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广西桂林人。父为北伐、抗日名将白崇禧。1937年农历7月出生于广西南宁。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在老师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金大奶奶》。1960年与同班同学一起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该杂志于1973年暂时停刊，1977年复刊，1984年终刊。六、七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在推动和深化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方面对台湾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书主要收录了我们看菊花去、闷雷、月梦、玉卿嫂、小阳春、青春等二十一篇小说。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从总体上看，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58至1962年，为出国前的小说创作；第二阶段——1964至1965年，为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第三阶段——1965至1971年，为《台北人》小说集的创作期；第四阶段——1971至1977年，为长篇小说《孽子》的创作期；第五阶段——1979至今，为后期创作阶段。

本书主要收录了我们看菊花去、闷雷、月梦、玉卿嫂、小阳春、青春等二十一篇小说。

我们看菊花去

闷雷

月梦

玉卿嫂

小阳春

青春

那晚的月光

上摩天楼去

火岛之行

谪仙记

永远的尹雪艳

一把青

岁除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思旧赋

梁父吟

花桥荣记

游园惊梦

冬夜

夜曲

骨灰

编后记

抗日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我们住在大方巷的仁爱东村，一个中下级的空军眷属区里。在四川那种闭塞的地方，煎熬了那些年数，骤然回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

那时伟成正担任十一大队的大队长。他手下有两个小队刚从美国受训回来，他那队飞行员颇受重视，职务也就格外繁忙。遇到紧要差使，常由他亲自率队出马。一个礼拜，倒有三四天，连他的背影儿我也见不着。每次出差，他总带着郭轸一起去。郭轸是他的得意门生，郭轸在四川灌县航校当学生的时候，伟成就常对我说：郭轸这个小伙子灵跳过人，将来必定大有出息。果然不出几年，郭轸便窜了上去，爬成小队长留美去了。

郭轸是空军的遗族。他父亲是伟成的同学，老早摔了机，母亲也跟着病殁了。在航校的时候，逢年过节，我总叫他到我们家来吃餐团圆饭。伟成和我膝下无子，看着郭轸孤单，也常照顾他些。那时他还剃着青亮的头皮，穿了一身土黄布的学生装，举止虽然处处露着聪明，可是口角到底嫩稚，还是个未经世的后生娃仔。当他从美国回来，跑到我南京的家来，冲着我倏地敬个军礼，叫我一声师娘时，我着实吃他唬了一跳。郭轸全身都是美式凡立丁的空军制服，上身罩了一件翻领镶毛的皮夹克，腰身勒得紧峭，裤带上却系着一个Rav-Ban太阳眼镜盒儿。一顶崭新高耸的军帽帽沿正压在眉毛上；头发也蓄长了，渗黑油亮的发脚子紧贴在两鬓旁。才是一两年工夫，没料到郭轸竟出挑得英气勃勃了。

“怎么了，小伙子？这次回来，该有些苗头了吧？”我笑着向他说道。

“别的没什么，师娘，倒是在外国攒了几百块美金回来。”郭轸说道。

“够讨老婆了！”我笑了起来。

“是呀，师娘，正在找呢。”郭轸也朝着我龇了牙齿笑道。

战后的南京，简直成了我们那些小飞行员的天下。无论走到哪里，街头巷尾，总碰到个把趾高气扬的小空军，手上挽了个衣着人时的小姐，潇潇洒洒，摇曳而过。谈恋爱——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一个月我总收得到几张伟成学生送来的结婚喜帖。可是郭轸从美国回来了年把，却一直还没有他的喜讯。他也带过几位摩登小姐到我家来吃我做的豆瓣鲤鱼。事后我问起他，他总是摇摇头笑着说：

“没有的事，师娘，玩玩罢了。”

可是有一天，他却跑来告诉我：这次他认了真了。他爱上了一个在金陵女中念书叫朱青的女孩儿。

“师娘，”他一股劲的对我说道，“你一定会喜欢她，我要带她来见你。师娘，我从来没想到会对一个女孩子这样认真过。”

郭轸那个人的性格，我倒摸得着一二。心性极为高强，年纪轻，发迹早，不免有点自负。平常谈起来，他曾对我说，他必得要选中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孩儿，才肯结婚。他带来见我的那些小姐，个个容貌不凡，他都没有中意，我私度这个朱青大概是天仙一流的人物，才会使得郭轸如此动心。

当我见到朱青的时候，却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那天郭轸带她来见我，在我家吃午饭。原来朱青却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脚上穿了一双带绊的黑皮鞋，一双白色的短统袜子倒是干干净净的。我打量了她一下，发觉她的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些青白。可是她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见了我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一顿饭下来，我怎么逗她，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一味含糊的应着。倒是郭轸在一旁却着了忙，一忽儿替她拈菜，一忽儿替她斟茶，直怂着她跟我聊天。P150-151

一

白先勇，广西桂林人。父为北伐、抗日名将白崇禧。1937年农历7月出生于广西南宁。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在老师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金大奶奶》。1960年与同班同学一起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该杂志于1973年暂时停刊，1977年复刊，1984年终刊。六、七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在推动和深化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方面对台湾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3年大学毕业后，白先勇入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攻读硕士学位。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任教，先后任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2003年香港岭南大学授予白先勇名誉博士学位。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从总体上看，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58至1962年，为出国前的小说创作；第二阶段——1964至1965年，为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第三阶段——1965至1971年，为《台北人》小说集的创作期；第四阶段——1971至1977年，为长篇小说《孽子》的创作期；第五阶段——1979至今，为后期创作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的小说有：《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闷雷》、《月梦》、《玉卿嫂》、《黑虹》、《小阳春》、《青春》、《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等。这些作品大都描写“情感”的世界，这无疑与创作这些小说时的白先勇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大学生有关——年轻人总是更多地与“情感”的话题联系在一起。不过，在白先勇的这些小说中，情感总是残缺的，人在情感的世界中似乎总是遭遇失败，《金大奶奶》中的金大奶奶她爱金大金大却不爱她；《闷雷》中的福生嫂最后是自己关上了和刘英“爱”的大门；《玉卿嫂》中玉卿嫂对庆生那份强烈的爱得到的却是背叛；《黑虹》中的耿素棠真正的“爱’’只属于过去；《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和姐姐是如此的相爱，但对于深爱的人却必须用欺骗的方式把她送进医院的精神科；甚至在得到了“爱’’的《那晚的月光》中，得到的“爱”也变了质。至于《月梦》、《青春》、《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等涉及特殊情感心理(《藏在裤袋里的手》)和性向形态(含有同性恋情感的《月梦》、《青春》、《寂寞的十七岁》)等，其“爱”的结果也无一不是以悲剧收场。年轻的白先勇在这一时期虽然写的是青年人热衷的情感领域，但他在其中隐含的意味却相当沉重：他是在以残缺的爱为视域，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在“情感”领域的表现。

第二阶段包括的小说有：《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o》、《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等。此时白先勇已来到美国，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进行创作研究。出国对于白先勇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国外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感受也与以往显著不同，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白先勇创作的主题转向了对文化冲突和生命放逐的书写。《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在美国和中国(台湾)之间无所归依的被放逐的中国人，他的“死亡”几乎是一种必然(因为他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魂”了)。其他几篇或写一个追求艺术的姐姐到了美国却变成了一个“物质女郎’’(《上摩天楼去》)、或写一个试图坚守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人甚至在自己的家庭中都无法“坚守”的悲哀(《安乐乡的一日》)；或写受到现代西方观念“洗礼”的女性使富有传统文化精神的男性险遭“灭顶之灾”(《火岛之行》)、或写身在国外因遭历史、家庭变故而失魂落魄、自我放纵的“流浪”的中国人——李彤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女性“吴汉魂”(《谪仙记》)。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反映了中国人在海外(美国)的人生图景和精神世界，体现了白先勇对于中西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二十世纪中国人在海外的悲剧人生的深切同情。由于在国外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名著，并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受到了系统的写作训练，这一时期白先勇的小说创作相对于早期创作，在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更理性更节制，更懂得情绪控制和节奏把握，更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

第三阶段的小说后来基本上都收入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包括《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梁父吟》、《孤恋花》、《花桥荣记》、《秋思》、《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游园惊梦》、《冬夜》、《国葬》等。初到美国的文化“震撼”逐渐平复之后，积淀在白先勇心灵深处的个人和家族记忆开始涌动——而他的个人和家族记忆是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密切相关的，于是，经由个人/家族的生活见闻和历史记忆，书写那个时代的流变沧桑和置身动荡年代的人物的悲剧命运，就成为《台北人》的核心内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北人》中的人物，上到将军、将军夫人，下到士兵、妓女，不论他们的身份有多大的区别，地位有多大的差距，却都在历史洪流的作弄下，难逃“失败”的命运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是在通过这些人物向我们昭示：他们虽然属于那个时代，可他们的意义却并不只限于他们所属的时代，在他们的身上其实具有着一种寓言性和象征性——他们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说到底是人类在“时间”和“命运”双重作用下的一种宿命。

第四阶段是长篇小说《孽子》。这是一部描写同性恋者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小说。小说以四位年轻的同性恋者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辐射出同性恋社会的种种面向以及主流社会对他们由排斥、到同情再到接纳的过程。李青、小玉、老鼠、吴敏由于是同性恋者，遭到家庭和社会的放逐——“父亲”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是家庭和社会的象征。于是，李青等人(包括傅卫、龙子、阿凤)或不被“父亲”理解、谅解而遭“父亲”驱逐，或没有“父亲”，在被家庭和社会(以“父亲”为代表)放逐之后，他们开始了“寻父”——也是寻求社会的理解的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傅老爷子的出现意味着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理解和接受。小说通过为傅老爷子送葬这一情节，让李青等人完成了从“孽子”向“人子”的回归，表明了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最终接纳。白先勇在《孽子》中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同性恋者形象，意在向世人表明“同性恋者也是人”，小说既贯穿着道德反思，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第五阶段的小说创作包括《夜曲》、《骨灰》、《Donny Boy》、《Tea for Two》。这一时期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向两个方向拓展、深化。相对于在此之前小说创作对中国大陆的涉及只限于1949年之前，《夜曲》和《骨灰》描写的范围延伸至1949年以后的的中国大陆，《夜曲》可以说是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力量作用下惨遭蹂躏的深刻揭示，《骨灰》则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荒谬性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这两篇作品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Donny Boy》和《Tea for Two》则以极为敏感的领域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患有爱滋病的同性恋者的人生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篇小说是对《孽子》的深化，它将隐含在《孽子》中的“同性恋者也是人”这一思想推广到“患有爱滋病的同性恋者也是人”，小说对患有爱滋病的同性恋者病中岁月的艰辛以及彼此的互助、扶持进行了艺术的描绘，也对社会予以他们的理解、同情和关爱进行了充分的展示。作为白先勇后期小说创作的成果，这些作品在主题上有所拓展、深化，在艺术手法上则保持了他一贯的圆熟、精致并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