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提出了关于利益集团的较为完整的理论，进一步奠定了经验政治理论的基础，其理论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积极响应，使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利益集团理论的黄金时代”。

第一章 所谓派别的危害/3

压力集团与美国建国之父/4

国外的政治集团/9

存在的问题/12

第二章 集团与社会/16

集团的从属关系和个人行为/18

集团的概念/26

制度化集团的均衡/29

利益集团/37

作为利益集团的协会/43

结论/48

第三章 集团与政府：引论/49

从政治进行集团阐释的困难/5l

集团的多样性与政府的复杂性/56

协会与政府/60

利益集团的分类/68

第四章 集团的起源和政治取向/72

劳工组织的兴起/72

同业协会和相关的集团/81

农业集团的兴起/94

其他的组织化起源/10l

无法逃脱的政府引力/112

结论/115

第五章 组织的形式：神话与现实/119

正式组织的重要性/120

结构类型/123

影响内聚力的组织因素/128

民主的楷模/138

积极的少数/149

第六章 内部政治：内聚力问题/168

内聚力与多重成员身份/169

内聚力与反叛/180

第七章内部政治：领导者的任务/203

领导的本质/203

某些领导技巧/209

结论/226

第八章 集团利益与公共舆论/231

公共舆论与宣传/234

宣传的策略/242

宣传优势的可变性/266

结论．/283

第九章 利益集团与政党/285

基本目标：接近途径/287

“政党”的含义/294

政党的政策宣言/307

第十章利益集团与选举/313

集团与提名313

“置身政治之外”/320

竞选运动中的集团/331

选举结果/34l

结论/347

第十一章 立法过程的接近途径：动态考察/349

政府结构与不同的接近途径/350

知识的作用与多重成员身份的影响/361

立法机关内部的集团活动/373

职位的影响/377

结论/38l

第十二章 立法过程中的利益集团技巧/383

防御性优势和公众规模/384

联盟与互投赞成票/394

利用常设委员会/400

利用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404

利用会议委员会/409

委员会调查/411

委员会任命与议案提交/420

雪片似的信件/423

结论/425

第十三章 行政机关的磨难/430

行政首脑的角色/433

总统行政还是国会行政?/439

总统与工程兵/446

“独立的”管制机构/452

立法影响的工具/458

行政影响的路径/463

第十四章 行政管理过程的关系网/474

立法令的特征/476

职位的影响/484

录用以及行政管理者集团的成员身份/487

对行政单位的认同/491

集团调适的正式手段/495

缺乏弹性的关系网/506

第十五章利益集团与司法机关/519

接近途径的方式差异/522

裁决与间接接近途径5/30

诉讼与间接接近途径/535

结论/539

第十六章 集团政治与代议民主/543

利益集团与国家的本质/545

利益集团与病态政治/559

改革方案与缓和方法/568

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581

译后记/594

  任何利益集团内部的完全稳定都是一种虚构，虽然这种虚构可能在集团管理活动中具有技术意义。集团无论大小、全国性还是地方性，所有的集团都不断地发生关于改变政策、调整手段和目的的争论。这些争论导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同时也在这种斗争中得到反映。

这些内部政治活动的性质与它们对集团的影响，是两个互相依赖的因素作用的结果，即领导技能和成员关系本身的因素。成员的态度决定了领导者的任务，而集团内部的政治生活则是由一系列为了维护领导者与成员之问和谐关系进行的活动所构成。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一定从集团内部产生。外部事件，如其他集团的活动或非个人的因素，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要发挥影响，必然与集团内部的政治情势相关。罗斯在谈到工会时认为：“经济环境对工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产生了工会领导者必须予以解决的政治压力。任何变革的结果取决于工会如何缓解这些压力。”

由上述因素导致的集团内部的政治问题，基本来自集团生活的一种特殊性质，即在现代复杂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完全只属于某个集团。一个人的态度只有一部分通过他的这种成员身份得到表达，虽然在许多场合这是一个主要的部分。而且，这；一特征并不局限于利益集团，几乎所有的社会集团都有此特征，l如杜威、艾尔泼特等指出的。①即使在战时，作为最具有包容性}和严格的集团即国家，也还存在一些非爱国者、反对者甚至叛国I者。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个人通常属于几个集团——家庭、教I会、经济组织以及更多的社团，我们的社会中的一些积极“参与I者”可能属于六七十个集团。②I不同集团之间的要求与标准往往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是集l团内部政治问题的首要来源。然而，冲突的概念往往会被误解，黔非人们把冲突理解为既可以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也可以隐降地存在。例如，一个人可能属于地方促进协会，他正在要求改I葶社区街道的状况，但同时他也可能属于一个纳税人集团，反对I印了改善街道状况的拨款。另一个极端是，在家庭或教会的道黔标准与同业协会利用政府官员寻求偏好待遇的观念之间，很眇有一种不协调的感受。或者，冲突仅仅是争取成员的时间和群意的一种竞争。然而，不管是明显的还是隐秘的，冲突对于集E团内部事务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个人而言，冲突往往是一种干扰性的、苦痛的经历。对集团来说更重要的是，冲突发生时成员的数目、成员在集团中的角色以及冲突解决的方式。当然，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冲突对个人的结果，还是冲突对集团的影响，这种过程是一样的。正如本特利所指出的：“在谈到一个人I司时属于两个互相冲突着的集团时，在谈到一个人展现出两种表面上不协调的社会生活特征时，当一个人正在思考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时，我们实际上在谈论同一问题的三种不同形式。”成员的多重成员身份在集团政治过程中是一个基本的重要事实，尽管它对利益集团内部政治的影响很少被扩大过。

前文讲过，集团成员身份，不应该在狭义上理解，只指那些向一个正式组织缴纳会费的人员。那些具有某个利益集团态度的“同路人”，某种程度上也应当被视为参与者。实际上，这类“成员”的忠诚对于顺利实现集团要求似乎很重要的。支付会费的正式成员与这类“同路人”确实不同，因为经济上的支持是更加积极参与的标志。然而，这两种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多重成员身份的冲突。例如，美国律师协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我们宪制社会传统中两个保护社会和实施不同标准的利益集团。从狭义上，这两个集团的正式成员人数都不多，然而，全国有许多人持有与这两个集团一样的态度，就像这些集团宣传的那样。一个具有这些态度的人也可能属于工会组织或雇主联合会，它们的要求可能正受到前面提到的集团的攻击，这时，这个人就可能因这些冲突着的要求而经受某种困惑或冲突，就像一个人向两个集团同时缴纳会费那样。或者，从狭义上，假定某医生不是工会成员，但他同情工会组织为了争取工人的保障而试图要求政府予以立法，而当美国医疗协会与工会组织在一项政府医疗保险法案上发生争议时，他就会经历类似的内心冲突。

在分析多重成员身份概念时，再次强调政治活动的潮流不仅卷人了现实集团，而且也涉及潜在的集团，这是很重要的。潜在集团的意义在广泛持有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但不是作为互动和要求的基础。一些态度可以在国家法律和宪法的条款中发现，因为一些法规预先假定了社会某些利益的存在。其他态度可以在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和人们的道德准则中找到。这种个人态度的起源，大部分可以在集团归属中发现。或许在童年时的集团中形成，虽然岁月已经过去，但其对行为的影响还在继续。所有这些，就像在第五章中提到的“反腐败”利益的例子一样，用本特利的话讲，可能是“广泛的、但弱小的利益”，部分他称之为“习惯背景”。①这些态度不一定体现在有组织的集团中，但它们对狭义上的集团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一个集团侵犯了“习惯背景”，通常会导致潜在集团变成积极的集团。更重要的是，这种侵犯将使具有共同态度的不同集团的成员陷入矛盾的境地，不管这些态度是否构成了敌对集团的基础。一位睿智的研究者指出：“在一个民间协会内部的代议问题表明，集团的强制权力可以促进和适应社会的基本信仰和期望，或者与之发生冲突。”P169

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亚氏看来，人类之所以在本性上属于政治动物，是因为在自然界中只有人类具有理智，能够区分善与恶、正义与不义，而作为古希腊政治生活核心的城邦，其目的正是为了改善人的生活，“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亚氏语)。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命题难免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但它揭示出了自古以来人类同政治的不解之缘，而且其中蕴含了这样一层深刻的含义：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够追求一种以善和正义为目的的优良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命题受到卡尔·马克思的特别关注。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示出政治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严格地说，人最初只是一种社会动物而非政治动物。但是，如果不能抽象地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话，那么至少在阶级社会中，毫无疑问人就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政治动物，正像马克思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正因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开展对政治问题的研究并努力改善政治生活就成为人类不懈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国》、莫尔的《乌托邦》，到洛克的《政府论》、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再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雅典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国，到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主权和普选制，再到巴黎公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数千年来，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在探索通过良好的政治形式造福于人类社会，广大的民众也为追求优良的政治生活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乃至生命的代价。我们业已看到，人类的政治文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的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虽然它们尚未完全变成人类政治生活的现实。  在中国，政治历来被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曾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然而，匪夷所思的是，我们对于政治的研究却不能说十分看重。建国后，作为专门研究政治现象的学科——政治学竟被视为“伪科学”而被取缔。改革开放后，政治学在中国得以恢复和重建，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应该看到，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与我国社会科学其他一些重要学科相比发展得也不够快，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进程的需要相比还显得相当滞后。因此，加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和建设，仍然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提出的政治学要“补课”的话目前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在这方面，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政治学的理论和知识，正是我们进行“补课”并努力建设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出版界曾组织翻译了包括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密尔的《论自由》等在内的一些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开阔了视野。只是受当时环境的制约，所译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十分有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在译介国外政治学著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仅继续翻译出版了诸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伯克的《法国革命论》、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等20世纪以前的经典著作，而且开始推出了一批现、当代的西方政治学名著，如拉斯韦尔的《政治学》、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伊斯顿的《政治体系》、达尔的《民主理论的前言》、李普塞的《政治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亨廷顿的《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林德布洛姆的《政治与市场》、阿尔蒙德等人的《比较政治学》等等。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意义和价值已得到了我国政治学界的公认。

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治学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本土化”。如果这种观点意在说明中国政治学应该在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理论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以及加强对中国自身现实问题的研究，这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这一说法旨在反对进一步引介国际上的政治学理论，甚至是打着“本土化”的旗号拒斥国外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让中国的政治学闭门造车，那就很不可取了。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固然需要，但政治学的本土化与政治学的国际化应当是并行不悖的，而且只有在国际化的视野下我国政治学的本土化才能真正提升档次，才能真正在世界政治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后的重建与发展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汲取和消化西方的理论而取得的，我国学者目前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理论、范畴和术语，基本都可以找到国外的学术渊源。从一定意义上说，20年来我国政治学所走的路也就是向西方学习和借鉴之路，是坚持“拿来主义”之路，其中对西方政治学的译介可谓功不可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西方学术著述的译介，中国政治学就不可能达到目前这样的学术水平。对于国内政治学界而言，今后继续引进和借鉴西方理论、翻译和出版西方著作，仍然应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我们仍需一点“拿来主义”的精神和勇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学术著作的兼收并蓄，而是要取长补短，洋为中用，其目的正是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本译丛的翻译和出版，正是我们继续国内学术界上述努力的新的尝试。由于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高度发展，该领域的著作蔚为大观，流派纷呈，名家迭出。其研究包括行为主义、功能主义、历史主义、新制度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等众多理论和方法，涵盖了理论与实践、经验与规范、静态与动态、制度与文化、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个别与一般、本国与外国等各个研究层面。虽然我国政治学在恢复和重建的20年中已做了不少译介西方著述的工作，但也只是触及到西方政治学之巨大冰山的一角，大量的现、当代的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尚未被完整地介绍到国内，至于近20年西方政治学新产生的名著，译介得就更少。本丛书旨在选择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经典和名著予以翻译出版，为进一步译介西方政治学并促进我国的学术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虽然西方政治学卷帙浩繁，而我们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均有限，但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将不遗余力地逐步进行本丛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尽可能把更多的优秀学术著作呈现给读者。

我们真切希望这一工作能够得到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本丛书的翻译出版计划，得到了福特基金会(TheFordFoundation)的资助，谨向福特基金会及其有关项目官员表示诚挚的谢意！2003年秋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