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半小说半纪实的笔法，详细记述了明清之际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作者在翔实的资料考察基础上，融会贯通而成这一段历史，以时代演变为线索，追述了几百年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及西方耶稣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及一系列变革。

本书以明清之际耶稣会的在华传教为主要线索，从明清两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罗马天主教廷及主要修会以及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对天主教传播的反应、作用、影响和相互间的矛盾消长等角度，全景式地勾勒了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二百多年间罗马天主教入华传播到黯然离开的整个过程，并较为详尽地叙述了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因果以及耶稣会东来对中西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由于在华耶稣会士独特的传教策略和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也使本书可以把这段时期许多貌似孤立的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从一个侧面反映明清之际政治递嬗和社会走向。

引子

第一章 向东方进军

第二章 东方

第三章 进入中华大地

第四章 泰西儒士

第五章 皇帝的门客

第六章 在中国的大地上

第七章 远游的人们

第八章 魂归天国

第九章 沈 教案

第十章 重负与神恩

第十一章 福建和北京的传教事业

第十二章 奇妙的和谐

第十三章 在清朝的帝廷中

第十四章 教廷的仲裁

第十五章 新航路

第十六章 杨光先教案

第十七章 天风甘雨

第十八章 法国耶稣会

第十九章 来自教廷的传教队伍

第二十章 在上帝面具的背后

第二十一章 礼仪之争（上）

第二十二章 礼仪之争（下）

第二十三章 传教的式微

第二十四章 文明的交汇

尾声：跨越希望的门槛

后记

参考书目

第一章 向东方进军

宗教改革是16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历史的主题和旗帜。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ur）、加尔文（Calvin）、茨温利等倡导的历时四十余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彻底打碎了笼罩在罗马天主教神学头上的神圣光环，一千多年来统治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第一次彻底地暴露出了自己的罪恶与黑暗，以至于使当时教会的神学法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教会已如此地改变，以致她失去了‘福音’性质的表征，而教会本身也找不出谦恭、节制、节欲及使徒的力量”。

半壁的欧洲世界背离了天主教，或行将分裂出去。

“你，我们的希望，已中选去复活找到我们与行为中早已被异教徒及僧侣们所遗忘的名字，去治愈我们的病痛，去团结基督的羊群于一栏之中，使我们的头免于愤怒的上帝的威胁性报复。”…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清晰地记得1534年自己即位时红衣主教团的致词，登基时的景象和致词中所寄予复兴教会的厚望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里回翔翻腾，难以忘怀。保罗三世决心恢复教会的尊严，即使失去教会现有的利益。

为了拯救教会以抗衡欧洲各地的宗教改革运动，保罗三世被迫进行“改革”。教皇与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以承认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在国内教务上有更大的权利和获得教会在当地的财产为条件，以换取他们共同反对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新教和其他一切令教会感到厌恶的东西。教务的重整同时发生在修道院，一批渎职和不守教规的教士被逐出教会，新式的修会组织被允许建立。1545年末，第十九届全基督教会议在迁延了九年之后终于在塔兰托召开，这个会期长达十八年的会议最终确立了以“塔兰托会议信纲”为标志的新的天主教教理，教廷在不违背基本教理的前提下改良教会、加强教皇集权、增设修院、消弭教会内部的矛盾和积弊，共同扑灭新教异端。教廷的这一系列回应宗教改革运动的举措，历史上就称之为“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运动”。

似乎是对教会“改革”的回报，不久，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John III）向教皇发出邀请，请传教士到他在远东的殖民地布道“牧民”。教廷当然知道约翰三世的如意算盘，但面对欧洲当时的形势，保罗三世不准备放过这个机会。在教皇看来，耶稣基督所说的箴言“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对此时四面受攻而焦头烂额的教会具有更直接而深刻的意义。

教皇心里有理想的传教人选，这就是新近成立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或按其创始人的叫法，耶稣连队。

耶稣会成立于1534年，倡导者、组织者和首任领导是罗耀拉。

伊格纳爵·德·罗耀拉（Ignacii de Royala），1492年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即加入军队。在1521年的一次与法军的作战中，罗耀拉受伤并成了法军俘虏，在接受复杂而痛苦的治疗时因见到了所谓的“异象”而矢志为基督和圣母服务余生。罗耀拉所采取的宣誓和修行的方式表明他确是唐·吉珂德的同胞：单骑外出、无目的地漫游四方，除了随身武器和胯下的一匹骡子外孑然一身——一个一无所有的冒险骑士。

1523年前后，罗耀拉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与一个摩尔人偶然相遇，两人遂结伴边走边谈，不久罗耀拉和摩尔人在宗教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摩尔人受过较好的教育且能言善辩，在说了许多令罗耀拉难以回答的侮辱圣母玛利亚的话后竞得意洋洋地离开了，圣母的骑士羞愤交加、热血沸腾，他犹豫不决是否应该追上摩尔人把他杀死还是按原定目标去朝圣。在一个岔路口他索性听凭胯下的骡子选择道路。骡子救了摩尔人，但罗耀拉在圣城也没有能劝化任何人。

发生改变的是罗耀拉自己，虽然在耶路撒冷最终没有建立哪怕些许的功绩，但旅途和在圣城的经历令罗耀拉感到知识的重要。

1524年以后的四年，回到欧洲的罗耀拉发愤读书，先后在巴塞罗那、巴黎等地攻读文学、哲学和神学，并开始撰写自己在基督异象的指引下“锻炼自己成为圣洁”的《灵性的操练》（Spiritual Exercises），这本直到1540年最终完成的书以后成为每一名耶稣会士入门的基础教籍。

1534年8月15日，罗耀拉和皮埃尔·拉斐佛尔（PierTe Lefevre）、方济各·沙勿略、迪戈·拉伊内兹（Diego Laynez）、阿方索·萨尔梅隆（Alfonso Salmeron）、尼古拉·伯巴迪拉（Nicolas Bobadilla）、西蒙·罗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z）等六位同道在巴黎蒙马特尔的一所教堂里宣誓“过穷人的生活、终身保持贞洁、对上级绝对服从”和“绝对服从罗马教皇”，做一个维护教会维护教皇的斗士。当时作为修士一般应发“三愿”，也就是上述的前三个“圣愿”，发“四愿”则是耶稣会有别于其他修会的特点之一。

天主教实行以奉罗马教皇为最高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具有统一的教义、组织制度和礼仪。教会内部不容许有任何非组织活动，因而罗马天主教内没有公开、明显的宗派。但教会内部存在着教皇控制下的众多的教士团体，这种教士的团体被称为修会。

修会最早出现于中世纪初期。伴随着教会的发展，不同的历史背景为修会的产生和生存规定了特定的任务，如隐身修行流行于中世纪初期，隐身修院就应时而生，最著名的就是本笃会；中世纪中期，为了维护教会铲除“异端”，托钵修会大行其道，其中的多明我会更是掌握了令全欧洲噤若寒蝉的“宗教裁判所”。每个修会有属于自己的组织、会规、方针、任务、活动形式和范围等，但成立须经教皇批准并为教皇控制、培养神职人员，为教区提供神父乃至主教。入会人员须发“神贫、贞洁、服从”三个圣愿，共同生活，放弃私有财产。兼办教育、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则是各种修会的共同特点。当然，由于整个教会的腐败和赢弱，16世纪时的修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到末途。

教廷“反宗教改革运动”使修会为之一变，不仅旧有修会纷纷改革，而且教会内部又出现了以耶稣会等为标志的新制修会和传教修会。当时各个修会的共同目标，就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罗马基督教会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复兴重振。

蒙马特尔的聚誓实际是耶稣会成立的雏形。罗耀拉等人自行组织的“耶稣会”继承了以往修会的传统，但为了实现重振教皇和教廷权威的目的，注重学习和精神控制是这个新兴修会有别于其他修会的主要特征，而其严格的组织体制、独特的传教策略和不惜一切达到目标的方针更令其在短时间内被教廷视为最生气勃勃、在欧洲被看作是最令人生畏的修会。

罗耀拉为会士确定了完整系统的学习内容以适应未来担负的任务。耶稣会不仅在吸收会员方面有着严格要求，而且规定人会会士必须再经过十二至十九年的学习和训练。这些学习包括初学院两年，文学院两年，哲学院三年，中学执教两年，然后再用至少四年时间学习神学。训练则以罗耀拉的《灵性的操练》为基础，同时还包括忏悔、祈祷、劝告的守则，以及如何提醒自己一直保持虔诚信仰等内容。

P1-4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

是年，北方的俺答汗率兵劫掠北京周围地区，东南沿海遭到来自海上倭寇的骚扰，帝国中部的山西、陕西一度发生饥荒。年中，因在对俺答汗的反击中虚报战功，已去世的大将军仇鸾被下令开棺戮尸并传首九边。

嘉靖皇帝依然像一个隐士那样成天蛰居宫中，与外界的联系只是依靠宦官和像严嵩那样少数的亲信大臣，而最能引起他兴趣的，则是与术士一起研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当然，有时被那些“不晓情理”的大臣逼急的时候，皇帝陛下也会用道家的扶乩来对国家大事作出抉择。

经过“大礼之争”的皇帝显然已对执政感到厌倦，对官僚队伍感到失望。

皇帝把自己局限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中，因此，明帝国也只能把自己局限在令皇帝感到舒泰安然的空间里。

嘉靖三十一年，委实是平常年代中的平常一年。

可嘉靖帝不知道，明帝国也不知道，就在整个1552年间，一个来自遥远异域的天主教传教士已完成了从叩响中国大门、准备在中国开教又到失败而死去的全部过程。

明帝国漠然地按着自己固有的节奏在固有的轨道上行进，一个外方人的死似乎——也的确是——无关宏旨。只有他的后继者才明白这位死去的传教士对传教事业所具有的意义：

最初的想法和实现它的最早努力都是他的，他的死亡和葬礼导致了传教的最后成功。这一情况证明他对创始者和奠基者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我们深信，当他向他的同道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他从他在天国的地位所成就的事业远超过他在人间奋斗的一生中出于热忱而产生的影响。沙勿略是耶稣会里第一个发觉这个庞大帝国的无数百姓是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的，他也是第一个抱有希望在他们当中传播信仰的人。

说这话的是一位意大利籍天主教士，名叫Matto Ricci，以后他也来到中国，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利玛窦；他所纪念和盛赞的那位死去的传教士叫Franciseco Xavier，是西班牙籍天主教士，中文译名方济各·沙勿略。悼词中提到的“想法”、“努力”和“事业”指的均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在中国开教！

明清之际耶稣会在华传教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课题。

本书并非学术著作，但内容所及有赖于历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仅注释所及和参考书目尚不足以涵盖中外学者对本专题的全部研究。不过，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曾完成了一篇内容相近的论文——《十六世纪耶稣会士人华与明代中国行政管理的制度性固弊》，其中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可算是对本书稿这方面的必要补充，并以此对在本领域拓荒和作出重大推动的学者先贤表示敬意。

16至18世纪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可以说是“保持纯正”和“讲求实效”之间的矛盾发展过程。“保持纯正”是从既往的历史中寻找依据和武器，“讲求实效”则从当时的具体条件中去总结和解释。对于每一代人，困难的不是对先人的评价，而是对先人精神遗产的继承，面对现实自己的选择。

由于内容所限，本书在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之外，只是出于需要兼及了同时期其他修会的在华传教和天主教东传到日本、印度等国家、地区的情况，对这些方面的个案描述、交互作用的研究和综合比较或许会有助于对其中任何一地的传教和社会文化变迁有更新颖、全面、科学的认识。

我对文史的爱好源自我的先外祖父郑万泽先生，至今还记得童年时代在他书桌旁东张西望的情景。虽然称不上幼承庭训，但我对文史方面具有持久的兴趣的确受其影响很深。本书如今得以出版，也可视为心香一瓣，用以寄托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最后，鉴于本书也可以列入宗教史范畴，我想借用教内书籍的习惯说，本书如果尚有值得称许的地方，那只是上帝通过我的笔以呈示其奥义和光荣，而至于那些写得不到或不对的地方，只能归因于我个人的驽钝和浅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