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在望什么，只有王大保知道。
王大保不是政府机关的人，也没在任何公家单位做事，他只是个个体户，靠着祖传的倒炉头手艺经营自己的家庭企业。但他同钟海仁的关系不一般。俩人是中学同学，都喜欢打篮球，常常球衣球裤，单手挽个篮球，四处找场子，早早晚晚腻在一起。俩人打过校队，打过中学生队，后来又选进县里篮球队，打了主力。王大保体格高大，打的是中锋；钟海仁个矮，但速度快，弹跳好，投篮精准，在场上头脑十分清晰，司职的是组织后卫。那时候俩人场上场下都是好伙伴，正所谓一根冰棒分头咬，一个包子分开吃，可以共块毛巾共根牙刷共一个尿桶同时撒尿的。钟海仁有时还就住在王大保家里。
当然这都是早年间的事情了。几十年的变化真是要好大有好大。如今，一个还是平头老百姓，一个却已经做到了县太爷，身份地位都有了巨大的差别，各人的心思，谋划都不一样，王大保怎么会知道县长钟海仁在望什么呢？
是钟海仁自己告诉他的。
钟海仁每次上山，都是让车停在林场场部，叫秘书和司机去场部喝茶，独自坐进巡山车，爬到半山腰上，再又一步一步地挨上跷脚岭头。那次他却叫上了王大保一路同行。他叫王大保同行的名义是让他进山打一次猎。他们在半山腰分了手，钟海仁往岭头上走，王大保带了他的猎狗从小路插了过去。两人约好在跷脚岭头见面。行不几步，就听到林子深处“砰”的一声铳响，地动山摇。待他走上岭头时，王大保已提着一只斑鸠等在守望台下面了。那条名叫瞎子的猎狗欢喜地在坪地里蹿来蹿去。
钟海仁几步拢过去，斜欺在守望台屋角上，
钟海仁瞟着王大保手里的斑鸠问：“就打了一只鸟崽？”他是用当地土话问的。在县里，他很少说土话。他的土话说得不是太流畅。
王大保抬抬手臂，说：“这鸟崽在天头飞到的，给我一枪就毁了下来。”
钟海仁问他：“这岭上野物多吧？”
王大保老实说：“好多。平素日子我们在外面打猎，经常是一天都碰不到一只野物。”
钟海仁多少带点憾意地说：“我是着了好大的神才批给你进一次山的，你应该好好过一回瘾。”
王大保说：“可以了。满足了。”停停又说：“我心里清楚，你邀我进山不是专门为打猎的。”
钟海仁笑起来说：“那你悟起是为什么事？”
王大保说：“反正有事，不过我一时悟不透是什么事。”
钟海仁大笑起来，说：“你说对了，是还有点事。——等下再说。”
钟海仁往前跨出半步，依旧斜欺着，抬手指着远处说：“大保，你的眼睛厉火，看得清县政府在哪一块么？” 王大保用力看了一会，摇头说：“看不清。”
“那你家的堂屋在哪里看得清么？”
“你说痴话哩，——更加看不清了。”
“那你看得清哪里？”
“哪里都看不清。”
王大保靠过来一步，仍然望着远处说：“这样多年，房子是一栋一栋地起．不知道起了好多，都不高不矮，不乖不蠢，乱七八糟，没有一栋像样打眼的，看起去眼胀。”
“你也是这个感觉？”
“何止我一个这样说。”
“那就对了！”
钟海仁微微颔首，目光眯细起来，顿了顿，忽地问道：“假如城里头凳起一栋二十层高的楼房，从这里看得到么？”
王大保哦一声，立刻回过味来了。笑一笑，说：“你讲的是商业城吧？若是真的凳起来了，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何时能凳起来呢？”
王大保这后一句话是有含意的，钟海仁心里明白。商业城是县里的一个大项目，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钟海仁还是副县长时就在酝酿了，扶正不久，就开始上马，成立筹备处，招商，征地，都很顺利。到拆迁时就碰到麻烦了，一些人家顽强地作出抗拒，无论如何不肯搬迁。商业城同这些人家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剑拔弩张，形同水火，在县城里闹得沸沸扬扬，议论纷纷。但今天钟海仁并不是想跟王大保议论这件事。他另有所托。
钟海仁要托付的事情是请王大保找出井洞大塘底下两具沉尸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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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觉算得是一个超级球迷。从小玩球，得空就要把球抱在手里，吃饭还把球踩在脚下，慢慢慢慢把一个球都玩熟了；老了看球——看电视上的NBA直播，一到季后赛，我天天像过节一样兴奋，手头的事情全放下，什么事情都不能把我从电视机前拉走。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告别了一批又一批NBA球星。我对美国的NBA巨星们可以如数家珍。
我说的当然是篮球。
我十五岁就给选进了县里的中学生篮球队，同时进去的还有葛增富和江金山。我们同年生人，又同在县城的中学上学，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这拨人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就在县城北边的广场上，训练，比赛。我们那时精力充沛，兴味盎然，可以一天从早到晚地练球，直到夜色完全降临了才意犹未尽地回家。那时的我们年纪尚小，思想单纯，懵懂而天真，虽然生活清苦至极，但对未来的朦胧向往和对现状的满足，几乎不知愁滋味。那时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我们这支生气勃勃的球队横空出世，一时给无聊而沉闷的县城居民带来了无比的乐趣，成为亮点。四十多年后，我回去家乡，在老城的街巷里踱走，忽然就会有老人喊进家里坐下喝茶。他们都还记得当年我的球衣号码，记得我的野名，记得我打前锋，葛增富打中锋，江金山打后卫，三个人是三根台柱子，把一场场比赛打得炯生火爆，精彩百端，让观众的手板都拍红，喉咙喊哑。后来再没有看到那样热闹的场合了，也好多年没有看到我们了，犹自唏嘘。他们都会问到葛增富和江金山的近况。
当年在县城里，各依家庭背景，能玩到一起的同学大致分为三类：干部子弟、工人子弟（这都是吃国家粮的），还有农业户子弟。我的父亲是个小干部，母亲工人，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家庭之间，但我跟葛、江走得更近，大约也是性情、志趣、爱好相同的缘故。葛增富父亲是“倒炉头”（铸造）的，江父是木工师傅，都是当年所谓的“手工业者”，论成分是跟“工人”挨边的。我无事就去他们两家玩，因此对他们的生活状况都很熟悉。两家的父母对我都很好，遇茶吃茶，遇饭吃饭。葛家的铸造自产自销，生意一直红火。手艺好，人缘也好，葛增富的父母亲是典型的传统的男人和女人。江父则是位十分勤作的老师傅。每次去他家，任何时候都看到他趴在木头上叉锯又刨又凿，头发、眉毛上都落满木屑。他胸前长年围块蓝布兜，双手各套一只蓝袖套，连吃饭时都没见解下来。老人们的品行性格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葛家就在南街街头的丰和墟边上，一栋很大的老屋，直溜四进，屋后是工场，前头做门面，货摊上摆放着各类铜铁锡器皿，堂屋里乱堆了好多杂物。他家的一只铜茶壶特别膨大，可以蓄下小半桶水，一次要筑进一碗茶叶。他家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着的，似乎什么人都可以随意进出。大声说话，大口喝茶，咳嗽擤鼻涕，一片嘈乱，粗糙又温馨。后来，我们三个人都离开家乡，出到外面闯世界去了。我们应该都受惠过篮球。我下放不到一年，就因为打篮球被点名招工进了长沙卷烟厂。江金山则连下放都没有去，直接进了县邮政局（当年的邮政局在县里是最好的单位）。一到改革开放，他最早下了海，把生意一直做到长沙、广州。葛增富参了军，在省军区打了几年球，便转业去了长沙海关，官至技术处处长。我一直不太明白，他应该是没有文凭的，专业技术大约也不会很强，却在技术处长的位置上做得热闹红火，年年被评为先进，让人佩服。
我是最早一个离开家乡的，但每年都要回去几次。县城早已不是原来的县城，扩大了几倍，新城的高楼林立，马路宽直，但凡有点本事的都搬进了号称四居室五居室的新房，或是别墅（我们那里原先是叫洋房子，现在改了口。随着时间流逝，好多东西都改变了叫法）。每次回去，都要到老街上走一走，一直走到丰和墟的戏台楼下。葛家的父母早已去世，现在守家的是他哥哥。这位老兄早先在外面有份很好很体面，让全家人引以为傲的工作，却因故打回原形，又回到了老家。他家兄弟三人，只有老大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在家娶妻生子，据守本分。他的老婆我也认识，早年是我母亲在服装厂的年轻同事，不很漂亮，但很周正，稍显富态，胸脯很大，屁股带点翘，白白胖胖的，像是剥了壳的熟鸡蛋。每次经过，我都要进去坐一坐，陪他抽根烟。有次看到他坐在对门屋同几个婆婆老倌打纸牌，下巴上粘了几绺因输牌而受罚的纸条，两边耳朵都夹了木夹子（现在的人打牌打麻将都兴有点彩头，不拘大小而已，他们都还打的斋牌，也是少见）。他将纸牌像扇面一样散开在手里，眯眼抿嘴，意定神闲，恬静而沉迷，一点看不出曾经遭受命运严重挫伤过的痕迹。风刀霜剑，岁月磨砺，竟没有改变他多少容颜，脸面仍似孩童般光洁红润，头发乌黑稠密，抬眼一笑，还显出稍许的天真。
看到他，难免会想起他的老弟，想起我们最初一起打球的岁月。
其实我不是打篮球的料。不过一米六三的个头，要在长人扎堆的篮球场上逞能，说起来很多人难以置信。然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硬是太喜欢这项运动了。在场上，我总是非常专注，十分勇猛，常常是场上最具威胁性的一个点。我在每个球队都没有坐过冷板凳（如若沦为板凳，宁可不打，我这人倔）。我先后参加过十几支球队，打过县队、厂队、大学校队，每到一个单位，都会拉起一支球队，有时参加短期学习，也会『临时组合，四处征战。我先后合作过的球友，应以百数计，长的八年，少则半月，不少都有深交。我们大多都是同辈人，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经见过的事物颇多相同。风风雨雨，浮浮沉沉，也顺遂，也坎坷，身上心上多少都留有创伤。这是些非常活跃、鲁直而又十分可爱的人。赢了球，容易得意忘形．一起宵夜时什么话都敞开了对你说；输了球，落寞却不沮丧，一边猛灌啤酒，一边照样口若悬河，借着酒劲想到什么说什么。这些人性格迥异，带着各自的经历和家庭背景碰集在一起时，就会在你面前展示出一幅幅丰富繁杂的人生图景，把世道的险恶和人性的幽微揉碎了讲给你昕。这些人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徒，能把篮球打好，也是要有智慧的，球队的主力一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在各自的领域里都非常出色，不会甘于平庸。我们这个社会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人若平庸了，往往日子就过得平安平淡平和，谁也不会去惹你碰你挤你；而一旦拒绝平庸，想努力做点事情，出点头冒点尖，各种纷扰就都来了，人生也于是变得跌跌撞撞．坎坎坷坷，自然，人生也因此精彩。我认识的不少球友情商也不低，情缘不错。这些家伙本来就本钱很好，又打得一手好球，是很容易得到年轻妹子青睐的。我在工厂打球的时候，场外观众大多是女性，每回出征，坐在汽车前面的都是他们几位的女朋友。这些幸运崽在得意的情场上一路欢歌，将人生演绎得更加精彩。他们的精彩，成为我写作上丰富的养料。写作时，一些细节和情节突然闪现，常常让我惊喜不已。那情状极似麻将桌上的“杠上花”，可遇不可求。
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人物，大多都有原型。有真人，也有真名，有的连野名都是真实的。大小腿、灰毛砣、奶猪崽、海脑壳、能者八个眼……都有真实存在。一想起这些名字，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形象就在眼前晃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他们的穿着打扮、语气神态，都熟，知道他们喜欢吃咸还是吃淡，知道他们打麻将是用两根手指夹还是拿三根手指抓，眼眨眉毛动，一抬手．一投足，就大概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想要说什么和怎么说。生活中的这些人，并不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我只是借用了他们的一个名字，故事与他们完全无关（有的也会稍许使用一点素材）。作为写作者，心里应该储存有一些熟人形象（越多越好），有人将其比喻为“人干”，需要时，拿出来用水泡发了，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我觉得这个比喻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会完全照搬。在写作中，我只是把这些熟悉的人物和名字作为一个依据，一个酵母，借以发酵出各种故事，表现自己想要表现的内容。因为熟悉他们的文化背景、思维定式、行为方式、语言习惯，心里有底，提起他们的名字时，略一凝神，就知道人物在情节进展的场景中会怎么想怎么说，能有真实感。
小说里写到的一些事情＋有的我都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第一批加入红卫兵的。我的成分好，成绩好，按比例每十个同学推选一个，我有幸上位。我和几个同学结伴徒步串联，我们的目的地是井冈山，因为那里冰灾，只走到郴州就返回了。我没有随大批知青下乡，回到了原籍老家。我确实是做了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的打算的。进工厂干的是烧锅炉。厂长是个球迷，他让篮球队五个主力队员可以挑选工种，我选了锅炉房。我的选择让所有人不解。改革开放后，专程去了趟福建石狮，由当地朋友带着，看了服装市场，看了音响市场，看了化妆品市场，坐了摩托，吃了海鲜，出了海．亲身感受了特区的蓬勃景象，让人叹奇，让人振奋。而有的不想为人所道的经历，好多细节不记得了，但那种痛感还在，成为我成长中的营养，写作中的资源。六十年一甲子。我们这辈人，经历过乱世（“文化大革命”），也经受过盛世（改革开放），我们是不幸的，我们也是幸运的，我希望能用笔忠实地记录下我们这辈人几十年的心路历程。
同时，看到经济大潮中人性的扭曲，各种怪象乱象让人心痛、心焦，我想表达普通老百姓的很朴素的一个愿望：再使风俗淳。
我是五十七岁以后不再打篮球的了。以我的体质，应该再打个十年八年也不成问题的，可是那年在一场比赛中把右手腕摔伤成了粉碎性骨折，由此中断。那时球赛已近尾声，比分很胶着，奔跑中我接到一个长传球，急忙转身．三步上篮，嚓，一步，嚓，又一步，然后高高跳起，腾至高处，单手托篮的动作也基本做出来了。我心里有点得意，这个年纪还能做出这种动作，爽哩！快哉！可是这时，对方一个小年青斜冲过来，一下就把我撞飞到了场外。第二天一只手腕肿得像馒头。去医院照了片：粉碎性骨折。年底我到美国是包了夹板吊了绷带去的，从洛杉矶过关时，海关人员盯住了我的手臂，一边拿手指指着白纱布白绷带，一边叽里哇啦地不停询问，庞大身躯上的脸色十分严肃。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但心里明白．索性装傻，问一声摇一下头，到后来忽然灵光一闪：洛杉矶，不是篮球之城么？这里有奥尼尔．有科比哩！就抬起右手做个投篮动作，旋又将手掌变作大刀狠狠砍向右手腕。海关人员真是醒目，心有灵犀，一点就通，脸上即刻绽开菊花般的笑容，大拇指往后一挑。“OK！”让我过了。篮球的肢体动作竞成为一种特殊的世界语言，这是我万没想到的，让我十分开心。几个月后手好了，赶紧跑到球场，接球运球．传球投篮，一切似无大碍，但我知道，再没必要上场打比赛了。于是，一门心思做了NBA的看客。
看球似乎比打球更让人过瘾。
我一直想写写业余打球的这块生活，三十多年前写过《左撇子球王》《中锋王大保》，后来又写过《中锋宝》，但都是短篇、中篇，总觉意犹未尽，还不足以表达心里的很多东西。好多次都想写作长篇，无奈冗务缠身，时间由不得自己做主，而且，几十万字的篇幅，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想想也可怕，于是就搁置下来了。一搁多年，直到退休，才如释重负，重新提笔，把我最熟悉的这块生活拿出来，开始写作长篇。
我想了很久，还是把小说中人物生活的场景放在了我的家乡。我在家乡生活十七年，长沙二十五年，到广州也已经二十一年了，但自觉最熟悉最热爱的还是家乡。有一首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小时候经常唱，我不好说家乡多么好，但我对家乡最熟悉。熟悉那里的人，熟悉那里的景物，熟悉那里的氛同，熟悉那里的语言——离开家乡快五十年了，遇到家乡人，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土话，让他们大感惊奇。我常常想起家乡的剁辣椒，想起酸豆角，想起血灌肠，想起红焖狗肉，想起第二刀割下来的颈根肉（他们说第一刀割下的肉带有腥气，不纯粹）。我笔下的人物一进入到那个场景，便如鱼入水，游刃自如，能得大自在。所以，我的小说场景，大多放在家乡——湘南之南的那块土地上。我也少量地写过以长沙为背景的东西，但对广州，一个字没有。我在广州已经生活了二十一年（大约还会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对这座城市一直没有感觉，至今听不懂广州白话，没有归宿感。有过很多写广州的文章，只要碰到，我都会看。看了后的感觉是：不以为然。一座城市，以一己之体验、一得之见，就能勘破她的精神内核？人口汇涌，南腔北调，众心攘攘，能有那么多共性的东西可以归纳？顺风顺水高歌，猛进和一路磕磕绊绊，遇到“托举哥”和遇到冤枉挨整，那感觉和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底，也只能是见仁见智。我想终归是要写自己这辈子后半截的这段生活的，但得经过时间沉淀，得把心里的伤痕抚平了（有的伤害是抚得平的么），把一些事情想明白了（有些事情，想明白了，不一定写得明白），才会着手。我还想在看球之余（我在有意识地追着看CBA联赛中广东队的行踪），安静地读点书，再扩大点社会接触面，也学学广东话，争取还能写点东西，希望能写得好一点。
算是自勉。
2015年12月2日
《中锋持球》是著名作家肖建国积淀五十余年人生经历经验与体味，最终喷薄而出的一部长篇小说力作。此书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可以说，这是一部五十年代生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他们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返城、改革开放以至如火如荼的市场经济。小说主人公“一官一民”，湘南某县县长钟海仁与个体手工业者王大保，从小学同学到中学因篮球结缘而成一生的挚友，同历人生风雨，共持“积德存仁”之为人底线，凸显着平实然而极具震撼力的正能量！
篮球中锋，禁区屏障：
做人做官，守住底线；
积德存仁，前远后宽。
肖建国著的《中锋持球》是一部五十年代生人的社会生活史心灵史；一部积聚正能量的震撼人心的长篇力作！
五十年代生人这辈人，经历过乱世（“文化大革命”），也经受过盛世（改革开放），他们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作者希望通过本书，忠实地记录下他们这辈人几十年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