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何许人也？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是因为他有极其复杂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又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中国职业外交家鼻祖，近代洋务思想家、清末政坛的异端，长于理财的干员能吏，特立独行的诗人兼学者，一生厄运的悲凉名士——所有这些角色，既是他，却又不全像他。本书本着科学的原则，真实记录了郭嵩焘的一生，书中还记述了这位历经晚清咸丰、同治、光绪三代皇帝，数番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的名士，远赴英伦西游的诸多故事。

晚清湘阴郭嵩焘，集经世诤臣和狂狷名士于一身，合西学先驱和经学宿儒于一人。在咸、同、光年间，数番宦海沉浮，大起大落；受命远赴英伦，直叙西游。以"真"被罪，以"实"遭诬。独擅诗文却不屑于辞章之学，屡遭冷遇而倡洋务终身不渝。生前知音寥寥，一生终至孤独，其洞悉世界的睿智和高标于世的品行，却如明珠蒙尘，美质并不稍减其色。他曾自题小像而极目未来，有着令人吃惊的自信与豪气："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其人生好有一比：就如执著与苍凉酿成的美酒，苦凉，却醇厚，悠长后味中渗出点点烈焰般的辛辣。

在民族心灵史中，这是一个注定独嚼大"爱"与大"痛"的孤独者，也是一个无法归类的精神漂泊者。

引 子

第一章：才比屈贾悱恻芬芳

文气刚猛的温文少年

岳麓之盟

惊心海疆行

辰州坐馆，对晤高明

艰难进士途

第二章：隐身军师翰苑谋士

送"老亮"一把真羽扇

义激曾涤生办团练

白练牵龙出湘来

筹饷有方的湘军"财神"

宰相门生

南书房"宠遇"

津门急鼓

第三章：疲驴短衣宦途蹉跎

滔滔天下，吾安适哉!

"国家无一有人心者!"

封疆广州之累

如夫人邹氏之风波

德怨之间

八年苦隐

第四章：参画洋务百味尽尝

力倡"夷语"的国士

"一诚可使豚鱼格"

旷野中的呼唤

冷眼静对津门事

不惭清议兀自鸣

第五章：海西之游长夜惊梦

被骂绝的国使

苦辣酸甜出国门

漫漫西行吟沧海

东方儒者

英国议会厅的客人

深处的风景

洋派"格物致知"

伤哉!中国

第六章：不识时务但见寰球

恶之花

孤独的旗手

喀什噶尔之迷局

"邻之厚，君之薄"

客羁双城忘年交

中国公使夫人的茶会

欲穷千里目

第七章：危言惊世毁誉由天

"大清无此臣子"

搔首长天，能无怆戚!

十大罪状

世事乘除休问天

苍茫归途

第八章：引身自远吟啸高洁

"然固不可不谈洋务"

思贤坛主

玉池老人

清风散去了无痕

第九章：居高独寒此心谁知

末世知音

楚魂系之

历史的回声

跋语

文气刚猛的温文少年

晚清的湖南湘阴，同时出了两大名人：郭嵩焘和左宗棠。

倘论年龄，郭嵩焘约晚于左宗棠六岁，然论及资质声望，则怕一时难分伯仲。当地纯朴乡人尝以郭左并称，并二人引为家乡自豪，同辈称颂，子弟仰慕。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年更号玉池老人。筑室日"养知书屋"，故学者称之为养知先生。 

一八一八年，郭嵩焘出生于湘阴的一个农商之家。

郭嵩焘的祖籍，原为江西吉安。至明万历年间，由先祖举家迁至湘阴。他的曾祖父郭熊，贡生出身。因善于放贷，乐于施人，终于致家巨富，并使郭家成为富甲一邑的望族大户。祖父郭铨世继承父业，继续经营土地、商业和银钱业，性情任侠豪爽，为富而仁，颇有人望。

郭家祖上几辈人，都是清正好义的乡里名贤。郭嵩焘的曾祖父郭熊虽为商贾中人，却绝无奸诈吝啬习气。每贷于人，宽弛为怀，"不刻期，不责息"，深得四乡八里之人望。如此虽好，然其族中诸多子弟，亦有担心长期下去而本息无保者。一次，郭熊专门把他们召集到身边，一脸正色嘱咐说："放贷经营固在争息获利，然亦必以纾难助人为本。人皆无常，各有缓急，但无特别艰难与突然变故，凡人皆愿以忠信诚本为职守，我则何必授人以刻期苛息之恶名耶?"

从此，子弟中不但没了反对之声，反将老人的这一席话当做传家"箴言"。此事为远近传开后，"诸偿者闻而争相先，而息反赢"。越到后来，他家的贷业倒越发红火起来，以致成了湘阴小城里的"巨富"之族。与此同时，郭氏一家也得了"为富而仁"的清名，为远近乡人所敬重。

祖父郭铨世，出身仅为秀才，终身无意于功名。由于家风的熏化，为人放达，慷慨好施。那时的郭家，已变得更为殷富，"或日费数十万钱无所惜"。郭铨世的借贷对象，不论贫富，几乎是有求必应，并不细察虚实。许多人因贫困无力偿还，他便不再讨还；而一旦允诺帮助某人，便从不会锱铢必较。从而赢得仗义疏财之美名。

据时人吴树敏所作《郭氏家传》记载，湘阴一位县令，曾与郭铨世交好，因为官清廉，体弱多病，家境十分清寒。日常从郭家得到的帮助已经很多，县令再不忍过多搅扰，便正式从郭家开具债券，借贷了一大笔钱。未曾想天有不测，县令未还欠款，就因病去世了。

家主既死，遗眷自顾已是不暇，寒苦之况更无法偿还贷金。家人合计后，准备以人偿金，无论如何不负郭家之恩。此后未久，两位清秀的女仆，随少主人来到郭家。郭铨世认出了县令儿子，对两位少女却不解其意。两仆无奈惶惑，眼神中却有一丝好奇，偷眼看看四周。寒暄客气一番过后，那县令之子便向郭铨世言明："此两位女子愿为家父亲自抵偿旧债，来郭家服侍先生，请先生收纳!"P4-5

世所皆知，有着辉煌灿烂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向以东方大国和文明古国自雄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古以来，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士林风景，"郁郁乎文哉"!

在陈承接踵、代不乏人的士林之中，那"花非花，雾非雾"般风姿绰约的名士一族，尤其缤纷绚烂，妖娆绮丽，仿佛充满了谜样斑斓与另类色彩，"看上去很美"!正因为如此，由古及近，由近迄今，有关名士们的种种气象与逸闻，也多为时人后世所乐口耳相传。从学界文人雅士，到坊间平头百姓，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他们的声名。

照《辞海》的权威解释-，所谓名士，当有如下三义：一是专指那些已然出名而未出仕的士人，即主张"出世"而反对"入世"者；二是用以泛指那些有名望的人，即于某一特定时代颇具地位，大享声望的社会知名人士；三是用来特指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而又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学人。

据《礼记·月令》载：每逢季春之月，天子则"勉诸侯，聘名士"。汉儒郑玄注日："名士，不仕者。"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司马迁即径称此二人为"魏之名士"。这当是指第一类情况而言。又，《吕氏春秋·尊师》谓："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在《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杜甫亦有"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之句。这或可比之于第二类人。《吕氏春秋·勤学》又云："不疾学而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后汉书·方术列传》论日："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务方，弘时务也。"这种情形，或可归之于较为普遍的第三类人。

由上述可见，所谓名士，要之则在其是否为"士"，是否担得起"士者"之名号。也即是说，要看他们身上是否具有那种书卷气与文化味儿。士，士子也；士者，学人也。倘用今天的话来说，大约就是所谓文人、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罢。总之，这里所特别强调的，就是"士"们的文化内涵或学养功夫，至于作为其外在附加物的那"名"，则主要应当在于其别样或另类的特质。自然，这也要名副其实，或曰实至名归。

无论古近昔今，作为士林中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个族类，这些名士们独特的社会声望与影响，远非一般士人与平头百姓所能相望。他们身上所特具的那种文化内涵，以及由此谭化而成的特出的人格魅力，常常自成一格，别为一色!他们不特学养深厚，读书惊人，而且目中无人，卓尔不群。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宜乎翻江倒海，惊世骇俗，为文人扬眉，替志士吐气!宛若暗夜萤火，虽不甚明亮，亦足可衬出那黑夜的茫茫漫漫。正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既生仲尼，更见长夜长!

在中国古代无计其数的文入学士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名士们的许多不同的样本。从上古时代大智远引、高逸脱俗的庄子，到汉末睥睨权势、击鼓骂曹的祢衡；到魏晋放浪形骸、清谈自许的阮籍，任性率情、长醉不醒的嵇康；到唐宋醉卧长安、天子难呼的李太自，流落天涯、超迈无减的苏东坡；直至明清两代的李贽、徐渭、金圣叹、郑板桥……观其为人，读其诗书，闻其轶事，听其余音，都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们身上那种超迈不俗、桀骜不驯的疏狂与狷介之气！

愚意以为，所谓名士之为名士者，倒也不必完全拿出世入世，为士进仕做根本的区分和判别。隐也好，显也罢，最重要的则在于，他们身上总是带有一种以文别野的名士气，一种以雅胜俗的名士派头，并以此大大有异于常人。也许，就是因了这种所谓的"名士气"或"名士派头"，便不能不让世人为之侧目，为之咋舌，为之惊回其首，为之大叹其绝!在一般人士眼里，这大概就是所谓名士风采或名士风流罢。

那么，这劳什子端的究为何物?粗粗想来，至少也应该包括这样两种基本因子：一为才情，一为狷狂。前者惊人，后者惊世。虽然，他们同样亦无免于吃五谷杂粮，食人间烟火，常人在在所具，他等在在皆有；然而，骨子里更多了一种为人之真性情，与夫处世之奇怪悖，合情又不拘常情，合理又不泥死理，一若行无固道，剑走偏锋。这样，自然就为他们的人生格外平添出了许多奇致与异象!如是，则如何不惊人，如何不惊世!所谓横空出世的天才豪杰，特立独行的高人奇士，正当合此!

或问：其所谓才情者何?答曰：论其才，或是学富五车，文倾三峡，才气横溢，汪洋恣肆。有书有笔有肝胆，"亦狂亦侠亦温文"(龚自珍)。或是卓尔不群，领新标异，才气逼人，独得风骚。"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辛弃疾)。尝以满腹经纶，甘做寂寞圣贤，俨然"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论其情，当是潇洒情性，飘逸无痕，文章诗酒，大不拘俗。"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李白)。当是任情冰玉，流韵余光，徜徉风月，风流倜傥，"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青楼垂柳边"(王维)。虽然嘴上也说"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心里大多仍旧是想着"遇酒逢花还且醉，若化惆怅事何穷"(自居易)!

又问：其所谓狷狂者何?答曰：论其狷，或是情性耿介，非同流俗，劲节高标，傲岸千古。"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所斩王侯"(王建)!或是嬉怒人生，讽骂时世，快人快语，敢恨敢爱。"新松不恨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不惜放言"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白居易)，"高处挂吾瓢，不饮我宁渴"(辛弃疾)，更且崇信"家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甚至尝如上古长沮、桀溺一--类人且歌且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论其狂，或是任情率性，狂放不羁，天5行空，独往独来。"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杜甫)。或是冷峻通脱，惊世骇俗，诡言谲行，悖逆时流。"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元稹)!真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甚而活活一副"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大智若愚样儿!

然而，无论才情也好，狷狂也罢，却也总不能没有其缘由或道理在。有时，在他们的身上，大俗能变之为大雅，大雅亦可演之为大俗。在他们那大不同寻常的眼睛里，有时，明明是活生生的新世相，却视若满目疮痍，简直一百个不乐；有时，明明是死赖赖的旧事物，偏又满眼生辉，道个千万种我爱!尤其让人爱煞恨煞的是，观其每每似是而非的强词夺理，或似非而是的疯言疯语，倘要拿来认真考察与耐心品味，竟也还能别成一格，自圆其说，甚至让你不能不为之生羡，为之叫绝!怪乎哉?怪怪也!

不过，若套用那句众所周知的古文本，却又可说是"怪可怪，非常怪"!也即是说，他们身上的那怪异或荒诞，正是其外在的衣裳，而内里所包裹着的，才是雅不拘俗的真性情。这是什么?慵懒，慵懒得近于放浪；疏放，疏放得迹近天然!仅仅此一点点，则绝非一般酸腐秀才可与比及，远非寻常堂庙学-2能出其右，尤非大千世界之芸芸众生所能望其项背!

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既有不失隽永的怪诞，又有一秉天然的率真；时而放言高论，振聋启愦，时而大智若愚，机锋深藏；冷峻与飘逸齐飞，睿智共幽默一色。记得当世名儒冯友兰先生曾有一句妙喻，大意所谓"怪论"者何?"非常奇怪之论"也。移之冯喻至此，正相契合。若论其忤逆时流，必是缘于其不见于世的天然率性；论其疯言疯语，必是出于妙语连珠般的辩才无碍；论其讽时骂世，正是因了他们的我行我素的睥睨一切；论其诡言谲行，则又因为他们狂放不羁的劲节高标。这又是什么?常人难追的真性情，得天独厚的大智慧!

在这一特定意义上说，他们，这奇形异色的名士们，这多姿多彩的所谓名士一族，足足构成了他们据以生存的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风景和另类景观，一道格外耐人寻看的文化风景，一种特别耐人品味的人文景观!

这，或许就是所谓名士们的人格魅力与影响之所在?

清代赵翼有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与古代中国生存环境与社会气候迥异，近代名士一族所周遭的社会现实与生存空间，完全是一幅辉煌不再、家道中落的凄惨历史图景。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仿佛突然失重，被强行拉入了别一方向。这是一股异常强大而又不可抗拒的力量，完全不依任何想望与侥幸为转移。正是它，把近代中国带进了西方列强主宰下的国际的角斗场。应该说这是一种合力，一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历史合力"(恩格斯)!仍在酣梦中的"睡狮"，为时代的雷鸣所惊醒。及其睁开惺忪的睡眼才发现，世局与国势俱已大变：列强环伺，蚕食鲸吞，内忧外患，国事螗蜩；海禁大开，西学东渐，社会转型，风气浸浸。惶恐之中，时人不禁连连惊呼："千年未遇之强敌!""千年未有之变局!"

或感于时艰，或敏于激愤，老大中华帝国之上下，被迫推出了一套又一套的救世方案。诚可谓纷纷攘攘，热热闹闹，一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除却对待中国与西洋民族矛盾的不断战和之争，单是就如何力挽家国和倡言救世的所谓内部革新而言，一方面就有由洋务而维新，由维新而革命之递嬗，另一方面又有由器物而政制，由政制而文化之更迭。政治风云，空前激荡；思想大潮，波波-相因。此间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之迅捷，时代更替之猛烈，诚非两千多年古代社会所可比及。记得马克思曾说，在历史上，常常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拿这话来比照这段中国史，真是再恰当不过!

时代留给历史之烙印，犹如母体于个人之胎记。当古老的中国社会蹒跚行至近代时分，上述那种日新月异的政治变迁与一夕数变的时代更替，加之内忧外患所必然带来的国势飘零，西学东渐所必然造成的文明冲突，使得晚清以来的近代社会变做了一个大大的买验场。如果说上述各方力量或因素就是一个搅拌器，那么反应缶中的各种粒子便处于空前活跃状态。如是之大气候与小环境，又怎能不给生逢其间的每一位国人--自然，也包括作为本丛书传主的这些所谓近代名士们--留下深深的烙印!

单只在本丛书所便开列的近代名士群英谱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个闪耀着夺人目力之光的熟悉面孔与身影--

龚自珍，浙江仁和人，一个标准的世家弟子，典型的传统士大夫。幼承外祖父段玉裁先生亲授，深受汉学熏染，抱负高远，志节超迈，诗文若电，振聋启愦，然"言多奇僻，世颇訾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身处晚清衰世，不屈于铁幕，首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遂以勇毅呐喊发为疾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早年为曾国藩密友，人称"湘军财神"，虽得咸丰帝赏识，却因性直而宦海不遇。初观"西洋镜"时节，得了许多的真知灼见，不想循例发回朝廷，刊刻即遭毁版。一时，廷臣疆吏，旧雨新知，一概痛加诟病，骂声不绝于耳，终致只身独对苍凉，尽尝先驱者的孤独。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世称"章疯子"。身兼革命家和国学大师二任，革命则疾言排满，激情论政，大骂"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为学则力阐国粹，回护华夏文明，授徒讲学，成就斐然。进入民国后最为精彩的一幕，是他手提袁大总统所送绿宝坠子的大扇，偕仆到总统府门前绝食示威，袁党竟于他奈何不得半点--盖其声名影响所致耳。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少年颖异，英姿勃发，一代才气横溢的旷世奇才。少为康南海之得意门生，后则谊兼师友，半生追随，半生离叛，追随时为忠实得力之助手，离叛则倡言："吾爱吾师，尤爱真理!"早年，他那支"笔端常带感情"的如椽巨笔，曾无数度搅动时代之政坛与人心；晚岁，一心遁入书斋，执教水木清华，桃李芬芳，著作等身，世誉之为一代宗师。

苏曼殊，祖籍广东，生于东瀛，一个中日混血儿，少年身世坎坷，中年竟然早夭。留日时一面私下寻母，一面参与革命党人之运动，时人称之为"革命和尚"；然而，却也是一个道地的"情僧"，征歌舞，眠声伎，虽三次剃度而无改其多情。平生善交友，居名士，学通中西，译笔惊人，尤以妙绝诗文冠绝一时。  林琴南，福建闽侯人，一个道地的传统士大夫。晚清时代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虽不谙任何外国语文，却在他人帮助下以古文译介欧美小说百七十余种，终致扬名天下，斐然成一大家。辛亥革命者，忽以亡清遗老自居，不事民国。晚岁尤其保守，竟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公言反对新文化运动再度扬声。

辜鸿铭，一个南洋混血儿，少年留欧十余载，通晓西文七八种，返国竟决然皈依中国道统，倡言日："道固在是，无待旁求!"返国后即入张之洞幕，虽追随二十余载，却也不时发有微词。毕生以华人疾声抗辩西方，却在西方世界极享盛名，盖其平生主要撰述方式为西文也。仿佛天生的怪物，好辩善骂，诡言谲行，忤逆时代，甘为遗老，终成时人后世之笑柄。

这些大有别于前贤的近代名士一族，除了他们身上那令人爱煞恨煞的所谓"名士气"外，我们分明可以感到一股并不陌生的近世气象与崭新精神。他们距离我们真的好近，触手能及，可捉可摸，就如同生活在昨天或前天，让人可以感受其生命的律动，嗅闻其生命的气息!试想，那种气贯河山的爱国豪情，壮怀激烈的民族种性，不让古贤的侠义风骨，包罗中西的文化品性，比之那些身着古装宽袍大袖，手持一柄青色雅扇，要么妻妾环护，要么高朋四座，终日诗词歌赋、子日诗云的古代名士，我们岂不觉得要更熟悉、更亲切些?

倘从国家民族生存的大处来论列，因为受由新的历史时代之影响，较之古中国那些士林另类，本丛书所收入的这所谓近代名士一族，首先遭遇到了这样两个史无前例的问题：一是东西方民族和种族的优劣问题，二是东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优劣问题。事实上，它们又都直接关系到他们最为敏感而要命的中华大国心态问题。应该说，这既是一个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思想课题，同时也是他们无从也无以摆脱的终极人生困惑。

所谓中华大国心态问题，往大了说就是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往小了说就是个人的尊严和面子。亲眼目睹到的日益严重的民族阽危及"国将不国"，使他们不能不考虑到种族的优劣问题：难道古老的华夏民族和勤劳智慧的国人真的不行了吗?同样，那感同身受着的东西方种文明激烈冲突的现实，西学东渐及新文化日益大倡的新潮，则使他们又不能不考虑到自身文明或文化的优劣问题：难道延绵数千年的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就真的落伍了吗?说到底，这两个问题实为一个，即中华民族及其东方文明将何以自存于世?

同样面对这一沉重而复杂的问题，名士们的表现却是彼此不一，反应各异，甚至为此歧云歧见，聚讼无已。他们自恃才能无限，各逞口舌，各施笔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都要把自家的主张和理会讲个透彻，说个明白。有的乐于直接承认中不如西，并由此而主张步尘泰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甚至竟扯出"全盘西化"的旗子。有的则倡言西不如中，故主张仍要坚守中国传统固道，以中国之东方精神文明力抗西方之物质文明，甚至提出"中国文明救西论"。而窥破上述双方破绽者，则乐得"允执其中"，独然揭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帜，号召以此作为挽救时局、振兴中华之圭臬。

各方一旦辩驳理论起来，一方专拿中国的优长比之西方的流弊，另一方则专以西方的进步讥诮中国的落后，而主张"中体西用"的那些人，则甘愿做游刃其间的壁上观。因为他们中不少人留过洋，出过国，或精通数种外语，或晓于西学西政，识见宏富，会通中西，所以在他们的口冲笔下，常常是高论与怪论并出，通识与极端互见，或则片言解纷，或以妙语天下，尽显其大方家与大手笔的奇致与妙曼。在一般士人与平头百姓眼中心中，他们既为启蒙先贤，大师泰斗，又做奇士狂才，异人怪物。惟其如此，他们的人生影像与情性操守，乃显得煞是好看，甚为可读，让人不由喜之爱之，恨之憎之。

若以个体形象及其为人处世之道等小处来论，这些近代名士们则尤其显得五光十色，千秋万种，异彩纷呈，博雅杂具。每当看着他们，听着他们，或则思着他们，品着他们的时候，尝不能不让我们顿生目色迷离、应接不暇之感，复不能不让我们遥做浮想联翩、叹喟不尽之想。虽其形象当有不同，思想互有各异，为人各有其为人之道，处世别有其处世之方，但其成为世人争睹和寻思的对象，不论先后同时却是一致而共通的。这是因为，作为近世士林中的另类，他们就像是闪烁着无尽光芒的鲜活的个体存在。自然，这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与个性辉光。

面对近代社会如此驳杂的世相流转，绝大多数人怕都不能无动于衷。退一步说，如果他们这些人真个不思不想，不作不为，随波逐流，置身世外，单单做个通脱圆滑之士或无知无识的俗众倒也罢了。偏偏这些所谓名士名流们，动辄或以思想者自许，或以行动家自任，且不说有人还就是身在其中的局中人，根本就脱离不了这层干系，让他们哪里又哪能不闻不问呢?如是，既要照观和评论这日新月异的新世相，又不想轻易地丢弃自家的定见，那种深刻与浅薄，沉郁与喧嚣，超凡与庸俗，精绝与垃圾共存互见的矛盾和怪诞，便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出现了，一如该发生的总要发生，当显形的终会显形。

你道他们是何色人等?当他们要坚守自家定见，不肯轻易原则的时候，不仅十八头黄牛拉他不回，而且还会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给你讲得条条是道，而乍一听闻，仿佛还真的不无一些道理在。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明明已经大大改变了自我，思想和人生已然驶入别一道途，则还是要如何如何、那般那般地条条道道一番，似乎他永远握着万能真理的魔方。在前者，可谓抱残守缺，固执己见；在后者，则属流质易变，进退反复。然而，前者仍是一副"无为无不为"，"以不变应万变"的样儿；后者则不惜高唱"以今日之我，夺昨日之我"之类。

不过，至于何必抱残守缺，为何流质易变，他们自身对此并不特别地在意，仿佛这些于他们根本无甚关碍，甚至就不是他们之所为一样。总之，自我感觉良好，且沾沾自喜，甚至还常常以此为炫耀之谈资。但是，倘若他人要有什么微词或责语，他们必又是一副在在机锋，一番滔滔诡辩的样儿，刺之讽之，辩之驳之。非但如此，刺也刺了，辩也辩了，他们犹嫌不够，似乎自家受了天大一般的委屈，于是又引经据典地大放高声日："予岂好辩哉?予不能已也!"

嘻，什么人?名士也，名士一族是也!

最后，让我们来说说本丛书的体裁等问题。

本丛书所以号为"别传"，主旨即在区别所谓正传、大传、评传之类也。至于这别传究竟当属什么文种，敝人亦不能确切知之，所以干脆绕过去不说也罢。好在本丛书的作者多是学有专长且极聪慧的文章高手，拙虽不能以言传达其旨，诸贤却无不神明般心会。

在此，且允许我撇开这烦人的文体问题，来直接谈谈本丛书的基本立意和设想。

窃以为，在历史人物的研究，特别是人物传记的撰写中，首先应当明确并承认下面的基本原则：人类本身的历史，原也充满生机，丰富无限，千秋万种的历史人物，无不各具其个性和风采。称职的史家的任务，除了对其生平、思想、活动给予准确描述，还应对其人格、操守、风骨、性情诸方面给以生动的再现。即是说，在尊重史实、追还本真的前提下，也应该尽力把历史人物写活，写出个性来，写得丰满起来。

经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在有些人物传记著述中，包括像本丛书各传主这样耳熟能详的名人，读后所得了了，印象模糊。仿佛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人生无个性，思想无差别。仅知传主为某某家或某某派；主张过什么主张或成就过什么成就；生前身后有过如何之荣或怎样之辱，国内域外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评论；其尤甚者，还在下笔之前就已经定好意识形态基调，或直接从既有积习的某种本本或框框出发，直将所传记的人物机械、生硬地塞入其中。于是乎，原本生机鲜活的历史人物，竟变成平面而非立体，抽象而非具象，死的而非活的。恕我直言，似此一类著述与夫文字，吾不喜之，尤不爱之。

基此，本丛书乃决定另辟一个角度，尝试以别传形式再现各传主的生动形象与丰富人生。此外还因为，作为极具声望与影响的这近代名士一族，其中大部分人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早在其生前便已得到确立，史学界大多也已达成共识。显然，这工作已经不再需要我们重复了。也就是说，本丛书并非人物传记中的正传、大传、评传之类，亦非旨在体现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专书，没有那般板起面孔的矜持、傲慢，也没有那般循规蹈矩的严肃、刻板。与此相反，它既可以是文人雅士们用来消闲文化的枕边小品，也可以是一般人士用以了解传主的轻灵读物，期有一种别样的轻松之感与享受之快。

仅以本人个体经验言之，多年来每在研究、撰述之余，倒是极向往并钟爱这种清新空灵的人文读物。由此，不禁又进一步想到，就是那些纯学术性的史学文论或专书，除了必不可舍的专业考证与辨伪外，又何必非要写得那么抽象、刻板甚至晦涩呢?文史不分家，向为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司马迁氏之鸿篇巨制《史记》，不就享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吗?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应当给予充分提倡和高扬的一种学术境界。许是缘此，本人乃不时对自己及三两知者叫嚣说，一个优秀人文学者的理想学术追求，最好是兼具哲人头脑、史家功底、文人笔绘者三。如是，方能真正打通三界畛域，直逼文章峰巅。

正因为如此，在本丛书撰述过程中，各位作者力求做到在真史中求雅史，以信史征野史，试图活化传主传奇人生，再现近世世情真相。要之，当在描绘出传主对彼际社会与人生那种种风生般的议论，重现传主与亲朋故旧与师友那种种绝妙式交际，并尽力释放出他们那种种合兼雅谑的轶闻趣事。又，各部著述之谋篇布局，力戒平铺直叙；遣词造句，不采冗长枯干。一言以蔽之，切忌学八股和白开水之两途是也。

诚然，我等亦深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道理，然惟其如此，才更应持有如上之追求与努力。至于实际撰述中是否能够做得到，则又非我等之所敢知者也。

是耶非耶?惟识者亮之!  

李玉刚2001年秋于北京

显而易见，郭嵩焘确是一个难以准确描摹的人。

这一半缘于他那复杂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一半则缘于他所生逢和周遭的那个时代的特殊性。中国职业外交家鼻祖、近代洋务思想家、清末政坛的异端、长于理财的干员能吏、特立独行的诗人兼学者、一生厄运的悲凉名士--所有这些角色，既是他，却又不全像他。

如果说，许多清末著名人物都有多重身份的特征，那么，郭嵩焘则因其个性的丰博与思想的超前，尤其具有多种意义的可读性。在此一意义上说，解读郭嵩焘，就成为了一件不易讨好的事情，也是不易到位的事情。倘套用时下流行的一种学术理念来说，我们只能用各自的阐释方法，"无限接近"他的内在世界。

话题至此，似乎已经变得过于沉重或有些学究气了。然而，这可能却是对郭嵩焘的惟一尊重的态度；起码，首先在我是这样。其他姑不与论之。对一个终身人世的"重磅级"晚清思想者，对一个眼光超迈的时代先行者，后人实在不应该只看到他外在的狷介和殊奇，而无视其内在的丰富和阔大。难道不是吗?

作为本丛书传主之一，郭氏的个性和才气无疑是公认的。虽然其狂放劲儿和名士气，与同时代的王闽运、李慈铭比较起来，有些相形见绌；然而，他在"大本大源处"的离经叛道程度，却也是前者所远不能及的。盖此狂有别于彼狂也。因此，本书的叙述和切入便显得有些微妙，"一不小心"便要走进枯涩的旧套之中。

好在，主编先生除史料来源方面的严格要求外，则给了作者以个人阐释与叙述方式的可贵自由，从而使郭嵩焘其性其情，有了从规范的外壳中被一窥"真相"的可能。在我努力释读并刻意连缀的诸多历史碎片中，读者如能寻到几处认同或共识之处，便也算得上是彼此间的"私心之契"(郭嵩焘语)了。

最后还有一点，也使作者感到有必要在本书的结尾处一陈私见：在对郭嵩焘的种种评价性论说中，笔者最为认同的是钟叔河先生的"孤独的先驱者"之说。愚意以为，这绝对应该算是对郭氏那智慧而坎坷，却又不乏诗意与豪情一生的点睛之论。至于所谓"悲剧性人物"的论定，也许至多只能从后世观者的角度，从郭氏作为一个历史个体与他所生存的时代之种种不谐和处来理解。

事实上，郭嵩焘本人对其毕生的政治经历与遭际，一直都有着相当超越的心态，特别是他那种对所守信念的自信和笃定，许多时候怕是要令今时自诩为"现代"的人们所自惭的。

还是让主人公自己来说话吧：

外度之世，内度之身，自计已审。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身，谁复能举其姓名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是为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