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当代中国人对于印度这个同样有着悠久历史，众多人口、高速的经济增长且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威胁的邻国几乎是漠视的态度。本书立足于中印两国文化比较的视角，深度阐释了中印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给读者开启了一扇正视印度并反思中国发展的窗口。

本书作者有在印度经商的经历，有对印度社会、文化和经济较深的认识和理解，书中不乏真知灼见。印度和中国主流文化中的哪些不同导致其国民行为的不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和印度产生？中国为什么制造业异军突起，而印度却是软件业遥遥领先？印度能在哪些方面超越中国？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上应该彼此学习对方的哪些优点？问题和答案都令人深思。

书中对印度特有的一些社会现象的阐释有趣且合理。为什么印度人能够“以苦为乐”？为什么印度人能够忍受狭小的工作和生活空间？印度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马克思评价印度没有历史？中国的“君子”鄙视乞讨，印度的著名人物为什么却乐于乞讨？美国会成为印度的一个种姓吗？问题和答案同样突显了作者的睿智和洞察力。

第一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和印度

 第一章 “形”似而“神”离的中国和印度

“形”似的两个大国

“神”离的25亿人口

中国的“物质第一”和印度的“精神第一”

 第二章 种姓制度：秉承神意的劳动分工

热闹的“高种姓”宗教仪式

中国的“礼义分工”和印度的“神灵分工”

中印古代社会分工的维护方式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

种姓制度：神和世俗社会的梯子

种姓制度和经济基础

 第三章 巨人间的交流与碰撞

班超的一千人如何战胜六万人？

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唐太宗的“借兵罚罪” 

汉武帝的犀牛来自哪里？

汉末以来的中印水路贸易

阿育王柱和中国石狮

感受中国文物：明代郑和与狮子国的一场战争

感受华裔印度人

感受中印饮食文化交流

 第四章 李约瑟之谜

美中印三国不同的度量衡工具

中国和印度何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排名第一和第二？ 

西方人眼中的中印衰落

英国人为什么没有帮助印度强盛？

中国对农业文明的“路径依赖”

 第五章 “非暴力”独立方式和独立后经济

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文化解读

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甘地给蒋介石“抗日”支的什么招？

英国人留下的烂摊子和狱中的“国大党共识” 

道义上的“不结盟”和经济上的“实用主义”

 第六章 领先一步的中国，落后十年的印度

站错了队的印度

中国的“出口导向”与印度的“进口替代”

中国“大制造”VS印度“小制造” 

印度的黑色经济

 第七章 夺目的第一和最好的第二

20世纪90年代中、印经济结构的突变

制度变迁：领跑的中国制造

龙象共舞

第二部分 当代的中国和印度

 第八章 依照“神时”的经济运转

印度没有历史？

“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详“知”而缓“行”的印度企业

没有时间压力的印度企业

 第九章 “流浪文化”和“苦行主义者”的经济效率

“流浪”与“苦行”文化

“内省”思维与印度人的空间感

“苦行式”的生产方式

 第十章 神的“卫生”、“两性”和“教育”观——印度的社会人文发展

圣洁与卫生

没有厕所的乡村

城市里的贫民

印度的“半边天” 

 第十一章 印度联邦：神的政治经济学

世俗社会的兴起

沙雕巨人

语言邦：甜言蜜语“泰卢固”

印度式民主和“个人主义”

世俗社会的衰落与主流文化的复兴

联邦革命与印度经济

 第十二章 从“话语巨人”到“实力巨人”

舌头是最厉害的武器

理想与现实

道理与实力

印度如何看待被西方人称道的民主？

美国推手

印度目标

美国会成为印度的一个种姓吗？

月船一号

 第十三章 谁铲平了世界：印度服务

巨象和孔雀

龙象之争

美国和印度的“新经济”

中印主流文化与产业选择

 第十四章 多样性PK统一性

印度的“1+1=2”和中国的“1+1>2”

大一统和小而全

看得见的手

品牌化之路

互相拆台与搭台

可怕的未来：中美印经济在一个平台上吗？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印度约4／5人口信仰印度教。印度教的几亿个神之间几乎都有多多少少的联系，但主要有三大神，代表世界万物生、住、灭三个阶段，创造神婆罗摩(大梵天)代表生，保护神毗湿奴(偏人天)代表住，破坏神湿婆(自在天)代表灭。这一点中国人应该能够比较容易理解。中国有类似的三界神灵，掌管天界、人间和阴间。

现在流传于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许多和印度教中的神话故事有关。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访问印度后感慨而言——它(印度)是历史知识的“母亲”，传说故事的“祖母”和传统习俗的“曾祖母”。

印度教教徒认为，毗湿奴是保护神，湿婆是当人世间罪恶横行时最终摧毁宇宙的毁灭之神。毗湿奴曾在远古时代一直沉睡于千头蛇盘成的圆圈之上，醒来后，定居于天国之巅，从高处鸟瞰宇宙。当人世间妖魔横行时，他就化身进入人间，拯救人类。据印度教经典记载，毗湿奴曾有九次化身，毗湿奴的第一次化身是大鱼嘉霞。印度教经典中记载：摩奴是一位苦行者，一天在恒河沐浴时，碰到一条求救的小鱼，小鱼对他说：“大鱼在追赶我，如果你救我，将来我就会救你。”摩奴将小鱼带回家中，一直养大，并放回恒河，最后这条大鱼嘉霞回归大海。嘉霞临别时告诉摩奴：“今年夏天会有洪水，毁灭一切生物，你造了大船等我，我会来救你。”洪水来时，摩奴带了各种种子进入船中，大鱼游来，将船牵引到北方的喜马拉雅山，洪水退后，摩奴下山，后来摩奴子孙繁衍。

从大鱼嘉霞的传说里，我们可以看出情节和基督教经典故事诺亚方舟的惊人相似之处，在诺亚方舟的故事里，诺亚听从上帝的话，造了大船，带上种子和动物，在洪水泛滥时避难到船上，洪水退去后，诺亚的子孙繁衍生息不绝。也许在印度教经典和基督教经典提到的远古时代确实有洪水，中国的远古时代也应该有洪水泛滥，所以才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并且大禹可以化身为熊来治水。

因为大鱼嘉霞的传说，印度教信徒认为自己是摩奴的后代，所以摩奴在印度教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如中国人一直将自己称作大禹的子孙一样。

保护神毗湿奴后来又有多次化身，由鱼进化为野猪，再进化为半人半兽的怪物，再进化为矮子可里。矮子可里的传说在印度比较有名，妖魔排里危害世界时，毗湿奴投胎化身为矮子可里，向排里要三步之地，排里看其矮小便答应了。不曾料想，可里第一步占了人间，第二步占了天堂，第三步一脚将排里踏入地狱，从此三界太平。

此后毗湿奴一次化身为王子克里希纳，一次化身为王子罗摩。两者分别是印度两大史诗《摩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男主角，是印度教教徒崇拜的主神。

《摩可婆罗多》是一部战争史，可比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中国的《封神榜》，描写的是神话战争。克里希纳幼年时为牧童，他机智勇敢，能歌善舞，吹的笛子声音非常美妙，得到许多少女的欢心。克里希纳后来帮助国王治国和征战，其中最主要的战争描写是因陀罗城外巨鹿之野十八日大战。

《罗摩衍那》中的罗摩是十车王的四子，是毗湿奴的另一个化身。罗摩的冒险经历以及为夺回妻子悉多和魔王拉伐那大战是《罗摩衍那》的主要内容。《罗摩衍那》中写得最生动的人物之一是猴神哈奴曼，哈奴曼帮助罗摩大战魔王，屡建奇功。

胡绳先生曾考证，哈奴曼就是中国神化小说《西游记》中美猴王孙悟空的原形。中印两国的猴神都能大能小，跳人口中；哈奴曼尾巴被魔王点燃后，不怕火烧，到处乱跑，将魔王的城池烧毁；而孙行者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七七四十九天不死反而练就火眼金睛并将炼丹炉打倒，在人间形成火焰山；哈奴曼可以一跃跳过海峡，孙行者一个跟头云十万八千里。《西游记》许多故事情节也和《罗摩衍那》中的故事情节相似。两部作品的成书年代相差1300年，可以肯定的是孙悟空背后有哈奴曼的影子，但孙悟空描写更加生动，想象力更富有奇幻色彩，比如深海寻宝得到金箍棒，有些地方中国的猴王显得更加精明，富有人情味，比如三更学艺和三打白骨精等故事，就体现了猴王的聪慧和忠贞。无论走进印度教的庙宇，还是在大街上，哈奴曼的形象都可见到，只是印度的猴神身上扛的不是能大能小的金箍棒，而是一把金瓜铁锤。

印度教将释迦牟尼看做毗湿奴的第九次化身，从而将印度教和佛教联系起来。有的信徒认为印度圣雄甘地是毗湿奴的第十次化身(甘地遇刺时最后的一句话是——“哦，罗摩神”)。

印度教的另一分支是湿婆派。湿婆是舞蹈之神和苦行之神，通过严格的苦行和最彻底的沉思获得最深奥的知识和最神奇的万量。他性格刚烈残暴，勇于自我牺牲，曾因为拯救众生吞饮龙王放出的毒液，脖子变成了黑青色，因此有“青颈神”的称号。他掌管着毁灭，其神像多以舞者的形式出现。他同美丽的妻子雪山神女、公牛南迪以及两个儿子居住在山巅。湿婆的两个儿子中，一个是象头神耿乃希，一个是六头神卡迪凯耶。象头神崇拜在印度非常盛行，他是印度教教徒的保护神、财神和幸运之神。

湿婆无休止地跳舞，最后在一种称为“坦达瓦舞”的动作剧烈的舞蹈中，将世界毁灭；再跳另外一种舞蹈创造一个新世界。根据世界毁灭和再生的理论，印度教确立了“时间循环论”，一次循环称为一个“劫波”(Kalpa)，相当于432000万世俗年。“劫波”分为十四个期，每一期结束，宇宙会毁灭和再生，“摩奴”(最初的人，在印度教经典中指劫后余生的人)会再一次繁衍人类，当代的世界处于第七个期当中。

毗湿奴派教徒主要集中在北印度，而湿婆派在南印度信徒较多，即使到了现在，两派各自在地域上的优势并没有多大改变。

毗湿奴化身过各种动物，化身过车夫，化身过王子，直至印度人将政治家甘地说成是毗湿奴的化身。毗湿奴化身的克里希纳吹笛牧童形象在印度南方最常见，而罗摩王子和妻子悉多的品质最为印度人所推崇，是印度文化中比较重要的经典部分。

湿婆神的化身相比毗湿奴要少，但最重要的一次化身却成为印度教哲学思想的中心，这就是下一节提到的湿婆化身的男性生殖器形象——林迦。P6-9

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什么？是财富吗？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前，经济学家将目光锁定在有形的土地和金银之上。

20世纪早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改变了这种分析思路。凯恩斯改变了分析方法，将建立在人类心理基础上的“边际需求递减”规律引入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这种建立在人类心理基础上的分析方法仍是现代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则直接将其经济学名著定名为《人类行为》。米塞斯这样定义经济学：“它是一种科学，研究如何运用手段达成既定的目的。它并不是讨论有形的事物；它的对象是人类，他们的目标与行为。”这项定义是经济分析与市场预测的第一原则，一直被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

人总爱在重要的历史时间点进行回顾和预测。21世纪初，许多人预测世界在这个世纪里会有哪些巨大的变化。21世纪会成为中国和印度的世纪吗？

一系列的数据和“模型”也许能够说明某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但如果回答未来会怎么样？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预测的误差就会很大。如果回到经济分析的起点，分析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人民的不同行为，我们就可以解释两国间诸多的差异。

人类也许有某些共同的“行为”，但如果仔细对比西方和东方，我们会发现人们的行为有诸多不同。中国和印度同属东方，但当两国的人民进行交流时，会发现彼此之间的思维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2000年前开始，中国和印度都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在大浪淘沙中，两个国家选择了不同的主流文化体系。文化体系的差异影响了千年以来两国人民之间的行为。这种思维和行为上的不同造成两个国家在近代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模式的不同。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从两国人民不同的主流文化体系中寻找他们不同行为的根源，从不同的行为中了解他们发展模式的选择。

(二)

在历史的黎明期，古代文明在一些国家中成长起来。它们经历了多次的中断，虽然留下了若干使我们追怀往昔的丰碑，但差不多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

但是，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里，不仅在历史开始之际就有了这些早期文明，而且尽管有变化更迭，它们连绵不绝，从未中断。因此，中国和印度具有长远的不中断的传统和文化遗产。在过去，它们曾经彼此相互影响；在将来，它们也会这样。它们彼此的关系，不仅对这两个国家本身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世界也是有重大意义的(贾·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尼赫鲁半个世纪前已经对中国和印度的过去进行了总结，但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原因就在于中国和印度当时积贫积弱。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龙象之争”或者“龙象共舞”成为西方世界关注的话题之一。当西方人评价中国和印度时，基本参照的是西方价值观念标准，比如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和GDP标准。这样的评价暗含一个基本的前提，中国和印度都属于东方文化体系，谁更靠近西方的价值观念，谁就更加开放和先进。西方人的评价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也就是他们评价的前提是错误的。

中国和印度位置上都处于东半球，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频繁，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体系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印度就像镜子里的中国，虽然外表看起来接近，但一个生活在现实中，一个生活在虚幻中。印度和中国在主流文化上本质的不同造成两国在近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模式选择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中国和印度的竞争，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竞争，只是这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竞争中又加入了西方的价值观念。

古鲁斯瓦米曾任印度总理经济委员会顾问。他评价说：“一个十分尴尬的现实是，由于缺乏直接交流，中印两国长期以来其实都在通过西方的视角观察对方。误会、曲解、偏见随处可见，尽管我们两国领土相连，国情相似。”在他看来，中国人眼中的印度和印度人形象，其实是从大量西方著作窥视而来；印度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同样如此。“这让人难以置信！”中印两国的交流并不充分，特别是“面对面的、不借助第三方媒介的直接交流”。

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不缺乏交流，干年以前，玄奘曾跋山涉水到达印度。近代，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到过中国，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在“我取了中国名字”这首诗中写道：“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它们的名字是陌生的，陌生的土地是它们的祖国，可是在灵魂的欢乐王国里，它们的情谊找到了开诚相见的欢迎。”

但中印之间现在的交流状况如何呢？

圣雄甘地中央大学2007年设立了“印地语一汉语”翻译课程，这是印度第一家教授“印地语一汉语”直接翻译的学校，也是印度唯一的一家。此前，印地语和汉语之间的翻译，都必须以英语为媒介，经过“印地语一英语一汉语”这条曲折的路径。辗转翻译中，许多有效的信息丢失了，误解甚至曲解慢慢就产生了。

中国和印度的基本情况如何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基本的数据加以对比。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360美元，印度为950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7958美元)，印度不到中国的一半，但两国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占GDP的比例为72％，而印度为45．8％。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外部世界经济的拉动。

中国在经济总量，人均水平等诸方面都强于印度，所以，总体上看印度在追赶中国。但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比如改善饮用水方面，2007年印度可饮用水源比例为89％，而中国为88％，世界发达国家为100％(以OECD为例)。印度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0年时为1．1公吨，低于中国的2．6公吨。2007年，印度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为17．8％，超过中国的15．9％，但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7％)和发达国家水平(66．5％)。

印度的一些行业已经超过了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需求应该成为国民需求的重要部分。2002年，印度宝莱坞领军的电影产业产值为13亿美元，这虽然远远落后美国，但却超过中国。直到2004年，中国的电影业产值为36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果折合成美元的话，中国电影总产值约为印度的1／4。电影是对外宣传本国文化的最好媒介之一，随着印度政府放松对本国电影业的监管，印度电影业不但逐渐成为印度的主要产业之一，而且也促进了印度文化的传播。

中国是钢铁业大国，中国钢铁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把中国的大型钢铁业宝钢和鞍钢等比喻成群狼的话，印度却有一只世界钢铁业的老虎——拉科什米·米塔尔集团(LNM)。印度米塔尔家族控制的LNM控股集团和伊斯帕特钢铁集团在2004年10月完成合并后重新命名为米塔尔钢铁公司。2004年末合并美国国际钢铁公司后产能达6000万～7000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实现收入220亿美元。2005年1月，米塔尔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米塔尔钢铁与华菱集团并列为华菱管线第一大股东，分别持有公司总股本的37．17％。华菱集团2004年产钢达713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62亿元；钢材出口83万吨，出口创汇4亿美元，紧追鞍钢、宝钢之后，属于中国钢铁业的第二梯队中的领先者。米塔尔坚信21世纪的钢铁产业将会整合为3～4家效率极高的超级巨头，而其要成为领头羊。中国钢铁业的总产量是世界第一的，但中国钢铁业对市场的控制却不成功，不断面临力拓和淡水河谷等铁矿石巨头的阻击，铁矿石价格不断上扬，中国钢铁企业在谈判中总是陷于被动。只有加强市场的控制才是中国钢铁业的出路，但和米塔尔快速的全球扩张相比，以宝钢、鞍钢和武钢等大型钢铁厂为中心的中国钢铁业合并却非常迟缓。现在，米塔尔这只钢铁印度虎已经进入中国腹地，如果不是中国法律的规定，米塔尔完全可以一口吃掉华菱。中国钢铁企业只有通过兼并从狼变为老虎，才能摆脱铁矿石巨头的要挟，才能在定价上有更多的话语权。目前，虽然众多的中国钢铁企业总体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仍没有一只像米塔尔那样的猛虎。

从动态的角度看，印度在2000年时，贸易量占GDP的比例为27．4％，而中国为44．2％，2000—2007年之间，印度在外贸增长速度上超过中国，印度经济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

未来怎么样呢？印度至少有一项重要的指标会追上中国，这就是人口。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和在2008年时已经达到了25亿(印度人口成分过于复杂，至今仍有5％的部落居民，以及大量隐遁山林的苦行隐士，很难进行人口普查。印度官员说，2008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要在3年后才能定下准确数字。2007年公布的数字表明印度人口已经超过ll亿)。2007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妇女人均生育数量为1．8，而印度为2．5。印度的人口出生率超过中国，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2025年时，印度人口总数会追上中国，2050年时，会远远超过中国。人口的超越未必是坏事，关键看印度是否能将“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口红利”。

印度号称世界第三大科技大国，拥有400万科技人才，排在日本、英国等研发大国之前。通用电气投资8000万美元在印度班加罗尔修建了研发中心，员工数量超过1600人，是该公司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印度软件行业远远超越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甲骨文在印度的研发中心同样是该公司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仅次于美国的研发中心。印度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呢？中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迎头赶上呢？

随着中国和印度越来越融入全球化，两国都需要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来保护海外的经济利益。印度号称拥有世界第八大海军力量，并且从英国购买了“维兰特号”航空母舰，从俄罗斯购买了“戈尔什科夫元帅”号航母，并准备建造第三艘航母，而中国没有航母。印度海军已经和日本进行了联合军演，将海洋力量辐射到太平洋海域。

印度的“月船一号”多采用了西方的技术，而中国的“嫦娥一号”多采用了自主技术，但“月船一号”的服务期却长于“嫦娥一号”，并且向月球释放了带有印度国旗的撞击器。正当人们认为“月船一号”背后有美国的影子时，印度却和俄罗斯合作研制“月船二号”，并且联合研制登月机器人。印度为什么对美国和俄罗斯都能左右逢源呢？为什么印度能够获得许多先进的技术进口？印度还能在哪些方面超过中国？印度为什么会超过中国？印度能超越中国吗？这是本书极力想解答的问题。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认为，对印度的任何一种评价都是对的，因为任何评价都可以在印度找到相应的证据。我不想陷于印度评价的“马氏混沌”中，我只想找出中国和印度最主要的不同，揭开印度神秘的面纱，从而剖析两国未来的发展。但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这样做非常困难，困难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擅长的“时间逻辑”和“因果逻辑”思维遭遇到了“印度时间”和“葡萄式思维”。

20世纪末期时，我亲历印度，十年来一直和印度的商业领袖保持交往，并关注印度的发展。我想以西方的文化为参照系，通过中国人的视角把印度的形象勾勒出来。这样，通过不同文化的反省和比较，希望能有一种多维的认识，从而通过印度这面镜子更好的认清我们自身。因为和印度人接触较多，不自觉地有一点印度“葡萄式思维”，时间和空间的跳跃度较大，只是书的基本方向没有变化，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地方。如果本书能够给读者一种思考，使读者对未来中印的发展有自己的判断，这就是有意义的。

作者  2008年11月于北京

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努力，终于可以撰写最后一页了。

作为一本探讨印度的书，我想秉承印度的精神，追求书中每一段细节的完美；作为一本中国人写的书，我想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努力从整体上掌控方向。在对比和自我思考中，在浏览和回忆中，在斗争和放弃中，终于可以写下最后一个字了。结束的一瞬间，我感到了一种解脱，这种解脱是我的精神思想转变为文字后的喜悦。

也许这本书对读者来讲是“丑”的，那就以泰戈尔的诗句来释怀吧——丑是不完整的美。

书的完成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感谢妻子和父母的支持；感谢为我提供照片的同事王小红、印度朋友拉吉和吉绍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郑保华主任和付克华编辑在该书的编写过程中提出了宝贵意见，这本书的完成也有他们的辛勤和智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系的博士冯立果对该书中有关产业经济的内容提出了宝贵建议，这里一并致谢。

2010年是“中国印度年”，希望本书的完成能够促进中国人进一步了解印度，为促进中印之间的交往作出贡献。

2008年深秋于北京

上帝是公平的。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多样性既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印度前进的羁绊。这在印度民主的运转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姚洋北京大学教授

印度的成就和困难，就像中国的成就和困难，都是规模巨大、引人注目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印度的弱项，往往就是中国的强项，比如在道路、桥梁、厂房等基础建设上，在外国直接投资额、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初等教育．识字率、政府扶贫、婴儿存活率这些方面；而中国的弱项，又往往是印度的强项，比如在表达自由、文化多元、高等教育品质、软件设计、金融市场、服务业这些领域里。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