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演讲访谈录》作者王先霈汇集了作者三十年间在各地不同场合的演讲、发言，以及与记者和其他访问者所做的对话。这部演讲访谈录所涉及领域之广博，讨论问题时之明敏，语言表达之质朴而生动，都令人回味、深思。

《王先霈演讲访谈录》是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王先霈多年来演讲和访谈的记录。先生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将自己的人生体验、文学感悟和理论思考娓娓道来，平易之中闪烁着机趣和智慧的火花，能给人以启迪和回味。《王先霈演讲访谈录》的内容涉及治学方法、人文教育、文学批评、当代文学创作、编辑出版等众多领域，适合文艺爱好者和理论工作者阅读参考。

演讲录

 跟着人物走（1981年12月25日在武汉市文化局编剧导演读书班上的讲演）

 文艺界也应该“主要防止‘左’”（992年5月21日在湖北省文艺界纪念《讲话》发表五十周年会议上的发言）

 禅宗与中国诗学（1994年11月11日在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坛的讲演）

 有意义的空白（1995年6月1日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关于文艺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的几点意见（1995年8月18日在全国高校部分文科教学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意义（1996年5月25日在湖北工学院的讲演）

 建设富于进取精神和健康品格的民族文学（2000年10月9日在余光中暨沙田文学国际讨论会上的闭幕词）

 语言和文化素养（2001年3月14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讲坛的讲演）

 大众娱乐文艺的生产传播机制与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2001年7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会上的发言）

 中国本土文学思想的几个特点（2002年3月演讲录

 13日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人文讲坛的讲演）

 让历史文学纷繁一些，丰富一些（2002年9月1日海峡两岸历史文学研讨会学术总结）

 教材应淡化一家之言的封闭体系性（2002年9月18日文艺学教学改革及教材建设研讨会主题发言）

 从文化生态的优化看文学艺术与科学的关系（2003年10月16日在高科技与文学艺术的创新高层研讨会上的发言）

 当前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漫谈（2004年3月17日在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出版编辑应有的学识和素养（2004年6月5日在武汉出版社的讲演）

 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2005年6月26日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把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2005年11月11日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贺词）

 诗歌的形式美（2005年7月5日在湖北省图书馆精英论坛的讲演）

 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06年3月30日在上海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智慧高于知识，方法重于结论（2006年4月11日在湖北工业大学的讲演）

 在开放的环境中丰富湖北文学（2006年5月14日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我们怎样理解和吸纳西方文学理论概念（2006年12月8日在中南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中国传统文化与教师素质（2007年7月21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农村教师培训班的讲演）

 好诗的流传总是跨越国界的（2007年7月21日20世纪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

 文学艺术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2008年3月24日在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的讲演）

 文艺学研究生的学术训练（2008年5月18日在三峡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漫谈文学教育（2008年7月11日《语文教学与研究》文学教育论坛主题报告）

 漫谈“宝玉悟禅机”（2008年10月17日在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的讲演）

 人生的艺术化（2009年9月29日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让我们的文学进入民族的记忆——“屈原文学论坛”2009开场白和小结

 我的大学（2009年12月12日在华中农业大学的讲演）

 “正言若反”和古人的智慧（2010年6月21日在苏州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关于中学生作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2010年7月10日在第十一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大会的讲演）

 成为西西弗斯的狄奥尼索斯（2010年12月5日在沈虹光剧作讨论会上的发言）

访谈录

 智欲圆而行欲方——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关于“圆形批评”答问——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千里极目在重楼——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从教授到出版社总编

 成就不俗文坛瞩目——王先霈谈武汉中篇小说创作

 全球化视野下的语文教育——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发现和塑造健康的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先霈访谈录

 文学鄂军：风好正扬帆——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先霈访谈

 促进创作与评论的良性互动——王先霈教授访谈

 文学研究：坚守学院和面向文坛——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稳定宽松的景象：王先霈详析长篇小说热

 王先霈，笔笔写心字

 王先霈：30年，一部心灵解放史

 始于1978：将解放思想进行到底——文学评论家王先霈访谈

 后记

市文化局戏工室的陈本才主任和王敏同志，要我来给大家讲课，“讲课”谈不上，与各位戏剧家交谈，对我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很早就是武汉市戏剧的一个观众，京剧、话剧、楚剧、汉剧都看过一些，有时侯看得很入迷，但我是不懂戏的。我有时也好奇，有些故事似乎也并不怎么特别，怎么搬到舞台上就让观众看得如醉如痴，忽喜忽悲呢？文艺理论就是要回答这一类问题。

这几年，各个方面都在拨乱反正，文艺理论也是一样。不少理论问题，需要重新探讨。我下面讲的，是文艺家创作思维中的自主性，艺术思维规律的问题，我主要只能从文学的角度谈，并且借此机会向各位编剧、导演请教。

深入探讨艺术规律、特别是深入探讨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时就要接触到艺术思维中特有的一种现象，那就是，艺术创作的非自觉性a我这里指的是，在创作的一个关键时刻，好像有一种身外的力量指挥艺术家，让他出现神来之笔。怎样说明这类现象，它同艺术的特性、艺术的规律有什么关系？这个话题曾经有不同的学者谈到，并且产生过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可以引发人们的理论兴趣并且也有实践意义的题目。

因为戏剧是综合的艺术，创作的时候就不如文学那么自由。文学家构思的时候可以天马行空，剧作家却不能不顾及舞台演出的条件，在有些时侯他还要考虑为身边的重要的演员量身订制地写作剧本。还有，各个方面的领导，对戏剧的创作关心比对文学更加直接具体。戏剧创作，编剧、导演们的创作，个人的主体性怎样发挥？各位想必考虑过，可能有各自的体会和苦恼。

几十年来，我们的文艺家的生活条件、创作条件，比起上半个世纪战乱的年代要好很多，可是，近三十年来，却没有出现一个像鲁迅那样伟大的文学家，曹禺、田汉、吴祖光这些剧作家50年代以来的创作，没有超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所达到的水平。这岂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其中原因之一是不是艺术家在创作中主体性、自主性发挥的问题呢？要求作家接受和搬用现成的政治观念多了，倡导作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直面社会独立思考少了，降低了甚至取消了文艺家自己去发现社会真理、政治真理的任务。压制和扼杀大胆探索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做法，曾经是一次比一次严重。有一段时间，推行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方法，这在戏剧创作中尤其盛行。那就等于是认为文学家、剧作家只需要一双会写字的手，不必有乃至不能有能够自己思考的脑袋。要求作家以领导的政治思想为自己的思想、创作的指导思想，以流行的政治口号为作品的立意。这种现象长期存在过，现在还没有绝迹。

“文化大革命”中间，把艺术只当做宣传的手段的做法恶性膨胀。“四人帮”蛮横地驱遣艺术家做野心家的奴仆，为此，艺术和政治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应该冷静地加以总结了。我们的许多文艺家认为是真理而搬用到创作过程中的政治观念，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是否全都是真理？或者有的恰是真理的反面？文学艺术应该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帮助政治家贯彻正确的方针，及早发现和纠正错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作指导，独立地去发现社会现实问题，勇敢地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我们的文艺家进行真正的艺术创造的前提。已经有一批作品的成功经验证明了这种创作路径的正确性。停留在袭用现成的政治观念，满足于领会传达别人的政治思想，只能唱出平庸的腔调，还有可能成为错误的有害的政治的传声筒。三十多年来许多文艺家失败的教训，证明了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径。

文艺家精神劳动最突出的特点是独创性，没有独创就谈不上艺术。文艺家的独创体现在哪里？文艺家的任务是给既有政治内容选配、裁制一件合身的外衣，还是要自己到现实中去发现、采掘新颖的政治内容，同时也发现、锻造表现这一内容的美的形式？按照前一种方法、路径去做，可能成为一个宣传家、鼓动家；只有循着后一种方式、路径去做，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不能是一个转售政治信条的商贩。优秀的艺术家虽然不一定都能在哲学上、政治上提出崭新的创见，但是在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里，他们总是不甘于套用某种现成的政治见解，他们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观察和思索社会政治问题，参与本时代探索真理的潮流，并努力做出一份贡献，因此，他们的作品才闪耀思想的光芒。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生活现象，必须与文艺家切身的体验结合，必须融化到艺术思维过程里面。茅盾同志曾经对青年作者谈到，他那一代和后面一代，两代作家写作环境、条件的不同，以及由这种不同产生的各自的好处和弊端。他说：“那时候，我们摸索着追求真理。努力想求得生活何以如此、又应当怎样的答案——当然只凭借自己有限的思想水平，但确实遇事都动了脑筋。这样做，就常常走弯路，但也有好处，即磨砺了思索能力，而当若有所得时，可说确是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对于写作，有其方便之处。你们所处时代不同，如前所述，凡事都有党在指示，党分析一切并得出结论教导你们；这是你们在写作前的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利之处亦在于此——因为不是自己碰了多少钉子而得的结论，所见有时就不深，所知有时就不透，因此在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因此，作协帮助青年作家的经验值得总结一下……”在他看来，搬用现成的政治结论，即使是完全正确的结论，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艺术思维规律的要求，也会造成概念化；作家自己摸索着追求真理，虽然不免会走弯路，但却能够适应艺术思维的需要，对于文艺创作“有其方便之处”。

在条件还不具备或者还不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勉强地把对自己还很生涩的理论观念用到创作中，那个指导思想虽然“高”，作品的思想深度却往往令人失望，艺术形象的完美程度更谈不上。周总理论述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和作家的认识水平时提到，“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这话在重庆讲过，解放后在北京又讲，而且在大会上讲。这个话值得再三玩味。那里面就有要文艺家靠自己本人思想，不要去“高攀”领导的思想的意思。周总理是为了纠正违反艺术规律，硬要作家按照理论观念创作的做法而强调这点的。我们来发挥一下——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同时也根据条件努力去熟悉该写的；还应该写适合自己思想水平的、同时努力提高觉悟程度和理论修养。古小说里说得好：教的言语不会说。有钱难买自主张。P3-5

这本书汇集了作者三十年间在各地不同场合的演讲、发言，以及与记者和其他访问者所做的对话。由于各种原因，还有相当一部分类似的活动作者并未留下文稿，这是颇为遗憾的。即便如此，眼前这部演讲访谈录所涉及领域之广博，讨论问题时之明敏，语言表达之质朴而生动，都令人回味、深思。

但凡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有过求学经历者，无一不对当时各类演讲的火爆、拥挤、亢奋的情景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毫不夸张地说，有些听讲的经历甚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走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新世纪以来，不独大学校园，社会上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学馆等公益性文化场所，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讲座热潮，并逐渐为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所青睐，而惠及更广大的受众。同时，学术界同人的交流、互访也日趋频繁。本书的许多篇幅，就是作者应邀在这些场合讲演的记录。虽然听众的身份、阅历、知识背景等各有差异，但对讲演者的期望可以说并无不同，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因素仰其学术声望及社会影响力，而欲亲炙身教，领略思想观点的前瞻性、思维方式的启示性。二是所讨论的问题与听众的现实处境或关注兴趣密切关联，盼望得到分享、共鸣以及醍醐灌顶式的精神愉悦。作为讲演者，作者也必定会考虑听众的期许，希望每一次讲演都能达到交流沟通的效果，并借此梳理自己的思想观点。所以，他的讲演总是来自几方面因素的交集。

首先，他所讲演的题目涉及范围很广，却无一不凝聚着多年学术研究的心得。作者在中国文论、诗学上下过苦功，在西方文论上有长期治学与教学经历，在文学心理学、文学批评学上亦得风气之先，加之曾身兼省作协主席、校出版社总编、中学语文教材主编等职，得以在以上各个领域浸淫颇深，成为作家、诗人、编辑出版家、中学教师的挚友、诤友。可以说，本书的每一个论题都既有理论的高度，又带有实践的体温，多学科、跨学科的学识涵养，方便作者从不同视角、运用多种理论资源来观察、剖析问题，故而能够达到激发听众“换位”或“变向”思考的效果。

其次，作者提倡学术研究要“预流”，即在参预时代潮流中发现、提出新问题。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术研究要关注前沿性问题；二是学术研究能够也应当参预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前者如《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篇讲稿提出了三大问题：为什么汉族古代没有史诗，为什么中国历史叙事高度发达而且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中国的小说发展为什么迟缓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地位非常的低下。作者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逐一作出自己的阐释。后者如《当前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漫谈》，针对当前历史题材的小说、影视剧风行和受众褒贬不一的热议，分析背后的成因，就选材为何较多地集中在明清两代，如何理解“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价值论视角与认识论视角有何差异，以及如何正确对待两者的辨证关系等问题进行具体的探析，带给听众拨云见日之感。

第三，作者注意根据讲演对象调整讲演方式：与同行的交流、切磋，所谈问题多带有宏观性、全局性，注重论述上的逻辑严谨和思路缜密，如《中国本土文学思想的几个特点》、《我们怎样理解和吸纳西方文学理论概念》诸篇；与研究生的漫谈，则重视学术方法的训练、学术视野的拓展、问题意识的树立，如《文艺学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有意义的空白》、《正言若反和古人的智慧》以及前述《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对非文学专业学生及社会听众，则取“小题大做”的方式，立足于人文素养的陶冶与提升，如《禅宗与中国诗学》、《语言和人文素养》、《诗歌的形式美》、《漫谈“宝玉悟禅机”》等。

当然，好的讲演并不是以上所言三种因素的叠加，不同讲演者所习惯、擅长的方式也各异其趣，有的可以“目中无人”自说自话而自得其乐，有的可以妙语连珠、笑场不断，有的则喜欢刺激、挑动听众的情绪而与之打成一片。有心的读者在本书中将会领略到作者讲演时那安静、温和的语调，想象到间或也有会心的微笑如涟漪般荡漾在讲堂。正如作者在书中自述，有一次在武汉大学演讲到中途，大楼里所有的电灯突然灭了。讲演者在黑暗中继续地讲，听众们在黑暗中继续地听。我想，听者的安静固然出于尊重，更是因为被讲演本身所吸摄。有媒体记者则这样描述听作者讲演的印象：“演讲时，他从不带讲稿，人往讲台上一站，从从容容，娓娓道来，不急不徐，行云流水一般。不煽情，不搞笑，总能让台下听众眼睛发亮。他演讲的魅力来自以丰厚学养点亮人的智慧。”

我曾经听本书作者提及与何其芳先生的交往，他感慨于何先生对纯粹的学术的尊重，不存丝毫所谓身份、地位的世俗之见。正因为如此，但凡有本校、外校的学生来邀请他讲座，他都尽可能地予以满足，欣然前往，不计其他。作者乐意将自己求学、治学的心得与学生分享，也分享他们的新知识、新观念。传道、授业、解惑固然是身为教师的职责，他更寄望于学生的，是拥有健全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不懈的追求，是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和见识，从而使自己的人生更为充实。这也是我不揣浅陋，为这部书稿作序的原因所在。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陆续出版一套演讲录，社长范军先生邀我也参加，提供一本书稿，我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严格意义上的演讲，在我，是很少的。即令有一点，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少保存的价值，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底稿或记录。后来他第二次对我说，我就想到，我是一个教师。讲课也是一种演讲吧。在本校本系按照教学计划上课的不算，到校外傲讲座也有不少。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湖北省文化厅举办的几期地市文化局长读书班，武汉市文化局几期编剧导演读书班，每个班都先后讲过多次；还有中国舞蹈家协会武汉分会的培训班，武汉部队空军司令部的文艺创作培训班，湖北省作家协会在荆州举办的创作会议等，在这一类场合做过讲座。那个时候，各个方面的人，学习的热情都十分高涨，听讲的大部分是有很丰富艺术实践经验的文艺工作者，讲座不能照搬学校里面的讲法；我只好根据听讲对象的特点，另作发挥。到了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大学里兴起举办人文讲坛的热潮，要求讲的是课外的题目，听讲的是各种专业的大学生，这又让我选择自己专业以外的话题。一次次讲座，对我是一次次考试，逼使我在各种思潮起伏的时候整理自己的思想，吸取新的知识，而且因此交了不少朋友，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我们给人的欢乐，有那样一种动人的地方，它不会像一般的反光那样总是较弱于光源，它回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反而会更加辉煌灿烂。”听讲人给予我的鼓励和启发，就是这样的“反光”，照射和温暖着我。

三十年来，文学理论和各门人文学科都有很大的进展，这本书稿里面留下我学习和思考的痕迹。回顾起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成绩甚微，但是，通过讲座，清除过时的理论对人们的误导，向人们介绍学术界新的有价值的成果，不也是很有益的吗?而这同时，我自己也得到提高。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赫胥黎的通俗演讲中被许多人了解，赫胥黎说过：“通俗讲演的经验，使我对那些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不得不用浅易的语言去讲授，这却是澄清自己思想上一些模糊之处的一种最好的方法。”我的听众中，有专业人士，也有外行，有中学教师、研究生，也有中学生乃至小学生，他们都给过我不同的启发。我要向他们一并致以谢意。

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刘勇女士，替我到上海等地复印了几种我自己丢失了的访谈录；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冯会平、曾巍、郭志刚同志为这部书稿付出的劳动；感谢晓苏和魏天无两位同事，他们在这本书稿的整理过程中给我许多帮助，他们的序言表达了对我的期望，我深知这是我远远没有做到的，那只是我和他们一样憧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