了我的命运。

我的希腊语学得不错，成绩突出，甚至在最后一年还拿到了古典学系正规的奖学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课，因为它是唯一一门在固定教室里上的课一你看不见装着牛心的罐子，闻不到福尔马林的气味，也看不到关着尖叫的猴子的笼子。起初，我以为只要我努力学习，就能够克服对所学专业打心底里的恶心和厌恶；兴许再用功一点，我不能装出对它颇有天分的样子。可情况并非如此。几个月过去了，对于学习生物，我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厌恶，也谈不上有什么兴趣；我的成绩很糟糕，自然备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轻视。对我来说，就像是命中注定的我还是背着父母转到了英国文学专业。我感觉自己正在自取灭亡，而且肯定会追悔莫及，因为我当时还深信，在一个利润丰厚的领域里失败要好过在一个连我父亲(他既不懂金融也不懂学术)都认为最不赚钱的领域里茁壮成长。他认为，只要选择了文学，我就一定会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成天只知道找他要钱；而钱这个东西，他再三跟我强调，他是绝对不想给我的。

就这样，我开始学习文学，而且我对它更着迷。但是，我对家庭却越发厌恶了。我无法解释周遭的环境带来的绝望感。尽管我现在才怀疑，考虑到环境凶素和我的性格，不论在哪儿我都不会开心的，不管是在比亚里茨、还是在加拉加斯，或者是卡普里群岛；但是，当时的我却执拗地相信，我的不幸扎根于普雷诺，或许至少有部分是这样。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弥尔顿是正确的。心灵是自己的归宿，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也能够把天堂变成地狱等等。可是，毋庸置疑的是，普雷诺对于天堂的模仿，比另外那个更忧伤的城市还要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放学后在大型商场里闲逛。我在明亮而冰冷的商场大厅里晃来晃去，直到自己被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条形码、闲逛的人、坐扶手电梯的人、镜子、背景音乐、各种嘈杂和灯光弄得昏昏沉沉，这个时候我觉得脑子就像里面的保险丝被烧断了一样，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不可理解：目光所及之处，我看到的是没有形体的各种色块，以及模糊不清的四处游离的分子结构。后来，我就像一具行尸走肉，木然地来到车库，开着车去棒球场。当然，我根本就不会下车，而只会双手把着方向盘，呆呆地看着防护龙卷风的围栏和冬天里发黄的枯草出神。我一直要看到太阳下山，而且天色暗得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才会作罢。

尽管我总是困惑地以为，自己的不满是波西米亚风格的体现，甚至在源头上还有点模糊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十几岁的时候我曾对社会主义抱有虚幻的想法，主要是为了惹父亲生气)，却无法真正去理解它；如果有人暗示，这是因为我的性格中具有很明显的清教徒的烙印——但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我就会非常气愤。不久前，我在笔记本里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是我大概18岁的时候写的：“对我来说，这个地方闻起来就有一股腐臭味，就是那种熟透的水果发出来的味道。在任何别的地方，像生育、性交和死亡这样骇人听闻的行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生中的剧变，也就是希腊人称之为“miasma”的污秽之事——都没有这么残忍，或是被粉饰成了这么漂亮的模样；都没有这么多人深深地相信谎言反复无常和死亡、死亡、死亡。

我觉得这些文字都非常粗糙。从这些句子的音调上来看，如果我继续留在加州，可能最终会加入某个邪教，或者至少会去尝试某种怪异的节食方法。记得当时我正在研读毕达哥拉斯，而且被他的一些想法深深吸引着——比如说，穿白色的长袍，或者禁食有灵魂的食物什么的。

可是我却去了东海岸。

我去汉普顿，完全是命运的捉弄。那是在感恩节假期里的一个阴雨绵绵的晚上，电视里正在播放棒球之类的比赛。我和父母大吵了一架，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不记得具体是哪次吵架了，反正我们总是在争吵，不外乎是钱和学校里的事情)，我在衣柜里乱翻一气，想找到那件外套，结果却带出来这样一件东西：佛蒙特州汉普顿市汉普顿大学的一本宣传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两年前印制的。因为我的会考成绩还不错(虽然还没有好到要拿奖学金的程度)，高中时有很多大学都给我寄过小册子，而这本小册子从高三的时候就一直夹在我的几何课本里。

P9-1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中国古代先贤的教育理念，而在中学式微之日、西潮东渐之时，渐为科技理性、实用主义与功利思想所侵蚀，近年关于大学教育理念之争辩，可见一斑。本书作为西方校园小说的经典，对美国当代大学的校园生活、人文精神、教育理念均有全景式的再现，也折射出了我国大学教育现代化演进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小说中，作者以精英式的人文教育为契机，说明了即使在那深奥晦涩、鲜为人知的保守学术界中，彻头彻尾的暴力也能茁壮成长，并由此对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作了深刻的反思，对古希腊哲学的当代意义做了适度的阐发，颇能给人以启示。

此外，由于近年一些学者的努力，国内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正在掀起一个小小的热潮。由此，本书的译介可以说恰逢其时。初看起来，本书似乎是更多地描绘了古典学给学习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只要把它当作小说来读，它还是能激发我们进一步了解古典学的兴趣。在通俗中显现经典的力量，是当代小说创作的一大趋势，而以畅销书的魅力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是所望也。

本书根据兰登书屋所属的维京出版社(vintage)1992年版译出，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需要，本书中所引用的古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均直接译为汉语，并加注予以说明，所涉及的古典学知识，承蒙复旦大学的张巍老师加注予以说明，在此特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

该书是自约翰·诺里斯的《独自和解》问世以来最棒的一部美国校园小说……这是一道真正的文学风格的美式大杂烩，它以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鲁斯·蓝德尔的风格为主料，采撷了伊芙琳·渥夫、狄更斯、萧伯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莎士比亚，以及梅耶·莱文1956年的小说《朱门孽种》等各家所长，唯有如此，你才能充分了解《校园秘史》一书的内容及风味……确实令人回味无穷。

——《休斯顿记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