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斗争哲学盛行，而章士钊一生都推崇调和论。章士钊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的时代，是近现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者。本书全面研究了章士钊的调和论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应用，这也有助于加深对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和谐思想的研究和了解。

绪论

第一章　一个调和论者的生平与心路历程

　一　一个激进的革命志士

　二　从激进趋向稳健：调和论萌发的基础

　三　留英时期：调和论萌芽（1907年-1911年）

　四　《民立报》时期：调和论基本形成（1912-1913年）

　五　调和立国论：调和论成熟的标志（1914年-1918年）

　六　新旧调和论：指向新文化运动的矛头（1918年底-1927年）

　七　藕断丝连的革命情怀

　八　退出论坛以后的生活

第二章　章士钊的调和论的涵义

　一　“调和”释义

　　（一）“调和”在中国文化中的释义

　　（二）从对立统一律看“调和”

　　（三）从系统论看“调和”

　　（四）达成调和的两大方法：同中求异与异中求和

　二　章士钊的调和哲学

　　（一）调和：多元非线性的差异协同——多种异质元素的和立、

和处、互补、共生、依存

　　（二）调和：二元线性的对立统一——矛盾的对立统一

　　（三）达成调和的两条途径

　三　“调和”的涵义

　　（一）宽容理念

　　（二）妥协理念

　　（三）“兼两”理念

　　（四）以反求正理念

　　（五）稳健理念

　　（六）承续理念

　　（七）渐变理念

　　（八）循环理念

　四　调和立国论（1914年-1918年）

　　（一）批判极端主义、激进主义和专制主义

　　（二）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民主与宪政

　五　新旧调和论（1918年底-1927年）：文化保守主义

第三章　中西文化对章士钊调和论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文化对章士钊调和论的影响

　　（一）章士钊的调和论与中国“和而不同”的理念

　　（二）章士钊的调和论与中国的辩证思维

　　（三）章士钊的调和论与中国的中庸理念

　　（四）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与中国的循环变易思维

　二　西方文化对章士钊调和论的影响

　　（一）英国的政治文化对章士钊调和论的影响

　　（二）西方的政治思想对章士钊调和论的影响

　　……

第四章　调和立国论

第五章　新旧调和论

第六章　关于章士钊调和论的几个问题

参考书目

后记

       七、藕断丝连的革命情怀

清末民初是一个“穷则变”的大革新时期。其时知识分子在思索社会变革方案的时候，其变革思想则有渐进改良与激进革命的不同思想路向。如果按照时下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思想是沿“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①一路纵深推进的话，那么，清末民初正处在“政治改革——思想解放”这一路段。在这一路段，改良与革命两条线索清晰可见。在改良这一线，则有清末立宪派、民初的共和党(进步党)、东方文化学派等几个主要的历史主体。在革命这一线，则有清末革命党、民初的同盟会(国民党)、新文化学派等。这两条线索几乎同时应时而起，平行推进。在社会变革的主张方面虽然存在重大分歧，但根本宗旨却无甚差别。两者看似矛盾对立，实则相辅相成。例如，清末的立宪派与革命派虽在政权组织形式和斗争手段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一主君主立宪，从事“合法”斗争；一主民主共和，从事暴力革命。然而它们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铲除封建专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贫困落后的中国为富强先进的中国。都是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范畴。革命派首次高举起正式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旗，立宪派则开了近代中国合法民主运动的先河①。民初的共和党、进步党与同盟会、国民党双方虽有严重的政见分歧，甚至对立到势同水火，然而他们都属于民主派，都肯定民主共和制度存在的意义。即使共和党、进步党一度与袁世凯跟得很紧，但是与封建落后的北洋军阀派仍然有根本的区别。东方文化学派与新文化学派对中国的文化变革提出了相反的主张。新文化学派认为，新旧如水火冰炭，不能并存，因此要引进西学，重建新文化系统，就必须变革传统文化，要“破旧立新”或“弃旧图新”。与新文化学派相反，东方文化学派则认为，文化演进是一个由新而旧，由旧而新的递嬗过程，新旧不能截然分开，故此，他们反对新文化学派的“破旧立新”或“弃旧图新”的主张，提倡“新旧杂糅”或“返本开新”②。其实，它们都有缺陷，都需要对方的补偏救弊和矫正，双方的关系又是相辅相成的。

在清末民初的改良与革命的思想路向中，章士钊的调和论无疑属于改良这一条线索。然而章士钊并不像杜亚泉那样，一生都持纯正的调和主张。章的思想要复杂得多。其思想不仅曾经历过从革命到调和的重大变化，而且变为调和后，革命也曾多次显现，调和与革命进行了多次较量，最后才完全战胜革命。青年时期的章士钊不但不持调和论，相反，曾经是一个极端革命论者。早年在江南陆师学堂，章士钊就萌发了激烈的反满革命思想，满怀着“愿从天假杀人柄，豕尽中朝旧辈流”的革命豪情。曾与学堂当局一言不合，便拍集而起，纠集同学掉头东去，掀起陆师学堂罢学风潮，其时他的斗争态度之激烈而坚定可想而知。到上海后，章士钊结识了章太炎、邹容、张继等革命志士，日日密谋如何发动革命舆论。主《苏报》笔政后，其激进态度更进一层，曾在《苏报》上倡“杀人主义”，鼓吹对五百万满族人“斩草除根”。随后与一些同志在上海成立了爱国协会，从事革命暴力活动。在爱国协会中有一个暗杀团，专门组织暗杀活动，章士钊是这个团的骨干分子。在章士钊等人的策划下，1904年，在上海的革命志士搞了暗杀铁良、王之春等活动。是年，章又回湖南同黄兴等人成立了革命组织华兴会。可见，早年的章士钊是一个激进得近乎狂热的革命者，身上有的是热血青年满腔的革命激情，不存在丝毫妥协、调和的气质，显然是属于革命的类型。但是，在暗杀王之春事件中因谋事不慎而铛锒入狱后，章士钊反思了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实行革命的材料，开始改变自己的思想。出狱东渡日本后，他开始抛弃原来的极端革命论和废学救国论，刻意冷淡政治，疏离革命，思想日趋稳健。这时他埋头闭门读书，立志要苦学救国，实现用文化知识报效国家的愿望。到英国留学后，他发现自己所崇拜的民族竟然是一个宽容、稳重、调和的民族，对此他心仪神往不已，开始萌发了调和论。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并没有完全割舍对革命的那一份情愫，“革命”的影子不时再现。这种再现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期间，他尚在英国留学。这时调和论虽然在他思想中已经萌发，但是由于对极端腐败的满清政府的极度愤恨和失望，他仍然同情和支持革命，并在辛亥革命爆发时从英国发回了许多有利于革命的宣传报道材料。虽然如此，先前那种暴烈的革命斗争意识在他身上已经消除了许多，比起过去，他的思想变得冷静、平和、稳重多了。回国主理《民立报》笔政后，其调和论基本形成，言论显得更加稳健、温和而持重，与同盟会激进派的宗旨扦格不入，难怪他们怀疑章士钊与梁启超等立宪派有牵连。但是，当章士钊亲眼看到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思想中那个革命的影子又跳出来了，这是第二次显现。这促使他对袁世凯采取激进的革命态度。于是在主张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的问题上，他甚至比孙中山还要急切。然而，此时革命的章士钊与10年前革命的章士钊毕竟不能同日而语了，革命在他的思想中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所以，在“二次革命”失败逃到日本后，他很快就放弃了革命，办起了《甲寅》月刊，明确地表示反对革命，提倡起调和立国论来了。但是，1915年底当南方掀起了护国讨袁运动，以武力对抗袁世凯时，埋藏在章士钊心中那一革命的影子再也按捺不住，又一次跳了出来，这是第三次显现。他参加了护国运动，还票自跑到日本去借钱借武器。这一次革命意识在他思想中的显现，依然是一次回光返照。所以在袁世凯死后，他入北京大学讲授逻辑学，“以三年不闻政相期”①，打算不问政治而专从事学术了。这一时期他在国会中又开始大张调和论。从革命在他思想中的这三次再现来看，其势头一次比一次要弱，这说明，调和意识在他的思想中日益占了上风，越来越强；而革命意识则日渐式微，在经过第三次显现以后，终于退出了他的思想。这一次他是跟革命彻底地告别了，其思想完全实现了向调和的捩转。从此，章士钊在社会上便处处扮演了一个与激进、进步、进取相对立的人物。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破旧立新不满，对孙中山的革命不满，后来又对国共合作大革命不满。在他眼中，这些运动都把国家愈弄愈坏，没有任何积极作用。他认为，到1926年，国势、政治、国民生计都比不上晚清的庚子年。可以说从庚子以还到1926年这25年间，“一切活动，不论激随、大小、南北、京省，其无益于国也，可知”。倘若这25年间，国内那些“尽瘁于国”的魁异奇桀之士从来就没有，全体国人都沉沉睡去、一事不为的话，那么他们在1926年一觉醒来，就会发现一切“必与今日凋残者异其趣，杀伐者异其机”①，比现实要好得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以消极为积极。当吴稚晖讽刺他“眼看着这位东方病夫先生在床上睡得太久，终要想个切合的方法，救正那种大损失的医治，免把病人误了。于是疑心本来无病，都是吃药吃坏的，止要清心寡欲，自然慢慢的会好起来”时②，章士钊反唇相讥说，吴稚晖、陈独秀、梁启超，“如此等人，夫宁复不足于曩举魁异奇桀之目者?而各各所事之为无裨于国，则如十日并出之所共照，无可诋谰。任公日，‘立宪立宪’，今时宪安在者?稚晖日，‘革命革命’，无命不革，己命且莫之逸，遑言其他?独秀日，‘共产共产’，试问民穷财尽，尚复何产可共?于是语其义也，莫不粹然成章，闻者悦服。至语其效，则同是乱天下有余，无足称也。是何以故?日，‘无办法’。故任公派之立宪论，只知宪之当立，而不知宪之将以何法而立；稚晖派之革命论，只知命之当革，而不知命之将以何法而革；独秀派之共产论，只知产之当共，而不知产将以何法而共”③。他认为革命、立宪、共产这些都是说起来好听的大道理，而不是救国的根本办法。那么救国的根本办法何在?这就是要运用以退为进的“辑”义，回到古代的农国时代去，以农立国。显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者。P48-53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是广州中山大学“985”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重点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政治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复杂的概念。本课题将政治作广义的论述，研究视野拓展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国际环境。对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将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文明进步、政治与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治国理论、方针、手段造成的社会影响，做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试图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新的探索，用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和文明的程度来衡量与评论政治思想、主张和政治人物施政的正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近代中国政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架构下形成的。以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方，掌握中国的统治权；以广大的爱国、革命的人民大众和追求进步、追赶时代潮流的各种知识分子作为另一方。两方代表着中国的两种社会势力，反映近代中 国的两种前途，他们的政治理念、思想，以及改革中国的主张制约着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向。近代中国政治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中心内容和基础背景。现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里，国家的权力中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使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以往中国近现代史在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显著突破，但是也有不足，比如控制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枢纽——政治变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有更迫切研究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研究重心有从社会各面向中心回归的发展趋势和从具体研究向整体把握提高的客观要求。既往的政治史研究，着重于讲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单向性地解释政治变迁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和不安，对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理论的提高。本课题把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作为基本切入点，在既有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富于创见和有时代特征的宏观阐释系统，以观察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层面的深入为主导，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和方法的创新，提升研究水平，开辟新的路径。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整体上看，过去的研究兼具成果数量多而缺陷严重的双重特点，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空间仍然较大。我什1中山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和优势，在孙中山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走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前列，讲求学术规范，长期以来形成求实求真的精神和相互协作的学术风气，在多个方面颇具潜力。参与“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课题研究的有老一辈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博士后研究者，其余均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研究班子，各人就其兴趣和研究所得进行新探索；不少论著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答辩委员的。良好评价，经过反复修改才拿出来出版示人的作品。他们围绕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从不同视野和不同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各有特色、各有优长，具有前瞻性和学术性。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丛书，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希望这些成果能对人们从新的角度理解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有所帮助与启迪。当然，我们更期望读者和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得知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之后，慨然应允，表示将以最快的速度和质量组织出版这套丛书。我们除了对他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外，也对他们为出版学术著作、传授精神文明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和钦佩。

                      林家有

                     2003年11月于广州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本书是以我的博士论文《章士钊调和论研究》为基础，通过反复的修改而完成的。部分章节的内容已经发表过。

博士论文《章士钊调和论研究》，从选题、收集资料到写作的各个过程，都是在我的导师林家有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读硕士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大革命史，接触到章士钊在这一时期所办的后《甲寅》，再联系到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所办的前《甲寅》，感觉到章士钊的两个《甲寅》思想反差如此之大，于是产生了要去探索这种思想变迁的愿望。1996年考入林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先生问起我对将来的博士论文的设想时，我即谈起了要做章士钊研究的打算，林先生当即予以支持。记得当时先生说，章士钊这个人经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的时代，是近现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者，既从政又从文，还治学，跟许多名人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毛泽东等都有着不寻常的交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也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开展对他的研究很有必要，先生鼓励我将这个课题好好地做下去。

林先生要求我先广泛地收集有关章士钊的资料，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再具体选择一个方面作为论文题目。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几次北上北京，拜访了在章士钊研究方面富有成果的专家、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白吉庵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汝丰先生，两位先生对章士钊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对我启发很大。与此同时，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和李吉奎教授等也针对我的课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综合各位师长意见的基础上，在导师林先生的指导下，最后选定“章士钊调和论研究”作为论文题目。

在该论文的具体写作过程中，导师林先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提纲经先生亲笔修改几次，在初稿完成的时候，林先生又逐字逐句地审阅，从内容、结构到文法方面的纰漏先生都细心地一一指出。先生那种认真负责和严谨治学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深受教育。先生曾经多次教导我们，做学问就要有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兢兢业业的精神，切忌搞花架子。先生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师从林先生的这几年中，先生这些言传身教，将使我终生受益!在此对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期间，也得到了历史系其他老师的教导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中大读书的这几年，学友赵立彬、曹天忠、胡波、甘黎民等都提供了不少帮助，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本论文的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我的妻子唐丽云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她不但承担了很多的家务，甚至一起跟我去北京收集资料，使我能够及时毕业，能够按时修改完成本书。对她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