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最新力作《日本的逻辑》，直指中日外交、日本地震、中日美经济局势等问题。你可以不喜欢他这个人，但你有必要读读他的观点。在发展和成长面前，情绪只是幼稚的表现。本书中，加藤嘉一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站在中国人的角度阐释日本的时政、经济等话题，具有非常强的可看性。

加藤嘉一所著的《日本的逻辑》讲述战后到灾后，日本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发生丝毫变化。站在历史的拐点，日本人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家园？支撑什么样的发展？追求什么样的幸福？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在哪里？在发展中的灵魂又在哪里？

《日本的逻辑》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日本人的改革事业来说，时间表至少提前了10年。

千年一遇大危机

 日本人是这样跟地震打交道的

 “3·11”：亲历与反思

 福岛核危机：日本将“弃核”吗？

 探访重灾区：亲历与反思

 灾后半年游记

迷失中的政治

 “外星人”鸠山由纪夫的政治与辞职

 “老革命”菅直人的政治与辞职

 “政权交替”能否改变日本？

 日本政治病了吗？

对外关系

 福田辞职改变日中关系？

 前原诚司辞职的意味

 日本“脱美入亚”了吗？

 日本与美国能“对等”吗？

社会问题

 日本还能稳定多久？

 “小泉案”案告了一段落？

 日本人能否优良地生活下去？

 太阳经济：日本复苏的药方？

 丰田神话的破灭

 南非世界杯：败局中的反思

时事随笔

 “拉动内需”的东京思考

 村上春树《1Q84》内幕

 日本人与韩国人

 福原爱的进步与成熟

 民族主义也有健康的

后记

尾声

日本人是这样跟地震打交道的

我是日本伊豆人，伊豆半岛是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对我来说，地震、台风、洪水、火山等自然灾害再平常不过，我把它们视为一辈子要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在日本地震是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没有人没经历过地震。

日本国民对地震极为敏感，还是比较习惯“与地震打交道”的。“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对任何时代或地区来说是个永恒课题。日本不例外，中国也不例外。

日本政府对每一处建筑物制定了明确的抗震标准。倘若一个建筑不符合或不及格其标准，它就不能存在。比如，建筑是最容易造成“政商勾结”的行业，假如平时给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献金的建筑业老板，做的写字楼没达到抗震标准，政治人物又偷偷容忍了其失误，或故意装糊涂，被媒体曝光后，我100％相信，这届内阁要垮台了。

别说政治人物，在人口极端密集的东京，如果有建筑设计师在其工作中有一点疏忽，就立刻会被媒体批评，而他随后的生存环境就会恶化到底，成为全民的敌人。天经地义，对生活在“地震大国”的日本国民来说，建筑有多大耐心是牵涉生死的大事。建筑无小事。媒体针对建筑的监督相当严格，其力度并不亚于针对政治人物丑闻或官僚腐败的批判。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往往是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2008年6月14日栗原发生地震前，日本地震局提前10秒做出了预警，并在公共电视台NHK中播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地震预警上有两方面的特征：（1）定期预警地震，虽有时不准或漏报，但整体上令人满意。据专家说，大的地震相对容易预测，小的比较困难；（2）有了预警，还要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比如栗原地震，从预警到播出只用6秒钟，这就要求地震部门和电视台配合非常默契。各大型公共场所都有专用的地震预报广播，比如大的商场超市，经常会播出“多少分钟后会发生×级地震，请大家迅速撤离”。所有日本人都很熟悉预警前固定的“提示音乐”。它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此刻，人不可能不认真。

“预警”不过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全民日常的安全教育。其实很简单，做防震教育不要印很多教材，只要各学校能坚持要求全体师生做好实际的演习训练即可，投入很少，回报很多，对师生们的帮助却很大。

日本的学校每个学期都必须搞一次避震演习。所有教师从学生时代起，就接受过很多次避震演习。因此，实际遇到地震时，他们知道该如何做，正确的步骤是什么。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下来，我们大概要接受30多次防灾训练，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灌输理论的教材。通过不断的演习，让我们明白了，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与人的协调与配合最为重要。

演习时，首先应立刻戴上安全头套。所谓安全头套，就是平时凳子上的坐垫，但经过特殊设计，在发生晃动时，立刻将它扣到脑袋上，以保护头部。然后迅速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等晃动停止后，在老师的统一带领和班长的积极引导下，迅速离开教室。在那样的紧急时刻，日本人对秩序的尊重发挥到了极致，它是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的，不是简单依靠理论或一次性、灌输性教育获得的。

按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建筑物必须在楼外安装临时楼梯——非常楼梯，教室里要有紧急出KI——非常口。哪个班走哪条线路，都事先规划好，以避免地震发生后出现拥堵、混乱、无序等状况，这样可以保证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能迅速、安全地撤离。撤离后的师生，最后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学校操场或大广场等，按每一个班级排队，班长点名确认后，迅速汇报给班主任，班主任陆续汇报给副校长，副校长最后汇报给校长。

家庭对灾害的准备也极为重要。虽然父母很少告诉我遇到地震该怎么做，但从他们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中，早就了解到应该如何应对地震，真的发生，该怎么做。

重物一般不放在高处，而放在地上或柜子里。安装电灯要非常结实，需要定期确认，有问题就赶紧维修。家家都有“防灾袋”，我家每时每刻储备着两个防灾袋，里面的东西都很轻，以便一旦发生地震，拿起来就快跑。每个家庭防灾袋中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的食物和水，都是能长时间储存的，水一般是易拉罐装，这样不容易变质。有的家还在防灾袋里放上肥皂等。

大地震发生后，灾民住帐篷的情况比较少，大家都是到附近学校的体育馆中避难。这样人员相对集中。容易得到救援，食物和水也比较容易发放。比如，2007年7月16日发生的新溻大地震，许多失去家的受害者们在体育馆中度过了1个多月。

日本有很多关于地震的博物馆、资料馆，教育机构让中小学生参观那些地方，告诉他们生命的宝贵、地震的历史、防震知识等。我建议，中国的每一所学校从小学开始，至少每学期进行一次防灾演习，至少要让学生知道假设发生地震，第一怎么做，要从哪儿出去等。现在，对中国百姓来说，地震已经不是陌生而遥远的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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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日。

时隔7年，自从2003年到北京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过的元旦。对我们日本人来说，1月1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完全等于中国人过春节，虽然在物质准备和庆祝节日的力度上，日本的元旦远远不如中国的春节。在日本的历史上，元旦始终都反映着大和民族“简单而美丽”的风俗习惯，不夸张，不张扬，踏踏实实地，一年又一年。

日本人只是相信，坚持是个力量。

忽然想到，曾经有不少中国朋友向我咨询过同一个问题，“加藤，日本人过春节吗？”说实话，很惊讶，我原来，尤其来中国以前，以为“日本人就是过元旦”这一事实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存在讨论的余地。后来想，那么，我本人来华前有没有了解“中国人既过元旦又过春节，但后者更重要”的事实呢？抱歉，坦白交待，我也没什么了解。有一点令人欣慰的是，我每次回日本，不少祖国同胞都问我中国人过春节的文化体系，说明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人还是对中国很感兴趣，甚至了解的。只是说，在日本人自身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过元旦，不过春节，国家也好，人民也罢，都不采取，也不怎么重视农历。

等于“大年三十”的12月31日也很重要。那天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老百姓都团聚在家里，看看电视，聊聊家常。到了晚上，便都调整频道，等着看“红白歌唱会”（相当于中国的“春晚”），日本唯一的公共电视台NHK每年都会在这时候召集同年最引入注目的流行歌手，以扮演“白色队vS红色队”的态势，在著名文化艺人（今年是“岚一ArashlI，）的主持引导下展开6个小时左右的竞争。这是日本人必看的过年节目。

临近午夜敲钟的时刻，几乎所有电视台都从自己的节目特色出发，走进寺庙、神社等地进行新年的祝福。作为风俗习惯，这一“除夕”到元旦的跨越时刻，人们还会吃上一碗“过年荞麦面”，祝一家人长寿。

凌晨1时半的时候，朝日电视台会播出一档“讨论到天亮”的节目。这档节目从1988年开始持续至今，栏目组从日本各界召集14名象征“去年”的人物，包括政治家、商人、企业家、经济学家、媒体人、文化人等，共同回顾2010年，展望2011年，一直讨论到6时，即天亮。今年的主题是：萎缩中的日本走向何方？

26岁的我还比较年轻，但却很幸运地第一次参加了这档节目，在百姓们在家里享受欢乐和祝福的时刻，跟祖国的长辈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具体不多说了，反正，参加的14人，包括我自己，都对日本的现状感到担忧，认为日本必须摆脱国家整体的“通缩”，否则无法在变革中的国际社会谋生下去。

差不多有50小时没有睡觉了，终于在节目录制后完成了2010年最后的任务。过去的这一年，我该做的都做了，能做的都做了，不后悔。可以说，这是自我出生以后第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一年，一言难尽，令人难忘。

天已经亮了，蓝色的天。越远离东京，空气越新鲜。本打算在车上睡觉的，元旦的凌晨，当然不堵车，但上高速怎么也需要1个半小时才到家。那之后看到的富士山，有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富士山了。这海拔3776米，跨越静冈县与山梨县，位于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而闻名的伊豆半岛之北边。

对我们伊豆人来说，富士山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时隔7年，“偶然”碰到它，仍能让我失去任何言语，或许，我原来对它有误解，这一山脉不是从天掉下来的，任何人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这里能让所有日本人产生自豪感，并起到强化民族凝聚力的作用，然而，这一切对我来说却只是代号“老乡”（我出生在静冈，过了12年；在山梨上了中学，过了6年，然后来了北京）的富士山，突然变成了陌生的产物。看着国人心里最漂亮的山脉，我不禁胡思乱想起来，无论这山离你有多近，它都不可能变成你的熟人，而永远保持陌生、神秘、遥远地存在着。我下决心，下次回国时一定去爬富士山，10年没有上去了，真想再次挑战一下。

6时半回到家里，等在家门口的母亲，让我倍感温馨。2。09年，我们全家失去了父亲，母亲变成一个人了，作为长子，在跟弟弟、妹妹的配合下，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让母亲幸福地过下去。这是“想家”的时光。收拾东西，泡澡，然后跟母亲一起做饭。

元旦的时候，我们一般吃“年饭”，不是所谓豪奢的“怀石料理”。我们不过是普通家庭，有炖菜、年糕、还有一些母亲拿手的家常菜就够了。量也不多，吃不下就不要做，吃不下就不要点。我想，日本人有理由把这种简单和朴素保持下去。

日本怎么办：从战后到灾后

3月11日，那一天，我正好在东京，亲身经历了一次从未遇到过的大地震。

4月11日，我到岩手、官城、福岛三县，亲自考察了重灾区现状。作为一名日本青年，也从未遇到过那种“废墟”。我主动把自己埋在废墟里，想象日本当年战败后的“废墟”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被解放”的感觉，有的是一种惨痛，无奈和困惑，即这些年陷入着“失去20年”的日本，又遭到了“千年-一遇”的复合型大危机。我们还能站起来吗？

从战后到灾后，时隔66年，日本人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发展的思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沉重的现状和不明朗的未来不得不迫使日本人进行历史意义上的大反思。

二战前夕，日本国内处于严重的失控状态。海军与陆军之间等内部关系出现了利害冲突，文官、文化人、媒体人、学者，甚至天皇都无法阻止军部之“暴走”。历史证明，日本社会的集体主义或跟风心理既成为发展的动力，也成为阻碍生存的弱点，至今依然如此。

战后日本被美国改造，即民主化与非军事化，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重新进行国家建设，被改造的那一刻，我相信，祖国的前辈们显然抱着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战后《和平宪法》在立法层面禁止了国家政府对外发动武力战争。日本战后的军部无疑丧失了战前和战中的特权。海外媒体有时主张的“日本重新回到军国主义路线”或“日本正在企图成为军事大国”的说法早就不合时宜。

有一个日本前首相叫石桥湛山。他是著名财经杂志《东洋经济周刊》的创始人，他是对军部掌控权力下的政府走向对外扩张、发动战争的“大日本主义”明确提出批评的、罕见的知识分子。石桥当年相当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坚持反对日本对华的殖民政策，主张“贸易立国”。在日本战后发展的历程中，许多有识之士对“大日本主义”进行反思，并认为石桥前首相的判断是正确的，有远见的。

当今日本人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反思石桥提出来的“小日本主义”很有必要。他曾探索的是日本如何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寻求战略平衡，找到自己合理位置的问题。而对于当今日本对外政策来说，关键在于前首相福田康夫提倡过的“共鸣”，即如何在美日同盟与对亚洲政策，尤其对华政策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温和地尊重国际利益，务实地寻求国家利益。

2008—2011年期间，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发生的几次地震，包括这次日本的海啸，从加深两国国民关怀和友谊的角度看都起到了积极和善意的作用。灾害会拉近两国国民之间的情感——灾害无国界，友谊更无界。

2008年5月12日发生汶川大地震后，日本政府第一伸出手，派遣救援队，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谢意。自从我2003年4月来到中国后，2008年5月是中国人对日情感最好的时候。这次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也一样，中国政府和人民伸出了温暖的手，日本国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情感也好转，发自内心地表达谢意。这几年的感动故事证明，“防灾”也是2l世纪初促进日中关系的重要途径。

197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核电项目与当年两场石油危机密不可分。日本不是“自古以来”就是重视核能源的。核能源在稳定供应、经济效率、环保作用三个方面上比其他任何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水、风、太阳等，更具备优势。在之前依赖度最大的石油之供应因石油危机而出现短缺后，日本政府与电力公司立即做出反应，商量对策，从确保未来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携手推进核电项目的判断与决心，这符合时代和发展需求。

问题是，在长期发展核电的过程中所陷入的盲目和疏忽，滞后与懒惰。这次福岛核危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对于旧技术更新，调整的必要性，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而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忽略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之所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美国、法国、德国等都高度、密集关注“福岛核危机”，正是因为大家在能源战略协调发展上认识到了一种“瓶颈”，即就能源确保与供应而言，除了稳定供应、经济效率、环保作用之外，还要加一条“绝对安全”。天经地义，既然是由人类来推动的，“绝对安全”措施也只能是在相对主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加以展开。福岛危机告诉我们，对未来世界能源格局而言，互相吸取教训，合理分散风险，积极国际合作必将是三大原则。

1979年美国三里岛和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这两场“核危机”作为外因或外压，日本人事前认真、谨慎吸取教训本来属于应该。从吸取教训并把它落到实处的角度看，日本没有减慢核电站建设的速度，这一“史实”显然呈现出一种盲目扩张的态势，值得反思。不仅是核能源技术或管理方式，制造业、政府管理、教育模式、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日本人一旦在实践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就往往陷人迷信而再也不反思的恶习。在我看来，在成长与反思之间的失衡是阻碍日本无法走出长期低迷的历史性原因。

日本要“弃核”了吗？“3·11”发生后，我基本每一个月都回日本，在东京的街头上随时都能看到“反核游行”。既然东京电力的技术管理和包括经济产业省为主的政府在内的管理体系出现了大问题，日本政府本来提出的2030年之间进一步增设13座核电站的计划已经变成白纸，只能重新来。

日本未来的核建设的进程不得不慢下来，暂时提高天然气等其他能源的比例，来支撑企业的生产和国民的生活。不过，我坚决认为，“反核潮”是暂时的，不可能永久的。作为一名日本年轻人，我坚信，通过这次大危机，将来，日本人一定重新向全世界展示全新的核能源开发的管理范式。除了继续研发新技术以外，还不断抱着进取和反思的精神，全心全意地面对新挑战，日本人务必比以前更加谦卑而坚强。

近年以来，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和复合型危机，各国都正在从中吸取教训。我把“后冷战时代”的“后危机时代”也称作“后主义时代”，即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应该超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文化特性、民族情绪等互相吸取教训，展开合作，同舟共济的大时代。

四

教育是日本战后实现经济腾飞的大前提。没有教育，就没有发展。日本战后对教育的重视，除了对专业知识、技术方面人才的培养之外，同时高度管理化、机制化了的教育体制培养出了日本整体民族的团队、勤奋、敬业的精神，在快速成长的发展态势下，这些精神不断输入到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教育舞台中去。但后来的政府对教育环境进行的“宽松政策”给日本孩子们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了冲击，随着泡沫崩溃，围绕教育体制，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等之间的争执与矛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现在回过头看，当年的政策转变显然是不成功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对过去成功的盲目迷信和支撑政策转变的战略观不够明确，不充分。就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而言，教育与经济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不同的人才需求，它无非是实事求是调整，更新，回归以及创新的过程。

人口是基础性、长期性的发展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国家社会的兴衰起到根本性的影响。近年以来，日本年轻人之所以越来越保守、消极、被动，正是因为来自他们对未来的担忧。日本未来的人口是结构性快速减少，当今“五个劳动者养着一个老人”，2050年就变成“三个劳动者养一个老人”，而年轻时期踏踏实实地缴纳养老金的年轻一代始终怀疑未来能否跟目前的高龄者一样得到养老金。从这一角度看，少子高龄化是影响当今日本劳动市场结构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集体社会不安现象的核心背景。

在全体国民面对灾后重建的今天，政府的税制改革迫在眉睫，即如何提高消费税和降低企业所得税必将决定日本未来的经济复兴、财政结构以及市场开放。

在处理“移民”问题上，日本人的思想始终是没有“被解放”的。从维持生产力的角度讲，从目前至未来的少子老龄化趋势显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从防止对策而言，只有两个办法：其一，中央政府在跟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的前提下积极采取各种奖励政策来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把目前处于1．2—1．3的出生率提高到至少能够维持人口增长的标准2．1以上；其二，即使是在有附加条件的制度安排下，逐渐开放本国劳动市场，不断吸收符合日本发展需求的海外劳动力。我不得不主张，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日本人更要解放思想，需要有所创新，在技术、研发、教育等领域积极吸收先进、优秀的劳动力。 第一个方案显然不太现实，除非是在个人崇拜的独裁政治的统治下，年轻人怎么生孩子，生多少绝不是政府说了算的问题，公权力无法自上而下地给予强迫或暴力的政策。至于第二个方案，虽然也不完全是政府说了算，还需要企业、学校、国民、地区社会等配合与支持，但与第一方案相比可行一点。

问题是，在日本对未来国家战略缺乏明确态度和目标的情况下，讨论“如何维持生产力”的技术问题毫无意义。日本国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大战略，然后才是战略，然后是战术问题。经过这些年的观察与思考，作为日本未来的大战略，“中等国家”或“中等力量”的概念是务实、可取的选择。政治、经济、社会、福利、文化、艺术，甚至军事，日本国和日本国民试图把国家目标投放在“中等水平”的战略指标，来展开未来的国家建设，这是符合日本未来发展需求和潜在条件的道路。只有确定了“日本人究竟要什么样的国家”的大战略，然后才能清晰地探讨“那么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什么样的劳动力”的战略问题，然后逐步把议程落实到如何在政府、企业、教育机构等之间展开人才引进合作等战术问题。

五

当今日本政治结构导致着首相和内阁如同走马灯似地频繁更迭——从1989年9月到2010年9月，21年间日本首相换了14人，相当于同时期美国各届总统人数（4人：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3．5倍。令人感叹的是，即使应对这次“国难”的迫切需要，也未能使日本的主要政党、甚至执政民主党内部的不同派系做到“团结抗灾”，至多是出现了短暂的“政治休战”，到了6月初自民党提出问责案，即便是“政治休战”也不休了。

有研究表明，政局不稳定会导致人均GDP增长率下降；一年期间政权每更换一次，其负面影响会使增长率减少1．5—2．5％。因此，当今日本最大的“复兴对策”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本身，在于已成为阻碍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家素质，如何通过改革日本政治体制，提高日本政治的素质和涵养（政治家能够干大事、干正事，而不是一味地埋头于争权夺利、谋蝇头小利的小把戏），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才是当今日本最大的“复兴对策”。

此时此刻，日本人需要“解放思想”。两点很重要，并成为衡量日本国民解放思想程度的重要指标：

其一，在日本，哪些群体属于精英？我想，还是不得不想到“官僚”。民主党上台以后提倡并实施的“政治主导”正在大大削弱官僚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大大降低官僚对决策的动力和权限。尤其在“千年一遇复合型大危机”后的今天，政治家应该认真反思如何才能让在全日本最为聪明的大才子集团——官僚们发挥应有的，潜在的作用，而不应该从嫉妒、盲目、被动、情绪化的角度单方面制约官僚的权限。我坚决认为，在负责行政的政府部门里有多少具有能力和责任感的官僚对日本可持续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精英汇聚的官僚机构才是日本最大的智厍。

其二，各界之间人才的流动性，跨行业、跨学科、跨背景的交流与劳动颇为关键。日本是“纵”的社会，劳动市场相当死板、僵硬，各界之间缺乏畅通的交流与互动，这一点对解放思想显然利大于弊。只有在不同行业人士之间频繁交流，合理进行资源分配，才能掌握发展中的根本途径。

另外，日本目前的权力过于集中在东京。当代日本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艺术等方方面面，其中心都集中在首都东京。这一长期以来的“怪象”既不利于提高日本的国家魅力，也不利于分散发展风险。我甚至建议，日本政府可以考虑把首都部分功能迁移到东北地区最大城市，也是此次大危机的中心城市仙台，让优秀的官员们直接在重灾区现场指挥，强有力地落实灾后重建的过程。

灾后日本生产力严重遭遇损害的此刻，北海道、关西、四国、九州等其他地方要奋斗，不能因一个地方遭受冠机而影响其他地方的活力，而正好相反，应该取长补短，互相竞争。

日本未来的复苏取决于民间和地方能走多远，为此，官方和中央能放多大权益。

六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化浪潮的深化，日本国内近年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值得警惕，它往往趋于集团化和情绪化，是蔓延性的，非理性的。不管日本正在衰落与否，日本人在东亚地区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过去发展的经验，主动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与经验。中国崛起与全球化浪潮正在考验日本人能否突破民族主义的局限，从而达到国际主义的高度。这一点也与日本复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未来有可能被人类推动的“东亚共同体”而言，日本也要培养“开放的国际主义”，而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

危机发生后的此刻，日本务必要把坏事变成好事，举国一致把大危机视为走出“失去二十年”的战略契机，复兴起来，重建家园，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独立自主的声音和立场。危机发生后，日本企业正在比以前更加认真考虑如何把其生产、销售、研发、人才培养等基地转移到海外，为的是进一步推进日本对外开放，避免国内的灾害风险，应对世界上最为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以及必然产生的人才匮乏困境。

不过，危机发生后在日本国内逐渐发生的“保守主义”令人沉思。被媒体记者问到“你们都看到了日本这一国土作为生产、销售基地的国家风险，会不会进一步把生产和销售基地转移到海外去呢”，不少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们回答说：“这一趋势恐怕不可避免，尤其对中小企业来说，国内市场本来就很小，与大企业的竞争不平等，无法生存下去，就到东南亚、印度等地方去谋生。但对大企业来说，正是因为国家陷入风险的时候，才有必要思考如何在我们自己的国土内解决问题，无论日本土多么频繁发生自然灾害，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使用这里的土地，雇用这里的人才，请这里的人消费，这是基本的原则。”类似的声音目前似乎逐渐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