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的这些历史散文纵横挥洒，同时又针脚细密。不论是龚自珍、郑板桥、沈复还是袁枚，赵孟頫、李渔，作家对于这些骚人墨客的生平、作品以及当时的文学史气氛都相当熟悉。作家不是一字一句地抄录史书，而是按照胸中沟壑裁剪史料，舒卷自如，大开大阖。这些历史散文的叙述语句时常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叙述人的感喟、沉思，想像、猜测、分析。叹息密集地交织在事件的陈述之中，形成了张弛有致的节奏。这既是历史事件的叙述，又是叙述人与历史的持续对话。这种叙述表明，作家已经沉入历史，追抚当年，而不是超然地伫立于历史之外高谈阔论。

本书共一十六篇，实际上是十六个传统文人的个案分析。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相似?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止步于哪一道历史门槛面前?这一批历史散文尽可能让十六个著名人物返回到当时的历史脉络之中，呈现他们性格之中的历史必然。相对地说，散文和随笔仍然保了对于历史的传统尊重。对于这些作家说来，历史不是娱乐，历史的意义是思想的启迪。借历史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绵延不绝的历史感慨证胆了隐在胸中的不平之气。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客杭日记始末

背景链接：郭畀传略

西塞山本事

背景链接：张志和传略

明朝来信

背景链接：袁宏道传略

金圣叹的面目

背景链接：金圣叹传略

从松雪斋到鸥波亭

背景链接：赵孟頫传略

梅花草堂主人

背景链接：张大复传略

吴梅村事略

背景链接：吴梅村传略

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新闻

背景链接：李渔传略

余怀出游

背景链接：余怀传略

沈复自述

背景链接：沈复传略

随园食事及其它

背景链接：袁枚传略

清朝的李白

背景链接：黄景仁传略

两个板桥

背景链接：郑板桥传略

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

背景链接：龚自珍传略

潜园传奇

背景链接：陆心源传略

柳亚子的牢骚

背景链接：柳亚子传略

后记

《客杭日记》始末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满天，寒气逼人，候北关门，接待寺钟响，换舟入城”。七百年前秋天的某个早晨，一位前来谋取升职的镇江文人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杭州之行。曙光刚刚刷亮江浙行省官署前睡意朦胧的石狮，他已来到这权欲横流的元廷江南行政中枢，在礼部、照磨所、儒学提举司等办事衙门作穿梭般的拜访谒造，包括会见亲戚、同乡、旧友、上司，分赠土产，递交推荐信和个人求职申请，并尽可能争取打听到更多的内幕消息。这位时年二十八岁的年轻男人身体羸弱，目光明亮，生有一双女人般的小手和一 部美髯。当天晚些时候他下榻于城中位于清河坊附近的施水坊桥梳头沈待诏之楼，与一位同样来杭谋职的金坛人尹子源正好同寓。由于内心为即将实现的职业理想所激动，加上考虑到在杭期间官场应酬所必不可少，当房主人具酒为之洗尘时，他轻易甚至不无欣然地破除了禁绝已久的酒戒。夜深以后，前来看望的朋友们陆续散去，他在床前一只内置便桶的矮柜上秉烛写日记。由于一天应酬下来实在太累，只勉强记了一百来字就草草上床安歇。　　此前二十余天他一直在为这次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行程作准备──从经济学和关系学两个方面。其间又有一半时间用于旅途，一半时间在家乡镇江精心谋划。“为甘露寺本无传长老钞经，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笔者，书小楷数千而不伐，可爱可爱”。“同白无咎到太平寺观壁上画，水中作一笔，绕之不断。立视久之，若汹涌生动之意，奇笔也”。没有人相信出现在日记开头部分的这种羽扇纶巾式的风雅，竟然只是一篇重彩浓墨的世俗文章的一部分──作为点缀与过渡。事实上正是这位甘露寺里赠笔的客人为他带来了约定中的有关杭州的最新消息。而后者白无咎的父亲白珽曾任位高权重的江浙儒学副提举一职，对白拜访的本意说穿了不过为求得一通荐书。所恨事有不偕，“值出江阴未回，乃子无咎、无华留饮”。因此无锡太平寺观壁上画云云，同样也是迫于无奈──将下一班夜航船到来之前的时间胡乱打发掉。　　接下来他急急赶去苏州平望，那里居住着另一位刚下职的江浙儒学副提举诗人龚璛。当晚他在龚家“留宿具晚饭，饭已，留灯夜话，是夕多蚊。”这样的悠闲与惬意是否意味着事情已经有了眉目？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随后几天的日记中，我们将看到这封荐书已经顺利到达了主管部门的官员手里：“省西见张菊存下龚子敬书”。随便提一句，像白珽、龚子敬这样的名字，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名头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比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码不亚于苦茶庵里的周二先生和半隐于浙江石门镇的缘缘堂主人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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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南　帆　　消费时代的一个杰作即是，把历史改造为抢手的商品。一批作家和导演发现了历史的商业价值，电视屏幕和多卷本小说之中晃动着大批古代的帝王、侠客、青楼女子和浪荡文人。还珠格格式的成功带动许多人到史书典籍之中淘金。沉重的历史正在变成一系列轻佻的恩怨情仇，巧妙地赚取人们的眼泪、笑声和钞票。　　相对地说，散文和随笔仍然保存了对于历史的传统尊重。对于这些作家说来，历史不是娱乐；历史的意义是思想的启迪。借历史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绵延不绝的历史感慨证明了隐在胸中的不平之气。心如止水的人可以研究历史，但不会因为历史而沧然涕下。作家转身拈起了历史，目的不是考据订正――他们有更多的话要说。　　当然，并不是涉入历史的散文一概精采。相反，许多作家常常被历史的重量拖垮了。摘一些冷僻的史料，发几句众所周知的清议，这是多数历史散文的通用模式。有史料而无史识，跛脚的历史散文比比皆是。他们那里，历史不过一个遥远的事件，思想来自某一本通俗理论著作，叙述人“我”如同中药房里把秤的药剂师：三钱引文，二钱议论，一撮联想，兑入某些伪造的思古幽情，另加比附反讽与卒章点题――这些材料煎熬出来的历史散文犹如不痛不痒的感冒冲剂。我时常任意地翻阅一些刊物，暗中等待一些思深虑远、气盛言精、神采奕奕的历史散文。必须承认，柯平先生的《书生论剑》令我吃了一惊。《书生论剑》计一十六篇，多是记述明清一些著名文人的人生。大约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的一个遗憾已经相当强烈――为什么我没能早些发现这一批散文呢？　　我想首先提到的是《书生论剑》的叙述。这些历史散文纵横挥洒，同时又针脚细密。不论是龚自珍、郑板桥、沈复还是袁枚、赵孟頫、李渔，作家对于这些骚人墨客的生平、作品以及当时的文学史气氛都相当熟悉。作家不是一字一句地抄录史书，而是按照胸中沟壑裁剪史料，舒卷自如，大开大阖。这些历史散文的叙述语句时常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叙述人的感喟、沉思、想象、猜测、分析、叹息密集地交织在事件的陈述之中，形成了张弛有致的节奏。这既是历史事件的叙述，又是叙述人与历史的持续对话。这种叙述表明，作家已经沉入历史，追抚当年，而不是超然地伫立于历史之外高谈阔论。　　《书生论剑》一十六篇，实际上是十六个传统文人的个案分析。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相似？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止步于哪一道历史门槛面前？这一批历史散文尽可能让十六个著名人物返回当时的历史脉络之中，呈现他们性格之中的历史必然。　　《书生论剑》之中出场的骚人墨客性格各异。他们多半才高八斗；然而，现今看来，他们身上又有如此明显的人格弱点。龚自珍虚荣地吹嘘自己的艳遇，郑板桥用装腔作势谋利，黄仲则恃才而放纵自己的乖戾，柳亚子自视甚高因而伸手索官，从郭畀到袁宏道皆热衷奔走于达官贵人的门下，吴梅村、赵孟頫终于从前朝遗民到腆颜事敌……总而言之，许多文人的生活都和政治权势发生了复杂的联系。无论渴望还是失望，投机还是不屑，政治权势始终是他们生活之中不可回避的重心所在。他们的人生必须根据与政治权势的关系来定位。科举应试，卑躬屈膝地索取名流的推荐信，得到一官半职，趾高气扬地顾盼自雄，官场失意挂冠而去，寄情山水，愤世嫉俗，妓女倡优，僧道药酒，或者标榜人格形象，或者觑破了世态炎凉而领悟了人生真谛――许多传统文人基本上就是在上述的生活之中打圈子。这种生活已经形成一个二元的结构。主导这个结构的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朝如此，在野如彼，庙堂或者江湖，舍此二元，别无他途。这就是传统文人全部的人生棋盘。　　从《书生论剑》之中的文人形象身上可以发现，政治权势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根据柯平先生的考察，矜才使气、自命风流甚至飘然出世仅仅是这些文人制造的假象；事实上，他们对于权贵的日子垂着三尺长的涎水。即使是金圣叹这种放诞的性格，一旦听到皇帝老儿一句无足轻重的赞语，立即就“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这证明，政治权势的威望深深地蛰伏在这批文人的无意识之中。相对地说，郑板桥更为擅长巧妙地与政治权势周旋。他时而阿谀权贵，当上了一个小官；时而傲视权贵，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这样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形象与性情都截然相反的两个板桥：一个清高、内省、磊落坦荡，为民请命。一个世故、轻浮、追名逐利，工于心机。有时，当我面对他全集扉页上那张满脸皱纹，下巴有一撮山羊胡子，目光闪烁的尖脸，心中难免会不生这样难以释怀的自我疑惑：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所认识的郑板桥呢？”然而，无论是哪一个郑板桥，他的精采――当然也是他的狡猾――就在于都能够以相宜的方式从政治权势之中获利。　　相对而言，赵孟頫与吴梅村与政治权势的关系更为复杂。他们都遇上了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时刻。赵孟頫与吴梅村都曾苦心孤旨地设计自己步入仕途的方式。赵孟頫是宋室遗民，同时又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对他说来，要不要改节仕元，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赌博。然而，这是用一辈子的名声赌什么？仅仅是利用权力作威作福吗？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向吴梅村提出。吴梅村少年得志，早早进入官场，很快就在党争和倾轧之中败北。清朝政权稳固之后，吴梅村扮演了一段不食周粟的前朝遗老。可是，他还是无法长期隐于林下。经过一番策划，他再度以文坛盟主和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向新的政治主人索取赏赐。封侯拜相是他难以释怀的心愿。如同其他许多文人一样，赵孟頫和吴梅村的艺术才能赢得的经济收入决不亚于朝廷俸禄，他们手里的钱财足以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基本费用――阔绰的庄园和纵情声色的放纵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的为官生涯并不快乐。付出了名节的惨重代价之后，赵孟頫还是被忽必烈皇帝吓得心惊胆战，怏怏而退。吴梅村忍辱负重，惨淡经营，盼到手的竟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吏，以至于他晚年痛悔不已：“误尽平生是一官！”现今，人们之所以认识赵孟頫或者吴梅村，他们的官阶没有任何意义――人们记住的是一个艺术家和一个诗人。仕途云诘波诡，险象环生，四处都是陷阱，对于赵孟頫和吴梅村这些人说来，只有文学和艺术才是他们所能过问的事情。相似的事例已经如此之多，赵孟頫和吴梅村又是如此聪明的角色，然而，为什么他们念兹在兹的还是仕途、仕途、仕途？　　的确，阅读《书生论剑》的时候，我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传统文人飞蛾扑火般地投入政治权力体系，甚至不惜用一生的艺术声望和人格气节换取一个七品芝麻官？在我看来，趋炎附势或者贪欲、虚荣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点。　　我想，至少必须考虑到《书生论剑》之中这一批文人面临的社会环境。他们自幼读圣贤书，皓首穷经，孜孜不倦，一方面期待效力于社会，担纲社稷大事，另一方面期待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两方面的成功是传统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势，这些梦想才可能实现。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报纸和刊物尚未出现，当时的出版行业远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网络。不论是建国方略还是道德理想，他们的理论观念、设想和种种见解只能借助特定的权力体系传播和实践。现代社会，众多职业知识分子寄身于大学。这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势的文化空间。大学是一个思想库，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时常发出独特的声音。然而，无论规模还是机制，传统的书院和私塾远远无法与现代大学相提并论。书院和私塾仅供传统文人和一些同好、弟子交流思想而不可能成为他们展示远大抱负的舞台。退居名山，讲经布道，这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如果不愿意让安邦治国的良策烂在腹中，那么，除了依附政治权力体系，这一批文人还有什么选择呢？　　虽然这一批文人多半是诗人和艺术家。然而，在他们心目中，文学或者艺术并不是值得献身的至高理想。几笔山水，一手好字，数卷诗集，这些成就与显赫的政治功名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他们说来，艺术声望更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以诗人或者艺术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似乎委屈了他们。功德圆满之后吟诗作赋，这是一番雅事；如果把文学和艺术当作主业，那就是玩物丧志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由于这种理想，即使杜甫也会心甘情愿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作家和艺术家是一种独立的身份，一流作家和艺术家的贡献以及声望决不亚于政治家，他们甚至是另一个世界的上帝――这是很久以后的观念了。这种观念必须在文学和艺术独立之后才可能得到认可。至少可以从《书生论剑》之中看到，这一批文人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一大批文人的梦想总是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之中撞得粉碎。他们的才能与权力的运作方式格格不入，还有一些文人――例如袁宏道――不堪官场繁文缛节的拘禁，狼狈出逃。文章憎命达。总之，他们不得不从“兼济”之梦退向“独善”的现实。可以从《书生论剑》之中看到，所谓的“独善”往往是另一种舒适的隐居生活。不同于北方的天寒地冻，江南文人可以轻易地遁入自然。他们时常飘浮在明镜般的水面，泛舟浮游成了他们人生的某种隐喻。许多文人临水筑园，专注地沉溺于诗画之中。这时，不少文人本能地察觉到，文学和艺术隐然地保存了某种疏离乃至反抗权力的意味。尽管许多文人心犹不甘，但是，逐出政治权势往往伴随了一个巨大的精神解放――这甚至是许多文人产生艺术飞跃的原因。这时，他们的命运与艺术的天命不期而遇。　　尽管如此，这一批文人的革命性有限。《书生论剑》之中，最为彻底的反叛者大约是一身蓑衣、独自吟唱“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张志和了。他栖息于一条舴艋舟之中，甚至不愿意上岸敷衍地与权贵们握个手。其他文人无非在失意的时刻画一些梅兰竹自况，或者寄情山水，隐身林下；或者挟妓招摇，放浪形骸。不合作――这是许多文人的象征性姿态，也是他们抵制权力的全部内容。通常，这是一种没有危险的逃避，一种乐在其中的反抗。先秦时期的村夫野老早就遗下一首著名的小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其实，即使下决心“不合作”的时候，龚自珍、余怀或者赵孟頫与吴梅村们也没有比这些村夫野老走得更远。　　《书生论剑》之中的许多事实证明，许多失势的文人仍然怀有幻想――他们时刻等待朝廷的再度召唤。即使他们去意已决，这种“不合作”成就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名节。他们的“不合作”不会损害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无论是滔滔的治国宏论还是画在纸上的梅兰竹，这一批文人都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提出质疑。《明朝来信》之中的袁宏道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他竭尽全力逃离宦海，而且在一封长信之中阐述了人生的五大快乐，从感官享受到读书写作，从泛舟漂浮到歌舞宴席。尤为另类的是，上述的快乐散尽千金之后，最后一个人生快乐竟是托钵行乞。这对于学而优则仕之类的理念不啻于莫大的反讽。然而，即使如此，袁宏道仍然不可能正面向权力运行机制进行犀利的挑战。　　这一批骚人墨客身上有没有可能寄存了某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他们身上是否隐然地体现了未来历史的某种胚芽？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助于考察某些文人的复杂表现――考察他们如何巧妙地使用独特的文化资本，如何利用文化资本与权力体系形成一种隐秘的交换关系，并且如何萌生出另一种人生理念。这个意义上，《书生论剑》之中的《梅花草堂主人》、《随园食事及其他》、《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三篇引动了我的不少联想。　　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与随园园主袁枚的遭遇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常识渊博的张大复屡试不第，三十四岁才勉强考了个秀才。尽管诗礼人家争相延聘，但是，近于盲人的张大复晚年还是相当凄苦：“盲杖。笔砚。清谈与冥思，加上继子张桐瘦削的肩膀，对他来说几乎已成为生活的全部。”相形之下，袁枚的日子风光无限：“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随园的“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袁枚“早晨起来要喝惠泉 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镜子。……”《随园食事及其他》揭示了袁枚庞大开销的来源：《随园诗话》入选者的孝敬，书籍本身的销售，替人写作序言、碑、传墓志挣下的一大把润笔，另外，袁枚在吟风弄月之余还拿出一大笔巨款放贷或者投资实业。很大程度上，袁枚类似于现今当红的文化明星。袁枚不仅拥有罕见的才赋，更为罕见的是，他从容不迫地将这种才赋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且完全兑现为经济利益。这意味着，袁枚成功地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这种配置之中，仕途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首要的出路。无论是赞许袁枚的通达还是痛诋他的投机、道德沦丧，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袁枚的身世意味深长地逸出了传统文人的模式。他既寄生于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同时又开拓出某种前所未有的空间。　　某种程度上，李渔是与袁枚是一丘之貉。李渔对于仕途无所用心。除了戏剧之外，李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享乐主义者。他告别了仕途功名，转身返回自己的家中。李渔远不如袁枚富有，这肯定他乐意亲自动手重要理由。他将文学之外过剩的才智用于追求生活质量，家是他施展身手的唯一场所。无论是马桶、蚊帐、箱笼箧笥还是窗户、暖椅、凉杌、厨艺，李渔的革新都极富创意，令人拍案叫绝。他的确没有为自己胸无大志而羞愧，李渔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才情投入世俗生活的情趣，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相对于那些古板僵硬的封建士大夫，李渔堪称另一种人生楷模。他以享乐主义的姿态隐然地解构了圣贤的古训。就《书生论剑》而言，袁枚和李渔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新的历史动向，尽管他们远不是作家最为崇敬的人物。　　令人感叹的是，袁枚或者李渔所代表的历史动向并没有机会大规模的扩张。市场、消费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封建社会并不是以渐进的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惊天动地的革命和战争更为有力地截断了古老的历史，并且划出了一道新的地平线。五四新文化运动扯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胡适的八项主张、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成为崭新的文化风景。相形之下，岁寒三友之类的象征空洞陈腐，泛舟江湖的出世之姿软弱无力。即使那些传统文人天份高绝，他们也只能在一个陈旧的框架之中踯躅，找不到真正的突破口。质疑皇权，倡扬民主，唤醒民众推翻黑暗的铁屋子，这只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仅是因为良知或者个人观感而关心民瘼，他们也不仅因为儒家、佛家或者道家的学说节欲自重，修炼人格。个人、社会、科学、道德伦理等一系列问题都在现代知识――例如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总之，《书生论剑》之中的那些文人镶嵌在古老的历史之中，越退越远，渐渐成为绝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们留下的是感喟，是启迪，是不尽的历史思索。什么叫作历史散文？漫漫的历史风尘和感喟、启迪、思索――这就是了。

　　去年深冬的一个黄昏，从外地回湖州，一时心血来潮想到要看运河，于是让开车的朋友拐道去了塘栖。沿着残阳下清冷的古河道闲走，又在当地那座建于明代弘治十一年的广济桥头坐了一会。突然想起本书中的十六个人物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于此行经的记录，或赴考，或谋职，或访友，或探亲，或载美同游，或进行商业活动，风尘仆仆，无一例外。而大浪淘沙，水流花谢，江山依然，斯人何在？一时难免有些伤感。　　散文究竟应该怎么写？也许，这个问题的标准句式应当是：散文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袁宏道提出了他“尽翻窠臼，自出手眼”的偏激观点，英国人则认为必须像“有趣味性的谈话”才够味。周作人有个比喻：自己的园地。他说，“种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自己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而董桥的“须学、须识、须情”“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虽然说得精辟，毕竟为一般写作者所难以企及。就像书中郑板桥到处宣称难得糊涂，在实际生活中却被证明精明到了极点。因此，我最欣赏的还是一个朋友酒后的一句狠话：“说那么多干什么？写就得了！”　　十年闲居家中，书看了不少，学业上却没什么长进，正如朱彝尊当年所自嘲的那样：“学书不成，学剑不成”。看书饮酒之余，偶尔也曾想到要动动笔，于是就写了这么本东西。也不管它什么文体、师承、内容、形式、怎么顺手就怎么写。承蒙浙江《江南》杂志谢鲁渤先生相邀，曾以专栏形式在该刊连续刊登了三年，其中有几篇被人贴到网上，颇获谬赞。在去年的书稿论证会上，来自上海的评论家吴俊先生使用了这样一个定语：“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统一体”。广东的谢有顺先生另外有个说法叫做：“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试图纠正历史上的某种偏见”。至于南帆先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文，更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在此一并谢过。　　二十年前初涉文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后来读了点书，又喜欢标榜“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至于真正的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坦率说，我到现在还是半明半昧。即使有时有些心得，可能一段时间后又会为自己所推翻。当年洞山和尚在有人问他什么是佛的时候回答说：“麻三斤”。而我谈的是自己的作品，加上也不指望能有老和尚那样的禅机与定力，只好老老实实说了这些。　　二○○四年六月十日作者记

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试图纠正历史上的某种偏见。

谢有顺《研讨会发言记录》

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统一体。

吴 俊《研讨会绶言记录》

柯平的《阴阳脸》，于古代近代的文人文事间写出历史的苍茫，博学、智慧、从容、飘逸。

周维强《沙漏的舞蹈》

 《随园食事及其他》，作者柯平。描写袁枚其人，好看。

王安忆《我读我看》

从《西湖》读你以散文形式写西塞山，不禁心向往之……我欣喜于有些散文中的诗，比诗中的诗还多。还浓郁。

邵燕祥《与作者书》

《阴阳脸》一十六篇，实际上是十六个传统文人的个案分析。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相似?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止步于哪一道历史门槛面前?作者尽可能让十六个著名人物返回当时的历史脉络之中，呈现他们性格之中的历史必然。

南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