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著作是从社团史角度研究重要文学社团南社。论者从新文学与旧文学、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多重关系中，重点考察了南社成员的地缘背景和亦儒亦侠的文人生活方式，从而清晰地彰显出南社在20世纪上半叶风云激荡的文学思潮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价值与意义，丰富了一直被“五四”新文学传统所遮蔽了的中国现代文学空间，让人们了解到它的庞大与芜杂、进步与倒退、明净与饱满。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中的一册，在本书中，笔者的着重点主要在于南社的“人一事”研究，即通过对南社作家之间的互相交往、联络、聚集，乃至他们之间的讨论、争辩、星散，试图详细梳理出南社从酝酿到成立再到分化，乃至断而又续的清晰脉络。我们不作具体的创作分析，也不着意于对南社文学成就的深入揭示。本书将力图对南社这一既带有浓重的传统文人的民间雅集，又带有强烈的革命性的政治色彩的文学社团，做真正的社团史研究，从而彰显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风云激荡的文学思潮中所处的地位、价值、意义与作用，并进而丰富长期以来一直被“五四”新文学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并进一步了解到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的丰富与多样、庞大与芜杂、进步与倒退、明净与饱满。

001／总序 陈思和

001／前言

001／第一章 酝酿期

001／第一节 南社创社的地缘背景

009第二节 传统士子的时代选择

021第三节 革命旗帜下的因缘际会

03l第四节 从神交社到上海酒楼

046第二章 勃兴期

046第一节 “欲凭文字播风潮”

055第二节 虎丘，三百年无此盛矣

069第三节 从松散到紧密

082／第四节 南社影响下的兄弟社团

099／第三章 发展期

099／第一节 轰轰烈烈的反袁浪潮

110／第二节 一纸新闻十万兵

124／第三节 “柳亚子出社”风波

136／第四节 北京雅集及其他

152／第四章 凋零期

152／第一节 哀莫大于心死

162／第二节 南社内讧始末

181／第三节 南社的姚石子时代

199／第五章 余绪

199／第一节 浴火重生：新南社

213／第二节 抱残守缺：南社湘集

234／结束语亦儒亦侠自千秋

259／附录南社社友简况表

306／参考书目

310／后记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发展史上，不论是与南社同时期的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还是稍后的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学衡派、现代评论派、论语派等等，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创设于我国经济的中心上海或者政治的中心北京等现代大都市。南社正式成立于1909年苏州虎丘张公祠，一个带有浓郁的封建性与民间性色彩的地方。它的这种传统与另类，使得以往的文学史研究者常常倾向于将它列人中国古典文学的范畴。查《辞海-文学分册》可以明显地发现，“南社”是被列在了中国古典文学社团与派别的最后一个，似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发展到南社为止都一以贯之地保持了传统的特点，只是在南社以后中国文学才开始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之路。

然而问题在于：南社从酝酿到成立到发展与分化，前后绵延好几十年，似乎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相始终，而如果将南社排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同时，是不是还并存着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或者说，以往的现代文学视野是不是过于单调与狭隘了些?

尽管对南社的这一传统观念的定位有着诸多方面的因素，然而它创社时的地点选择以及它活动时所选取的传统性与民间性的方式，自然是人们将它划入古典文学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初期，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3年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1906年吴趼人、周桂笙主编的《月月小说》、1910年王蕴章、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等等，或主张改良政治，推动民主共和，或强调轻松娱乐，迎合都市读者的要求，都极其强烈地带有了社会重要转型期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新要求与新趣味。但是，虽然南社成员中也有一些改良民主政治的呼声与要求，然而它给人的最集中与最明显的印象是：南社是坚持民族主义的，南社是反对满清王朝的。

为什么南社有着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为什么南社会如此强烈地要推翻满清王朝?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其实正深深地涉及到南社创社的由来，以及它为什么会以如此面貌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文坛的真实动因。

在这里，地缘背景构成了我们观察南社创社的最初也是最为关注的视角。

时间要回溯到二百五十年前的明朝末年。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上，我国的经济重心经历了一次由北向南的区域转移。由于魏晋时大量士族南迁，再加上隋朝时沟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江南凭借其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得天独厚的平原沃土，迅速成为全国最为富裕的经济中心。到宋朝时，人们从“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些美誉中，便不难体会到江南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与富裕程度。到了明朝中后期，江南的繁盛更是日甚一日。农桑丰稔，商贾云集，在苏州、杭州、金陵、扬州等地市民阶层大量涌现，有的已经形成了百万人口左右的城市规模。当时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五人当六人之功，一灶当三缫之薪”的缫丝技术已经在江南广泛使用。而另一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著作《天工开物》中，也指出当时苏州、松江一带已经出现了缫丝效率大为提高、工艺极为繁复的“花机”。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那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江南逐渐形成。一种似乎预示着古老的封建帝国就要走到尽头的资本主义萌芽，到明朝末年已经在江南实实在在地出现了。

风流才子唐寅在《阊门即市》中写道：

翠袖三千楼上下，

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买何处绝，  四远方百总不同。

描述的是明朝苏州阊门一带繁荣的景象。同时代的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指出，当时的苏州、松江一带，“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而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一些江南名城迅速崛起，“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而“四方商人辐辏其地，而蜀舻越舵，昼夜上下于门”，形成了一个个相当繁盛的著名商业城市。以后来许多南社社员聚集的江苏省吴江县为例，明朝初年只有七个集镇，而到明嘉靖时便发展到了十四个大镇，其中明初只有几百人的典型乡镇“青草地”，到明后期一跃而成了拥有数万人口的丝绸重镇盛泽。表现到文学中，在冯梦龙、凌潆初编纂的“三言二拍”中，留下了许多商业都会与市民阶层的文学场景。

尽管明朝末年宦官当权，吏治腐败，遍布江南的东林党人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阶层进行了勇猛的斗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层次上表露出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陈腐的封建官僚体系的尖锐冲突，不过，随着市民阶层的大量涌现、商业城镇的日趋繁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乃至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陈腐的封建价值体系与伦理规范的严重对立与颠覆，都使得我国明朝中后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众多史学家的叙述之中，人们似乎可以隐隐地感觉到中国历史即将到来的巨大转型，那种有些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曙光，好像就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古国了。

然而，到1644年，随着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满清铁蹄踏破中原大地，这缕资本主义萌芽的曙光便如春梦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P001-003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由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负责策划招标、并要求我去承担。其实我当时手头正在做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项目，无意再去承担这么一项任务，只是碍于南京大学董健教授、丁帆教授等朋友的情面，也出于本人担任了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而一向无所贡献的惭愧，才勉强答应与丁帆教授一起来担当这项工作。但是一沾上这个项目，就觉得是湿手遭了面粉，事情越来越麻烦。其原因之一，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资料积累不多，不足以在此基础上作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文革”结束于今差不多有三十年，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意义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每年全国有上百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走上专业岗位。但奇怪的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成果却甚少。据范泉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所列辞目，有关文学社团的1035条，文学流派的47条，其中不少流派也是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也应属社团范围，如以胡风为核心的“七月一希望派”。而在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衔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里，成书出版的只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不满十种社团资料集，连语丝、新月、南国这样一些重要社团也付之阙如；在90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策划一套颇有规模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分研究、资料两种，但好像也只出版了关于《新青年》和《新潮》、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弥洒社、狮吼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几种资料(包括作品集和评论集)，研究方面只有一本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论著，其他似都不了了之。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工具书，除范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和贾植芳、范伯群、曾华鹏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等少数几种外，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有关文学社团的整体性研究，除了关于创造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成果较多外，大多数文学社团都缺少专门的论述研究。倒是在相关作家研究中有一些涉及社团的资料积累，如周氏兄弟的传记研究中有语丝社的资料，徐志摩、胡适的传记研究中有新月社的资料，茅盾、郑振铎的传记研究中有文学研究会的资料，陈独秀的传记研究中有《新青年》的编辑情况等；此外在有关社团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这些资料和观点大多是局部的、零星的，并不是整体、系统的社团研究。这与当前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显然是不相称的。其原因之二，是项目内涵的扩大，现代文学不能仅仅理解为新文学，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准确理解应该是“中国一现代一文学社团”。既然是“中国”，就不能仅以大陆地区为限，自1895年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地区，在文学领域都曾经产生许多文学社团，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大小古典诗社多达三百余个，可说是每一小村落就有一个诗社，这样一种壮观的诗社现象，如果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真是谈不上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社团史；而且，既然“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就应该包括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社团现象，如南社，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文人社团，但由于它不属于新文学，在以往研究中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学视野以外。这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做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目前确实还没有具备成熟的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所进行的项目课题就有必要再作论证，从实际出发，完成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作为第一步，就是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进行资料搜集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系列个案的研究。或者说，整体上的现代文学社团史暂时无法完成，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来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这就是目前我们编辑这套系列研究丛书的目的。在第一辑中，有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以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佘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现代文学社团的模式远不止以上四种，如以政党意识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组织，还有纯粹的演剧组织，如剧社，暂时不在本系列研究之中。我们挑选了比较重要的文学社团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其发展过程中再连带出其他一些相关小社团，如语丝社带出了莽原社、未名社和狂飙社，等等。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社团与流派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并不一样。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两者混在一起研究，结果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活动。这次我们组织人力撰写社团史书系，重点在人事，这是事先就规定好的，强调社团是如何形成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社团与社团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展开的，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都作为我们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有一位专家在审读本丛书中的一本创造社研究论著时指出：“这本著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寻绎创造社这一风格独异的文学社团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历史，体现出一种精彩而务实的社团研究学术自觉。文学社团是由人构成的，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特质和各种复杂性都与人员构成密切相关。以前的创造社研究，主要从大致的理念和情感取向着手，对于创造社的内部人员结构、权力结构常常取模糊姿态，致使许多问题只能流于语焉不详，如创造社的方向转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创造社小伙计与元老派的实际关系到底如何，这本著作从创造社人员构成及其权力构成的角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创造社研究而言的，但也说出了我们研究每一个社团所希求的努力方向。

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征，每部研究著作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这里不再一一评说。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本书系坚持从资料整理着手，在确定写作要求和体例时，曾要求每本著作控制在二十万字以内，其中三分之二篇幅为社团史内容，另三分之一篇幅选载有关社团资料和编撰大事记，但最后的成果完成时，除了文学研究会一本在字数和体例上达到了要求，其他各部著作在字数上都超过了原来规定的要求，迫于出版社的篇幅限制，我们只好将各社团的大事记都删除，以保持篇幅上的统一。这些大事记将来再找适当的机会发表。二，目前所出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书系的第一辑，第二辑的选题，如新月社、浅草社和沉钟社、大风诗社、七月一希望派作家群体等，也都在撰写的过程中，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把这些成果再次结集发表，使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陈万雄先生的著作《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朱寿桐先生的著作《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王晓明先生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都从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上给予本书系指导性的启发，在此谨表衷心的鸣谢。

2006年3月27日于黑水斋

还是在四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缠绕在奶奶身旁叫嚷着要她讲故事的时候，她讲的最多的就是“鞑子”，那一系列为非作歹、烧杀抢掠的故事。每当逢年过节、婚嫁喜庆的时候，四周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奶奶总是兴奋地喊我们：“快来听!杀鞑子了!”

我小时候并不甚清楚谁是鞑子，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是很远的北方人，不是汉人；而且，因为经常吃大葱，身上都有狐臭，奶奶还常常轻蔑地称他们为“臭子”。

奶奶姓吴，她的娘家是江苏武进的一个望族。据说好像是魏晋时从中原迁移来江南的，世代务农，兼营商业，日积月累，积攒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然而，就是在清兵入关时，满清铁蹄无情地踏碎了吴家大片的农田与祖宅，使吴家元气大伤，直到清朝中叶才慢慢恢复过来。这也难怪奶奶对“鞑子”充满了如此强烈的仇恨，并误将鞭炮齐鸣的喜庆场面幻想为“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战争画面了。

四十年匆匆过去，不曾想到有一天中午我站在昆山周庄迷楼旁的一座小桥时，又亲历了同样熟悉的声音与画面：不远处是一对新人结婚，就在新郎新娘即将跨进家门时，顿时浓烟四起，炮仗、鞭炮震天价响了起来，而与我一起挤在桥头看热闹的一位老太婆，头上扎着青布头巾，怀里抱着一位四、五岁的小男孩，突然高声叫了起来：“看呢!杀鞑子哉!杀鞑子哉!”

我蓦然回首，听懂了她的意思；她则似乎怀疑地打量了我一眼，似信非信。

在写作这本南社研究时，我的脑中经常会时不时地出现上述画面。在去吴江的同里、黎里，嘉善的西塘，苏州的虎丘等地，踏访南社社友的足迹、搜集南社活动的史料时，我也老是想到明、清易代之际的那场战争，那些至今想起来仍让人毛骨悚然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因而，在本书的开头，我特意写了“南社创社的地缘因素”一章，并在后来的研究中，也着力探讨了南社创社元老的种族主义思想的由来。

我是在去年春天从主编陈思和先生那里接过这项研究任务的，当时我是满口答应。一是多年来他对我的关心、照顾与帮助，让我铭感在心，自然十分乐意与他在一起共同从事这一课题，二是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晚清时期的文学，对于南社作家也写过一些文章，例如《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王钝根评传》等等，自以为有些基础。然而，真的研究起来就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了。首先是资料的考订工作。由于南社距今时间并不算长，因而许多社友乃至他们的亲友都写了许多回忆性的文章，然而由于角度的不同，或者是由于记忆的问题，许多资料放到一起时往往是时间、人物都很难吻合，这就需要辨别，博采众长。其次，还有原始资料的搜集工作。正是出于对所引资料不甚放心，或者觉得还不够全面，于是四处奔走寻找资料也成了一个费时又费力的事情。上海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吴江档案馆、昆山档案馆、嘉善档案馆……这些南社社友集中地区的图书馆与档案馆，便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感谢陈思和先生的宽容与大度，在明知出版社紧急催稿的情况下，他总是安慰我说不要紧，不要急，使我能够从容地完成全稿。感谢苏州市沧浪区郑利江区长，他对我在寻找资料期间所提供的诸多帮助，令我倍感温暖。也感谢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张堂绮教授，他为我所寄的许多台湾资料，使我获益匪浅。

要感谢的似乎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脑中忽又回想起儿时听奶奶讲鞑子故事的情景，就让这本小书作为孙儿对她的一点点纪念吧。

栾梅健

2006．2．28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