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离我们有多远》是卞毓麟科普作品的代表作。作者寓教于乐，用深入浅出、简单流畅的语言将奥妙无穷的天文知识娓娓道来。本书从位于我们近处的月亮讲到极远处的类星体，按从近到远的顺序结构全文，层次分明，内容轻松活泼又不失严谨。这本书不仅探究星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还将天文学家的探索过程以及方法一一呈现出来，结合天文知识和历史知识逐渐揭开神秘宇宙的面纱，让读者从中学到许多科学知识，清晰感受到科学的求知精神。

上篇星星离我们有多远／001
作者的话／002
序曲／007
“天上的市街”007
星座与亮星008
大地的尺寸／013
首次估计地球的大小／013
第一次丈量子午线／016
三角网和大地的模样／018
明月何处有／022
第一个地外目标—月球／022
从街灯到天灯／025
雷达测月和激光测月／027
太阳离我们多远／030
转向了太阳／030
开普勒和他的三定律／032
卡西尼测定火星视差／036
金星凌日／040
地球的小弟弟—小行星／042
小行星的功绩／045
太阳究竟有多远／048
间奏：关于两大宇宙体系／050
测定近星距离的艰难历程／058
恒星不再是“固定的”／058
泛舟泰晤士河的收获／060
恒星终于被征服了／064
……

     60多年前，我刚上初中时读了一些通俗天文作品，逐渐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半个多世纪前，我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毕业，成了一名专业天文工作者。几十年来，我对普及科学知识始终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记得，美国有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其名著《伊甸园的飞龙》一书结尾处，曾意味深长地引用了英国科学史家和作家布罗诺夫斯基的一段话：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昌明的世界中，这就意味着知识和知识的完整性在这个世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在拉丁语中就是知识的意思……知识就是我们的命运。
这段话，正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有名格言在现时的回响。一个科普作家、一部科普作品所追求的最直接的目的，正是启迪人智，使人类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普及科学知识，亦如科学研究本身一样，对于我们祖国的发展、进步是至为重要的。天文普及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我一直认为，任何科学工作者都理应在普及科学的园地上洒下自己辛劳的汗水。你越是专家，就越应该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与更多的人分享自己掌握的知识，让更多的人变得更有力量。我渴望在我们国家出现更多的优秀科普读物，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为此增添块砖片瓦。
1977年初，应《科学实验》杂志编辑、我的大学同窗方开文君之约，我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科普长文《星星离我们多远》。在篇首我引用了郭沫若1921年创作的白话诗《天上的市街》，并且构思了28幅插图，其中的第一幅就是牛郎织女图。同年，《科学实验》分6期连载此文，刊出后反应很好。
在科普界前辈李元、出版界前辈祝修恒等长者的鼓励下，我于1979年11月将此文增订成10万字左右的书稿，纳入科学普及出版社的“自然丛书”。1980年12月，《星星离我们多远》一书由该社正式出版，责任编辑金恩梅女士原是我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老同事，当时已加盟科普出版社。
每一位科普作家都会有自己的偏爱。在少年时代，我最喜欢苏联作家伊林的通俗科学读物。30来岁，我又迷上了美国科普巨擘阿西莫夫的作品。尽管这两位科普大师的写作风格有很大差异，但我深感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至少是因为存在着如下的共性：
第一，以知识为本。他们的作品都是兴味盎然、令人爱不释手的，而这种趣味性则永远寄寓于知识性之中。从根本上说，给人以力量的正是知识。
第二，将人类今天掌握的科学知识融于科学认知和科学实践的历史进程之中，巧妙地做到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之统一。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钩玄提要地再现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本来面目，有助于读者理解科学思想的发展，领悟科学精神之真谛。
第三，既讲清结果，更阐明方法。使读者不但知其然，而且更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发心智、启迪思维。
第四，文字规范、流畅而生动，绝不盲目追求艳丽和堆砌辞藻。也就是说，文字具有质朴无华的品格和内在的美。
效法伊林或阿西莫夫这样的大家，无疑是不易的，但这毕竟可以作为科普创作实践的借鉴。《星星离我们多远》正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它未必很成功，却是跨出了凝聚着辛劳甘苦的第一步。
再说《科学实验》于1977年底连载完《星星离我们多远》之后8个月，香港的《科技世界》杂志上出现了一组连载文章，题目叫作《星星离我们多么远》，作者署名“唐先勇”。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浏览此文，结果发现它纯属抄袭。我抽查了1500字，发现它与《科学实验》刊登的《星星离我们多远》的对应段落仅差3个字！
这件事促使我在一段时间内更多地思考了一个科普作家的道德问题。首先，科普创作要有正确的动机，方能有佳作。从事科学事业——无论是科研还是科普——的人，若将目光倾注于名利，则未免可悲可叹。我们应该记住乐圣贝多芬的一句名言：“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其次，是“量”与“质”的问题。曾有人赐我“高产”二字，坦率地说，我对此颇不以为然。我钦佩那些既能“高产”，又能确保“优质”的科普作家。然而，相比之下，更重要的还是“好”，而不是单纯的“多”或“快”。这就不仅要做到“分秒必争、惜时如命”，而且更必须“丝毫不苟、嫉‘误’似仇”了。
《星星离我们多远》一书出版后，获得了张钰哲（1902～1986）、李珩（1898—1989）等前辈天文学家的鼓励和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同。1983年1月，《天文爱好者》杂志发表了后来因患肝癌而英年早逝的天文史家、热情的科普作家刘金沂（1942—1987）先生对此书的评介，书评的标题正好就是我力图贯串全书的那条主线：《知识筑成了通向遥远距离的阶梯》（见“附录”）。1987年，《星星离我们多远》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新闻出版署、广播电视电影部、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图书二等奖）。1988年，《科普创作》第3期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琯先生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