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以犀利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批判精神，高度的自省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时代的代言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灵魂。

黄乔生编著的《鲁迅像传》是一部研究鲁迅照片的专著。翔实资料，潜心研究，权威解读，给浩瀚如烟的鲁迅图书海洋，奉献了一本堪称正视听的经典好书。

《鲁迅像传》由黄乔生编著。

《鲁迅像传》讲述了：

鲁迅一生留下的照片颇多，记录了他个人的风貌，透露出他的个性，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人际交往。而鲁迅身后人们对这些照片的运用，也反映了鲁迅的影响，时代及人们意识的变化。本书按时间顺序和鲁迅一生游历所至地域，分为五个部分。编排上把照片放在突出的位置，针对照片组织文字，较为专注地解读鲁迅照片。对鲁迅这些照片的拍摄缘起、时间、地点、其中人物的经历及其与鲁迅的关系等做了详细解读，使照片的背景更为清晰，过去一些不太被人们注意的事件、人物凸显出来，鲁迅的人际关系更显得立体和多彩。鲁迅照片方面的讹误、任意剪辑修补使鲁迅形象失真、年代错误、人物张冠李戴等现象作者做了权威说明。

鲁 迅（代序）

一 日本时期

断发照

同乡会

挚 友

弘文学院

被遗忘的人

阿利安人和震旦青年

解剖学

胡须照

退 学

银行家

“拨伊铜钿！”

文术新宗

东 京

二 杭州、绍兴时期

归 国

木瓜之役

大禹陵

别出

心裁

三 北京时期

官 员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

京师图书馆

小说股

校友会

爱罗先珂

世界语

留学生

《阿Q 正传》

唐朝的天空

学 潮

四 厦门、广州时期

教 授

“我在厦门的坟中间”

厦岛留别

多 面

弟子和义子

五 上海时期

兄 弟

演 讲

景云深处

《良友》

书斋生活

回眸时看小於菟

邬其山

文艺漫谈会

五十寿辰

《前哨》背后

全家福

木刻讲习会

北平五讲

萧伯纳

高 低

中央研究院

孙夫人

“最近之鲁迅”

毛衣照

活的中国

吾 友

记 者

多 疑

写 真

僧 侣

避难所

野口米次郎

圆谷弘

大陆新村

改 造

病 中

绝 唱

遗 嘱

后 记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本书图片目录

胡须照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回忆他在仙台时所受的优待时说：“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鲁迅在仙台留学期间住过两个地方——佐藤屋和宫川宅。关于佐藤屋，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道：“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这“监狱旁边的一个客店”就是佐藤屋，坐落在片平丁52号，位于广濑川畔的崖岸之上，是一座纯粹用木板建造的日式两层楼。遗址今存，仙台市已经把它作为古迹保护起来，立标牌曰“鲁迅下宿迹”。

佐藤喜东治原是幕府时代的藩士，家藏许多剑刀。鲁迅在他家住宿时，他年已六十岁，身体魁梧，灰白色胡须直垂胸前，热心公益事业，乐于照顾中国留学生。鲁迅离开时，佐藤赠给鲁迅一把“白壳短刀”作纪念。［竹内实，《仙台与短刀——广濑川畔的鲁迅》，见《中日故迹记行》，日本朝日新闻社1976年版。］周建人后来回忆：“鲁迅从日本带回两把刀，一把是他自己买的，是尖的短剑，两边的刃都很锋利。中间有血槽，柄是木头的，很讲究；还有一把刀是一位老武士给的，它的形状是一边有刃，一边没刃，套子很差，是两块小薄板合成的。”他听鲁迅说过：“这位武士年轻时，常把这刀佩在自己身上，在和敌人搏斗时，拿起刀就杀向敌人，刀套自己就会分成两块破开。”这两把刀，鲁迅回绍兴后送给周建人，周建人到北京后又还给鲁迅。［周建人，《略谈鲁迅》，《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鲁迅赁居二楼一间面临广濑川的十叠（叠是日本计算房间面积的单位。长二米、宽一米为一叠，十叠相当于二十平方米）大的房间。他和住在公寓的其他几个学生的日常生活，由房主的夫人照顾，每人每月食宿费八元。房东除用二楼经营公寓外，还把一楼的一部分房屋租给一个专营宫城监狱中未判决的犯人和探监人伙食的人使用。正因为后面这个情况，鲁迅不久就搬家了。“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鲁迅的新住处是土樋町一五八番地宫川宅。上文所说的“芋梗汤”是日本民间一种以大酱和地瓜秧为主料做的菜汤。

这张照片是鲁迅与同住在“宫川宅”公寓的五名住宿学生（大家武夫、三宅、矶部浩策、吉田林十郎和施霖）在东一番丁照相馆的合影，赠给公寓主人宫川信哉留念的。因为宫川将自己经营的公寓改由海老名新治郎接续经营。照片上的六个人均穿学生制服、脱帽。

八年后的1913年，当时照片中的一个人回来拜访房东宫川信哉，宫川想象其中三人拍完照片十年后的样子，为他们添上了胡子。他还在照片的背面写道：“明治三十八年X月影，拾年后想象髪，大正二年现在，大家君在美国，周君不明，三宅君在大学小儿科，矶部君在米泽县，吉田君在朝鲜，施君不明。”“想象髪”，应该是“想象髭”（即胡须）的误笔。

据鲁迅的同学回忆，在此前后，鲁迅曾把自己在弘文学院时拍照的一张身着弘文学院制服、脱帽的照片，赠给同学大家武夫作纪念。在照片后面写着：“大家君惠存，周树人持赠，照于癸卯春日日本之东京，即明治三十六年也。”［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胡须照片》，日本平凡社1978年版。］可见在那时，互赠照片蔚然成风。

“大家君”是鲁迅的同班同学大家武夫。仙台医专的文献中有大家武夫的在学证书，登记时间为明治三十八年二月，“住所，土樋町百五十八番地宫川信哉”。“矶部君”是周树人上两年级的医专学生矶部浩策。他在山形县米泽当开业医，以后还同宫川家有交往。“吉田君”没有明确的证明，很可能是周树人下一年级的吉田林十郎。医专旧文献中尚有林十郎入学证书，时间是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住所是“土樋町一五八番地，海老名新治郎宅”。海老名正是从宫川先生那里接续经营公寓的。“三宅君”不清楚，当时二高和医专的名簿上没有姓三宅的学生。可能是他后来做了养婿而改姓了三宅。［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胡须照片》，日本平凡社1978年版。］“施君”就是二高的中国留学生施霖。宫川信哉对他的孙女小畑美津子说过：“我在经营公寓时，曾经有两个中国人住宿过。”［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胡须照片》，日本平凡社1978年版。］

现在，仙台东北大学的校史馆中陈列着宫川的后人捐献的这张“胡须照”。P40－43

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以犀利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批判精神，高度的自省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时代的代言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灵魂。

一

鲁迅出生在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江南水乡城市绍兴。这里山川秀美，俊杰辈出：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克强敌；王羲之兰亭法书，辉耀千秋；汉代王充，力疾虚妄世风；晋代嵇康，痛诋礼教虚伪；宋代诗人陆游志在报国，辞情悲壮；明代徐渭独立不羁，抗世违俗；清兵南下，明朝将亡，王思任为绍兴发出激昂慷慨的呐喊：此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

1881年，鲁迅出生时，这块古老的土地不但在民族压迫下呻吟，更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遭受着空前未有的大屈辱。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入侵，政府腐败，民心涣散，失败的阴影笼罩全国。

鲁迅生长于书香门第。虽然当时的读书脱不出读四书五经应科举考试的老路，但毕竟有助于儿童少年熟悉中国古典。鲁迅自幼聪颖，博闻强记，长辈的开明思想也使鲁迅从小培养了广泛读书的爱好，使他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化的熏陶。即如读史，在正史之外，他还广泛涉猎野史杂说，两相参较，纠正了正统历史观灌输的某些偏见，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

从印制粗劣的插图本古代小说的绣像中，鲁迅得到了初步的美术教育，这对他后来的美术研究和鉴赏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他后来提倡版画，介绍西方美术，养成了高超的艺术鉴赏力，都可谓其来有自。

书本知识固然必要，而现实的经历更深刻地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和性格发展，并且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养料。

农民的贫苦凄惨生活，让他感知了世事的艰难；祖父因为科场舞弊被判重刑，为疏通关节，免死减刑，周家不得不典物卖田，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家庭经济也陷于拮据。避难到亲戚家时，竟被人称为“乞食者”，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父亲的病逝雪上加霜，使作为长子的鲁迅过早地承担了家庭责任，养成了沉稳和敏感的性格。

家道衰落使他无法继续走科举考试的道路，也不能就读学费昂贵的新式学校，于是只好选择不收学费的军校。这在世人看来是不务正业，是“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但这对鲁迅来说是一个机会，让他去寻找与家乡这些眼界狭小、作茧自缚的人们不同的人们。

南京的读书生活让鲁迅接触了新知识，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科技进步使一些国家获得领先地位，不久前打败中国的日本就大大得益于科学，中国应该急起直追，这是当时有志之士的观念。从旧学与新学的对比中，从思维方式和教学方法的差异中，鲁迅渐渐觉悟了。

1902年，鲁迅获得了赴日留学的机会。在日本这个中国留学生众多、反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地方，鲁迅不但学习了新知识，更培养了革命志向。他勤于思考，能参照他国的历史现实，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他探究中国民族精神衰萎的原因，萌生了改造国民性的理念。抱着治病救人并且通过医学传播科学知识的理想，他选择学习医学。在相对偏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作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他学习努力，在日语还不很熟练的情况下，成绩位居中游。但一年多的学习使他认识到，医学并非他的兴趣所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也使他产生了厌倦情绪；而早年对文学的爱好更时时在召唤他。当时，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而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甚嚣尘上，深深地刺激着他。这一切，使他最终下定决心放弃医学，从事可以激发人心、疗治精神病痛的文艺。

鲁迅离开仙台到东京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奉母亲之命回国完婚。他的妻子是乡下人，缠足，不识字。鲁迅很不满意这桩婚事。然而，婚约当守，母命难违。婚后第四天，他就带着刚刚获得官费留学资格的二弟周作人离家返回日本。这桩婚姻给鲁迅造成了巨大痛苦，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人生观。

从事文学，是他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爱好。但这是一条寂寞的艰苦的道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几乎没有人学文艺，即可以说明文艺地位之低下。实际上，鲁迅等几位青年人所有的只是热情，因为没有经济基础，筹办杂志终告失败；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因为获得同乡的资助，得以出版，选择的多是被压迫民族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意在激发中国人的自立自强意志，计划很美好，但短篇小说的体裁既不为当时中国读者所喜，他们的译笔又近乎诘屈聱牙，因此销行甚为寥寥。带着理想破灭的苦恼和沮丧，鲁迅回到国内，在家乡的学校谋到了教职。

辛亥革命爆发，使鲁迅心中生出新的希望，精神为之高涨。他期盼着出现开明的、为人民谋福祉的新政府。他积极投身于地方教育工作，勇于任事，敢于负责。为了建立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匡正政府的失误，他支持青年办报纸，施行批评和监督。但他很快就失望了。民族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给人民带来民主权利，革命胜利后不久，自古以来人们习以为常、视为天经地义的奴役关系和腐败政治在新名词的掩盖下变本加厉地肆虐起来。当一切都变得无可为，甚至自身有生命危险的时候，鲁迅再次离开家乡，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当职员。

二

1912年，鲁迅随民国政府教育部迁至北京。政府机关下层官吏工作在他是一种人生历练，同时也是对生命的消磨。尽管他恪尽职守，很想有所作为，但军阀混战、皇权复辟、议员贿选，种种丑行，触目惊心，败坏心绪。他把中国比作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万难破毁，人们面临着被窒息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却只带来可怕的结果。他只有沉入古代，抄写碑拓，整理旧籍，研读佛典。1909年回国后十年的沉寂和磨砺，加深了他的沉郁性情，养成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

要么在沉寂里发出痛苦的呐喊，要么在继续沉寂中消亡。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因为《新青年》朋友的邀约，他写出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作品以“吃人”为中心意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害人的本质。中国历史原来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他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种时代：一种是人民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人民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所谓一治一乱，反复循环。乱，固然百姓苦，治，百姓亦苦，因为他们先天地失去了人的尊严，总无法摆脱奴隶的身份。鲁迅通过狂人的似疯狂实清醒的语言，表达了他在极度失望后对中华民族的热切希望。他关心的是中国人如何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也就是创造出第三种时代，一个没有奴隶、没有压迫、没有“吃人”的时代。他热切希望下一代中国人能够幸福地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因此，在小说的结尾，狂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激越呐喊。

为希望而战斗，因失败而失望乃至绝望，又在绝望的痛苦中挣扎奋起。这绝望后的奋起战斗，比为希望的战斗更其勇猛。因为他的认识更彻底，更没有牵挂和犹豫。

他陆续发表了多篇小说，几乎篇篇采取新颖的格式，大都具有圆熟的技巧，对社会现象做出准确生动的描绘。他用类似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常用的白描手法，三言两语使人物神态毕现。他笔下的人物的最大特点，是他们身上凝聚了中国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因此各具生命，读者不但在历史记录上找得到他们的影子，而且感到他们仿佛就在自己的周围游走。有些文章，字句间弥漫着中国文化特质，尽管大多是民族性格中令人闻之不快、见之不喜的因素。例如，《阿Q正传》是民族性的浓缩画卷，其中的每个人物身上都凝聚着民族性中的缺点，我们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都可以找到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鲁迅的虚构文学作品，总是给人以真实的感觉的原因。鲁迅的文学成就突出地体现在短篇小说上，他吸取了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并融合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手法，在短小的篇幅中呈现出社会及人物的一面的真实，而又具有整体感。

在新兴白话文学中，鲁迅不但在小说创作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新诗、散文等方面都做了探索。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中，他常使用既承接中国优秀的散文传统而又富于思辨，形式也更自由灵活的一种文体，那就是杂文。这种体裁最适合表达他对中国历史的思考和深刻认识，成为除小说之外他的另一种标志性文体。他往往三言两语便切中要害，披露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及人物的隐秘心理。

鲁迅一面在教育部任职，一面在大学兼课，与母亲和两个兄弟住在一起，过着传统大家庭生活。但几年以后，由于家庭矛盾，兄弟们不得不分开。尤其是1923年夏天周作人提出与鲁迅断交，使鲁迅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此前，一直没有真正婚姻生活的鲁迅，在兄弟友爱中得到慰藉。现在，一直跟随他、了解他、帮助他、敬爱他，同他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教育程度相当，既是朋友更是战友的弟弟离他而去，他的痛苦非语言所能形容。从他这个时期作品中的一些奇异的意象、曲折隐晦的措辞中，读者约略能够体会到他的深刻的孤独和哀伤。

在一场大病后，他渐渐走出了兄弟失和的阴影。他积极支持学潮，为青年学生呐喊助威，这使他重新获得生活和战斗的勇气。虽然因此屡遭教育当局的挤压，但他毫不畏缩。他的勇敢和智慧，他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和敬仰。尤其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以极大的愤怒为死去的学生写了悼念文章，控诉这个黑暗的世界，号召青年们做奋然前行的真的猛士。那既是在鼓舞青年，更是在激励他自己。

在共同的斗争中，他的一位学生——许广平同他走到一起。他们相爱了。鲁迅26岁结婚，过了近二十年的独身生活。他的虚构作品中很少描写青年男女的恋爱。然而，就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小说《伤逝》，是他一生唯一的爱情题材作品，写出后却没有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而是直接收入小说集。他对爱情的疑虑，多少反映在这篇小说中。他考虑的问题很多：恋爱的结果，婚姻生活的种种变数，等等。在小说中，他并没有把笔墨集中在美好的恋情上，而主要写感情的易变化、难持久及婚姻的失败。

尽管有这些顾虑，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他不但感化了对象，更说服了自己：他需要爱情，他有理由也有资格获得爱情。他期望爱情带他走出失望和绝望的深渊。

爱情需要新的生活状态。北京的政治环境渐趋恶劣，军阀政府压制言论自由，而他同许广平的恋爱公开后将会招致多少流言和攻击，也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因此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谋职。

三

新成立的厦门大学雄心勃勃，在全国罗致名教授学者。鲁迅是著名作家，又曾在北京多所大学任教，有重要的学术著作出版，不但在中国小说史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金石学方面也有所积累。作家而兼学者，对学生的号召力不言而喻。鲁迅接受了聘请，担任厦大国文系教授和国学院研究教授。他带着爱情的鼓舞和对新生活的期盼，兴奋地走上讲台，但很快就陷入了失望——他并不适合教学生活，也不适合这里的环境。他的兴奋点并不在学术，而在创作。但在厦门这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他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分明地闪现在他的文字中。他从以往的孤独变得富有亲情，从坚硬变得柔和，也因为生活的沉静而从现实的战斗变为对往昔经历的亲切回忆。日常生活虽显沉闷，但因为沉浸在新获得的爱情中，可以以书信倾诉衷肠，他的内心是充实的。

学校分成派别，互相排挤，继续上演在北京时期学界的矛盾斗争，使他厌恶。种种不便和烦恼，促使他很快到广州与情人会合了。

鲁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长的职务，许多时间用于行政工作。困扰他的仍然是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不能兼得的矛盾：是静下来研究学问，还是观察人生，介入现实，进行文学创作？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而从事创作，在广州这样的革命风起云涌的地方又不适宜。

在广州，鲁迅又一次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运动。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反反反革命，军阀惨杀，党派暗斗，民众麻木，人心败坏。这一切，给他带来的不只是厌恶，更是绝望。等待中国政治的清明，好似在等待黄河之水变

清一样。他渐渐被视为旧时代的人，新的革命运动中没有他的地位，他只能是一个旁观者，至多能成为同路人。他不愿进入争端，因此必须离开。对得势的革命者的专制嘴脸的痛恨，对未来的担忧，对历史的恶性循环的疑虑，使他又陷入痛苦的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中国国民性改革的最有效途径究竟在哪里？

他决定去上海。因为上海还没有被军阀或党国完全占领，还留有一点儿言论自由。他打算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版税生活。

四

在革命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鲁迅成为年轻一代文学家的攻击目标。他没有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只到革命的大本营做一个旁观者。他以往的功绩虽然让青年人崇拜震惊，但这本身就是阻挡历史发展的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证据。他不得不深刻地反省：莫非自己真的落伍，没有追求进步的激情而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吗？在激烈的论战中，他无情地解剖自己，痛下工夫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亲自翻译苏联文学理论书籍，希望找到前进的方向。这场论战更确定了他在文学界的领导地位，更彰显了他作为“五四”以来文学革命主将所建立的功勋。这些功绩，用激烈批判的甚至带有审判性的言辞，用政治理论衍生出来的文学理论概念是抹杀不了的。他在左右开弓的交战中，找准了自己前进的轨道。而当时所谓的“革命文学家”，在阶级论的简单的直线上滑行，沉迷于“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其文学价值值得怀疑。但这场斗争也使鲁迅痛切地意识到，在阶级社会、政党政治里，一个著名作家是很难做旁观者的，甚至连做同路人也是困难甚至危险的。他必须做出选择，必须鲜明地表达立场。因此，在上海，他除了继续坚持自己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理念，关注改造国民性的长期而艰难复杂的工作——这是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领域中奠定地位的基础，也是他继续生存的条件——还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加入有党派背景的社团组织和行业协会。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他痛恨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寄希望于后者能以其崇高理想冲破现有政治格局，创造新的制度，带来新的生机。这种希望使他特别关注共产党已经成功夺取政权的苏联。对这个以往是侵华列强之一、现在开始公正对待中国而被其他列强包围和攻击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鲁迅给予极大的同情。因为种种条件限制，鲁迅有生之年未能亲临苏联考察，未能认识到它存在的问题，他的判断容或有失误。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新型政治制度的热切希望却因此充分显现出来。

鲁迅晚年，卖稿养家，不得不奋力译著，为报刊杂志写作大量短评，因此难以进行长篇作品的构思和创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对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大成就的期待。没有长篇巨制，甚至连文学创作也很少，他的心中也不免常怀焦虑。他并没有忘情于文学创作，他在构思，在寻求最适当的表达方式。他希望继续借鉴西方作家的经验，来启发思路，丰富表现手法；但对于作家而言，没有整块时间，以及长期书斋生活造成的局限，是不利于创作的。他晚年的几篇演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描写历史人物的小说，虽然颇有佳作，激情洋溢，情绪饱满，但有些篇章欠缺力度，流于油滑，透露出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性格的一种灰色的情绪，也折射出他晚年的悲凉心境。

上海时期，鲁迅把杂文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他的高超智慧、成熟理性、杰出的论辩能力，他的仁爱、欢欣、悲哀、愤怒，凝聚在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中。他往往能从一些小事和普通的社会现象上升到普遍的哲理高度；他不留情面地揭露丑恶现象，是为了治疗和改进。在他的愤激的言辞下面激荡着对人世的关怀。为发表这些文章，他不得不变换很多笔名，以躲避书报检查。他的文章的风格是那么独特，以至于尽管用了笔名，还是能被读者辨别出来。这足以说明，他的杂文已经成为他文学风格的标志，成为他的智慧的最恰当的表现方式。

鲁迅的深刻思想和独立不羁的性格，以及他的生活状态等，使他在文坛上显得卓异和寂寞。在他晚年，作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瞿秋白走到他身边，给他带来些许欣喜和快慰。瞿秋白精通俄文，学养丰赡，文笔典雅，思想敏锐。他对鲁迅的人品文章不但给予崇高的景仰和热烈的赞颂，更给予深刻的分析和中肯的批评。鲁迅称之为同志，引为知己，并与之密切合作。但不幸的是，瞿秋白在政治斗争中受害。鲁迅为失去一位朋友而痛惜，更为中国文化界失去一个杰出人才而伤悲。瞿秋白以及其他多位青年作家遭到政治压迫和戕害，加深了鲁迅晚年的孤寂和悲愤。

鲁迅晚年，有感于文艺界的荒凉固陋，痛切地感到培养青年文艺人才的重要性。他盼望大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产生优秀作品。为此他花费大量心血，为青年作者改稿件，看校样，推荐发表，联系出版等等，担负了很多琐碎的事

务。一批作家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成长。

因为在中国文化界的威望，鲁迅成了外国文化活动者和新闻记者采访、翻译和报道的对象。他也通过与外国友人的交往和翻译外国文学著作，同世界文坛保持着联系。他一生坚持国际主义理想，晚年又着重提倡国与国之间特别是普通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关心。他因为曾留学日本，多同日本各阶层人士接触，其作品在日本也很受欢迎。他在同日本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总是本着诚信友好的态度，呼唤了解沟通。他有力地抨击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而将普通的日本人民同军国主义狂妄分子区分开来。他深信两国人民终有一天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鲁迅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注重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晚年更关心反抗专制统治的文学，倾听下层人民的心声，呼唤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出现。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显示了在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古老中国文化的应变力和生命力，描绘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欢欣和痛苦，接纳和反抗，因此而具有典型的意义。

鲁迅注重翻译。他认为，在中国文学创作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应该多翻译外国的优秀作品，以供借鉴。他一生的翻译字数几乎与创作相当。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翻译之路，积累了独到的经验，并且深有补益于他的创作。晚年，他以极大的勇气和精力，在身体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对外国先贤鸿篇巨制的揣摩和一字一句的精微打磨中，寄托了他自己的文学梦想。尽管他有些译作还不够口语化，读起来不很顺口，但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顺畅，决非轻易操觚、率尔对移者可比。而且，这种被人讥讽为“硬译”的译法，在他却自有苦心孤诣：尽量保持原文的特点，不任意改变其句法结构，其目的是丰富中国语文的表达力。他的翻译思想和实践给后世引进、吸收外国文学优秀营养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鲁迅爱好美术作品，尤其欣赏木刻。他主张，中国木刻应该一方面学习古代版画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这同他在文学方面的主张一致。他亲自组织青年版画家学习技术，指导他们的创作。他大力提倡木刻这种大众能够欣赏和制作的艺术形式，希望用艺术形式表现生活的同时，涵养生活的艺术，因为真正的战士，其性格既是

勇猛无畏的，而其精神世界也应该是宽裕而非狭隘逼促的，更不能急功近利。

艺术为了人生，但艺术又有其独立的价值，因为她表现的是人类宽广的精神领域的独特风貌，而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甚或随时可以丢弃的玩具。鲁迅时代，中国语言正处在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期。鲁迅继承了古典文学

的优良传统，又吸收民间语言的养分，作为文章，用词恰当，文言和白话的优点兼而有之，凝练而又具顺畅之美。｀

鲁迅把一己的愤怒和悲伤升华为民族和人类的愤怒和悲伤。他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关心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文笔的尖利，论辩的刚劲，皆出自仁慈心肠。他总是推己及人，体恤人间的疾苦。他的有时显得尖刻和激烈的言辞，是一种掊击旧物、催促新生的斗争策略，而非故为惊人之论，聊以快意。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孝顺母亲，关怀幼弟，照顾妻子，注重友情，传统道德在他的身上得到自然的体现。他在私人书信中向朋友、亲人、爱人倾诉自己内心的种种复杂情绪。他的生活沉静、简朴而又充实。他担任公职，教书，创作，研究，编辑，短短二十多年，创作和翻译六百多万字，此外还辑校了多种古籍，收藏了大量金石拓片。他不停地劳作，少有休息和娱乐。尤其是晚年，他常常抱病工作，撰写文章，参与论战。政治压迫十分严重，文坛内部形势复杂，他不但要抵挡来自敌人营垒的明枪，而且要提防自己阵营内射出的暗箭，以致情绪恶劣，心力交瘁，于1936年逝世，享年56岁。

伟大的文学家往往是其时代的精神的体现者。就像屈原表现了虽九死而不悔的爱国思想，杜甫表现了战乱时代的民生疾苦和仁者的胸怀一样，鲁迅身上体现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情绪，志向，理想，人道精神，自省意识，已经成为刚健的民族性格的标本，成为丰富民族文化和人民精神生活的宝贵营养。

鲁迅一生留下的照片，单身和合影加起来，现在所能见到的是114帧。本书按时间顺序和鲁迅一生游历所至地域，大致分五个部分来讲述这些照片的故事。或一帧一篇，或相关几帧放在一起讲述。这么写，颇有点传记的模样——虽然并不完整。鲁迅并非每个时期、每个重大事件都留有照片，所以围绕照片的叙述文字就可能给读者片段、琐碎的印象。最大的缺憾，当然是鲁迅青少年时代的照片迄今一幅未能发现，对这个时期的叙述因此无从措手。

系统解读鲁迅照片，也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对鲁迅这些照片的拍摄缘起、时间、地点、其中人物的经历及其与鲁迅的关系等做简要的说明，告诉读者以前不大被注意的信息，看来确实必要，或能引起读者的兴味。因为细读使照片的背景更为清晰，让过去一些不太被人们注意的事件、人物凸显出来，鲁迅的人际关系因而更立体和多彩。例如，与中国世界语运动有关的苏联作家爱罗先珂到中国后与鲁迅等文化界人士交往，留下一些照片，就让我们对鲁迅与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又如，鲁迅晚年颇多与日本人交往，过去的传记中可能一笔带过，或者简略介绍，现在为了解说照片，就不免较多着墨。为什么见面，在哪里见面，拍摄了几张照片，摄影者是谁，有什么馈赠，报纸上有何报道，文坛上对此有何反应，等等，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而意外发现报刊上鲁迅的照片，自然更令人欣喜。几十年来，虽然鲁迅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其中鲁迅照片方面的讹误还有不少。任意剪辑、修补，使鲁迅形象失真；此外，年代错误，人物张冠李戴等现象至今仍不时发生。这次解读，纠正了以前一些对鲁迅照片的误读，也是一个收获。

总之，鲁迅的照片富有历史价值，记录了他个人的风貌，透露出他的个性，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人际交往。而鲁迅身后人们对这些照片的运用，也反映了鲁迅的影响，时代及人们意识的变化。

本书的写作难度其实很不小。因年代久远，有些照片无法确定拍摄日期，只能粗略地说春，或秋，或某年，甚或某几年间。有不少照片中人物无法说明其身份，只好暂付阙如，期待见闻更广的专家学者。

我几年前开始搜集鲁迅照片相关资料，2009年撰写了一篇《“开麦拉”之前的鲁迅——鲁迅照片面面观》，通过对鲁迅现存所有照片的概括性描述，介绍了鲁迅对照相的一般看法，他本人照相的特点，他对自己及他人照片的观感，同时代人及后代人对其照片的评论和使用情况等等。文章在《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2期发表后，二三友人鼓励我对鲁迅照片做更详细的解说。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为了弥补没有鲁迅赴日留学之前照片及解说的缺憾，我把几年前写的一个鲁迅小传放在卷首，作为代序，俾使读者对鲁迅一生有个概括的了解。

搜集、翻拍这些照片，得到很多友人和同事的帮助，文字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贵州人民出版社樊庆标先生对本书出版给予关注和支持，责任编辑武波先生自始至终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和耐心，谨致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