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近代学人》以章太炎的生平发展阶段为主线，将其与俞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邹容、吴稚晖、章士钊、刘师培、苏曼殊、柳诒征、胡适、鲁迅、钱玄同、黄侃、周作人、许寿裳等人之间的交往轶事、轶闻以及思想碰撞予以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从而为广大读者勾勒出了一代国学大师的悲欢离合、风雨激荡的丰富生命历程。本书由陈永忠著。

《章太炎与近代学人》在广泛借鉴先前“章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以全新的角度——以点带面，即通过一代国学大师的个体来全面呈现民国一代文人群体的丰富有趣的内心情怀与生命历程。

本书征引广博，资料翔实，开“章学”研究的新风气，为章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参考书目，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章太炎与近代学人》既有章太炎与其他民国学人的思想碰撞与比较，又搜罗了章太炎诸多的交往轶事轶闻，叙述生动，颇多趣味。读来时而使人陷入严峻思考，时而又使人捧腹大笑。本书由陈永忠著。

第一章 章太炎和他的老师

 一 童年章太炎

 二 章太炎与国学大师俞樾

 三 诂经精舍的其他师友

第二章 章太炎与维新派

 一 今古文之争：章太炎与康有为

 二 革命与改良之争：章太炎与梁启超

 三 思想的翻译之争：章太炎与严复

 四 唯心与唯物之争：章太炎与谭嗣同

 五 割辫：章太炎与唐才常

第三章 章太炎的一生挚友蔡元培

 一 蔡元培其人

 二 革命情谊

 三 琴瑟之功

 四 晚年交往

第四章 章太炎与革命派同仁

 一 章太炎与邹容

 二 章太炎与吴稚晖

 三 章太炎与张继

 四 章太炎与章士钊

第五章 章太炎与古经学的另一重镇刘师培

 一 刘师培其人

 二 发扬国粹

 三 分道扬镳

第六章 诗僧拜师：章太炎与苏曼殊

 一 苏曼殊其人

 二 诗僧拜师

第七章 章太炎与柳诒征

 一 柳诒征其人

 二 民族主义史学与新史学

 三 “好诋孔子”与“读经救国”

第八章 章太炎与胡适

 一 胡适其人

 二 西学与经学

 三 联省自治

第九章 大师与他的弟子们

 一 “爬来爬去”：章太炎与钱玄同

 二 “国学狂人”：章太炎与黄侃

 三 “先哲的精神”：章太炎与鲁迅

 四 “诲人不倦”：章太炎与许寿裳

 五 “本师太炎”：章太炎与朱希祖

 六 大师与其他弟子们的交往

第十章 大师晚年

 一 民国遗民

 二 苏州讲学

 三 大师之死

主要参考文献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今文经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原因是：中国社会危机包括民族危机和内部危机日益加深，迫使学者们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和思想出路；汉、宋学衰势难挽，给包括今文经学在内的学界非主流派别以发展的机会；今文经学具有比汉、宋学更强的活力，对在探索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人具有吸引力。从此时到20世纪初，今文经学在中国学界政坛异军突起，轰动一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廖平、康有为、皮锡瑞。其中康有为的影响最大。

康有为主要是从今文经学中引申出他变法改革的理论根据的。今文经学讲微言大义，主通经致用。在今文经学当中，有所谓“三统”、“三世”之说。所谓“三统”，是说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统”，“统”是受制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另一新王朝“承应天命”来代替，新王朝就必须“改正朔，易颜色”。以夏、商、周为例，他们的制度各有因革损益，不是不变的。“三统”的实质是历史循环论，自西汉王朝所信奉以来，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中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它的“因革损益”、“因时制宜”，也正是维新派倡导变法的理论依据。所谓“三世”，源于公羊学，就是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通常说的小康世就是升平世，大同世就是太平世。这种说法，包含了两个含义：一是对现实的不满，寻找一个历史信仰或者说构建一个乌托邦为基点，来为批评现实的政治现状提供支持平台；二是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是道德的演进。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对一系列经史典籍作了深入研究，得出了彻底否定古文经的结论，向居于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发起了全面进攻。为了否定古文经，康有为对古文经的来源问题作了考察，认为秦代焚书并未把所有的儒家经典烧尽，所坑之儒不全是儒生，而主要是方士。康有为不仅推翻了历来流行的关于古文经来源的成说，而且断言古文经的真实来源是出自于刘歆的伪造。今文经学的复兴是伴随着古今学的斗争进行的。在康有为之前，刘逢禄、魏源等今文经学家就已经对古文经学展开批评，但他们的批评只限于个别经籍，而康有为则是对古文经学进行全面抨击，把东汉刘歆所争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周礼》、《逸礼》、《毛诗》、《左氏春秋》、《易经》、《尚书》等全都说成是“伪经”而加以否定，从而把今文经学派对古文经学的批评推到新的高潮。由于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奉行的儒学都是以古文经为依据，康有为对古文经的全盘否定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其影响和作用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而演变成意识形态中新旧势力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康有为正是受这种思想影响，从而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展开维新变法的理论宣传。

章太炎自幼所学，主要是古文经学，讲究字斟句酌的严密考证，决不妄下断语，因此，在他看来，康有为的所谓论证，多支离破碎，牵强比附。“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双方所依据的经学间的关系的确有如冰炭，水火不容。此外，康有为言孔子“托古改制”，章太炎对此也不同意。“春在上海，梁启超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

章太炎早年的治经方法深受俞樾的影响，也是继承乾嘉汉学为文字学的基点，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典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的传统。章氏“始分别古今文师说”于1891年，正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初刊的那一年，应该与此有关，他认为《公羊》家“怪诞”，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则批评为“恣肆”。章太炎有激于晚清公羊学派对《左传》的冲击，1891年开始撰写《春秋左传读》，主要针对清代常州公羊学派重镇刘逢禄而发，以期釜底抽薪。1893年，在其《膏兰室札记》上出现的所谓“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更是表明章太炎与康有为所持的今文经学观点的不同。学术与政治的复杂纠葛也许是通过章太炎与康有为理解晚清今古文之争的一个难解的结。无疑，正是在康有为身上恢复起来的《公羊》学及其推延出来的极端的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的参与精神，激发了章太炎的政治意识，并促使他走出诂经精舍。后来章太炎在对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所表示的同情的声援的公开信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与工部论辩者，特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耳。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未尝少异也。(余绌绎周秦、西汉诸书，知左氏大义与此数语吻合)，况旋乾转坤以成既济之业乎？”这段话颇能概括他们之间共通的政治意识，从中也反映出“门户师法”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诸学理政见不能一以贯之的内在紧张。

后来，章太炎又揭露康有为假孔子而进行的托古改制是对人民的愚弄。他认为，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换言之，儒学典籍均为古代国家政典，既无神秘的意味，更不是孔子删定而成为后世之成法或神圣经典。孔子固然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但绝不是完美的上帝。他既缺少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也往往因其思想的负面影响而对后世产生一些相当消极的作用。因此对孔子的学说必须批判地进行分析，既要看到其思想的积极意义，也应看到其消极作用。尤其重要的是，要将孔子的思想与其同时代的诸子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诸子之长补儒家学说之短。然后在糅合中西的前提下，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新体系。P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