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编著的《我不懂味》共分七个部分，分别为：尘梦、观闻、执念等。内容包括作者从童年到中年的富有情趣的经历，以及体现他思想深邃、语言犀利的社会见闻的描述。同时，也包括他对文字生涯的看法等。作者以一问一答的真实记录的形式，见证人生，见证人性。

王跃文在《我不懂味》中将过去的一些言论与新加入的一些内容糅合在了一起，重新撰写，加入了很多新的思考、新的看法，与当前社会和现实更同步、更贴近。《我不懂味》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尘梦”，涉及王跃文从童年到中年的经历，读来颇有情趣；第二部分“观闻”，是王跃文的官场思考和社会批判，作者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语言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三部分“灵肉”，谈人类精神对肉体的背叛；第四部分“执念”，是文学话题，王跃文谈了自己文字生涯的孔见和对写作的看法；第五部分“天命”，是湖北大学周新民教授和王跃文的对话；第六部分“逍遥”，纯粹是聊天，通过作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读书、喝茶、写作习惯、生活习性等等来见证人生，见证人性，也谈男人和女人。第七部分“无违”，《大家》杂志符二博士代表读者从各方面质疑王跃文，王跃文对各种质疑的回答。

一、尘梦

二、观闻

三、灵肉

四、执念

五、天命

六、逍遥

七、无违

王跃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外部世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恐惧。我们那个村，长期是县里大小运动的试点，经常有县里各种干部出入。那些干部通常是板着脸的，冷不防发现谁说了反动话，就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村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会吓唬说，别哭了，警察叔叔来了！孩子就吓得不哭了。那时候，城里正闹“水老倌”，听说“水老倌”头子勾着食指，塞进嘴里吹哨子，声音有火车笛子那么大，立即就有各路“水老倌”呼啸而来，听从命令。谁惹了“水老倌”，谁就死路一条。“水老倌”，就是城里的流氓。所以，恐惧心理伴随我直到长大成人。三十岁以前，我排队买火车票，临近窗口了，胸口就开始狂跳。我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那高高的窗口里面，无非就是坐着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女人。可我的心脏就是不争气，偏要剧烈地跳。我必须反复斟酌一句最简单的话，放在嘴里默念。我练好了这句话，临到窗口再蹦出来。比方说：长沙一张！绝不多说半个字。如果碰上意外情况，比方窗口里的女人说没有票了，我就慌张得说不出话。我得再从后面开始排队，想好一句话买别的车次的票。

现在，我已不至于再害怕买火车票，但仍然恐惧这个世界。尘世喧嚣，魑魅魍魉，可怕的人和事太多了。

伊渡：您的这种心理感受很奇特。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他的终生，甚至他成年以后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都可以从童年的经验里找到理由或印证。不知您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

王跃文：我的童年基本上可称作噩梦。饥饿、孤独、恐惧，纠缠着我整个童年，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因为少不更事，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希望，也就无所谓绝望。二○○○年，我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脱离原来的单位，成了事实上的自由写作者。那年深秋的某个夜晚时间，我做了一个梦，几乎原原本本再现了我儿时的生活。梦中，我是副团长。有个晚上，团长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当副团长。我举手反对。团长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交给您一个光荣任务，深入敌后从事地下工作。我二话没说，掏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庄严地放在团长手里。团长把手枪交给他弟弟，然后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团长的手是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夜色中，我猫着腰，沿着村子里的土墙和竹篱笆，悄悄前行。遇着行人或狗叫，我便机警地埋伏起来。我不能让敌人发觉。村子的另一头，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我多么想投入战斗啊!可是，我不能回到战友们身边去，我得从事地下工作。突然间，不知哪根神经开了窍，我发现自己原来被团长和战友们抛弃了。他们不和我玩了。我马上从游戏氛围中清醒过来。我身陷其间的再也不是什么敌后，而是弥漫着猪屎臭的村巷。我也不想同他们玩了，回家睡觉去！只可惜了那把手枪，那是我跪在门槛上，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可是，我不敢去找他们要回手枪。游戏还在进行，我若回去，会被当作变节分子抓起来的。他们会借口游戏，假戏真做，打我一顿。只有等到天亮之后，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

醒来，我禁不住大笑。原来，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组织上”抛弃了。

伊渡：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游戏”二字，感触颇深。儿时的游戏同现实生活中的成人游戏似有共同之处。游戏可以造就一个场，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照玩不误。哪怕有人看出游戏的荒诞，也很少有人胆敢脱离游戏。顽童的游戏还可以不当真，比方您突然发现自己被伙伴们抛弃了，干脆回家睡觉去。可是，现实中的成人游戏，就没那么轻松了。

王跃文：我那天晚上从梦中醒来，大笑之后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的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我想起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读《往事并不如烟》，知道了当年“反右”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感慨良多。同基层“反右”不同，上层“反右”多少还是政治斗争，不管其理由如何；基层“反右”就有些像儿戏了，连政治斗争都算不上，无非是借端整人。但是，就因为上层提供了“反右”这么个游戏，基层就玩开了。想整谁，就找些事，把他打成右派。我曾写过篇小文章，真实记录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经过。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一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觉得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一天，我父亲开玩笑，在她的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开得太过头了。他不知道阿Q因为是个秃头，在他面前连“光”、“亮”都不能说的。但这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伊渡：您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简直太荒唐了。

王跃文：是的。一九五七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当然也就是攻击党了。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母亲告诉我，父亲是被两个背枪的人押回村里的。父亲虽然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但他被枪兵押回来，村里人都知道他是坏人和罪人了。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小说《玩笑》的时候，感觉就像读我们自己国家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行了。意识形态真是神奇，它能在不同的种族和国度造就同样的游戏。

伊渡：中国近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官场人格。有时候，种种官场人格只是变化着呈现形式而已。

王跃文：我因为曾经混迹官场，熟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象我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从一九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越来越复杂化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严。所以我曾在长篇小说《朝夕之间》里写道，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

伊渡：您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

王跃文：当然见过，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但是在县里面，县长非常了不得。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那次经历，我感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离家越来越远，县长就越来越随和。一路上玩扑克、开玩笑，很开心。我们在上海、江苏、福建转了一圈下来，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直到厦门海滨浴场，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谓坦诚相见。县长还拍着自己的裸胸开玩笑说，我们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可是考察结束后，我们往回走时，离家越来越近，县长就越来越严肃。回到县里的火车站，县长又像往常一样板着一副冷脸了。也许县长并没在意自己面孔的变化。正因为他不是故意做出来的，就更有意思。可见官场就这个神秘的场，对人的影响是无声无自的，往往也是个中人意识不到的。

现在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混得跟朋友似的，那又是另外的境况。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老板”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本来已成贬义词，指的是私有企业主或私有财产所有人，现在却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您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人说，能够帮您办成按党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回家探望父母，有时会同他们谈谈时事。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只是经常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伊渡：我看您的玩笑一直开得很大，我说的是您写的那些别人看来很大胆的小说。从您的作品中看，您不是个很淡泊的人，您甚至很极端、很尖锐，有人说您眼睛很毒。

王跃文：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您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里遇着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您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色，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又博我一乐。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批判地阅读。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真是好玩极了。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那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他们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

有一年我在山东德州签名售书，一位读者递上一本《我不懂味》。翻开一看，扉页竟有我的签名，落款日期已过两年，地址是云南丽江。书是我在丽江某书店签的，应是行业内调剂到了德州。我自嘲道：这本书是在丽江没有卖掉的，您还要吗？那位读者说：我就要这本书，因为它是有故事的。

《我不懂味》初版是八年前的事了。八年间，世上发生了多少故事？我对时间和世事的感觉越来越迟钝，消逝的无尽岁月与苍茫人事在我脑子里都是模糊的。我或许会清晰地记得某些故事的细节，却把子丑寅卯统统忽略掉了。生命是拿时间计算的，我所懵懂的却偏偏是时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然而流水尚可高筑大坝暂为挽留，时间却是怎么也留它不住的。留不住的就随它去，留得住的就让它留下来。我的这些文字，不知是否留得住。北京博中阳愿意再版这本书，我重读旧作居然并无太可后悔的文字。“不懂味”是湖南方言，意思是不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话常被人奉为人生信条，我却鄙视这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我今生今世只能是个不识时务的人，一个不懂味的人。我说过许多话，有慷慨的，有郁愤的，有天真的，有幽默的，也有愚蠢可笑的，但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我所做过的些小之事，于时于世也许毫无补益，但都做得心里安妥。一介书生，也只能如此了。

新版中增添了两章，一曰《天命》，一曰《无违》，分别是湖北大学周新民教授和《大家》杂志符二博士对我的访谈。周新民教授学术态度严谨，试图探究我文学创作的原初动机及心路历程，我觉得自己命中注定只能卖文觅生，不过天命而已。符二博士笔锋口健，意欲剥开我的伪饰而后快。我做人做事但求无违，无违于自己，无违于天地。感谢周新民教授和符二博士！

昨日为癸巳惊蛰，我随几位朋友朝南岳，吃斋祈福。一道道精致的斋菜端上来，朋友们都忙着拍照发微博。我举箸旁观，如在世外。我已宣告无限期离开微博，不打算回去了。我在微博上有八百多万支持者，他们很多人是我的读者朋友。我要诚挚地感谢朋友们！我的书哪怕再从丽江跑到德州，也自有缘分遇上知音。

写着这些文字，一只红嘴鹦鹉飞临窗口，隔着玻璃朝我啾啾地说话儿。我不懂她的语言，唯引为吉祥之兆。

2013年3月6日  长沙咸嘉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