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本书系该套丛书之第二卷，讲述的是夏、商、西周时代的历史。

本书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王作经验。所以，阅读本书，能使你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书中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能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

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第一章 夏王朝

第一节 夏王朝传说

第二节 夏文化的探索

第三节 夏史遗痕

第二章 商王朝

第一节 商族起源

第二节 商邑翼翼

第三节 商史遗迹

第三章 西周王朝

第一节 周族兴起

第二节 封邦建国

第三节 王道衰微

第四节 政治经济

第四章 边陲古族

第一节 东方地区

第二节 北方地区

第三节 西方地区

第四节 南方地区

第五章 思想文化

第一节 宗教礼俗

第二节 时代文章

第三节 土木建筑

第四节 沉寂的美

第五节 科学技术

参考书目

后记

第二节 夏文化的探索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在商王朝以前还存在着一个夏王朝。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为中国古代史学家确信无疑。然而到了近现代，一些学者对夏王朝存在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目前，这些怀疑主要来自国外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由于缺少文字证据，夏至多属于神话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这样，有关夏王朝的历史研究就因关系到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这样重大的问题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今天，中国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着一个夏王朝。主要的依据是：在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中就有关于夏的记载；周人较早的文献《诗经》以及东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或西周、东周的铜器铭文中还具体提到了禹的事迹；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写成的《史记·夏本纪》，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夏朝世系和历史；另外，甲骨文的发现使《史记·殷本纪》得到了印证，特别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记属于夏朝时期的商先公，其中一些也在甲骨文中得到了证明。据此判断，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史记·夏本纪》就决不会全属虚有。因此，他们相信夏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史实。由于探索夏文化的学术意义重大，所以他们不辞劳苦，前赴后继地追寻夏王朝的文化踪迹。

一、方法途径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开始了探索夏王朝历史的尝试。当时学者主要是依靠文献资料来考订夏代都邑的地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认识到夏代早于商代，夏人活动范围主要在黄河中游地区等。但是，仅仅依靠十分有限的文献材料还无法有效地辨认出夏王朝时期以夏族为主体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特征。那么，用什么方法去辨别和寻找夏王朝的遗存呢？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当人们挖掘土地时，往往会发现一些古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和物品。只要人们能够正确释读这些沉默的古代遗存，它们就会真实地述说其所经历的历史。有人指出，要解决古史中的疑问，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20世纪初期，随着国外一批考古学家在中国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和中国部分留学国外的学者的介绍，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和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其中，1928年至l937年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证明曾经作为传说的商朝历史是可信的，从而印证《史记·殷本纪》有关商王朝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从考古学文化中确认出商文化这一成功的例子，不禁使人们自然地想到：夏文化是否也能通过考古学找到呢？夏文化问题就这样在中国考古学上提了出来。

夏文化的探讨涉及到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继历史文献学之后，古文字学、考古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不同程度地相继参与到探索夏文化的行列：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更多地致力于对有关文献的可信性进行考证，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夏王朝所经历的绝对年代、夏族的迁徙、社会形态、信仰习俗、与周边方国古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古文字学家通过对与夏、夏王或重要的地名有关的关键字进行辨识以求有所作为；考古学家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通过对田野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遗存材料的分析研究，对夏文化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与周邻相关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有关文化特征和性质作出判断；地理学家除对与夏王朝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地望进行历史地理研究外，近来还更多对地貌环境予以关注；天文学家借助文献中记载的发生于夏王朝时期的重要天文现象，对“仲康日食”、“五星联珠”等天文现象发生的绝对年代进行推算；物理学家主要是运用测年技术对考古学提供的标本进行绝对年代测定。

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互相参照，无疑为夏文化探索提供了更多的依据。1996年至2000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有关学术问题实施多学科联合共同探讨的方法。

文献记载中有关夏的活动线索涉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内蒙古、安徽、湖北、四川、浙江等省区十分广袤的地域，年代涉及前23世纪至前l6世纪约六百余年的跨度，在这样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分布着十多个不同的文化类型。为了有效地探索夏文化，有关学者必须最大限度地将夏文化确定在最可靠的时空范围内。因此，探索夏文化首先从三个方面着手研究：

首先是限定夏年范围。关于夏王朝所处的历史编年位置，以往中国历史教科书一般写作约前21世纪至前l6世纪。近年来在夏文化研究中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在前23世纪至前17世纪。这两种意见都是根据文献中有关夏、商、周三代积年的记载，由两周之际的周平王于前770年东迁雒邑为基点向前推算出来的。由于文献中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各自纪年记载不同，所以推算出来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由于后一说的推算多采用文献中所见三代纪年中较大数据，所以将夏王朝历史年代大约界定在前21世纪至前l6世纪之间的说法比较稳妥。

关于夏王朝本身的年代跨度，文献记载有所不同，主要有《古本竹书纪年》等记载的471年（或472年），《路史》记载的483年， 《帝王世纪》等文献记载的431年（或432年）， 《晋书．束哲传》记载的“夏年多于殷”等不同说法。

由于商王朝自汤至纣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多于夏王朝的十四世十七王，所以夏年不可能多于殷。

有学者统计过，汉以后各王朝每位皇帝平均在位26年，故夏王朝十七王亦不大可能超过450年，以400余年为宜。

其次是限定夏人活动地域。按照先秦时期有关夏人活动地域的文献记载，除了《左传·襄公四年》较为笼统地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外，还有一些对夏人活动地域的记载比较具体，如：

夏墟，《佐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大夏，《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国语·晋语》也说：“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按照考古学所发现西周初期晋国始封地在山西南部的事实判断，这两地亦应在晋南。

有夏之居，《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油，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表明河南面部地区伊、洛河流域是夏人活动地区。

由此看来，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属于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域范围，应当予以重视。

最后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寻找相应的文化遗存。上面所列出的两个标准大大限定了探寻夏文化的范围，即只有符合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绝对年代在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之间，相对年代介于当地龙山文化和商代早期文化之间，符合这样条件的文化遗存，才能够成为夏文化探讨的对象。

……

P10-12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各，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吏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短。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将专业知识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翰

二00三年十一月五日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瑷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00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