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能在一万米的高空吃龙虾，而有的人却在深井里吃被煤灰污染的馒头。经济竞争和战争一样，甚至比战争还要残酷。人活着能找准自己的位置真的是门学问。

独特的金融文学作家钟道新身前力作，他把冷僻、神秘的金融世界作了最大限度的形象化处理。

有些人虽然在位，但没有权力；有些人虽然已经休息，但依然很有权力，甚至权力比以前还要大。权力不是职务给予的，权力是影响力。

既然明白了，就没必要再问：一个干练的部属，最喜欢的就是不明确的指示——越不明确，授权就越大。

商人难当，女商人尤其难当。她必须举止像女人，思想像男人，工作像条狗。

男人是承认等级的，哪怕只比他高半级，他也会服从。但他绝不允许他的同级、下级对他有任何不恭敬。

看看《二十四史》，就能把人的本性研究得差不多。做领导的更是要看。最好是配上《资治通鉴》一起看。

汪洋大盗和小偷小摸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有理论的，干起来理直气壮；而后者是盲目的、自己也觉得自己干的事是见不得人的。

人性真是属恶的：一个人看见别人倒霉，第一个感觉就是高兴。因为这相对提高了自己的位置。不管这个人是如何口口声声地说他是你的哥们儿。机关不生产具体的产品，它只生产公文。批与不批，如何批，是一门大学问。这需要有判断力，有耐心。

文件有文件的规矩：如果是文件在你批了后还得有比你大或同级别的人批，你就必须留有余地。规矩不能破。

方若石就像储备已尽、后援又断的极地探险者一样，调动身体中仅存的体能，向家的方向艰难地跋涉着。

街道两边尽是灯火辉煌的商店和宾馆。但它们对他根本没有吸引力：商店并不吸引人，它吸引的是人口袋里的钱；当你的兜里没钱时，就像磁场失去了一个极一样，引力就荡然无存了。走着走着，他觉得累了，就在一幢没人进出的大厦门前的台阶上顺势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梅”香烟，拆封抽出一支点燃。

就是你小子，害得我起码走了三公里。他狠狠地吸了一大口，并把它咽下去憋着，直到丹田有了反应，才把黄浊的烟雾喷射出去。刚才他在小卖部里，用兜里最后的钱买了这包烟：个人经济和国家经济不一样，它不遵循凯恩斯理论，绝对不能出现赤字，你必须随时准备支付现金。于是只好步行回家。

烟抽到一半时，一个穿着和法国将军一样的警卫走了过来，用警惕的眼光扫了他一眼，然后迈着有力的步伐踱了回去。不一会儿，又踱了过来。

方若石仿佛听到他身上的各种零碎装饰和两个睾丸在_起互相撞击的声音。身体语言在某些时候比口语要有力得多。对于敏感而有文化的人更是如此。他站起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几步又站住，很想把烟头扔进门口的石头狮子大张的嘴巴。但终究没能完成。

“如果在二十年前，我就一定会这样做!如果有人来干涉的话……”方若石回头看看又站回“海外银行”锃亮的铜牌下的忠诚卫士，那他就一定会和狮子一样地张大嘴巴，不同的是嘴里的牙齿会少掉两颗。但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和任何人、任何事物争斗的兴趣：二十年的时间什么磨不去!

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他刚18岁，正把口琴、《外国民歌二百首》和一些旧衣服胡乱塞进一个柳条箱和一个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字样的旅行包，准备启程去陕西插队。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个长满络腮胡须的派出所片警，把属于他的那页户口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瞬间时自己那股高兴劲儿：从此“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再也不用受在大学里当教授的父亲和在医院当大夫的母亲的监督和指导了——有这两种职业的人，管制起人来真叫无微不至。

可到了那个只能老毛驴单骑行走方能抵达的小村庄后，没用了一个礼拜，他就明白了“没人管”的滋味。与此同时，他萌发了回北京的念头。

菲律宾的马科斯、伊朗的巴列维在顷刻之间失去他们的王朝，可他们花费了毕生的精力都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二十年来，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好像在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复辟工程”——起初动因是理想，后来纯粹是惯性。

要疏通的关节实在是太多了：陕西的工作单位、北京的街道办事处、公安局、人事局……每个地方都需要润滑——润滑是什么意思？不说人们也明白。

他艰难地挣扎了很久之后，终于得到一个“你只要找到单位，其余的就可以办”的允诺。

找单位是比找媳妇还困难十倍的事：你找媳妇，媳妇也在找丈夫——虽然这个丈夫不一定是你。但你起码可以这样认为：所有在你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是你潜在的对象。而目前的单位是谁也不要人的。我国的人口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当你没有好文凭、硬靠山时，越发如此。“为天有眼兮，何处我天南海北头，为神有灵兮，何亟我越荒洲。”一次酒后，他大颂此诗，并摔杯准备就此罢手。“千里跋涉都过来了，就剩这一跳了。”大病初愈的妻子邱园用“鲤鱼跳龙门”的寓言压迫他。“北京比俺们县好多了。”已经追随他在北京寄居一年的孩子做如是说。

虽说童吉无忌，但这“俺们”一词深深地刺痛了他：普通话说不好，实际上是一种残疾。再说上了贼船就下不来，如果下的话，他面前立刻浮现出县立中学同事们带有深刻讥笑和虚伪同情的面孔……所有这些因素组合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一个月前，他先找到了一个允许他暂时存放工作关系的单位，然后靠着这根稻草，让户口复了位。

户口一到位，原来单位的工资立刻就没有了。存折上的数字很快就和国家的财政同步，开始“红”了起来。

“你去找找以前的同学试试。”邱园提示道。

“你能想到的方法，我早就想到了。你以为求人就那么容易？！”

他立刻反击。他少时就读的学校，是北京一等的好学校。这里的学生如果不是父母亲的级别顶高的话，就是学习成绩顶好。所以哪怕就是在此上过一天学的人，都引以为骄傲。就在去年，该学校出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国家的未来》。当时还有一本《校友通讯录》和一封约稿信，寄到他父亲任教过的Y大学，然后又从那里，辗转到了陕西。

他当然没有写稿，也没有回信。世界上所有的外交，说到底都是实力外交：没实力哪来的外交？你总不能在上面写：方若石，男，四十岁，外省某县立中学教员。

不过他仍然买了一本《国家的未来》。

他正想着，一辆足有七八米长的美国车，从他身边慢慢开过。车里溢出一股古巴雪茄、法国香水和高级皮革的混合味道。然后从车上飞出一个女式“摩尔”烟头。

方若石望着那烟头，做出了决定：明天丢弃脸面，去找自己的老同学。

当这个决定做出之后，他觉得自己甚至不如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幸运。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没有责任，而他有。

正当方若石像田埂上坐着的老农一样坐在“海外银行”的台阶上休息时，一辆“奔驰”车正沿着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公路盘旋行驶车上坐着的是国际商业银行远东分部经理马克·波斯特。

国际商业银行创建于1972年。开始时它只有一千万美元的资本，而如今它已经是拥有二百多亿美元资本的全球性银行集团了。

马克·波斯特1941年出生于德国。他先是在一家中等的公司干低级职员，因为精明强干，很快就被提升。但后来因为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使得他离开了这家公司，到一个美资石油企业供职。1973年，石油危机闹得最厉害时，他进入了国际商业银行。

在国际商业银行里，他很得总裁哈桑·阿贝迪的赏识，被飞快地提升起来。哈桑·阿贝迪是一个巴基斯坦银行家。他浓眉大眼，高鼻阔嘴，爱戴宽边眼镜，双目炯炯有神，令人一望即知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欲望非常强烈的人。他一直以自己有力的铁腕统治着这个金融帝国，使其蓬蓬勃勃地发展到今天。

此刻马克·波斯特正行进在向他汇报的途中。

国际商业银行是在卢森堡注册的，但它的总部却在瑞士。银行的注册和远洋货轮的注册一样，哪里方便就往哪里去。它之所以选择卢森堡，是因为这里的法律比较宽松，税收低，金融管理的机构小、人手少，对外国银行业务疏于监督，漏洞较多。

马克·波斯特在车上也没有闲着：袖珍的传真机，不停地输送出各种信息。他接收它们并作出反馈。

如今一笔典型的电子交易所需要的时间仅仅是30秒到40秒。它的风险主要来自骗取授权、数据线路的干扰、人员的不忠诚和物理渗透。电子货币不光在形势上超越了旧货币，还带动了革命：窖藏现金不仅是可笑的还是愚蠢的。钱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高速流通的东西。

马克·波斯特面对大量涌出的信息，一点不给人以应接不暇之感。或者换句话说，他很喜欢这种信息的泛滥。他认为信息泛滥和通货膨胀是一种东西，如果你能很好地了解它，就能掌握它、驾驭它，并从中获得好处。

车停在一幢外表不很壮观，但戒备森严的别墅前。马克·波斯特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

车顺利地通过大门后停了下来。哈桑·阿贝迪有一个规矩：任何人都必须在此下车，然后步行一公里的路程，到达中心房间。

马克·波斯特充满自信地在这段路上走着。他始终都相信哈桑·阿贝迪喜欢他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他之所以设计这一公里步行路，就是为了消灭一般寻求投资者、来汇报的下级职员的自信和强烈的投机精神。他还相信哈桑·阿贝迪和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