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日兰·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 kegaard）是十九世纪丹麦哲学家、神学家，是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和存在哲学的思想先驱之一。《非此即彼》是他的代表作。据研究者分析，此篇是作者模仿德国浪漫派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 richvon Schlege1，1772－1829）的长篇小说《鲁辛德》写成的。《非此即彼》初版于1843年。该书出版后，曾在哥本哈根城内引起轰动。但迟至二十世纪，本书才在欧洲大陆流传开来。

尼采恣情，克尔凯郭尔羞涩；尼采崇生命的强力，克尔凯郭尔惜生命的脆弱；尼采纵情审美的人生，克尔凯郭尔纵身上帝的深渊；尼采对女人既惧又恨，克尔凯郭尔对女人既羞又惜；尼采呼吁残忍，克尔凯郭尔赞颂牺牲；尼采的文体恣肆，时有神智不清的夸张，克尔凯郭尔的文体沉郁，时有简朴温情的反讽……

总序

中译本导言

原序

性爱或音乐性爱的诸阶段

影子戏

初恋

勾引者日记

初恋

凡是有意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一定注意到了，就是由于偶然的外部环境为实际创作提供了机遇，只有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受既定目标激励的作家也许会否认这一点。但是，这是他们自己的损失。因为，他们由此被剥夺了真正健康的作品的支柱。其中的一根支柱就是被人们传统地称为灵感，另一根支柱就是机遇。灵感这个表达方法可能会引起误解。灵感可能一方面表明我呼唤灵感，另一方面表明灵感呼唤我。任何如此天真无邪的作家相信所有事情都依赖诚实的意志、勤奋和刻苦，以及那些厚颜无耻出卖精神作品的作家都将不会吝惜热情的灵感和大胆的强求，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取得长足的进展。因为，韦斯尔关于上帝品位的说法仍然是有效的：“被所有人呼唤的人很少出现。”可是如果一个人把这句话理解成为这是灵感在呼唤，我并不说这是对我们的呼唤，而是对那些有关人士，的呼唤，那么这种说法则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灵感出现之前，作家呼唤灵感出征，与此相反，其他人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为了使他们内在的决心能变成外部的决心，他们还需要一个因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机遇，当灵感召唤他们的时候，灵感远在天涯海角向他们招手，所以，他们只能听到她的声音，万千思绪展现在他们面前。由于这些思绪如此的深奥，尽管每个词意既清楚又形象，但是，看来这些词不是他们的语音习惯。那么，当意识自然而然产生的时候致使它占据了整个内容，尔后，包括可能真正创作的时机业已到来，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失去的就是机遇，人们可能说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来，它是无足轻重的，这样他取悦上帝来进入这些最大的矛盾之中，这是造就现实之谜，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同时也是希腊愚人的绊脚石，机遇总是意外的，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当我逻辑地思考意外时，意外就像必然一样的必然，机遇不是理想意义上的意外；但是机遇被理性认为是意外，然而，在意外之中它又是必然的。

就我们一般的机遇而言，一直有许多模糊的认识，一方面我们对它了解得太多，另一面我们知道的又甚少，平庸的创作活动既忽视机遇也忽视灵感，不幸的是，这种创作活动已比比皆是。因此，相信这样的创作活动永远是合时宜的，我们也得承认这一点，它完全忽视了机遇的主要意义，也就是说，机遇无处不在，就像一个饶舌的人不失时机、不厌其烦地谈论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在这方面显著的特点丢失了，在另一方面，创作活动和机遇形如伉俪密不可分。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可能说机遇无所不在，持另一种观点的人可能说任何事情都来自于机遇。在这些人当中包括许多有特殊机遇的作家，以及那些从更严格意义上说来，机遇包括一切人，因此，都使用相同的韵文，相同的准则，并仍希望对有关作家而言，机遇将是一个获取合适谢礼的机遇。

这种并非重要和意外的机遇有时在我们的时代里能试图导致变革。机遇常常起决定作用；它决定事情的成败，它使作品和作家或者成功或者失败，机遇在这方面能随心所欲，诗人期待机遇能赋予他灵感，同时诗人也惊讶地看到机遇并非能使他如愿以偿；或者他创作了他内心深处认为无足轻重的作品，尔后，看到了由于机遇使得他的作品名声大振，他个人也因此受到全方位的尊重和承认，他深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机遇，这些人倾心于机遇；而我们前面所说的人则忽视机遇，因此，他们总是怀才不遇。  P103-104

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结构，并充满张力，即由不同的思想信念构成的张力，它推动着思想的发展。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想结构，就得了解其中的张力，了解形成思想发展的时代动力的质料。

就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而言，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性张力之一。的确，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是依情绪思想，以散文体写作的思想家，唾弃思辨哲学体系，注重思想的个体性生存实在感，有时甚至哽咽着述说切身的病痛思绪；两人身体都不好(尼采体质虚弱，克尔凯郭尔腿有先天之疾)，而且敏感得很，与女人也都有特殊的距离(独身)；他们俩都看不起群众式的人，对伦理式的生活样式没有信心甚或感到愤慨或绝望。哲学对这两个人来说，不是冷漠的、与己身无关的思辨，而是纯然属我的倾情。这两位思想的世纪天才把思想从年逾千祀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交还给纯然偶在的个体，以致有时他们的身体也不堪承负。凡此种种，都可谓思想的现代性事件：思想被引向个体的生存差异，成为偶在的个体的我在呢喃，哲学言述不再围绕普遍性知识，而是缭绕着“这一个人”。

然而，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品质却又判若云泥，绝然是两种生存信念的表达：尼采恣情，克尔凯郭尔羞涩；尼采崇生命的强力，克尔凯郭尔惜生命的脆弱；尼采纵情审美的人生，克尔凯郭尔纵身上帝的深渊；尼采对女人既惧又恨，克尔凯郭尔对女人既羞又惜；尼采呼吁残忍，克尔凯郭尔赞颂牺牲；尼采的文体恣肆，时有神智不清的夸张，克尔凯郭尔的文体沉郁，时有简朴温情的反讽；尼采与克尔凯郭尔尽管都属非理性思想家，但非理性的含义在两人那里绝然异质：前者厌苏格拉底，后者崇苏格拉底，就是证明。概言之，尼采与克尔凯郭尔都看到“虚无”和“主义”的来临，并力图抵抗之，却基于截然不同的个体心性编织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无论如何，两人的思想构成的张力，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嬗变和现代性问题的突进，都是决定性的。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就已进入汉语文化界，但汉语知识人很快就亲近尼采，诠译尼采者趋之若骛，对Kierkegaard一直陌生，未见过有哪位文化名人亲近过他，甚至迄今此人之名的汉译乃显无措：克尔凯郭尔、基尔克加德、基尔克哥、祁克果、齐克果，不知何是。按丹麦文，Kierkegaard意为“教会园地”，按音译规则再加寓义译法，当为“基尔克果”；其人一生乃依基督信仰克服个体偶在之不幸和近代思想之舛谬的生命之果，带着自己个体偶在不知名何的颤栗和不安，走出了教会园地。可以说，路德把基督教带出了帝国式的教会，克尔凯郭尔把基督教带出了民族国家式的教会(“亚伯拉罕的事业与整个民族的大业无关”)，以致社团性的基督教信仰重新成为个体性基督信仰(“信仰即是这样一种悖论：单独的、个体性的比普遍性的更高”)。在如此信仰中，个体的偶在性比历史的必然性更值得看重，无论这历史必然性是黑格尔一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是尼采的永恒复返的巡回。

为什么汉语思想界偏爱尼采，而非克尔凯郭尔?这是否反映出汉语思想的某种结构性气质?在汉语思想者家谱中，据说可以找到与尼采同气质的人——庄周，但迄今还找不出一个与克尔凯郭尔同气质的人。若果如此，克尔凯郭尔思想就会滋补汉语思想的体质。可以设想，当年王国维先生读的若是克尔凯郭尔，其《人间词话》的写法就会不同。无论如何，克尔凯郭尔思想之在是对每一当下属己的个体之生存脆弱的痛惜。汉语思想界只知尼采而不知克尔凯郭尔，不仅对现代性思想结构的了解是残缺的，更重要的是，对属己的生存在性的理解是贫乏的。在我看，与克尔凯郭尔交往，更重要的是个体自我理解的更新。

1991年春，我应邀访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与该校的东亚系和克尔凯郭尔研究所的学者讨论过克尔凯郭尔著作的汉译问题。当时，国内克尔凯郭尔汉译著作寥寥无几，就我所知，较早的克尔凯郭尔文集是“历代基督教名著集成”中的一卷《祁克果的人生哲学》(香港基督教文艺版，1963，500页)，由思想史大师Karl Lowith指导选目，颇有特色(如关注其政治思想)。可惜汉译文笔不堪读。翻译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对汉语思想是一种考验：思想气质和语文品质的考验。牟宗三读不通克尔凯郭尔，何足怪哉?据我自己的感觉，译克尔凯郭尔是一种精神的历练。

为什么汉语思想界偏爱尼采，而非克尔凯郭尔?这是否反映出汉语思想的某种结构性气质?……可以设想，当年王国维先生读的若是克尔凯郭尔，其《人间词话》的写法就会不同。无论如何，克尔凯郭尔思想之在是对每一当下属己的个体之生存脆弱的痛惜。汉语思想界只知尼采而不知克尔凯郭尔，不仅对现代性思想结构的了解是残缺的，更重要的是，对属己的生存在性的理解是贫乏的。

——刘小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