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中国队提前告别2006世界杯，“出线”足球错了吗？“中超”元年风云迭起，“革命”呼声甚器尘上！中国职业足球联塞“病”在哪里？让女足自生自灭？……本书将这些内容编辑成册，记载足球的风雨历程，集可读性与史料性于一卷！！

本书内容庞杂，但最终问的是一个核心问题：怎样发展中国的职业足球？本书意在点出中国足球的病根。《炫耀的足球》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学者的功力也就体现在这些篇幅不长却很睿智的文章上了。《炫耀的足球》作者在出国之前，他就写过足球评论，并一炮走红。只因未署真名，许多人都不知道。上届世界杯他卷土重来，因受到读者喜爱，被评为“中国足坛十大白痴”之一。 与教育相比，他谈足球更中肯，也更有趣，更自信。他说目前足球的致命问题，是官商结合的“炫耀性腐败”。这种腐败制造了一个硕大的“足球泡沫”，侵吞浪费了大量民脂民膏，并把中国足球职业化引向邪路。他认为花钱买不来高水平，还换来黑幕重重，何况这钱还不是自己的，不心疼也不负责任。我虽然不是球迷，但读了这本书，再看看越踢越臭的中国足球和几近崩盘的联赛危机，也很认同这些道理。 更可贵的是，他不但抨击那些丑闻烂事，还提出许多改革建议。与此同时，他指出体育既可以锻炼身体，又是一种教育手段。体育比赛能让人懂得如何对待竞争，如何与同伴合作，如何遵守游戏规则，如何在逆境中奋起，如何面对失败。他呼吁要为青少年多建足球场，要通过“草根足球”来提高竞技水平、普及足球精神，不要把体育当作“为国争光”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

前言：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

一、第二次革命

开始中国足球的“第二次革命”

足协协正在摧毁中国的职业足球

足球不是一块牌子

解散中国的职业足球

中国足球，神经错乱！

中国足球的总崩盘

中国足球已经死亡

中国足球的罪与罚

中超与英超

二、拯救中国足球的一揽子计划

拯救中国足球的一揽子计划

建立足球的草根性

中国足球的紧急救援计划：农民足球俱乐部

建设中国的意大利俱乐部

意大利足球的深层结构

社区足球

日本的农民足球——日本经济之一

从企业足球，到社区足球——日本经济之二

日本职业联赛能否成为“世界第一联赛”——日本经验之三

梦醒之后——足球与日本的社会革命

分解中国足球

发展中的足球市场——中美比较

限薪：中国足坛的资本积累

寻找中国的足球神童

赢球不是一切

政府如何与足球合作

中国足坛应该试行基层选举

不要病急乱投医

“革命”失败正是改革的起点——兼为足协进言

三、米耀性腐败

中国足球的炫耀性腐败——写在皇马云南之行前

新洋务，新隐忧——论国脚留洋

二李赴英超：新腐败的开始

我们还要不要“内幕新闻”?

——评《足球》报与足协之争

中国足球文化之批判

骂假与骂球——再“骂”黄健翔

我们落后了一个时代!

这四年早应放弃

辽足改名，证明了中国职业足球的破产

中国队的技术哪里去了?

非典时代，闭门思过

姚明，非典，与中国足球

三劝海东

郝海东王朝说明什么?

YOY的闹剧

“死缓”期间，重在表现!

中国队真和巴西队踢过球吗?

中国足球的“李鸿章化”

足球是中国的遗产!

四、改一改我们的教练观

改一改我们的教练观

米卢之后谁来当中国队主教练?

选帅与用帅

国家队选帅的误区——斯科拉里重新解释巴西足球，

洋教练将使中国足球更加封闭落后

张海涛的悲剧

济科与加斯科因

希丁克的韩国传奇

日本的“法国大革命”——特鲁西埃在日冒险记之一

足球中的人性——特鲁西埃在日冒险记之二

中田英寿：日本的罗马里奥?——特鲁西埃在日冒险记之三

打破亚洲人的自卑——特鲁西埃在日冒险记之四

五、让女足自生自灭

让女足自生白灭!

女足只能业余化

女足的死亡，以及复生的可能

美国职业女足的“突然死亡”

美国女足尚是睡狮

女足向何处去?

一个神话的结束

巴西将女足带进贝利时代

沉默的媒体

女足要穿上裙子

六、足球的进出口

足球的进出口

英超的“国际化”

德国造的土耳其队

师生之战

独立战争

白种变色，西方死亡——全球化中的世界杯

输了生意能赢球吗?——日本职业联赛：中国职业足球的一面镜子

意大利：足球的万恶之源

足球帝国的衰落——评意大利甲级联赛

阿根廷：不堪重负的政治足球

荷兰，你何时再令世界沉醉?

“快乐足球”是否能永远快乐?

“黑哨”，舆论，与裁判制度的改革

给韩国队下点冷雨

红魔梦碎

七、好看的美洲杯

好看的美洲杯

在美国看足球

美国足球

美国革命

足球的美利坚帝国正在生成

足球妈妈

美国队绕开了美洲杯

美国梦不做，做罗马尼亚梦!

玩儿出来的球和练出来的球

我们还会带球吗?

后记 把足球当饭吃

政府、国企、足球三家搅在一起，职责不清。足球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国企烧钱的财政漏洞，足球不靠自己的水平来经营，也难怪烧了10年钱，水平不但没有提高，俱乐部反都成了“不良资产”。

找政府、找国企要钱。如今钱要来了不少，但这些钱其实妨碍了足球产业的增长，使本来应该涌入足球的更多的钱没有到来。换句话说，中国足球用自己要来的钱堵住了自己的财路。

堂堂13亿人口的大国，中超一共就12个队，一亿人摊不上一个队。世界最大的足球市场，仅有这么12个惨淡经营的买卖，这不是自己毁自己的市场吗?

篮球往往看身高，姚明往那里一站，他不用摸篮球，你就知道他是块料。足球则不同，小贝往那里一站，他只要脚不碰球，你就不知道他有几斤几两。

高工资高成本使许多潜在的小俱乐部开不了张，把许多潜在的球星的发展道路堵死。而现在踢球的那些“球星”，一方面拿着高工资，一方面又没有别人来竞争，他们怎么可能好好踢球呢?

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就得把那些非理性的“热钱”请出足坛，让足球回到靠门票过日子的起点上。队员平均2万元年薪，球队赢利有望，小资本就会往足坛流动。

100个俱乐部，容纳的队员比12个中超多得多，选才面宽。钱少了，队员反而会更有进取心。就拿留洋而论，现在中国的队员几乎非欧洲不去。不是欧洲的水平，去欧洲当然不现实。

彻底打烂现在这个假职业化的泡沫，从卖“大碗茶”开始，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样下来，10年后，中国会有100个不比现在中超水平低的俱乐部。中国足球，在亚洲当老大也将不在话下。

中国足球，正处于“第二次革命”的关口上。

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革命”，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职业化。当时的大环境是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过，那年月大家虽然知道要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但对于市场经济谁也没有经验，改革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加上政企不分，私有企业依然受到种种歧视，难免出现转型中的阵痛和腐败。官倒、公款吃喝、行贿受贿也猖獗一时。足球跟着这一大潮进了市场，但政府、国企、足球三家搅在一起，职责不清。足球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国企烧钱的财政漏洞，足球不靠自己的水平来经营，也难怪烧了10年钱，水平不但没有提高，俱乐部反都成了“不良资产”——这也证明了第一次革命是失败的。

“第一次革命”的失败，为“第二次革命”提供了理由。2004年由《足球》报关于“中国足球成为不良资产”的警世之论开始，到最近人大代表炮轰“公款足球”，提案要求国有企业从足坛退出，预示这新一轮改革大潮的开始。P3-4

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

薛涌

本书内容庞杂，但最终问的是一个核心问题：怎样发展中国的职业足球?我不仅问了这个问题，而且提供了初步的答案。这个答案，在2004年足坛所谓的“十月革命”失败后，尤其值得好好思量。

我关于中国职业足球的思想，发展了十多年，已经逐渐成型。据我有限的见闻，国内足球界明确提出这样的思想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思想比我的还系’统、还完美。我相信这套思想目前不会被中国足坛的各个利益集团所接受，但是我可以预言，当中国足坛接受我的思想的时候，就是中国足球真正翻身之日。

十几年前我开始鼓吹职业足球时，对足球改革提出两个要点：第一，足球要职业化；第二，职业化不意味着长工资。如今第一点已经被社会接受，问题出在第二点上。

目前足坛对职业化的最大误解，就是觉得职业化首先要用钱来衡量，没有钱，职业化无从谈起。，在职业足球中，运动员必须挣比老百姓多很多的钱，才谈得上足球有水平。人们不懂得：是市场生出钱来，而不是钱造出了市场。职业化想成功，就必须制造一个让大家容易发财的市场，而不是从这个市场外面抓一把钱来往足坛一堆：看看，我们职业化了!

职业化，就像一个小买卖开张。没开张前先要算的，是怎么才能降低成本，物美价廉。成本低才会有赚头。如果没有开张先提高成本，就等于自杀。而这正是中国足球所走的路。

刚刚职业化时，专业队的足球运动员，一个月就几百块钱的工资，他们那时候靠这几百块钱踢球；职业化后，在同样的收入下他们没有道理改行不踢球。从纯粹生意的角度看，运动员收入少是我们职业化的优势，不是劣势。队员收入少，说明俱乐部成本低，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像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起飞一样：中国的劳工，工资只相当于美国、日本劳工的1／40，我们的产品当然打得过人家。

试想，如果我们当时能够维持低收入水平，一个俱乐部开张，一个队员一年不足一万块钱就下来了。就算20个队员一个队，加上教练、医生和各种管理人员的工资，一个俱乐部支付工资怎么也超不过30万。一年踢30场比赛，一场比赛平均2万观众，那就是60万张门票。一张门票就算只收10块钱，就是600万的门票销售额。按两个队平均下来,一个俱乐部就有300万的门票销售额。工资扣除30万，还剩270万。再扣除税收、场地费用、培养后备队员的开销和其他种种费用，赢利几十万不在话下吧?而这还仅仅是门票收入。

如果一个俱乐部工资支出只有30万，那么几十万资金就可以开张了。如果这样的投资每年赢利能有几十万，那就是一笔最肥的买卖了。回想一下90年代初期，几十万元的资金不难筹措。大家看准这个赚钱的买卖，资本就纷纷涌入足坛。10年职业化，中国可能有上千个俱乐部。而现在，我们的职业俱乐部满打满算也不过几十个。

俱乐部多，人才就多，创新也多，足球会更加普及。几百个职业球员中挑十几个天才很难，但有二三万职业运动员，就会人才辈出了。中国的足球水平会大为提高，至少横扫亚洲不成问题。

但是，这不是我们所走的路。

再拿经济来举例。一个中国的劳工，挣的钱是美国劳工的1／40。大家做的都是鞋子，质量都差不多。结果呢?中国劳工胜出，美国劳工出局。这就是9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基本逻辑。现在我们再把足球当一个经济部门来比较一下。一个美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年薪5万美元，大致为四十多万人民币。如果按中美劳工工资的差距，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一年只应该挣一万元人民币。即使这样，中国的足球还不可能像中国劳工那样赢。为什么?产品质量不同!中国劳工做的鞋子，和美国劳工的产品没有差别；但人家美国足球的产品是世界前十名，我们是多少呢?所以，我们应该拿更低的工资，更拼命地努力!

然而，骇人听闻的是，我们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年薪动辄百万,比美国足球队员的绝对工资高一倍甚至数倍!想想看，我现在让你开个鞋厂，你的工人，只能制造10块钱一双的劣质鞋，在市场上根本卖不动。人家美国的鞋厂，生产的是数百元一双的热销优质鞋。而你的工人的工资，还必须比美国的工人工资高出一倍或几倍。试想想，你的厂还能够经营吗?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职业足球的经营方式。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荒谬的“市场经济”了!

中国职业足球搞到现在，可以说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对于钱，大家的胃口都大了，想回到原来的起点上都回不去了。那么，我们是怎么上了这条贼船的呢?这就是本书要谈的问题——“炫耀的足球”。

我们虽说也像外国一样搞职业足球，可大家从来不会把足球当饭吃，也不指望从足球中挣出钱来。在过去专业队的体制下，踢球要“为国争光”，用皇粮养着一大批专业队，搞所谓“国内连兵，一致对外”。说到底，那时候的足球是一种政治炫耀。

改革后，足球从政治炫耀变成了大款炫耀，或地方官政绩工程的炫耀。记得当时讨论足球职业化时，许多人说“条件不成熟”，理由是“你看看人家欧洲队员挣多少，马拉多纳挣多少，再看看我们的队员挣多少。我们全国的足球经费，还不够马拉多纳塞牙缝儿的!”于是，要搞职业足球，就得遍地找钱，到处要饭。

美国的职业足球和我们同时起步，面临的也是类似我们的现实，但人家却没有我们这样的危机。记得2002年前皇马和曼联访美踢表演赛。评论员指出，美国所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工资，加起来大致也就相当于齐达内一个人的工资。美国人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是什么反应呢?限薪!在人家看来，工资低不仅不是“条件不成熟”、不是危机，反而是美国职业足球绝无仅有的优势!所以他们不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保持这样的优势。结果呢?那年齐达内所在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中小组都没有出线，美国队却一路杀入8强。

由于改革之初中国足协的官员们毫无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错把优势当危机，到处讨钱要饭，开启了一个球跟着钱走的恶劣风气。这一风气，也正好赶上经济转型期的制度性腐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许多企业发达起来，但所有权不清，责任不清，老总们拿着大把的钱，叉不当自家的钱看管，为了出风头、过把瘾，对当时全国最有人气的足球慷慨解囊。地方政府也好大喜功，拿足球作秀，给地方企业优惠，让地方企业支持足球，以成全其政绩工程。于是，大量的热钱涌入足坛。队员的工资飙升，百万年薪很快就不是新鲜事了。也就是这样，足球成了我所谓的“炫耀性腐败”。

大款、地方官拿着足球炫耀，慷慨解囊，很快造成了一个硕大的“足球泡沫”。这个“足球泡沫”的底牌是，涌入足坛的热钱让队员一夜暴富，但这些钱，既不是队员靠球技挣的，也不是老板靠在足球上投资挣的。这些钱，是企业从别的地方挣来的钱，作为企业老总和地方官的炫耀经费，扔到了足坛上，希望自己支持的队成为巨无霸，自己跟着荣耀一番。结果是把队员的年薪抬上去了，把足球的成本抬上去了，一个俱乐部没有几千万的经费就别想开张。几十万的小资本，在足坛上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最后，足坛只能被几个大资本所垄断。

“足球泡沫”越吹越大，有了两个结果。第一，足球成了炫耀性腐败、炫耀性消费的无底洞，即使一些慷慨的大企业，也终于喂足球不起。于是有了红塔等俱乐部的退出，足坛渐露崩盘迹象。第二，另一些花得起钱的大企业逐渐反客为主，觉得足坛是他们的，不是足协的。于是有了几个大俱乐部联手意欲踢开足协、成立中国足球职业联盟、把联赛变成一个大公司的所谓“十月革命”。这一革命，有其必然的逻辑。因为足协没有创造一个良好的足球市场，不得不靠这些企业的钱来维持，这些企业当然认为他们是足球天经地义的主人，足协不过是跑堂的而已。虽然足协2004年10月逃过这一劫，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靠人家的钱过日子，人家就要当主子。制度不改革，类似的“革命”还会来。

不过，这种炫耀式的烧钱游戏，不可能永远玩儿下去。足球的总崩盘早晚会来临。我们需要想的是，足球总崩盘以后怎么办?我们是否能够利用总崩盘所创造的机会?

有两个因素，可以促成这一总崩盘。

第一，中国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企业老总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乱抛钱，否则要负重大经济责任。同时，政府强调亲民，估计会对经济腐败严厉打击。靠炫耀性腐败吃饭的中国足球，可能财源枯竭。

第二，经济发展有一定周期。中国的职业足球，恰好赶上90年代史无前例的经济起飞，无功受禄，分得一杯羹。但经济热后会冷，繁荣后会有萧条。中国人口压力又大，失业问题、贫困问题严重，一旦经济周期进入萧条阶段，自顾不暇的企业就会把手从足坛收回去，广大并不宽裕的老百姓也不会坐视足坛这一腐败的盛宴。

这两个因素，将引起企业撤资，足球市场萎缩，俱乐部价值大缩水，队员工资锐减。如果足协有眼光的话，就应该采取措施，促成这一崩盘早些出现，并保证“足球泡沫”破灭的彻底性。当俱乐部的价值跌到最低点时，足协就可以下手，推行严格的限薪，把投资足球俱乐部的资本门槛降低，保证几十万的资金就可以组建俱乐部，就可以和大俱乐部竞争。这样，等经济恢复时，小资本就会纷纷进入，几百甚至上千的俱乐部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

一句话，如果中国足球只值10块钱，你偏要卖1000块，还要给制造这10块钱产品的人开出500块的工资，你的痉营就早晚会总崩盘。要重新开张，就应该把10块钱的产品打折，只卖八九块，给生产者开2块钱工资，自己能留下三四块的利润。这是小摊小贩都懂的道理，也是搞足球的人早就该明白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些，有理论准备，下一个危机，才可能是我们的机会。

把足球当饭吃

这本书的题目叫《炫耀的足球》，意在点出中国足球的病根。我真正的意愿当然是相反：不要拿足球炫耀，而要把足球当饭吃。

说把足球当饭吃，首先是夫子自道。我写球评，就是把足球当饭吃。1989年，我们夫妇两人同时准备出国留学。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几乎是零，要成功，怎么也得闭门谢客奋斗几年才行。当时妻子没有工作，我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领每月两百多块的工资。在90年代初，靠这点钱在北京生存是不可能的。无奈只好卖文为生。当时，杂志不像现在这样多，稿费低得吓人，千字二三十块已经不错了。如果我仅仅守着本行、写文化方面的稿子，就像一个种地的老农，收成薄不说，而且找不到地种。于是想到了足球。

我从小踢足球，为此断过胳膊，还伤过眼睛。不过水平从来不佳。小时候在班级比赛中是末流队员，后来上了大学，在系队里是个替补。常常出现的情况是：队友们一看我踢，就想着怎么快点把我换下来。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对足球有什么发言权。

但是，毕竟我自幼是个超级球迷，甚至还曾和兄弟一起把所有关于足球的新闻从报纸上剪下来装订成册。知识和热情是有的。当时足坛正好酝酿改革，提出足球职业化的问题。我看了几轮讨论，觉得足球界实在没有几个头脑清楚的人，自己要是出马摇笔杆子，肯定出头。果然，一动笔就一炮打响，很快在《中国体育报》每周二的“足球天地”开了个专栏，而且成了促球》报的经常撰稿人。

写足球，出手快，阵地多，在那几年，确实解决了我们夫妇的吃饭问题。另一个意外收获是，在家里看球更“合法”了。当时我们夫妇挤在一间1 4平米的小屋里，两张写字台，一张双人床，再加几个书柜，空间挤压得要命。我要看球，哪怕是静音，对妻子读书也有影响。况且，她还时不时地说我： “那无聊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时间都这么浪费了，你的英语怎么办?什么时候考托福?”我自知学英语远不是她的对手，经这么一说，理屈词穷， “惧内”得很。不过，一写足球文章就不同了：“我在养家糊口呀!我不看，你吃什么?”所以，不管和稿子有无关系，看球都成了家里的优先。那时每周四北京台的英国足球甲级联赛，从来没有漏过。

看球、评球，自然影响学英语的进度，托福考试就是过不了600分，妻子却轻松过关。1993年她赴耶鲁读博士学位，我只好在1994年3月作为家属去探亲。同机的是一队去美国探亲的“娘子军”，她们戏称我为“党代表”。到了那里，我给被头两年的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妻子做了一年饭，使在同一公用厨房出入的日本女生十分眼热，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难道中国男人都做饭吗?”我忘了当时怎么回答的了，只记得我上大学时就说过日本女人应该多嫁中国男人。到1995年，我也进入耶鲁读书，从此除了偶尔看电视外，几乎忘了足球。

无巧不成书，2002年我们又有了吃饭问题。小女1999年出生，其时不满3岁。在美国送她去幼儿园，一个月要一千多美元，差不多快一万人民币了。我们夫妇都是论文进展缓慢的博士候选人，奖学金基本上用完了。不得已，我又开始卖文为生了。先是给新加坡、香港的媒体写稿子，后恰逢世界杯开场， 促球))报的特约编辑水一方先生经老友郑也夫介绍，和我取得联系，于是我又开始写起球评。想不到，多年不写，一写就有井喷之势，不仅几乎每天都有文章，而且文章很长，超出报纸的要求。后来听小道消息说， (促球》报当时的总编谢奕发话，不要给我束缚太多，放开写好了。于是我一复出就在足球界暴得大名。世界杯后，我被球迷评为“中国足坛十大白痴”之一，似乎排在第七位。我另一个能与此相比的“优胜记略”，大概就是被评为2004年50位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了。我写球评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第二阶段是在本世纪初，前后相隔大概10年左右。这期间最大的变化，就是署名。十多年前，我在足坛上的名字叫“未已”；如今则堂而皇之地写上自己的真名：“薛涌”。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换署名是个本质性的变化。十多年前写足球时，自己还是个传统士大夫型的读书人，自称“知识分子”，觉得自己高雅得很，足球则未免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为了几个钱去玩这种东西，显然不足为外人道也。当时的我，虽然心里想钱，生活里也需要钱，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总有个架子放不下来。

如今我对“君子”“小人”之辨早已大不以为然了，信奉的是富兰克林的教诲：“省一分钱就是挣一分钱。”劳动神圣!勤恳、克己、能够承担养家糊口这种世俗责任的人，才是真正“上帝的选民”，是社会的脊梁。所以，有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真名亮出来的呢?

另外，我来到美国后很快就发现，美国的读书人不像中国的读书人，球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美国几个著名的政治评论员，都评球，常常从政治说到球，又从球说到政治，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你不懂球，在公共辩论中就难免“找不着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保守派的大腕政治评论家试图证明布什很聪明，他举的例子就是布什对棒球的理解。布什从政前经营的是棒球，离开白宫后最喜欢的工作据说还是棒球。其他政客也莫不如此。克里在竞选过程中，也一直盯着棒球和橄榄球的比赛。他常常把一场比赛视为“天命”，从比分里找他是否能够当选的预兆，迷信得出奇。

我既然进军中国媒体，就决定向那些美国的同行学习。凡涉及公共领域的东西都写。我在《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寺艮》、 《中国新闻周刊》等报刊上写国际、国内评论，在《足球》报上写球评。这种跨领域的评论，确实产生了一些新鲜的气息。比如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的“中国足球的炫耀性腐败”，成了封面故事，该刊那期也卖得很好，而且“炫耀性腐败”成了媒体通行的语汇。球与政治、社会贯通起来谈就会有“拍案惊奇”之作，这大概也算我对足坛的一小点贡献吧。其实在美国，不仅媒体中的公共人物要谈球，书斋里的所谓“学者”也不例外。经济学家动不动就用球赛的数据作一些理论模型。大家敬仰的欧洲思想家德里达，年轻时的“第一志愿”竟是当足球运动员。

为什么会如此?笔者在一篇文章中其实已经谈到，球赛与生活的关系，就像数学和理工科的关系。球赛能把生活中的规则抽象化，就像数学能把一些物理学的思想变成等式或数学模型一样。你要想懂得生活的基本原则，最简单的途径就是打球。比如怎么与同伴合作，怎么对付对手，怎么对待失败，怎么在挫折和逆境中奋起，怎么尊重规则、尊重裁判、接受自己很难接受的结果，怎么在队里表现自己的领导才能，这些在球场上都可以学会。

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ndter、)在他的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rl Life)里，指出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别的素质就是其“游戏精神” (playfulrless)。他引用席勒的话说：“人只有在游戏时才是个完美的人。”这种游戏精神与宗教精神最主要的不同是，宗教追求一个固定的道德目标或真理；游戏则以其本身为目的，在此之外并无他求。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在新的不确定中追求知识。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仅是找到答案，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答案转化为问题，通过问题把人们深信不移的教条打破，这样游戏才能不停地玩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足球更接近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生活中，我们总是追求工作以外的目标，比如一个会计工作的真正目的不是数钱，而是挣钱。甚至我们现在工作就是为了以后不工作。足球则是个游戏，其本身就是目的，踢球就是踢球。只不过踢球是体力游戏，知识分子做的则是智力游戏。我不敢自称是知识分子，不过至少是喜欢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人，因为我喜欢生活中的游戏性。可惜的是，国内的“知识分子”中，能够享受这种游戏性、能够把智力游戏和足球游戏二者打通的，除了郑也夫等少数几个人外，几乎看不到。这也并不奇怪。西方有强大的宗教传统，知识分子知道自己和牧师的角色不同。他们不觉得自己一定掌握真理，在道德上比一般老百姓有什么优越。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脑子里装满了许多智力比赛，喜欢理性的游戏。他们能够谈球，也是因为这是他们最可以和老百姓沟通的地方。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常常自认为是“社会良心”，道德上不同常人，结果太自以为是，丧失了游戏精神，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嘴脸。既然他们自认为高出老百姓一头，也就不在乎和老百姓交流，谈话时以抖落大家听不懂的术语为骄傲，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有学问。球是不会谈的，你更别指望他们能用球来深入浅出地向人们解释一些高深的知识了。这大概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残疾吧。我这么写球评，在中国的读书人中是个异类，在足球界大概也是个异类。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异类文章值得大家再读一下，这也正是我把此书编辑成册的原因。中国足球改革十几年。目前已到了我所预言过的总崩盘的时刻，是总结一下的时候了。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要问的是：这十几年间，中国足坛产生了什么有价值的思想?我至今仍然相信：这十几年间，我为中国足坛提供了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当中国足球界接受我的思想之时，中国足球才有腾飞之可能。

这本小书的问世，有许多人要感谢。 促王求》报给我提供了主要阵地。前主编谢奕，可以说是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知音。2002年我重新写作时，他打来越洋电话，督促我多写，甚至还记得我10年前写的连我自己都忘了的文章。没有他的支持，大概我不会在促球》报上那样大爆发。 促球》报的其他同仁，如方悟龙、高延晶等，也一直与我合作得甚为融洽，并不时提供国内的信息，督促我及时发言。另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老友郑也夫，是足坛罕见的“文化人”型的同道。他把我重新介绍给中国足坛，也一直和我打越洋电话，讨论相关的问题。当然，还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该社给了我大力支持，也是我最该感谢的。

薛涌 写于2004年11月1日美国大选投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