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精)》是一本“加缪的生命观念史”，选取了加缪生命中的几个事件与侧面，为读者展现他与某些思想观念做斗争的过程，特别是与道德观念。作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从事件与证据中倾听，并试图解答围绕在加缪身上的疑问和争议，同时保留自己发出批判性意见的权利，是为一种谨慎而新颖的传记写法。

??罗伯特·泽拉塔斯基聚焦加缪作为一位作家、一位知识分子，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四个重要事件，《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精)》思考了阿尔贝·加缪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声音，又何以对今天的我们仍然重要。

??这是关于阿尔贝·加缪最简洁有力的思想传记，为所有困惑于人类荒诞处境的人提供了道德生活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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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罗伯特·泽拉塔斯基（Robert Zaretsky），美国休斯敦大学荣誉学院法国史教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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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述涉及法国史、哲学史诸领域，在加缪研究界有一席之地。著作另有《不负此生：阿尔贝·加缪和对意义的探寻》（A  Life  Worth Living: Albert Camus and the Quest for Meaning）、《哲学家之争：卢梭、休谟和人类理解的局限》（The  Philosopher’s Quarrel: Rousseau, Hume and the Limi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合著）、《尼姆战争》（Nimes at Wa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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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译者王兴亮，1994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7年复旦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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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系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苏科技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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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校译者贾晓光，英国爱丁堡大学翻译学硕士，现供职于出版社，业余从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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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需要武装吗

关于加缪

第一章?1939：从梅奥郡到卡比利亚

第二章?1945：封锁线上的道德主义者

第三章?1952：法国悲剧

第四章?1956：随之而来的沉默

后记

注释

索引

致谢

??作为阿尔及尔大学的一名学生，加缪的学位论文以新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为主题。论文主要是一些二手资料及不出彩的注释的结合物，但它仍然令加缪感到亲切。26部分原因或许是加缪对这一主题较为熟悉。奥古斯丁出生在今天的利比亚地区，加缪喜欢称其为“另一个北非人”。奥古斯丁要求，世界揭示一个终极意义，同时也在和它的情欲诱惑作斗争。在他的《忏悔录》里，奥古斯丁叙述了他和性欲所作的伟大斗争，以及他对上帝的爱和对肉欲世界的爱之间难以承受的紧张关系。奥古斯丁因此几近发狂，发出了他最为著名的祷告：“上帝拯救我，但不是现在。”和奥古斯丁一样，加缪深刻意识到物质世界的力量和欢愉；和奥古斯丁一样，他也知道自然本身不能提供任何教益。但他们的分歧在于：对奥古斯丁来说，上帝自己就有答案；但对于加缪，人类拥有的只是疑问。

??在某种显著的意义上，加缪在法国共产党的经历类似于奥古斯丁对摩尼教的体验。他认为，没有其他信仰体系能够更好地诠释我们生命的特征。摩尼教徒确信有两种对立实体的存在：善与恶，前者与光明相联系，后者与黑暗或物质相联系。他们说，从时间开始的时候，这两种因素就纠缠在一起，剧烈斗争，随着耶稣的降临而达到高潮。一种深切的渴望贯穿了这种信仰体系：救赎那些被物质世界囚禁、玷污的光明因素。从堕落的那一刻开始，人类和上帝就努力重新相聚并净化自身，使自己纯洁起来。总之，人类不再仅仅是历史的从属，他们现在成为了演员。

??摩尼教由此提供了一种关于上帝的理性概念：上帝沉浸在基督教的拯救激情中。这是一种对救赎的崇拜，但相比基督教辨惑学，它的表达具备更高的智力上的严谨。若要调和恶的存在与善的脆弱，还有比断言它们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普遍冲动更好的方式吗?同样重要的是，摩尼教徒满足了一位年轻人对行动的渴求和他为善而斗争的愿望。因此，年轻的奥古斯丁怀着对意义和行动的热切渴望，加入了摩尼教众。然而他从来没有亲近他们：最后，他们僵化的方法失败了，无法提供他要求的答案。几年之后，他选择了离开，焦虑而不满的他最终皈依了基督教。

??加缪对共产党人也同样感到不安。尽管党允许这个年轻人为了全人类未来的“善”去工作，但它却不能容忍党员去质疑它的信条。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正确，当地的党组织被要求把曾经的同盟——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抹黑成法西斯帮凶。加缪对此提出了抗议。毕竟，他的责任之一就是召募这些阿拉伯成员：他感到，如果否定这项活动，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尽管地方领袖对加缪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同情，尤其是阿马尔(Amar Ouzegane)，但他们的灵活性毕竟有限。1937年11月，加缪被驱逐出党——其实只是走个形式，因为他早已经自行其是了。他不愿抛弃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即使其他人坚持说，就算没有他，历史这辆列车也正在驶出车站。

??P29-31

??天使需要武装吗

??张念

??对于中国读者，阿尔贝·加缪并不陌生。几乎所有的当代先锋小说家，都能背诵出加缪小说《局外人》的第一个句子：“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其实是两个句子，仅仅在陈述序列上相继，但内容没有任何关联，如两张摆放在一起的照片。20世纪90年代，人们被这种将脑子浸在冰水里的文学风格迷住了，《西西弗神话》为那种成为日常英雄的意愿，找到了鲜明而深刻的文学证据。

??当人们能够聚集的地方只是饭局和私人客厅，文学意义上的存在主义，作为思想底色，成为一代知识人独自取暖的微光。为公共生活的丧失找到一种合理的态度，文学加缪之于我们的当代经验是及时的安慰，而今，读到手里的这本《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以下简称《生命要素》)，才发现，真正的荒谬辩证法在于，“局外人”成了历史迷局中飞翔的天使，以孱弱的身躯一次次冲撞大地，而震荡的辐射波让法兰西意义上的道德主义变成了焦土。现在，这个“局外人”，走出了文学庇护所。真实世界的残酷在于，任何主动的行为都充满意想不到的危险性。

??当然，阅读他人的《生命要素》，是为了通过阅读行为，在紧要的记忆点上，来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对质。作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截取了加缪的四个处境性身份：1939年作为记者，1945年作为审判者，1952年作为论战者，1956年作为缄默者。作者在尽力复原当时的场景，尽量减低先人为主的立场性判断，是的，非常加缪式地、非常存在主义地跟随事件的展开，引发了这些至今还在纠缠人们的问题：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主权难民以及精神流亡者。暴力能够终止吗?道德力量和政治判断孰轻孰重?成为好人还是成为正确的人?立场是心智的腐蚀剂吗?去读就是去和加缪照面，必须问的是：人间天使需要武装吗?

??一

??在加缪的时代，没有任何知识分子能够像他们的前辈启蒙思想家那样，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从容观察这个世界，并记录下理智的判断。“二战”席卷之后，审判必须进行，接着就是作为宗主国的法兰西陷入殖民和反殖民的战争中。积极介入，论战的硝烟仿佛是那场军事战争的幽灵，纠缠着每一颗睿智的大脑。判断作为一种智识责任，其紧迫性撕扯着知识人的神经；显示自己并且参与行动，是加缪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生命经验。1957年，加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盛赞他的道德勇气；1960年加缪死于车祸，人们在他的手提皮包里，发现了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是部自传体小说，一种努力理解自身的强烈意愿浸透在每一行句子里。在这部手稿中，“局外人”彻底失踪了，记忆的声调变得庄重繁复起来。加缪重返青少年时代的阿尔及尔，地中海的潮湿和闷热——法属殖民地的标志性气候，杜拉斯的湄公河也是这样——赋予人们一种天然的迟钝，痛苦反而是一种奢侈的情绪。贫困倒在其次，在那种如野草般无人过问的漫长的成长期，孱弱的个体只能从小狗的气息里，去讨要存活的意志。这次，存在主义的文学代言人开始絮絮叨叨，真实的生活世界在文字影像里被客观地记录下来，亲戚、家庭成员、小伙伴、破败的农庄，以及贫苦、疾病、仇恨、友谊、冲突、恐惧从四面八方袭来，但最惊心动魄的斗争却发生在主人公小雅克和祖母之间，那是一双皮靴的谜案。为了避免磨损，祖母给孩子们的鞋底钉上小圆钉，而喜欢踢球的雅克每次从球场回来，都要做一番手脚，才能掩盖鞋底被磨损的痕迹，逃过祖母的火眼金睛以及惩罚。

??这个个人，和加缪最喜欢谈论的克尔凯郭尔也没有任何关系——后者在童年时代被父亲滥用的欧洲教养驯化成了一个沧桑的老者，而加缪的童年已经被某种莫名的外部力量彻底钳制，他花尽心思要完成的是：怎样让一双正在被使用的鞋成为不朽，这才是加缪身上那种道德勇气的真实来源。这种不堪的受苦的经验自身，如何升腾起神话的力量?结实的经验本身长出了超验的果实，加缪说，他从来不会信任那些他不能触摸、不能感受的事物，萨特还因此讥笑他的哲学才能。我始终认为，《西西弗神话》是加缪写给自己的隐秘的祷告词。现实世界中的加缪，从小就明白了斗争原理，并知道为什么而战。而面对殖民主义这样的问题，他的缄默本身也是一种战斗。

??……

??口口声声表示拥有理性能力的一方，其实不可能完全做到康德意义上的理性要求。康德的那句启蒙名言：“人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个个体有能力将自身从具体的国籍、职业、性别和族群归属中抽离出来，去和真理照面。”这抽离本身就是暴虐的、反伦理的，理性宣示了这样的抽离壮举，也只有在神的目光之中，才会被评判为加缪指认的“形而上的反叛”，或者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形而上的罪”。

??法农发现，历史主义的目的论，即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被殖民者的抵抗也没有什么关联，尽管在效果上原住民们获得了来自殖民者阵营的良心声援。但就智识判断而言，萨特是清醒的，反抗是唯一的出路，“暴力像阿喀琉斯的长矛，能使长矛刺的伤口结痂”。人接受奴役是因为恐惧，而首先是要清除恐惧的毒素；然后才是以暴力的方式清除暴力的毒素；在被殖民者这里，正好与高级文明的生机论形成了一个逻辑对子。此处远没有鼓吹暴力的结论那么简单，就是说被殖民者手里仅有的激活自身肌体活力的方式只有暴力了。当传统的生活秩序彻底被摧毁，他们就没有什么日常状态值得留恋了，而暴力发挥着政治团结的功效，拼命当然是野蛮的，但不拼命而接受腐烂的未来，同样是不合理的。??最隐秘的压迫比外在的经济剥削更难辨认，当加缪站在正义一方的时候，同时持有的是对于正义的解释权。抽象的普遍原则必须附着在共同体的认同之上，具体体现为属于个体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伦理感受。人权不是空降之物，人权是种子落人土壤，让人经历生长之痛、否定之痛，否则特殊性总会在逻辑上干扰人们之于原则的信任和依赖。“奴隶造反”的事实如果抽离了历史背景，就会成为普遍原则的斗争性纲领。正如萨特和加缪那一代知识分子如此钟爱的古希腊悲剧，在责任重负的旁边耸立的依然是命运的重负。因此，存在主义者所说的担当，并非旁观者的指指点点，而是在世界之中，在惨烈的斗争之中，把自己也计算进去。意识形态不是什么可以栖居的寓所，不可能让人随随便便进进出出；言辞的对抗背面，就是身体的对抗。战后一代知识分子比今天的人们更清楚意识形态的“真相”。无论何种立场，萨特也好，加缪也好，他们令人尊敬之处在于——把自己交给了冲突的火焰，他们见识过反对者引爆的真实硝烟，在演讲现场，在自己的寓所。因此，不是人权在挽救生命，恰恰是生命那敞露的伤口在迎接人权之于身体在场性的铭刻。

??加缪在“沉默”之中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也许一方面领会到了法农所说的，在被殖民的东西解放自己的过程中变成了人；而另一方面，他对双方的暴力行径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事实，以沉默的方式扭过头去，这依然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这也是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区别。宽容的权力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人因不忍而必须对灾难保持沉默，但沉默一定不是因为恐惧。

??现在我们打开这本书，正如加缪所深信的，打开一本书就是担当起了责任的重负。

??一位作家的去世，会让我们夸大他作品的重要性。同样的道理，一个人的去世，会让我们夸大他在我们中间的重要性。因此，过去完全是由死亡构成的，充斥着幻象。

??在加缪获得诺贝尔奖，以及短暂打破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所持沉默的同一年，他发表了一部题为《来客》(The Guest)的短篇小说。这个故事是明确发生在以阿尔及利亚冲突为背景的少数故事中的一个。一场猛烈的暴雪席卷了阿尔及利亚一个环境严酷的地区。主人公达吕(Daru)是一个“黑脚”，在这里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师。在这场暴雪平息后不久，一个和达吕久已熟识的朋友，宪兵巴尔杜奇(Balducci)，前来拜访他。巴尔杜奇端坐在马背上，缓慢地骑向山坡上的学校。他带领着一个阿拉伯人，此人走在后面，被绳索捆绑着。巴尔杜奇一碰到达吕就告诉他，这位不知名的囚犯即将因谋杀一位阿拉伯同胞而受审。

??达吕这时明白了巴尔杜奇来访的原因：他奉当局之命，把这位囚犯押送给达吕，而达吕接着要把他带到坦吉特(Tinguit)的地方行政长官那里。达吕对这个消息感到沮丧，他抗议说，他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尽管巴尔杜奇反复劝说，这位教师仍坚持说，他尽管对这个囚犯的罪行感到恶心，他仍不会把他交出去。巴尔杜奇最后只好耸耸肩，把囚犯交给了达吕，并告诉达吕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如果你要背弃我们，那就随你的便，我不会谴责你的。我接到命令押送犯人，我执行了。”他把自己的左轮手枪放在达吕的桌子上，然后就走了。

??达吕这时和囚犯单独待在一起。在达吕的要求下，囚犯的手已经被松了绑。这位教师把枪装进口袋，回到了学校旁边他自己的房间。躺在沙发上，他凝视着窗外，“望着暮色四合的天空，听着寂静无声的四周。正是这寂静，使他在来到此地的头几天内感到难受”。然而，尽管“这片只长石头的不毛之地上，孤独和寂静使他感到痛苦”，达吕已逐渐开始习惯它们。这个世界，他思索，是“一个残酷的地方，即使没有人。……然而，达吕知道，离开了这个荒漠，他和他都不能真正地生活下去”。

??依照当时的情形，即使是在这样一个荒漠之地，达吕和他的这位不速之客看起来也不能相处太久。直到夜幕降临，这两个人也只彼此交谈过几句话。让阿拉伯人惊讶的是，达吕和他一同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他问达吕，为什么他愿意和自己吃饭，这位教师回答说：“因为我饿了。”当晚他们还在同一间屋子里安顿了下来。当达吕铺好床后，觉得已经没什么好干的了——除了尝试接触。达吕“必须好好看看这个人”。当达吕问阿拉伯人，为什么要杀掉那个人时，阿拉伯人拐弯抹角地回答说：“他逃跑。我在后面追。”对达吕的第二个问题——“你后悔吗?”——不知如何作答的阿拉伯人无言以对。但是当阿拉伯人急切想知道他自己的下一步命运时，达吕的回答也同样是不充分的：“我不知道。”他说了两次。

??最后，这两个人挤在这间用小炉取暖的屋子里睡了一晚。在某一时刻，阿拉伯人醒了过来，窸窸窣窣地起了床，走出屋去。达吕被开门闩的声音吵醒，他看到这个人的黑影溜出了门；他松了口气，以为阿拉伯人逃走了。随后他听到流水的声音，几分钟以后，他看到门又打开了：阿拉伯人溜了回来，悄悄地上了自己的床。

??第二天早上，在给自己和那位不速之客做咖啡时，达吕暗自咒骂着“自己的同胞，他们把这个阿拉伯人交给他；也咒骂这个人，他竟敢杀人，却不知道逃走”。他准备了一书包食物，穿上自己的夹克，把阿拉伯人领到外面，反身锁上了学校大门。两个人走了几个小时，穿过了白雪覆盖的土地，最后到达了高原的边界。达吕转过身，把装有食物的书包交给阿拉伯人，指着东方。如果你沿那条路走，这个法国人告诉阿拉伯人，你将到达坦吉特，警察在那里等着你。达吕又指向南边，说：“从这儿走一天，你就可以找到牧场，并见到第一个游牧部落。按规矩，他们会接待你、收留你的。”

??达吕返回了自己的学校。然而，在到达附近的一个山顶时，他停下来回过头去看那片平原。他看到“阿拉伯人正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慢慢走着。他的心一阵疼痛”。小说在下一段以达吕返回学校收尾，他又一次凝视着窗外的天空。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以前学校还在上课时，达吕在上面画了几条法国的主要河道。但是现在，在这张地图上，多了一行写得歪歪扭扭的字：“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要偿还这笔债。”

??……

??但是，当我们对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给予同样强烈的关注时，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然而这与关注物质世界应该同样自然。达吕的一生也是如此，如同加缪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所做的那样：带着非同寻常的明晰和同情，他将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生命。作为一名小说家，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创造了善于观察的人物角色。从莫尔索和西西弗到里厄和塔鲁，再到高麦利和达吕，加缪表达了那些经常默不作声，却总是十分重要的关注工作。每一个角色都体现着加缪的主张：“在这个世界面前，我不愿撒谎，也不想听到谎言。我想保持我的清醒直到最后一刻，以我全部的嫉妒和恐惧凝视我的死亡。”

??同样重要的是，作为新闻记者和评论家，加缪代表了那些否则就将注定沉默的生命和处境。加缪坚持认为，当我们发现一个隐藏在政治问题表面之下的人性问题时，我们就总是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是首先自然要使这个人性问题显现出来。无论这个任务令我们感到多么不自在——加缪也经常承认自己很“忐忑”——我们都必须直面它。对于加缪，这种要求既针对政治非正义，也针对社会不平等。在我们的时代，他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醒大家说，艺术家必须承担起他们对男女同胞的责任。

??在他顽强地投身于政治世界的过程中，加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存在主义的绝望是劳苦大众和受压迫者无力承担的奢侈品。但是他也明白，作为一名艺术家，他的责任超越了政治领域。在一个拒绝给予我们超验的慰藉的世界，艺术家的任务是使人类对意义的探寻变得合理。正如杰弗里·伊萨卡(JeffreyIsaac)指出的，加缪作品的核心，是“把人类构想为代理人，他们作为解释权和物质力量的持有者，努力要维护他们世界中的价值”。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被击垮，并且不可避免地要被打败，但这不是绝望的理由。正如加缪的作品将永远提醒我们，真正的绝望只会发生在“我们不再明白为何而斗争，或者是否还有必要斗争”的时候。就像雅克·高麦利凝视着他父亲的墓碑，我们大多数人早就已经，或者很快就有一天要到达这样的年纪：那时我们会惊讶地意识到，自己比加缪还要年老，然而斗争的理由却是永恒的。

??本书所叙，正是加缪这位道德家，在勇敢的自我批判、永恒的不安中奋力作出选择时，最具人性、最怀仁慈、最反叛或最沉默的重要时刻。它揭示了加缪至今仍是挑战和难题的原因：我们自身的洞察力和对他人的关切，是最根本的问题。

??——罗德·基德沃德(Rod Kedward)，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加缪是极其细腻、敏感的作家，本书阐释加缪的方式既具智性的敏锐，又深入人性。

??——杰弗里·伊萨克(Jeffrey Isaac)，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