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代表作家卜伽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欧洲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写于1384年，成书于1353年。小说文笔精练，语言生动。作品开端叙述10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住在佛罗伦萨乡间的一个别墅里，每天每人讲一个故事，在10天中轮流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它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的广阔现实社会，反对禁欲主义，歌颂男女爱情，反对等级特权，宣扬人类平等，揭露贵族的腐朽和愚昧，抨击僧侣的虚伪和荒谬。故事大都取材于历史事件、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和东方民间故事。在形式上突破了中世纪小说单纯讲故事的方式，企图在描写自然风貌、勾勒人物特征、刻画人物心理和雕塑形象方面探索新的途径，对后来欧洲小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本书为“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之一。

本书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写于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三年间，历时五年之久。本书叙说七女三男避难期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人讲完故事后，唱了十首诗歌，除了第一天和第九天没有统一命题外，八天的故事分别在一个主题下展开，形成浑然一体的框架结构。每篇故事长短不一，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全书生动活泼，并无呆板之嫌。

原序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第十天

跋

秀外慧中的女士们，我一向认为你们生性都悲天悯人。我知道，在你们看来这本书的开头未免沉重凄惨，教人想起前不久那场可怕的瘟疫，死亡狼藉、十室九空的情形伤心惨目，耳闻目睹的人至今心有余悸，记忆犹新。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在翻开本书之前就给吓退，以为阅读时会唏嘘不已、潸然泪下。其实我这个悲惨的开头无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峻睑荒凉的大山，山那边就是鸟语花香的平原。翻山越岭固然劳累，一马平川却赏心悦目。欢乐过头会带来苦恼，而这本书开头的悲痛也会变成欣喜。经过短暂的愁苦(我说短暂是因为它只有几页)，接踵而来的是甜美和欢快，这一点我事前做出许诺，以免你们因我不预先交代而不耐心等待。说真的，如果我能够问心无愧地领你们沿着一条不太崎岖的道路抵达我想带你们去的地点，我很乐意那么做，但那条险路是你们将要读到的事件的铺垫，不追溯背景无法行文，我万不得已才写下我要写的东西。

话说基督降世之后过了硕果累累的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出类拔萃的佛罗伦萨，竟发生了一场要命的瘟疫。不知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霆，降罚于世人，那场瘟疫几年前先在东方地区开始，夺去了无数生灵性命，然后毫不停留，以燎原之势向西方继续蔓延。人们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诸如指派一批人清除城市的污秽垃圾，禁止病人进入市内，发布保持健康的忠告，善男信女不止一次地组织宗教游行或其他活动，虔诚地祈求天主，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总之，那年刚一交春，瘟疫严重的后果可怕而奇特地开始显露出来。佛罗伦萨的瘟疫和东方不同。在东方，病人鼻孔流血是必死无疑的症状。在这里，疫病初起时，无论男女腹股沟或腋下先有肿痛，肿块大小像苹果或者鸡蛋，也有再小或再大一些的。一般人把这些肿块叫做脓肿。不久之后，致命的脓肿在全身各个部位都可能出现，接着症状转为手臂、大腿、或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一片片黑色或紫色斑点，有的大而分散，有的小而密集。这些斑点和原发性的脓肿一样，是必死无疑的征兆。医生的嘱咐和药物的作用似乎都拿它没有办法，或许因为这种病是不治之症，或许由于病因不明，没有找到对症的药物(除了懂医道的人之外，原本毫无医药知识的男男女女也有许多偏方)。在这种情况下，侥幸痊愈的人为数极少，大多数病人没有发热或其他情况，在出’现上述症状的第三天，或早或迟都会丧命。那场瘟疫来势特别凶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触病人就会传染上，仿佛干燥或涂过油的东西太靠近火焰就会起燃。更严重的是，且不说健康人同病人交谈或者接触会染上疫病、多半死亡，甚至只要碰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或者用过的物品也会罹病。假如不是许多人和我本人亲眼目睹的话，我这番描述也许是难以置信的。假如许多殷实可靠的人没有耳闻目睹的话，连我也不敢相信，更不用说形诸文字了。我还要补充的是，那场疫病的传染力特别强，不但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即使人类之外的动物接触到病人或者病死的人的物品也会传染上，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死去。正如前文所说，有一天，我亲眼见到这么一件事：一个病死的穷人的破烂衣服给扔到马路上，有两头猪过来用鼻子拱拱，习惯地用牙齿叼起，过不多久，就像吃了毒药一样抽搐起来，双双倒在那堆破衣服上死了。

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相似的，甚至更糟的事情，在仍然健康的人中间引起许多疑虑恐惧，到头来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个相当残忍的措施：尽量远离病人和他们的物品，认为这一来就可以保住健康。不少人认为生活有节制，避免一切过分的行为就能没灾没病。于是他们三五结伴，躲在自己家里和没有病人的地方，远离尘嚣。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活得舒服些，有节制地享用美酒佳肴，凡事适可而止，不同任何人交谈，对外面的死亡或疫病的情况不闻不问，借音乐和其他力所能及的娱乐打发时光。另一些人想法不同，他们说只有开怀吃喝，自找快活，尽量满足自己的欲望，纵情玩笑，才是对付疫病的灵丹妙方。他们说到做到，尽力付诸实现，日以继夜地从一家酒店转到另一家，肆无忌惮地纵酒狂饮，兴之所至，甚至闯进别人家里为所欲为。这一点很容易就能做到，因为大家活一天算一天，仿佛明天不过日子了，自己的产业都置之不顾，许多私人宅第似乎成了公共场所，外人只要高兴，可以随便进入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他们横下一条心，飞扬跋扈，连病人见了他们也退避三舍。

我们的城市陷入如此深重的苦难和困扰，以至令人敬畏的法律和天条的权威开始土崩瓦解。事实上，民政和神职执法人员和一般人一样，死的死，病的病，剩下的和家人一起闭户不出，根本不能行使职权，因此人们无法可依，爱怎么干就怎么干。除上述两种极端之外，还有不少人采取折衷的生活方式，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与世隔绝，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而是根据自己的胃口吃饱喝足。他们不是自我幽禁，而是手拿香花芳草或一些香料外出。他们不时闻闻这些芳香的东西，认为香气能提神醒脑，又能解掉充斥空中的尸体、病人和药物的恶臭。有些人冷酷无情(仿佛那样比较保险)，说是避开疾病是治病的最佳良药。在这种意见的驱使下，他们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许多男女抛下城市、家宅、亲戚和财产，住到乡间别人或自己的别墅，似乎认为天主为了惩罚作恶多端的人类而降下的瘟疫只能落到城墙之内的人们头上，不会蔓延到别的地方，还认为谁都不应该蹲在城里，否则在劫难逃。

人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但不是所有的人统统死光，也不是个个都能保住性命。事实是许多得病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们健康时是善于养生的榜样，得病之后遭到舍弃，孤零零地奄奄待毙。且不说大家相互回避，街坊邻居互不照应，即使亲戚之间也不相往来，或者难得探望。瘟疫把大家吓坏了，以致兄弟、姐妹、叔侄甚至夫妻互相都不照顾。最严重而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尽量不照顾看望儿女，仿佛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得病的男男女女数不胜数，他们别无他法，只得求助于为数极少的好心朋友，或者雇用贪心的仆人。由于伺候病人的工作条件恶劣，尽管工资极高，仍不容易找到用人，即使找到，往往也是一些笨手笨脚、从未干过这一行的男女。这些用人干不了什么事，只会根据病人的要求递些东西或者给病人送终。料理后事的差使常常得不偿失，挣了大钱而误了性命。病人既然得不到街坊亲友的照顾，用人又那么难找，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做法，就是一个女人不论以前多么文雅、俊俏、高贵，病倒后会毫无顾忌地招聘一个男用人，不管他年纪老少，并且只要病情需要，会毫不害羞地像在另一个女人面前那样露出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痊愈的妇女日后往往不如以前那么贞洁，也许和这种情况有关。此外，许多病人如果得到照顾，也许能保住性命，但由于用人奇缺，结果死了。加上疫病传染力特强，城里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死亡，这种情形听起来也骇人，更不用说亲眼看到了。因此，侥幸活下来的市民中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些和以前完全相反的习俗。

按照以前的风俗(今天也是这样)，哪家有了丧事，亲戚和邻居家的妇女同死者的女眷聚在一起，为死者恸哭，而男性邻居以及别的市民则在丧家门前同死者的男性亲属待在一起。随后来的是教士，他们的级别要看死者的身份而定。死者的灵柩由亲友们扛着，后面跟着手拿蜡烛吟唱着挽歌的送葬队伍，逶迤前往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当疫情日趋严重时，这些规矩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给废除了，由新的规矩取而代之。病人临终时非但没有妇女围守床前，甚至没有任何人在场，能够赢得家属的真心悲痛和辛酸眼泪的人少之又少。相反的是，大多数活着的人尽情打闹嬉笑。本来女人生性富于同情，如今为了自身健康，竞出奇地学会了那种风气。护送尸体去教堂的邻人至多十来个。抬灵柩的不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市民，而是一些花钱雇来专司埋葬的、称为掘墓人的市井之徒。他们脚步匆匆，不把灵柩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一般只送到路程最近的教堂就了事。他们背后跟着五六个教士，手拿蜡烛的很少，往往一支蜡烛都没有，也不费那份工夫一本正经地举行安葬仪式，只在最凑手的空墓穴里放下灵柩就完事大吉。下层社会以及许多中层阶级的人受的罪更大。他们由于贫困，或者图个侥幸，大多守在家里，得病的每天成百上千，加上无人照看伺候，只有死路一条。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倒毙在路上，另一些人虽然死在家里，也只在尸体腐烂发出臭气时才被街坊发现。

P7-10

意大利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文艺复兴运动先驱之一乔凡尼·薄伽丘生于一三一三年，是佛罗伦萨一个商人的私生子，母亲是法国人。关于薄伽丘的出生地点，后世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法国巴黎，有的说是意大利的契尔塔多或佛罗伦萨。可以确定的是，作家的童年时代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

作家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方资产阶级兴起时期。当时意大利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城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但因处于地中海和其他海上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航海、贸易、工商、金融、银行各业发展迅速，北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城市经济尤为发达，居欧洲之冠。作家的父亲薄伽丘·德·凯林诺作为实力雄厚的巴尔迪经济集团的代表被派驻那不勒斯，带了少年薄伽丘同往，指望把他培养成商人。但薄伽丘自幼喜欢读书，对商业活动不感兴趣，父亲便送他进那不勒斯大学学习法律和教会法典，历时六年之久。

当时的那不勒斯国王罗贝托·德·安齐奥比较开明，除了封建贵族之外还结交了不少文人、学者、商人、航海家等，薄伽丘跟随父亲经常出入国王宫廷，接触到一些杰出的诗人、神学家、天文学家、法学家、神话学家，激发了研读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典籍的兴趣，并开始写作诗文。

薄伽丘的第一部长篇传奇《菲洛柯洛》写于一三三六年前后，它以西班牙宫廷为背景，叙说了一对地位悬殊、信仰不同的青年男女历尽磨难，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写作手法已相当成熟。

《菲洛斯特拉托》(1335—1338)和《苔塞伊达》(1340—1341)是两部八行体的长诗，分别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特洛伊传奇》中汲取素材，歌颂了现实生活的美好和爱情的欢乐，开意大利骑士史诗和民间说唱文学的先河。

一三四0年冬，薄伽丘的父亲在经济上遭到挫折，从那不勒斯返回佛罗伦萨，坚持要薄伽丘也回去从事他所不感兴趣的商业活动。佛罗伦萨当时经济情况不很稳定，政治斗争激烈，薄伽丘回佛罗伦萨后站在共和政体一边，反对封建贵族制度，多次受共和政体的委任去意大利各城邦和法国等地处理外交事务。一三五一年，他曾去帕多瓦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回佛罗伦萨大学任教，两位卓越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诗人从此过往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薄伽丘回佛罗伦萨后，在写作《十日谈》前，曾有四部作品问世：《佛罗伦萨女神们的喜剧》(1341—1342，后改名《亚梅托的女神们》)，是一部牧歌式传奇，用散文体和三韵句交错写成，书中七个仙女向青年牧人亚梅托叙说各自的爱情故事，结构上和《十日谈》有相似之处；《爱情的幻影》(1342—1343)是一部长达五十歌的三韵句隐喻诗，赞颂纯洁的爱情，各行首词首字母能连成句子；《菲亚梅塔的哀歌》(1343—1344)，是一部散文体的传奇小说，女主人公用第一人称叙说了热恋时的幸福，失恋时的痛苦，以及企图自杀的内心斗争，该书由于细腻的心理描写被誉为欧洲第一部心理小说；《菲埃索勒的女神》(1344—1346)，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描写青年牧人阿弗里科和仙女曼索拉相爱，遭到女神狄安娜惩罚的悲剧，一对恋人被罚变成两条小河，但最终在阿尔诺河相会结合。这些作品虽然取材于古典神话，但充满对人世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抨击了禁欲主义，人物有血有肉，呼之欲出，充满现实生活的激情。

薄伽丘最重要的作品《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写于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三年问，历时五年之久。作品开头有个楔子，叙说一三四八年佛罗伦萨鼠疫流行，罹病丧生者不计其数，全城惨雾密布，十室九空，一片凄苦恐慌。有七女三男原本相识，商定离城避难。他们带了几个仆人、使女和必需物品来到佛罗伦萨城外穆尼昂河畔的一座别墅，游玩宴乐，消磨时光，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由轮流执政的女王或国王规定故事主题。十人讲完故事后，由一人唱歌作为结束。十天里他们一共讲了一百个故事，唱了十首诗歌。除了第一天和第九天没有统一命题外，八天的故事分别在一个主题下展开，形成浑然一体的框架结构。但每篇故事长短不一，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全书生动活泼，并无呆板之嫌。

《十日谈》故事来源广泛，取材于历史事件、中世纪传说、东方民间故事(特别是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故事，如《一千零一夜》、《七哲人书》、《马可·波罗游记》等)，传奇轶闻和街谈巷议兼收并蓄，熔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特点于一炉。《十日谈》的一百个故事塑造了大量人物，有王公贵族，骑士僧侣，也有贩夫走卒，市井平民，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角色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在欧洲文学史中用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如此广阔的生活画卷，薄伽丘可以说是第一人。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1817——1883)评论薄伽丘的《十日谈》时，把它和但丁的《神曲》相提并论，称之为“人曲”。

《十日谈》里的人物林林总总，情节多姿多彩，但贯穿全书的是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文艺复兴是十三至十六世纪欧洲希腊、罗马古典文艺和学术的复兴运动，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一千多年中，基督教文化在欧洲占统治地位，对它称之为“异教”文化的古典文化进行残酷的摧残。古典文化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现世主义，主张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现世的幸福生活是“至善”；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内容则是神权中心和来世天国，主张人在尘世应禁欲苦行。

资本主义生产在意大利发展较早，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阻碍它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宗教信条和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束缚，提倡个性解放，重视现世生活，宣传以“人”为本，文艺复兴运动便应运而生。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三位意大利文学奠基人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在《神曲》里把许多天主教的教皇和大主教打入地狱，让他喜爱的罗马“异教”诗人维吉尔引导他游历地狱和净界，让他青年时代钟情的贝雅特丽齐引导他游历天堂，这充分表明他对天主教会的憎恨，对禁欲主义的反对，以及对现世幸福生活的肯定。彼特拉克在他最优秀的作品《歌集》里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和神学思想的束缚，表达了以人与现实生活为中心的新世界观和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薄伽丘的思想比彼特拉克更进一步，他在《十日谈》的许多故事里批判了天主教会，讽刺教会的罪恶和黑暗，抨击僧侣的奸诈和伪善，表达了当时平民阶级挣脱教会和宗教枷锁的要求；对封建贵族的腐化堕落也予以无情的暴露和鞭挞。《十日谈》用不少篇幅描绘和歌颂了现世生活，谴责禁欲主义，赞美爱情是聪明才智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赞赏平民、商人、新兴资产阶级的机智，宣扬社会平等和男女平等。但薄伽丘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不可能完全摆脱中世纪思想意识的影响，作品中也有一些糟粕，有些故事渲染情欲，格调不高，反映出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另一些故事则宣扬宽容顺从，进行封建说教，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对中世纪道德观念的让步和作家世界观的矛盾和动摇。

《十日谈》故事结构紧凑，文笔简练，语言诙谐，在心理刻画和性格塑造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意大利艺术散文奠定了基础，并开辟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对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国马格里特·德·纳瓦尔的《七日谈》都是摹仿《十日谈》之作。拉封丹、洛佩·德·维加、莎士比亚、莱辛、歌德、普希金都曾在作品中引用过《十日谈》中的故事。

薄伽丘最后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传奇《大鸦》(1355)，作者在书中诅咒爱情的罪恶，声明他今后要埋头研究学问，表现了他后期思想的动摇。薄伽丘晚年潜心钻研古典文学，在佛罗伦萨讲解和诠释《神曲》，用意大利文写了《但丁传》，用拉丁语写了《异教诸神谱系》。  薄伽丘于一三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契尔塔多去世。

这个中译本根据意大利米兰里佐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十日谈》译出，原书附有罕见词词汇，对于了解佛罗伦萨地区方言和薄伽丘时代的意大利语言习惯很有帮助。原书头花和木刻插图共一百一十幅，系该出版社根据佛罗伦萨国立图书馆珍藏的一四九二年威尼斯版《十日谈》插图复制，中译本也采用了。

译 者

一九九三年三月，北京。

高贵的女郎们，我在本书卷首就向你们做出承诺，说是要给你们消遗解闷。靠天主的帮助，我终于完成了这件艰巨的任务，我认为天主赐给我恩典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功德，而是由于你们虔诚的祈祷。因此，我首先要感谢天主，其次要感谢你们，然后让我的秃笔和疲倦的手略事休息。而我在搁笔之前还想就你们或者别人虽没有明说，但可能存疑的枝节问题作一些简短的解释(我确信自己没有免受非难的特权，早在第四天开始时我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你们中间或许有人要说我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过于放肆，往往让女人说出或者听到正派女人不该说的或者不该听的东西。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因为只要用语得当，再不正派的话也不会招致反感，而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假定你们说得有理(我不想同你们争论，因为你们总是占上风)，我马上可以举出许多理由为自己的做法辩解。

首先，假如我叙说的故事确有可以指责之处，那也是故事的性质决定的。行家只要通情达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不想离题，就只能用那种方式来叙说。有些弄虚作假的女人认为语言比行动更为重要，不管自己骨子里怎么样，表面上装出冰清玉洁的样子。在她们看来，我写的故事里某些段落或字句过于放荡，不堪入目。对此，我要说的是，即使有这种情况，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如实写来的我，而是那些把“洞孔”、“钉子”、“舂臼”、“捣杵”、“腊肠”、“香肠”之类的字眼整天挂在嘴上的男男女女。

再说，我手中的笔和画家手中的笔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画家笔下的圣米迦勒杀死巨蛇的形象有的持剑，有的挺矛。他们描绘圣乔治屠龙，刺中的部位也不尽同。他们把亚当画成男人，把夏娃画成女人。在画为了拯救人类而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时，脚背上的钉子有的是一枚，有的是两枚，可我们对画家从不加以非难干预。此外，大家很清楚，我书中的故事不是在教堂里讲的，在教堂里当然要怀着崇敬的心情，使用圣洁的语言(尽管圣经故事里也有不少情节和我说的相似)；不是在哲学家的经院里讲的，经院里当然要求严肃认真；不是教士或者哲学家之间的谈话，而是在花园和消遣游乐的场所，在年轻人之间讲的。这些年轻人心理已经成熟，不至于受到言语的误导，何况当时时值非常，只要保全性命，最体面的人头上裹着裤衩在街上行走也不会招人耻笑。我的故事和一切事物一样，可以有益也可以有害，完全取决于听故事的人。谁不知道适量喝酒对人有益，钦奇廖内和斯科拉约以及许多别的人都这么说，可是对于害热病的人却是有害的呢?难道由于酒对于发烧的人有害，我们就说它是坏东西吗?谁不知道火的功用大极了，人类不能一日没有它，但有时火会烧毁房屋、村庄，甚至整个城市，难道我们能因此而说它罪大恶极吗?武器的情况也如此。人们要过和平生活，就得用武器捍卫，但武器往往能杀人，不是武器本身有什么过错，而是使用武器的人用心险恶。

心地龌龊的人听到什么话都往坏处去想，心地光明的人即使听到不太正派的话也不会受到感染，正如朝太阳扔泥块并不能损害太阳的光辉，地上的丑恶无损于天空的辉煌。有什么书籍、语言、文字比《圣经》更神圣、庄重、严肃的呢?可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了《圣经》的内容，害得他们自己以及别人的灵魂万劫不复。每一件事物或多或少都有可取之处，但使用不当也会造成许多危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存心要从我的故事里面挑坏主意、坏榜样，当然不能阻拦他们。即使挑不出来，他们也可以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另一方面，谁想从我的故事里汲取有益的东西，当然也能如愿。这些故事是在一定的场合讲给一定的人听的，只要时机和对象合适，听的人肯定得益。至于那些晨鼓暮钟整天念天主经的人，不必去打扰她们，追在她们背后缠着她们非看不可。即使那些貌似虔诚的人也有她们的悄悄话要说，有自己的事要做。

有人会说，某几篇故事不收进集子就好了。就算他们说得有理，但这件事由不得我，我只是有闻必录，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写。我不是创造这些故事的作者，即使我是作者，我也会毫不惭愧地承认这些故事不是篇篇都好，因为除了天主之外，世上没有一位能把什么事都做得十全十美的大师。帕拉丁骑士团的创始人查理大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只物色到帕拉丁。纷纭复杂的事物不可能质量划一。种植得再好的庄稼地里难免不混进一些大荨麻、蒺藜或荆棘。此外，听我讲故事的大多是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单纯的女郎，我殚精竭虑斟字酌句地讲一些玄妙深奥的话题也不明智。读者遇到不感兴趣的地方不妨略过，光挑喜欢的看。好在每篇故事开头都有简单的说明，交代了它的内容，谁都不会上当受骗。

也有一些人会说某几篇故事失之冗长。我对他们的答复是手头有别的事可干的人看这些故事(即使比较短的)也不够明智。自从我开始动笔到现在完稿为止已过了好久，但我并没有忘记当初辛辛苦苦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有闲的妇女解闷的。为了消磨时光而看书的人不会嫌长。爱惜光阴的学者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而不是消磨时问，对他们来说，简短的东西比较合适。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除了谈情说爱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干，有的是时间。再说，你们中间谁都没有到雅典、巴黎或者波洛尼亚去留学，和见多识广的学者不同，和你们谈话时说得详尽一些为好。

我相信还有人会说我的故事里调侃戏谑太多，严肃庄重的人不应该这么写作。说这种话的人是出于对我的名誉的关心和爱护，我得向他们表示感谢。我要回答的是，我自问是个严肃的人，生平也受到不少女子的器重，但是我要对一些从不器重我的妇女说我并不庄重，而是轻浮得可以漂在水面上。今天的教士们敦促人们改恶从善，说教时往往机智诙谐，妙语连珠。我的故事是供妇女们消愁解闷，采用同样的方式并无不当。如果有的妇女笑得太多，只消看看耶利米的哀歌、救世主的受难和抹大拉的忏悔马上就能收敛。

毫无疑问，肯定还有人会说我在书中谈到教士的时候赤口毒舌，过于刻薄。我原谅说这种话的人，并且认为他们有正确的理由，因为教士是好人，出于对天主的敬爱才逃避尘世的束缚，别人耕耘，他们收获，从不泄露天机，假如不是身上带有一股羊膻味的话，还相当可人。不过我得承认，世上一切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我的舌头也不例外。我不相信自己的判断，遇到有关我本人的事总是尽可能不发表意见，但前不久一位邻居太太说我口角春风，嘴巴是世上最甜的。有她这句话，我对自己写的书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对于那些评头论足的人，我的回答到此为止。

不论人家怎么说，怎么想，我现在该搁笔了。我恭顺地感谢天主的帮助和指引，长年的辛劳终于结束。可爱的女郎们，愿天主保佑你们平安多福。如果你们看了这本书感到些许愉快，请不要忘记我。

《十日谈》的第十天，亦即最后一天，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