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规模宏大、具有社会哲理内容的长篇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思想和文学探索的总结性作品，通过描述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之间因金钱和情欲引发的激烈冲突，深刻揭示了当时俄国在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冲击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性表现，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作品中卡拉马佐夫一家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精神特质，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卡拉马佐夫性格”。

费多尔·卡拉马佐夫是俄国外省县城里的一个暴发户。他积聚了十万多卢布的家当。但没有宗教信仰(在作者看来亦没有精神生活)，一味追求感官享乐，为人卑琐，贪财好色，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米卡是个军官，和他同时迷恋上了一个名叫格鲁申卡的外来女人。同时，他家还养着一个厨子叫做斯麦尔佳科夫。由于争风吃醋，米卡扬言要杀死父亲，但是却没有去杀，真正杀死他的是厨子。厨子是费多尔和一个白痴女人的私生子。

厨子斯麦尔佳科夫之所以要杀死他，原因是受了费多尔的第二个儿子伊凡的影响。伊凡虽然在行为上很高贵，但在思想上却和费多尔一样没有任何信仰，因而也就没有道德观念。他主张“什么事都可以做”，因此促使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费多尔，并拿走了三千卢布。案发之后，却阴差阳错地弄到了大儿子米卡头上，在审判过程中，虽然斯麦尔佳科夫向伊凡承认自己杀害了费多尔，但他马上自杀了。

没有了证人，又由于米卡前后两个情人的争风吃醋，搅乱了口供，法庭最判决米卡二十年苦役，米卡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应该主动经受苦难的磨练，宽恕一切人，为人类赎罪。小说中的理想人物是费多尔的儿子阿辽沙，他扳依宗教，献身于上帝和人类的爱。便即使他也主张并参与策划米卡越狱潜逃，至于越狱是否能成功，小说则留给读者去想象。

作者的话

第一部

 第一卷 一个家庭的历史

一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二 被扔在一边的长子

三 续弦和续弦生的子女

四 幼子阿辽沙

五 长老们

 第二卷 不适当的聚会

一 来到修道院

二 老丑角

三 有信仰的村妇们

四 信念不坚的太太

五 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

六 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

七 向上爬的宗教学校学生

八 乱子

 第三卷 好色之徒

一 下房

二 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

三 热心的忏悔(诗体)

四 热心的忏悔(故事)

五 热心的忏悔(“脚跟朝上”)

六 斯麦尔佳科夫

七 争论的问题

八 喝着白兰地的时候

九 色鬼

十 两人在一起

十一 又一个失去了的名誉

第二部

 第一卷 折磨

一 费拉庞特神父

二 在父亲家里

三 和小学生们相遇

四 在霍赫拉柯娃家

五 客厅里的折磨

六 农舍里的折磨

七 在清新空气里

 第二卷 赞成和反对

一 婚约

二 斯麦尔佳科夫弹吉他

三 兄弟俩互相了解

四 叛逆

五 宗教大法官

六 暂时还很不清楚的一章

七 “跟聪明人谈谈也是有好处的”

 第三卷 俄罗斯教士

一 佐西马长老和他的客人

二 已故司祭佐西马长老的生平，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根据他的自述编写(传略)

三 佐西马长老的谈话和训言

第三部

 第一卷 阿辽沙

一 腐臭的气味

二 那样的时刻

三 一棵葱

四 加利利的迦拿

 第二卷 米 卡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二 猎狗

三 金矿

四 在黑暗里

五 突然的决定

六 我也来了!

七 无可争议的旧情人

八 梦呓

 第三卷 预审

一 彼尔霍金官运的开端

二 报警

三 灵魂的苦痛。第一次磨难

四 第二次磨难

五 第三次磨难

六 检察官捉住了米卡

七 米卡的重大秘密。别人对他发出嘘声

八 证人的供词。婴孩

九 米卡被带走了

第四部

 第一卷 男孩子们

一 柯里亚·克拉索特金

二 小孩子

三 小学生

四 茹奇卡

五 在伊留莎床边

六 早熟

七 伊留莎

 第二卷 伊凡·费多罗维奇哥哥

一 在格鲁申卡家里

二 病足

三 小魔鬼

四 赞美诗和秘密

五 不是你!不是你!

六 跟斯麦尔佳科夫的第一次晤面

七 再访斯麦尔佳科夫

八 跟斯麦尔佳科夫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晤面

九 魔鬼。伊凡·费多罗维奇的梦魇

十 “这是他说的!”

 第三卷 错判的案子

一 致命的一天

二 危险的证人

三 医生鉴定和胡桃一磅

四 幸福对米卡微笑

五 突如其来的灾难

六 检察官的演说。性格分析

七 历史的观察

八 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研究

九 种种心理分析。飞驰的三套马车。检察官演词的终结

十 律师的演说。两头伤人的大棒

十一 既没有钱。也没有抢劫的事

十二 也没有谋杀

十三 诲淫诲盗的论客

十四 乡下人不为所动

尾声

一 营救米卡的计划

二 谎话一时成为真实

三 伊留莎的殡葬。石头旁边的演词

二被扔在一边的长子

这种人能够成为怎样的导师和父亲，自然可以猜想得到。在他这种父亲身上，该发生的事自然也就发生了，那就是说他完全抛弃了和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所生的孩子，这倒不是因为恨他，也不是由于什么夫妻反目，而仅仅是因为完全忘掉了他。在他用眼泪和诉苦惹大家讨厌，同时把自己的住宅变为淫窟的时候，这三岁的男孩米卡由这家的忠仆格里戈里照管着，假使当时没有他来关心，也许都没有人来替这小孩换衬衣。偏巧，最初孩子姥姥家的亲属好像也忘记了他。他的外祖父，就是米乌索夫先生，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父亲，当时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守寡的夫人，米卡的外祖母，搬到莫斯科去了，病得很厉害，姊妹们又都出阁，所以差不多整整有一年工夫，米卡只好呆在仆人格里戈里那里，住在仆人住的木屋里面。其实就算爸爸想起他来(真的，他是不能不知道有他这个人的)，也会再把他送进木屋里去的，因为小孩终究会妨碍他胡作非为。但是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死者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堂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他后来曾一连在国外流寓多年，在当时还很年轻，但却是米乌索夫家的一个突出人物，很文明，有都市气，外国派，而且终身有欧洲习惯，晚年时成为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自由派。他在自己长期的经历中，经常和那个时代国内外许多思想最自由的人来往，亲身见过蒲鲁东和巴枯宁，到他漂泊一生的晚年，特别爱回忆和讲述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三天里的情形，还暗示说他自己也几乎参加了巷战。这是他想起来就特别愉快的年轻时代的一个回忆。他有自己的产业，照以前的算法，大约有一千个农奴。他的肥美的领地就在我们的小城外面，和我们的修道院的田地毗连。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还很年轻，刚刚取得遗产的时候，就一下子和修道院打起了永远没法完结的官司，争夺什么在河里捕鱼或者在森林中砍柴之类的权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和“教权主义者”打官司，他甚至认为是作为一个国民的文明义务。在他听了关于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全部情况(当然这是他记得，甚至有一个时候很注意的)，又打听出还有米卡留下来以后，虽然他对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新添了极大的愤怒和蔑视，还是立刻过问了这件事。他当时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初次见面。他对他率直地说，愿意把这孩子领去由自己教养。以后有好久，他把当时情况当作新鲜事向人讲述，说他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提起米卡的时候，对方曾一度装作完全不明白讲的是什么孩子的样子，而且好像有点奇怪，在他家里居然还有一个小儿子。即使说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叙述有点夸大，那也总该有一些是实情。实际上，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平就爱做戏，他会无缘无故在你面前扮演一个意外的角色，特别是这种做法有时并没有任何必要，甚至对自己也不利，譬如目前那件事就是这样。不过这类特性确是大多数人，甚至是十分聪明的人所共有的，不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如此。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热心地进行着这件事情，甚至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起充当小孩的监护人，因为母亲身后总还遗留下小小的财产、房屋和领地需要处理。米卡确曾到这位舅舅家去住过，但是后者没有自己的家庭，又因为他刚刚把事办妥，自己庄园的银钱收益有了保障，就立刻又忙着到巴黎去久居，所以就把孩子委托给了他的堂婶，一位莫斯科的太太。恰巧他在巴黎住得很久，竟忘记了这个孩子，尤其是在二月革命来临的时候，——那次的革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后来莫斯科的太太死了，米卡转到她的已出阁的一个女儿手里。大概他以后还曾第四次换地方。对于这，我现在先不谈它，况且关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这位长子还有许多话要讲，现在只能先说一点他身上最必要的情况，不说这类情况，我这部小说就没法开头。

第一，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三个儿子当中，惟有这位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个从小就可以相信他总还多少会有点财产，一到成年，就可独立。他的幼年和青年漫无秩序地过去了；中学没有读完就进了军事学校，以后到高加索服军职，因决斗降了级，服满军职后，时常酗酒，糟蹋了不少银钱。在成年以后才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拿到一些钱，在这以前却欠了许多债。第一次和他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认识和见面，是在成年后特地到我们这里来和他父亲清算财产的时候。大概他当时对父亲并不喜欢；他住在他家不久，拿到了一点点款子，并且和父亲约好以后领取庄园收入的办法，很快就走了。至于这庄园究竟有多少收入，值多少钱，他这次却始终也没能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得到确实的回答——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当时一下子就注意到——这也是应该记住的，米卡对于自己的财产抱着虚夸的、不正确的观念。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很满意这一点，因为他另有打算。他只觉得这年轻人轻浮，暴躁，无耐性，有欲望，爱喝酒玩乐，只要能抓到一点什么，马上会安静下去，当然安静的时间不会长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开始利用这一点，用一些小赠与，偶尔寄去一点款子应付他。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情：过了四年之后，米卡失去了耐性，第二次又到我们小城里来，准备和他父亲算清一切，但是使他万分惊讶的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什么也没有了，甚至都很难算清，他早已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取尽了他的财产的全部价值，支完了钱款，也许反倒欠着他父亲一些。又根据某年某月他自愿签订的那几件契约，他已经没有再要求任何钱款的权利了。年轻人很惊讶，疑心内中有诡计和欺骗的情形，几乎发起火来，好像失去了理智。就是这件事引起了一个大惨剧，对于这惨剧的描写将成为我这第一部序幕性质的小说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这部小说的轮廓。但是在转到正文以前，必须再讲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另外两个儿子，米卡的兄弟，并且说明他俩是从哪里钻出来的。P6-8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八七九至一八八。年在刊物上连载，一八八一年单行本出版后不久作者就因病去世，当时和后来的俄国国内外评论界都有不少人把它看作是作者一生总结性的作品。

小说写了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和最后酿成的悲剧。也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许多作品中一样，作者借助于对人物心理鞭辟入里的分析刻画，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俄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

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是俄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一八六一年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农民改革”，名义上解放了农奴，实际上丝毫没有减轻农民的悲苦命运，而资本主义和伴随而来的一切弊病，却使广大城乡普通人民所受的压迫更为深重。与此同时，上层社会的腐朽和知识阶层的彷徨也更加明显。旧的生活基础和道德准则正在迅速瓦解，而新的生活及其前途对多数人来说还非常模糊。俄国向哪里去?——这是当时俄国知识、文化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所思考焦虑而得不到解答的苦恼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贫病交困的晚年，用全副心力酝酿和写成了这部《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以先前亲自看见的一个年轻军官的杀父冤案为情节核心，塑造了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三个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志趣和思想倾向的儿子的典型形象：“一家之长”老卡拉马佐夫纵欲、贪婪；大儿子米卡粗野率直、狂暴任性；二儿子伊凡对社会抱着犬儒主义的怀疑嘲弄态度；最小的儿子——作者的理想人物阿辽沙却真诚地相信用爱可以战胜世上的一切邪恶。在作者寓言式地托名为“畜栏”的一个外省小城市里，这一家的父亲和长子为争夺共同的情妇，再加上财产的争执，竟至于势不两立。而老头年轻时同一个被他欺凌的穷苦痴女养下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因为受了伊凡“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事都可以做”的玩世哲学的感染，又为自己在长期卑屈处境下郁积起来的怨毒情绪所驱使，终于利用那一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生父。米卡涉嫌入狱，葬送一生；伊凡内咎自责，神经错乱；斯麦尔佳科夫也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只剩下阿辽沙孤身一人弃家远游，继续用基督教的博爱去拯救这罪恶世界上千千万万“迷途”的灵魂。作者想通过这样一个家庭悲剧，就俄国当时所面对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病根问题，提出他自己的治疗方案。离开社会根源，单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生活中的罪恶现象，自然会得出远离实际的错误结论；把抽象的爱作为拯救社会的良方，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只会掩盖病因，贻误生机。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错误立场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初期，以小说《穷人》(1846)赢得广大声誉时，他曾站在革命民主派的阵营，并因参加青年革命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而遭到沙皇政府的流放(1850—1859)。但在此以后，他就逐渐离开原来的战友，在自己的创作和言论中愈来愈突出地宣扬抽象的“人类心灵的两重性”，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赞美驯顺、受苦和博爱的宗教精神，怀疑和否定六十至七十年代蓬勃兴起的俄国革命运动。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中这些反动的因素在他最后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明显的反映。难怪小说一问世，反动势力就立即表示欢迎，千方百计渲染和夸大它思想上的弱点，利用它作为反对进步思潮的武器，而进步评论界在肯定它的优点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它有害的一面。

然而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在十九世纪俄国古典文学遗产中仍旧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那个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外省小城(“畜栏”)中的地主家庭，它的迅速破落就仿佛是从农奴“解放”到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俄国旧秩序瓦解的缩影。法庭及其陪审官们不顾证据的含糊矛盾，可以任意武断地判处无辜的米卡几十年苦役，而凭着金钱的神通，又可以在押解途中受贿释放同一个“犯人”。这实际上是对沙皇政权下整个官僚机器的辛辣讽刺。从四乡到修道院来找佐西马长老的那些丈夫酗酒肆虐、爱子夭折或被征当兵的妇女，米卡“梦”中所见的那些守在被焚的家园旁嗷嗷待哺的村民，和他们怀中所抱的面目黧黑的枯瘦的婴儿，这等于是对俄国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的有力控诉。所有这一切，都鲜明地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憎恨，对人民痛苦的无限同情。尽管作家主观上竭力要把它们归因于人类本性中“永恒”的善与恶的斗争，并且连篇累牍地向读者进行他关于爱和宽恕的说教，但读者从他对事物的形象描写中，却总是会得出“决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的明确结论。更有意义的是，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正好与作家的主观意旨相反，以他们的实际言行驳倒了作家自己的说教。作为作者代言人之一的佐西马长老对于伊凡就上帝的存在问题所发表的怀疑论，提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反驳；而阿辽沙听了关于一个退休将军驱赶大群恶犬，将一名无辜的农奴小孩当着他母亲的面撕成碎片的事，却愤怒地断然说出了“枪毙！”这两个字。这些例子，再一次雄辩地证明，现实主义的力量毕竟会克服作家本人的主观偏见而获得巨大的胜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中最复杂而独特的一个，他这部小说又是最突出地显露了他的长处和短处的代表作，然而就是这部作品，也同样令人信服地证实了文艺创作中这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

同时，也跟他在自己其他的作品中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充分运用了他独特的心理分析方法。通过心理分析来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外部世界，也是其他同时代俄国文学巨匠如托尔斯泰等的显著特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把它深入地推进了一步。这跟他总是将人物置于尖锐的戏剧性冲突中的手法结合起来，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常常造成了能使读者屏息凝神、心灵震动的巨大艺术效果。这些创作上的特色曾对后代西方文学起过很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无论如何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批判地借鉴。

本书译者耿济之先生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首先较有系统地介绍俄罗斯古典文学并卓有成效的前辈翻译家之一。这个译本曾在解放前出版过，因译者早已病故，现由秦水、吴钧燮同志据俄文原著代为校订，重排问世。这不仅是对济之先生的最好纪念，同时也是贯彻党关于借鉴中外文学遗产的政策，有利于繁荣我国文学创作的一件可喜的事。

吴钧燮

一九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