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意在将中华民族传统祖先——五帝的形象与踪迹勾勒出来，以考古学的发现与分析研究远古历史背景，找寻中国史前史的真凭实据，让考古与历史相互接近，走到一处。依据中国考古界李济、张光直、苏秉琦等诸多前辈的观察，尤其是立足苏秉琦中国六大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本书从多个遗址中分析其文化特征、文化中心的移动以及相互影响。从共祖人物的出现，黄帝与蚩尤、黄帝与炎帝大战的背景，尧舜治水的事件等，推导出中华民族始祖初现的时空范围。

本书摆脱了以往扭曲、简单的概念化理解，将五帝血肉丰满地复还到历史情境中，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了直观生动的认识。以考古和历史有机结合的论述方式，把五帝的真实凸现出来。深入浅出与艺术想象相结合的写作特点，使得本书文体活泼，除专业研究者外，适宜广大读者浏览，以满足大家探访祖先，寻觅传统的愿望和兴趣。

序

写在前面

一、走出迷茫——寻找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

 (一)徘徊疑古与信古路上

 (二)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金钥匙

 (三)聚焦三大考古区系

二、仰韶文化新认识——华族源起

 (一)寻根黄土塬

 (二)一个优生支系的诞生

 (三)从氏族到国家

 (四)花卉与华族

三、东南古文化的启示——夷夏交胜

 (一)鼎文化圈

 (二)泰山脚下虞舜迹

 (三)太湖之滨觅夏墟

 (四)夷夏交胜新解

四、圣地重现——北方古文化的突破

 (一)龙出辽河源

 (二)中国金字塔

 (三)神的世界与人文初祖

 (四)五千年古国在东北

五、碰撞与融合

 (一)华山玫瑰燕山龙

 (二)塞北古鬲的文明火花

 (三)黄炎相遇三岔口

 (四)唐虞汇聚汾河湾

六、考古展现五帝图景

 (一)新“三集团”说

 (二)涿鹿大战定乾坤

 (三)神权独占：绝地天通颛顼帝

 (四)与大自然抗争：洪水与治水

 (五)志在盟主：逐鹿中原

后记

谈起仰韶文化，首先要提到的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unnar.Andersson)。他是仰韶村遗址发掘的主持人，也是仰韶文化的定名者。1921年，当他得知仰韶村遗址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存时，他甚至挤占了他的本行而侧重于中国的史前考古工作。他惊喜于在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的中国黄土地带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仰韶文化，已有发达的农业，从事多种手工艺，形成长期定居且密集的大型聚落，还会制作和使用极其精美的彩陶，为此，他曾多次著书，从出土的陶器、石器的比较和人种学鉴定中，认为这就是现代汉族人的祖先，称仰韶文化就是“中华远古之文化”，称仰韶文化为“仰韶文明”。虽然安特生曾提出过仰韶文化的彩陶是受到西方影响的观点，一度在中国学术界受到批判，但他通过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执著地追溯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的那种精神和开创之功，却渐多地被肯定。对于安特生在探索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方面的学术成就和不足，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是这样评价的：

“仰韶文化从它的发现开始就是同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仰韶村遗址之后，以仰韶文化为线索，北到辽宁大小凌河，西到青海湖，西南到长江上游的川康甘孜，足迹几乎跑遍了仰韶文化影响所及的边沿地区，从他第一次发表关于仰韶村遗址考古论文到他写出以仰韶文化为中心内容的论著，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归纳到一点，就是试图以仰韶文化为中心，探索中华文化起源问题。他从仰韶村遗址认识到，鼎和鬲是中国古文化的特色，彩陶则与中亚有关，虽然他没能找到仰韶文化的真正根源，也没能对仰韶文化的范围加以界定，但从一个西方人眼光中，他已敏锐地意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并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的来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可等闲视之。”

从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至今，仰韶文化已经有80多个年头的发现和研究历史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在黄河中下游及其两岸的黄土地带，发现仰韶文化遗址2000余处，经大规模发掘、包括整体揭露的居住址和墓地共10余处，是中国史前诸考古文化中发现最早、工作最多、材料最丰富、也是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一种史前考古文化。为了寻找中华文化的根脉，好几代考古学家都曾摸爬滚打在黄土塬上下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20世纪50年代对半坡和庙底沟这两个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半坡遗址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揭露出房址46座，另有包括灶址的残房址80座，墓葬174座，陶窑6座，以及家畜圈栏等，是中国史前考古史上第一次对一个聚落址比较完整的发掘(图6)；庙底沟遗址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发现窖穴168座，房址2座，复原陶器600多件。尤其是根据这两处遗址文化特征的差别，提出了仰韶文化划分类型的问题，并将以半坡遗址为代表的遗存称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庙底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两个类型的划分，是仰韶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进展，因为这一类型的划分，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仰韶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群体的各自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上，这当然更接近于对仰韶文化本质特征和它们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的认识。然而，在这两个类型最初划分出来时，多以为它们之间是时间早晚的关系，并使孰早孰晚问题的讨论一度成为仰韶文化研究的主流导向，以至在两个类型划分后，它们在进一步研究仰韶文化内部群体差别及其相互关系以至追溯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未充分体现出来。与此有关的是，随着中原以外地区史前考古的进展，一些与仰韶文化相邻考古文化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具仰韶文化特征的因素，由于对仰韶文化总体特征的把握仍不够准确，一度将仰韶文化的影响所及也视为它的分布范围，从而把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扩大到北至大漠，南渐荆楚，西起甘青，东到鲁西，几乎遍及中国人口分布密集的大部分地区。看来，要从仰韶文化进一步追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起源，确定仰韶文化在五帝时代的地位，还要在考古学方法论上有新的突破。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苏秉琦于1965年发表了他研究仰韶文化的成果《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苏秉琦从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定量分析，寻找这一人们共同体的运动规律着手，将仰韶文化所划分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各自发展序列作了历史的、逻辑的归纳和重新界定，并以此为前提，就仰韶文化的年代分期、区域分布、发展道路、文化源流、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与周围诸史前文化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十多年后，又有新的提炼和补充。苏秉琦提出，仰韶文化的两个类型，即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是同源并平行发展相互依存的两个文化群体，它们各自前后期相应的质的变化，意味着仰韶文化前后期为由氏族向国家过渡的转折点。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两种类型，产生了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标志的庙底沟类型这一优生支系，就意味着5000年前在中原地区发生的一次“文明火花”。尤其是苏氏在对仰韶文化层层解剖的基础上，提出了仰韶文化“相当于神农氏时代”，仰韶文化就是“华族文化”，这是考古学家运用考古学科自身特有的方法，对史前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进行结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显而易见，这同以前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进行简单比附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为考古与历史系统、有机的结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按照苏秉琦的观点，仰韶文化在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史以及五帝时代的地位和作用，莫过于两个方面，一是“相当于神农氏时代”，一是“华族文化”。神农氏在传说中是农业的发明者，时间与五帝时代紧相衔接，华族的渊源，则有近人在着意追溯。顾名思义，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为五帝时代奠定基础的一个时期。在考古学上，这两个方面又集中体现于仰韶文化内部发生的一次裂变和由此而产生的优生支系庙底沟类型，因为庙底沟类型花卉图案彩陶发达，农业更为进步，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迅速，对相邻诸文化影响广泛，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和华族文化也更为接近。P18-21

顾颉刚先生整理中国古代传统，提出了层层累积的观念，以解释传统系统在时间轴在线的建构过程。顾氏的说法，表面上颇与考古地层学的观念相近，然而考古的地层一层便是一层，如果上下两层的文化各有自己的渊源，则上下之问未必有承袭的关系。

郭大顺先生清理五帝传统，都是真的从考古数据着手，遂能将时空两个轴线整合为原定古代传统的线索。《追寻五帝》的理论与实证基础坚实，因此有如此可佩的研究成果。

苏秉琦先生从大量考古资料中，依据地层学与形制学的线索，将中华大地的考古文化，理出区系类型的系统，终于实证地指出，中国的古代文化是许多系统之间的接触交流、迎拒与融合。这一宏伟理论，兼摄时空的多元互动。苏先生的贡献，不仅为中国考古学提示了解释演变的理论，我相信这一理论，还可适用于世界各处文化的互动过程。

郭大顺先生是苏先生的入室弟子，《追寻五帝》即是将苏先生的考古理论，施之于传说的研究。我在拙作《万古江河》中，论述中国历史文化的长程发展，以及近来全球化的展望，也是拜领苏先生理论的启示。

回到“五帝”这一课题，诚如郭先生的研究，这些古代传说中的人物，都有所归属，分别与古代若干族群的文化，有其一定的关系，凡此本书均有详细论列。除此之外，更多一步推论，我们也无妨瞩视古人为什么不断建构几个不甚相同的“五帝”系统？

我以为，古代族群众多，每一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祖先祠、英雄谱。在不断地融合与重组过程中，这些记忆中的重要形象，也必须重加编排，以建构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或者解释其接受与排斥的理由。最后，正如我们熟知的，“黄帝”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祖，“炎帝之后”勉强列为共祖的配角！

距今四五千年时，若干曾经兴盛的古代文化，忽然都趋于衰败，同时也有移徙别处的现象。只有本来并不十分出色的中原，不但存留了下来，而且竟形成后世中国的核心地区。在这里，又接纳融合了新来族群，确立了夏商周的“三代”。这一个沿着黄河两岸发展，西逾华山，东至海岱的核心地带，其文化英雄事迹是尧舜禹禅让与汤武征伐，凡此都足以延至这一核心地区政权的“合法性”。核心文化也可上溯其祖源，炎黄遂是其正统的先世，而将若干挑战者，列为反面人物，例如蚩尤与共工，甚至“诸夏”谱系之列的东夷英雄后羿，也只能列入闰统的另册，由少康取回诸夏的“合法”地位。

我以为，不同的“五帝”系统，可能是在不同情景下，将那些与核心有关联，却又不是核心直系的古代族群，以其英雄或祖先亲族，排列为一群可以接受，但又不必然是祖先的英雄谱系。于是，最为迩近的东方族群，有太昊、少昊代表日神崇拜的东夷集团，帝喾(高阳氏)则代表了原在北方，后裔中一部分迁移淮汉的祝融八姓，而颛项则以其隔离天人的大巫身份代表了可能原在渤海平原的族群。至于稍后接触与互动的南方蛮越与北方的戎狄之属，则只能在扩大同祖的旁系子孙，安排其位置。战国秦汉多次整理传说系统，或可作如此推测。

郭先生此书胜义，处处可见，读者自能体会，我不必多所絮叨。此书早已在香港出版，现在在内地出版，实是国内考古学界的好事。苏秉琦先生一生献身于建构理论系统，从他早年瓦鬲的整理，到区系类型的方法学，为中国考古学，以实际数据的归纳，提出纲举目张的阐释。我读书时不在中国，未能亲炙大师教诲，仅能从他的研究，私淑体会博大精深之处。郭大顺先生是苏先生的大弟子之一，在苏先生百年冥寿之时，将本书引回内地，庶几考古学家以外的读者，也有开卷得益，诚是可喜之盛事！嘱我为序，十分荣幸，谨以管见献曝高明。

许倬云谨序  2009年11月19日

10年前，我应香港商务印书馆之邀，撰写了《追寻五帝》一书。记得当时编辑对书的写作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内容要紧扣五帝，二是从语言到内容都要尽量通俗化。对于前者，着重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以考古研究成果为主进行与古史传说的结合，具体比附，则引与考古成果接近的前人观点为主。对于后者，因为这同考古学追求的科学化和大众化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在写作中作了较多努力，也有了更多体会。

此后，随着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这方面的讨论渐多。我在参加2005年郑州有关研讨会时，又曾概略地介绍了本书所引苏秉琦先生的观点，即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这两方面对五帝时代进行考古与历史整合的方法与研究成果：五帝时代可分为以黄帝颛项为代表和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前后两期，与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的划分与演变相吻合，史书有关“诸侯相侵伐”和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在中原及中原以外的北方和东南方不断接触的记载，与史前时期各大区考古文化频繁交汇又以四周向中原汇聚的趋势为主的轨迹相应。从而强调，20多年来中国史前考古最重要的成果，是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个五帝时代。

今年适逢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在整理先生资料时，更加感受到，苏先生是把古史传说与考古研究成果的结合作为学科的一个终极目标而“念念不忘”的，在刚刚出版的《苏秉琦文集》中，也收入了徐炳昶先生与苏秉琦先生合著、1947年刊于《史学集刊》的《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和苏先生《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刊于《考古学报》1965年1期)中未发表的第十章《仰韶文化与历史传说》。辽宁人民出版社在此时将我的《追寻五帝》再版，也是表达对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之意。

许倬云先生在10年前本书刚出版时，就对以考古研究成果为主与古史传说相整合的做法予以肯定，这次再版，又承蒙许先生赐序，对许先生的热情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09年12月10日

把从前的自炎黄至商中叶的传说时代，一笔抹杀，送它到神话区域里面封锁起来，却是大错而特错的。……自炎黄至商巾叶的传说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从神话时代到历史时代的实在过渡。

——选自本书作者导师苏秉琦先生1947年的论文《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

正如世界别处的人类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传说与神话。传颂着古代英雄的事迹，其中有些人物竟成为超凡的神人。在古代，这些神话及传说，常与历史混淆，必须经过清理，才能窥见隐伏的历史事迹。

——选自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先生《万古江河》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