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读《红楼梦》吗？你对里面的人物了解多少？你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秦可卿？史湘云？妙玉？贾探春？……不管你喜欢谁，只要你爱读《红楼梦》，你都应该读读本书，听听专家们是怎样评论她们的。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主要介绍史湘云。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来翻阅吧。

你喜欢读《红楼梦》吗？你对里面的人物了解多少？你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秦可卿？史湘云？妙玉？贾探春？……不管你喜欢谁，只要你爱读《红楼梦》，你都应该读读本书，听听专家们是怎样评论她们的。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主要介绍史湘云。

卷一 是真名士自风流

史湘云论

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及其他

——兼谈文学批评的方法

是真名士自风流

——史湘云论

论史湘云的赤子美

卷二 霁月光风耀玉堂

霁月光风耀玉堂

——史湘云之“憨”与“豪”

史湘云形象的反叛荒诞意识

豪兴·隽才·厄运

——谈谈《红楼梦》中的史湘云

说“憨”论“呆”话人生

——史湘云和香菱的遭际警示录

咬舌子史湘云的语言特点

卷三 幽情欲向嫦娥诉

史湘云论

另一个湘妃的命运：畸零

——从“全部之主唯二玉”看史湘云的悲剧

《红楼梦》两个“金麒麟”探赜

宝玉湘云不结合论

——兼论湘云的角色地位

卷四 湘江水逝楚云飞

释“白首双星”

——关于史湘云的结局

论史湘云之终身不嫁

“因麒麟伏自首双星”解

——兼论史湘云的结局及其他

《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史湘云

史湘云结局探索

湘云之豪，决非附庸风雅或徒托大言，而是以尚率真、恶虚为其内在根据的。上举“特写镜头”给予人的强烈美感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以小说关于湘云性格的具体描绘为依托的。诗酒放达作为外在的意象，固然使人感受到湘云身上的魏晋风度；重要的是诗酒放达所表现的率真、本色，才是沟通二者的精神上的桥梁。

真，或日本色，是史湘云艺术形象的重要素质。所谓“霁月光风耀玉堂”，内外澄彻，磊落明净，正是湘云形象给人的一种总体感受。她在园中游乐时表现出“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气派，声称最厌假清高；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之中，也是天真烂漫，胸无城府。湘云咬舌，偏爱说话，是个姑娘，却像小子。喜扑雪人，爱放炮仗，不顾一身泥巴，不怕劈拍之声。她从不知看人眼色顺人心意说话，人人都看出小戏子扮上活像一个人，可人人都不说出来，唯有湘云不防头，说了出来，根本没有理会宝玉给她使眼色。分明别人取笑自己，湘云却不觉察，还认真打问，自动招领。一次宝钗见她教香菱做诗，数出一大串诗家，滔滔不绝，便取笑道：“放着两个现成诗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么!”湘云忙问：“是那两个?好姐姐，你告诉我。”宝钗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引得大家哄笑。湘云和黛玉一样，不识当票为何物，薛姨妈讲了原故，二人方明白原来如此，“人也太会想钱了”，还要打问道：“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众人嘲为呆子。便是笑，湘云也格外畅快，无拘无束，掌不住，一口茶都喷了出来。就连睡熟的形象也有不羁之态，胳膊撂在被外，青丝拖于枕畔，宜乎评者谓之“豪睡可人”。总之，湘云的率真，既是天真，也是真挚。因而，她身上那种豪迈的情致，不会给人空疏之感，却有一种真气扑人，得魏晋风度之神髓。

尚率真、恶虚矫，作为一种审美理想，不仅对湘云形象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在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往往表现得更为深刻、更富社会意义。人们常说，湘云“巾帼而须眉”，宝玉“须眉而巾帼”，看似矛盾，就其率真地表现各人的自由个性而言，是一致的。贾宝玉之所以爱在女儿队里厮混，是因为他最怕峨冠博带吊贺往还的虚伪礼节和世俗应酬。他讨厌世俗的礼，并非不通人情，乃是讨厌虚伪，看重真情。这点在蔑视礼法的魏晋士人身上十分突出。阮籍丧母，不挽俗礼，对弈如故，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虽不循礼，真情在焉。《红楼梦》着意表现的是“儿女真情”，贾宝玉身上任情适性、不顾世人诽谤的“痴”，颇有嵇阮之辈不合时宜的味道。他的不听袭人箴规、爱红成癖一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刘伶不听劝谏、嗜酒成性的故事。不妨引来一比：“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目：‘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日：‘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日：‘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见《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之妇劝其断饮，捐酒毁器，泣涕而谏，真可谓诚挚恳切，无以复加；刘伶设誓祝告，诉诸鬼神，戒酒的决心似乎很大，然而本性难改，依然故我。贾宝玉爱红成癖，恣情任性，袭人处心积虑，痛下箴规，瞅准了时机，提出三项条件，不可调脂弄粉、毁僧谤道，只求读书务正。宝玉满口应承，居然从谏如流，别说两三件，便是两三百件也都依从，甚至于将一根玉簪一跌两段，赌咒设誓，以示决绝。然而也正如刘伶嗜酒如命、秉性难移一样，宝玉照旧调脂弄粉、痴心呆意，同湘黛辈厮混，使袭人徒唤奈何：“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

这里，我们并非要把两者强作类比，或派定作家构思这段故事必定渊源于此，而是想从宏观的角度体察其间确有“神似”之处，上文曾举出敦诚挽曹雪芹诗有“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足见雪芹身上有刘伶的神采风貌。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谓日：‘死便埋我”’(《晋书刘伶传》)。敦诚此句除去提供了雪芹之死可能与酒有关的信息之外，主要还在雪芹身上的旷达不羁、常态不改与魏晋风度的“神似”。作家将这种神韵注入他人物的生命之中，是完全可能的。

类似的情形很多，几乎触处可见。又比如，“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戎)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阮籍是竹林名士，他要摆脱的是世俗礼法的外形，追求率真的性情，因而不顾物议，不怕邻人误解，终于倒是未被误解。这里，邻人的“伺察终无他意”，同《红楼梦》中贾母冷眼观察宝玉同丫头们的关系并无他意，实在很有相像之处。78回中，贾母讲过这样的话：“我深知宝玉将来也是个不听妻妾劝的。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样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既细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重点为引者所加)。

看来，贾母比贾政要高出一筹。贾政因宝玉爱弄脂粉钗环，错以“淫魔色鬼”看待，是十足的世俗偏见。贾母倒在长期细心的冷眼查察中。发现宝玉和丫头们好，竟是别有一种性情。老祖宗虽则解不过来，但也如阮籍邻人，并未误解他只是为了男女之事。小说还写到“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一晚，众丫头开怀畅饮、纷纷醉倒，那芳官醉后躺下，竟与宝玉同榻，彼此毫无知觉，黑甜一觉，不知所之。这种情态旨趣，同阮籍醉后随便眠于邻妇之侧，漫不经心，并无他意，难道不是十分相似的吗!可见，率真任性、不拘形迹的个性描写，正是某些人物具有魏晋人风貌的重要原因。

不论是史湘云，还是贾宝玉，还是别的人物，其个性呈现这样的风貌之所以使人感到美，是因为作者肯定它。或者可以说，以率真为美，以虚矫为丑，正是曹雪芹审美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仅可以从小说中宝黛湘等人物身上证实这一点，甚至可以从诸如薛大傻子这样的人物那里看到它的投影。薛蟠这个“呆霸王”虽霸却呆。他弄性尚气、倚财仗势、斗鸡走马、沾花惹草，是个衙内式的人物，确乎并无值得肯定的正面素质。然而。薛蟠的霸道之中带有傻气，言动之间不失真率。这就使得这一形象在可恶之中不乏可爱之点。你看，他一心想把柳湘莲当作风月子弟耍戏，反而轻易上了湘莲的圈套，被打得泥猪癞狗一般；他丝毫不能体谅妓女云儿的苦楚，却硬充保护人的角色，说些虽粗鄙却质直的话。尤其是他不加忌讳地脱口说出，宝钗护着宝玉是因为有金玉因缘之说，一语道着了宝钗的心病，令人颇有痛快之感。以后湘莲失踪，宝钗听了无动于衷，薛蟠倒还着实哭了一场。怪不得在《红楼梦》的纨绔子弟中，宝玉和薛蟠倒还有些交道，正如冯紫英一次评论道：“令表兄弟(指薛蟠和宝玉)倒都心实。”可见，薛老大个性之中，尚有率真坦露的一角，虽浅俗，却本色。

我们知道，魏晋时有这样的风气，很注意赏鉴人物的容止和品格之美。比如说嵇康风姿特秀，“崩鼹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王武子见到卫玢叹日：“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等等。《红楼梦》人物风姿的美好也给人以深刻印象。贾宝玉便以“神采飘逸，秀色夺人”令人心折；在如珠似玉的女儿之侧，他又自惭形秽，自称“浊玉”。湘云扮上男妆，更觉“蜂腰猿背，鹤势螂形”，俏丽便捷。黛玉病弱，自有一段风流态度；晴雯慵散、犹有春睡捧心之遗风。三姐饮剑，如揉碎桃花、玉山倾倒。不仅裙钗女儿，便是秦钟、琪官、湘莲等，也都一个个姿容秀美、惹人爱重。当然，姿容相貌，是形之于外的东西，重要的是蕴之于内的品性人格。刘伶放达，貌却丑陋；嵇康抗俗，不拘形迹。魏晋时代品藻人物的最高标准恐怕还是上文所述的率真和本色。人们都熟悉郗太傅在王丞相家选女婿的故事：“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太傅没有看上那些故作姿态、等候挑选的儿郎，偏偏挑中了坦腹东床、满不在乎的王羲之。足见郗太傅的眼力，他评价的标准不重外在的形式，而重内在的性情。

作家以率真自然为美，以矫饰虚伪为丑，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从《红楼梦》各色人物的塑造，包括史湘云形象的塑造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P16-20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搂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宫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