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由余斌所著，她的身影在旧时月色中消去，她的精彩却永不退场，作者文笔清雅，不枝不蔓，既无学究气也避开了多愁善感的矫情气，甚至被读者认为是张爱玲式的文字。

　　不是传奇的传记，带你倾听张爱玲的人生回响。

　　精美插图再现一代才女风采。

张爱玲至今仍是大众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传记层出不穷，《张爱玲传》作者余斌以“不做传奇”的立场，严谨地以文献为依据，对张爱玲生平及其作品做了全面深入的叙论。《张爱玲传》按张爱玲的生活轨迹分为上（1921-1943）、中（1943-1945）、下（1945-1995）三编。特点是以深刻细致的分析和评论见长，能够将张爱玲的作品与其经历、思想、情感等结合打通，处处传达出由文见人的洞见，寻觅出了张爱玲及其作品之间的深切关联。文笔清雅，不枝不蔓，既无学究气也避开了多愁善感的矫情气，甚至被读者认为是张爱玲式的文字。

1993年初版后，成为众多张爱玲传记中的经典之一。此次再版，作者重新删订，并配以精美插图，使这部经典传记更臻完善。

引言

上编（1921-1943）

从前

家庭生活场景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读书岁月

港战中的印象

少作

卖洋文，谈中国人

中编（1943-1945）

成名

清水浑水

《传奇》世界（上）

《传奇》世界（下）

《流言》

奇装炫人

三人行

“撒手”

欲仙欲死

一语成谶？

下编（1945-1995）

结束铅华

乍暖还寒《十八春》

悄然出走

赤地之恋

哀乐中年

伤心之旅

十年一觉《红楼梦》

国语本《海上花》

旧作新魂

归于平淡

附录

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

年表

参考书（篇）目

后记一

后记二

《张爱玲传》新版附记

人文版附记

母亲似乎随身把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带了回来。大约是人之将死，其行也善，张的父亲这时痛悔前非，被送进了医院。她母亲按照她的一套来改造这个家。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张爱玲常坐在地上看她母亲与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看得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总之，“一切都不同了”。

在这气氛中她开始学习做西式淑女了。她跟母亲学画图，又学钢琴，学英语。至少这时候她还并不觉得学做一个淑女是困难的，也没有对此感到不耐，相反，她学得兴兴头头，甚且把家里的一切都看做是“美的顶巅”，她后来称她平生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西洋式淑女的风度的”。作为这风度的一部分，她也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就要掉下泪来。我们在她的中学作文《迟暮》中还可依稀听到这类感伤的遗响。假如她顺着这条淑女的路成功地走下去，我们是否还有幸得到那位不避俗而又脱俗的作家，也真就难说了。

但这已经是“幸福的家庭”的尾声了。她父亲似乎在把命拣回来的同时也把遗少的脾气找了回来，他不拿出生活费，要她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成了。记性好一点的读者会想起，遗少脾气的男人想着法子弄光女人的钱，这是张爱玲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幕：《金锁记》中小叔想骗来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哥哥用完了妹妹的钱；《创世纪》里孙子哄祖母的钱；《多少恨》中父亲死皮赖脸榨光女儿身上可怜的几个薪水；《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把她的私房钱用得干干净净。这在没落的大家族中是司空见惯的，张爱玲在她们家的圈子里听到、见到的这类事情肯定加深了她的印象。不过她父亲似乎还不是那样不堪的人，生活上也并非华奢靡费、挥霍无度。照张爱玲的说法，她父亲对于“衣食住”都不讲究，单只注意一个“行”字，在汽车上肯花点钱。他弄光她的钱的动机是要把他那位有点新思想的妻子拴在家里。

她母亲自然明白这层用意，两人为此剧烈地争吵，每逢这时吓慌了的佣人便把她和弟弟拉出去，叫他们乖一点，他们也早已吓慌了，提心吊胆地在阳台上骑小脚踏车，静静地不敢出声。这一幕给张爱玲的印象太深了，使她很早就领略到无爱的婚姻的不幸，后来她提到父母的离异时带些幽默地说：“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虽说父母离婚后她的生活充满了不愉快，成名以后她却不止一次地在纸上、口头上坚持提醒人们，父母离了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幸。

她的父母最后是协议离婚的，两个孩子都跟父亲过，但是条约上写明她可以常去看母亲，这给她很大的满足。父母的离异是一个转折，自此家庭生活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开始掉彩褪色。这种感觉逐渐加深，当她有机会找到一个新的支点，从外部打量生活于其中的封闭环境时，她的感受更加强烈。这个支点就是父母离婚后母亲的家。

张爱玲自她母亲回来后，就是母亲带回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忠实追随者，在母亲的家的衬映下，父亲的家更有一种颓丧的色彩。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父亲与后母结婚之后)我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P18-19

人文版附记

千禧年一过，媒体上提到过去的某个年代时，开始频频加上“上世纪”的前缀，比如原说“六十年代”，现在就要说成“上世纪六十年代”，--“跨世纪”的一个结果是，似乎去今不远的年代无端地有了某种沧桑感。迈入二十一世纪门槛的，当然都算跨世纪的人，只是都觉这一步跨得大了些，有点虚飘，有几分一脚踏空的意思。

语言这东西当真很魔幻，“跨世纪”可以跨出一派豪情，同样形容世纪之交，“世纪末”三字就透出萧肃颓丧之意。张爱玲没能跨世纪，即使多活几个年头，想必她也还是逗留在旧时的月色中，--她的“世纪末”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已然揭幕。论者说张，“世纪末”频现笔端，倒似张爱玲是世纪末的一位代言人，果真如此，“张爱玲热”在新世纪仍维持坠，未尝不可看作某种暗示。

“千禧”云云，乃是人造的概念，倘概念可造成心理暗示，那也是虚的，时间嘀嘀嘀嗒嗒往前走，则没有半点虚假，怪的是本书责编胡文骏先生说起这书初版迄今恰好二十年，我居然吃惊不小，仿佛不大真实。教科书上的历史时间惯以重大事件来标示：“八年抗战”、“文革十年”、“新时期十年”……听上去都很漫长，二十年是什么概念？居然无声无息就过去，而当年直似昨日。

二十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尚能见到所谓“作家论”的余绪，再往前推，我读研究生的八十年代，“作家论”则更是相当之主流，记得读硕士时去参加上一届的答辩，四位学兄，似乎都是十几万字的长篇大论，清一色是这路数。“作家论”不单是指针对某一作家的个案研究，也意味着一定的程式和格局，与今相比，其特征大约是它的“就事论事”，且没有特定的理论背景。《张爱玲传》的底子就是“作家论”，这也是后来可以演为传记的一个原因。时过境迁，“作家论”早成隔日黄花，所谓“学问”者，也早已在被重新定义，若我的学生还如此这般地做论文，我自己就期期以为不可了，虽然当作一本书来写，还当另说。

我对拙书的不满非止一端，倒不单是套路的老旧：对张其人其书的论析尚有未到之处之外，最大的遗憾是材料不够。胡适曾不无夸张地说，“找到一条新材料，不亚于发现一颗行星”（大意），傅斯年认定做研究的人，首要的功夫在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当然不适于所有类型的研究，然对于传记而言，材料确乎性命悠关，有时一条新发现的材料，可让煞有介事的煌煌大论统统报废。因是“作家论”的底子，所重在“论”不在“述”，讲述张爱玲其人以讨论其作品为目标，在材料上虽下过功夫却终难逃“无米之炊”的窘境，当初是当作评传来写的，以“传”的标准，自多语焉未详之处，近年来张的遗作挤牙膏般一点一点露面，生平材料亦陆续有零星的发掘，《张爱玲传》即使作为评传也显得难惬人意了。

二十年间有过多次机会对本书做全面修订，也不是没有动过念，但均未果。一则虽是从“作家论”开的笔，却一直觊觎更大的领域，更自由的书写，即以个案研究而论，也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孰料觊觎只是觊觎，离开了张爱玲这一亩三分地，也没走到哪去，算来相较而言专门化一点的，还是只有这本书，以致成为笑柄。二则虽然这些年“张学”里有点什么动静也还知道，张的遗作面世，也还跟着看，甚至隔三岔五，还会命题之下写上篇把文章，然而或多借题发挥，或仅残丛小语，与“扎硬寨，打硬仗”的研究之间，尚有距离。我是喜欢做学问也有几分“业余”性质的，但那只该是一种从容不迫的状态，不应在研究深度、广度上当真就业余起来，玩票与下海毕竟是两回事。因为“业余”，没再下过硬功夫，久而久之，便心中没底，待要想做全面的修订，不免未战先怯，稍一犹豫，即做罢论。是故我只是在广西师大那一版根据当时的新材料做了一些增补，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那一版则附录了相关的单篇文章。

这次的新版正文部分也还是原封未动，附录部分原打算将此前未收的文章尽行收入，后考虑书已经相当之厚，再膨胀起来，越发像“高头讲章”了，且文章多出以随笔的调子，长长短短放在里面，显得体例驳杂，数量既多至有几万字之谱，也有尾大不掉之感，不如待日后另为一编。故尔最后选择了做减法，即除首版原有的附录《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之外，其余文字尽皆移去。就一本书而言，这样处理似乎反倒干净。

至于正文部分的一仍其旧，我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是，照这几年的情形，不论就张的遗作，还是其生平的点滴材料而言，似乎还可以“有所待”，而以我对本书的不满，一旦从头修订，势必大动干戈，不如等“尘埃落定”之后，再来毕其功于一役，打点起十二分精神做一次彻底的修订。

在这样一篇附记中许愿，好像不是地方，许了的愿亦未必可期，只能说，有一个愿景，总是好的。

作者

二0一三年元月于南京黄瓜园

1984年，应该是读研究生的第二年。几位教师都特别强调研究现代文学应有一种历史感，我们这一年的主要课业便是读旧时的报纸杂志。系资料室有一间专门放解放前书刊的屋子，很少有人坐在里面看书，桌椅书架上落满厚厚的灰尘，受潮发黄的纸张散出轻微的霉味，让这房间有一种类于贮藏室的冷落、萧索的空气，阴天的时候，更有几分张爱玲所谓的“古墓的清凉”。那时心浮气躁，主流作家的作品早就读过了，一些过去被文学史忽略的作家，其作品也都重新出版了，而大多数新文学作品实在幼稚得可以，要想再从中扒拉出几粒珍珠，近乎不可能，所以那些蓬头垢面的旧杂志在我眼中形同断烂朝报——让作品出现在具体的环境、特定的背景下，由读当时的出版物而感知、还原一种真实的历史氛围，这好处是后来才慢慢有体会的。但是在书架上发现了大批沦陷时期的杂志，而且张爱玲发表作品最多的两家刊物《杂志》和《天地》，还是“全须全尾”的，这真让人喜出望外。

张爱玲的名字我是读了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后才知道的。夏氏写此书，引以为荣的一件事便是发现了钱锺书和张爱玲。《围城》80年代初重新出版，在读夏书之前已经看过，兴奋之情，记忆犹新，那时有朋友熟人过往，多要谈起，写信时也常大掉书袋地引证，颇有言必称《围城》的意思。夏书对张爱玲的评价不在钱锺书之下，在书中许给的篇页超过其他任何一位作家，自然激发起我的好奇心，文中引录的几段《传奇》、《流言》中的文字，清新流利，玲珑剔透，更撩逗得人心痒痒急想一睹为快。但在祖国大陆，新版要到一年多以后才出来，旧版则一时找不到，好奇心亦只好由它一直在那里悬着。不意在系资料室的“断烂朝报”中间，这份好奇心算是有了着落。

在灰扑扑的旧书的包围中读张爱玲的没落之家故事，或许是相宜的吧？对于习惯于夜读的人，一大早去那里正襟危坐数小时却大是难事，也真不过瘾。感谢资料室那时不甚健全的规章制度，容得我们把旧杂志带回去看，而且借少借多也可通融，于是我将比砖头还厚几分的《杂志》、《天地》、《万象》的合订本，时常是一次好几本，一摞一摞带回家中，先是找张的作品，后又找到有关的评论、座谈纪要、文坛消息之类，很快一一都看了。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听别人说某书如何如何好，因为期望值过高，待后来看了，不免意下未足；是自己找来看的，就另是一种情形，如果看了喜欢，因为似乎是亲手掘来的宝物，颇有一份“发现”的自喜，只会加倍地觉得好。我怀疑最初接触张爱玲感到的欣喜，里面就有这样的心理作用——虽然实是得了夏书的介绍指引，与听了周围的人一片叫好再去读，感觉又不一样。后来找到《传奇》初版的复印件，从头到尾读一遍，仍然觉得好，是享受，也有所得：吸引人的不仅是那一手泼得出、收得住的文章，不仅是作者丰盈、鲜灵的艺术直觉，而且是作者对入的处境的“苍凉”的理解，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的一种独特的角度和态度。这与习见的新文学作品，与从小受到的正统的理想主义教育相去太远了，而当时虽读了一些西方小说家的作品，颇领略到一些对人生的别样的理解，像加缪、卡夫卡，更深刻，更有震撼力，却终不及张氏作品来得可感、亲切。感兴趣的结果是，我选了张爱玲来作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的题目叫《论<传奇>》，《传奇》之外也“知入论世”地论到张的人生观，她与时代、与新文学的关系，等等。贪多求全，迷恋所谓“专著的规模”，我的论文拖泥带水写了十几万字，几位老师本鼓励为主之旨，给了不错的评语。因为懒，也因为做研究满足于一知半解，改不了喜新厌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毛病，论文通过了答辩之后也就束之高阁，虽然长篇大论，却是_行字也没发表。就这么一直放着，人已是胡乱看其他的书去了，只是偶或听说某人手里有尚未过目的张氏作品，或是关于张的资料，不免还要找来看看——并无别的目的，兴趣而已，而且那个世界已经是熟悉的，可以轻易地走进去。直到去年，有朋友告我海南出版社有意出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建议我不妨将那论文改写扩充，写成一部传记，这才翻箱倒柜，将打印的论文寻了出来。

不看倒也罢了。当时虽无多高的自我评价，总觉也还凑合，事隔几年重读一遍，可以不夸张地用得上四个字：惨不忍睹。待一阵大的惶恐过后，稍稍可以自己譬解了，便想那原因，有一部分是见识未到，强作解人；有一部分，往正经里说，则是所谓“时代的局限”。到论文脱稿时，张的小说已出了几种，在祖国大陆的文学史上却还是个可疑的人物，权威的批评标准是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张氏作品却连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也贴不上。大部分研究、批评似乎还不足以言学术，或多或少带着“拨乱反正”的性质，要给张爱玲以恰切的评价，至少必须部分地对流行的标准采取质疑的态度，而持疑者本身也带着框框。我辈虽然是后生，自以为百无禁忌，其实条条框框并不就少到哪里。写论文的过程，一面雄赳赳以攻为守地与流行的标准论辩着，一面也是同自己的思维定势挣扎，所以真正“就事论事”的内容没多少，瞄着假想敌的有形无形的防卫式论辩倒有一大堆。时过境迁，论辩的背景已不复存在了，许多地方看起来好似郑重其事、义正辞严地在讲些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自然有几分可笑。

不管如何自找台阶，那论文大部分反正是不能用了，何况那时只论及沦陷时期的创作，距完整的作家论还差了好远。于是另起炉灶，对旧稿大部分做了大大的删改之外，对过去未加讨论的后期作品，包括她的学术研究，都一一做了分析，此外自然也对她的生活经历做了更多的交待。看到旧日课卷的影子一点点消退下去，当然是高兴的，但有些地方还是留着痕迹，尤其是关于《传奇》的部分，要完全推倒重来，工作量太大，零打碎敲地改，于事无补，交稿日近，只好很不舒服地用上了。回头看看，重写、新写的部分固然谈不上成熟，利用旧稿的部分倒像未熟的果子上又烂了一个洞。

我遵命勉力将书写成一部传记。一面写着，一面感到心虚，怀疑所写的东西是否称得上“传”。传记的第一要义或者就是对有关传主生平详细材料的充分占有，在这方面虽然下了一些功夫，但是也像所有对张爱玲感兴趣的人一样，不得不面对材料匮乏的困窘，因为张爱玲对个人生活素少谈论，晚年更不欲引起公众的注意，牢守“私家重地，请勿践踏”的态度；另一方面，她性情孤僻，不大与人交往，关于她的生活和写作，知情人极少，就是这为数不多的知情人，有些也已经谢世了，有的又因种种原因，有不欲言、不愿言者。这是无法可想的事，除了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材料，细心从她本人的散文里寻找蛛丝马迹，也只有加重分析讨论以为补救了。既然相对而言评论的成分较重，也就想到，或许称做“评传”是更相宜的，可是“传”与“评传”的界限在哪里，也就难说。说到底，本书不过是看张一一张看张爱玲——的一种结果，只是叫做“看张”又有些不伦不类，亦且意思不明，不得已，权且冒称做《张爱玲传》。

然而书中坚持的一点，相信是符合传记求真的宗旨的：决不把传记当做传奇来做——虽然张爱玲是个不乏传奇色彩的人物。对于传主生平的交待叙述，皆是将史料凑拢比照而来，并无穿凿附会、“假语村言”之处。当然，有时于材料的弃取间也含着猜测，有时也要进入人物的内心，不免有对其心理的忖度推断，但是其一，“大胆假设”之外尚不忘“小心求证”；其二，何者为确有其事的事实，何者出于作者的猜测，界限清楚，读者当无混淆之虞。

还须交待的只有一事了：书中的引文，原本打算统统注明出处的，因担心注太多，穿靴戴帽过于正经，写到一半就将引自张爱玲作品中的部分舍去不注了，只有讨论《红楼梦魇》和《海上花》的部分，想来看的人少，多少加了一些。现在想来，实在有失严谨，要回过头来一一加上，又花时太多，等不及了。唯一可以自宽自解的是，对此书有兴趣的什九是张迷或准张迷，对于张爱玲的作品应该是很熟悉的吧？

作者

1995年8月于南京大学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