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世界的企业扎堆中国，需要大量的电力，还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要过英美人那样的日子：城里人传统的“三大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早就落伍了，代之要消费大房子，开汽车，乘飞机旅行；在农村，农民们告别了秸秆烧火做饭的时代，开始使用电炉，还要消费空调，用电烤箱、冰箱。于是，中国的电力紧张起来，发多少电都不能满足。
其实，目前中国包括钢铁、电力、煤炭、焦炭等在内的各大行业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而中国目前的GDP增长主要靠这些行业拉动。我们现在的经济格局是利用明天的产能，来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中国西南山区水电开发“发烧不止”，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依然是：中国缺少电力。
2009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后，在四川、云南等地，那些已规划或正在规划的水电项目，在施工进度上明显提速。甚至有些水电项目尚未通过国家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或根本就没进行环评，也开始动工了。在水电站工地，往来穿梭的施工车辆造成尘土飞扬。那些匆忙开工的水电项目不但没有通过环评，就连基本的施工防护措施都没有，也没有监理部门介入。尽管水电部门对外界声称施工是为项目前期论证做准备的，但工人们干的却是修建施工公路、建引水洞以及坝肩等实质性水电工程。由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工程渣土直排金沙江，在江岸造成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在河流增加了大量泥沙类物质。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水电站调洪水库是建在程海冰川断裂带上，所在的位置为脆弱山体，地质构造差，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并有地震隐患。
最早引起媒体高度关注的虎跳峡水电站，有关方面曾放弃过“一库八级”计划，但就在媒体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之后不久，该下马工程又在新经济形势下粉墨登场了。为回避公众质疑，他们将“虎跳峡水电站”更名为“龙盘水电站”，工程内容换汤不换药。我们前去调查时，他们正在进行勘探洞、“三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水、平整土地)工程建设。如果库区坝址选在龙盘，将迫使金沙江上游10万人移民，造成20万亩耕地被淹没。这个静态投资400亿的巨大水电工程，对中央制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会造成直接冲击。该水电工程环境影响是如何评价的？似乎没有人关心。
水电开发中处在弱势位置的是土壤、植被和河流等自然资源，以及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少数民族同胞，如彝族、傈僳族、怒族、普米族、藏族、纳西族等。虽然当地居民愿意为了国家建设牺牲个人利益，但是，他们唯一的要求是能够生存下去。然而，大型水电工程开工，将会改变他们的命运。在云南省丽江市石鼓镇(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渡口)、香格里拉县车轴村，从纳西族农民的住房和实际生活水平看，他们已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水电开发则可能会造成他们生活贫困。从我们与农民的直接交流看，大部分农民表示不愿意搬迁。既然是利国利民的项目，为什么不经过环评，公开进行呢？
水电能源开发依然要付出重大的环境与社会代价，“河流改湖”后会淹没大量耕地、自然生态系统；施工中大量泥沙物质直排江中，对下游水利工程产生危害；“移民后靠”会加重人地矛盾，建坝和拆坝均会对局部环境和上下游环境造成危害；淹没的天然植被、农田、土壤等将会向环境中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甲烷)，因此，即使不考虑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等软的要素，水电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也会让“水电是清洁能源”这种说法大打折扣。但是，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在西南几省似乎一切都要为水电让路。在这种形势下，环评就成了最为边缘化的摆设，地方政府和业主是将环评作为水电开发的必然成本来对待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水电环评仅仅是工程的一部分，走走过场而已。他们心里很清楚：尚没有哪一个水电工程因环评而下马。P7-9
本书写到这里，总感觉给人以太多压抑的感觉，因为书中暴露了严酷的中国生态环境危机令人不安。就在图书要出版的时候，我还和编辑、家人、研究生们讨论用“危机”还是“危急”，后来选择这个书名，感觉能够表达我的复杂心情。盲目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牺牲环境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停止破坏环境的行为？有。当务之急是调整发展思路。
造成中国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采用单一的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GDP)来统领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其实，对于这个指标的合理性问题，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人质疑过。1968年，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曾尖锐地指出：“GDP并没有考虑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那些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和另外一些同样也十分重要的东西。”
鉴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现实，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构建中国小康社会美好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首次将生态文明提到了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同样的战略高度，这在全球实乃重大创举，是总结人类过去几百年来曲折发展道路所做出的重要理论突破。那么，怎样才能够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制止乃至修复不断退化的生态环境呢？为此，我们提出下面的对策：
第一，坚定不移地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开展生态功能规划，规范开发活动，发展循环经济，将绿色GDP纳人官员考核机制，并将长期坚持下去。中国的许多问题是利益问题，官员的利益是政绩，过去强调GDP，官员就将环境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如果国家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从考核官员的政绩人手。在一些生态敏感地区，要将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国家应对该类地区实施生态补偿。
第二，增加保护区投入，建立流域补偿机制。对保护区的投入可以先从国家级保护区开始，并列入国家的经费预算，实现“国家级，国家管”，变保护区目前的经营开发为保护执法，并主动带动社区的经济发展。国家级保护区的管理经费解决了，省市级保护区可以参照国家的做法从地方财政中安排固定的费用进行日常管理，从而使国家业已建立的2538个自然保护区早日摆脱“纸上保护区”的命运。对那些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的区域或流域，因保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国家合理补偿，经济发达地区应承担生态补偿的义务。
第三，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建立高效的生态保护体制，该机制应对于制造环境污染和造成生态退化的经济活动给予强烈的干预。要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部的执法力度，提升环保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第四，开展生态环境警示教育，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全面改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需要培育全民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全面提高公民生态保护意识。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公民必须从“被动参与”变“主动参与”，运用国家给予的法律利器维护公民环境权益，使得环境破坏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样，环境保护NGO的作用就应当加强，媒体还要强化对严重环境破坏事件的曝光力度。
第五，将环境保护列为产业来开发。发达国家从“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走出后，就意识到了这点，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制度。以市场机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环境治理，变“制造”污染赚钱为治理污染也能赚钱，还“积德”，那么，那些污染企业就可能选择后者而不选择前者。这样，国家需要明确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目标，划出专门的环境费用。经费使用应当与环境治理实际效果相结合，而不能将费用分摊给有关部门，由部门组织实施环境治理任务。
建议归建议，重要的还是实践。一万个理论，如果脱离了实践都是空话；再好的技术，如果偏离了正确思想的指导，都是对环境、对人类的进一步伤害。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将污染转嫁到他国头上的做法，显然我们不能采纳。其实，环境保护的路子就在脚下，就看我们重视不重视了，就看我们如何平衡自然与环境、穷人与富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了。有钱人的“金山银山”，不如老百姓的青山绿山。当环境灾难来临的时候，受害的是当地老百姓。我们再也不能为GDP崇拜继续干那些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傻事了。
6月的三亚，迷人的亚龙湾，银色的沙滩上散见小片的椰子树，湛蓝的海上泛着白色的浪花，略带咸味的海风吹在脸上，惬意无比。这是我第二次来亚龙湾了。第一次是在2001年冬天，我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的专家，来海口讲课。那次旅行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那清澈的海水，一眼能望穿十几米；细细的沙滩上，有很多小蟹爬来爬去。正是有了这样美好的印象，我才决定有机会一定要故地重游。
这次来亚龙湾就是为了写这本书。我找了家靠海的宾馆住下，写累了就在海边走。可是，这次我发现当地毫无节制的旅游活动与疯狂的房地产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游人丢弃的垃圾堆放在树林里，或用沙子简单掩埋，或任蚊蝇滋生；成排的别墅替代了绿意盎然的椰树林，自然景观成了人为景观。
看到这些垃圾，再看看那美丽的海滨，更加感觉到要写的书的分量。为什么人们不顾一切拼命地追求财富？财富从哪里来？财富的代价是什么？污染会因技术进步而消失吗？中国经济快车连续运转了30年了，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我都试图在本书里呈现出来。
令人神往的财富怎么会和肮脏的污染联系起来？通过我们的环境教科书，很多人知道了宾夕法尼亚多诺拉“杀人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伦敦烟雾等恶性环境事件，但鲜有人知道国内环境污染的概况。本书试图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分析，让读者了解一味发展经济的后果，就是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文章引用的环境数据可能异常枯燥，但是，那些因污染而丧生的鲜活的生命却不容漠视。宾夕法尼亚多诺拉烟雾事件发生后，多诺拉的山坡上很多年来什么都不长。今天，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在原炼钢厂附近竖立了墓碑，警示人们记住这些惨痛的教训。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事件，最终促进了重大的法律变革，这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宾夕法尼亚的那场“杀人雾”，促成了《联邦空气清洁法》的诞生。在我国，各种恶性环境事件不断出现，有的成为严重的社会或政治事件，面对这些污染，我们该采取行动了。
同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公民也有权力呼吸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企业赚钱不能侵占老百姓这个基本权利。专家们要为那些因环境污染屈死的平民讲公道话，而不能用一句“谁让他不幸生在中国”这样的话将责任推到死者身上。有钱人的“金山银山”不如老百姓的“青山绿山”。毕竟，大自然是无价的，生命是无价的。
美国环保人士戴维斯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能等到建筑物和桥梁倒塌时，才对其进行加固并检查其安全性；我们不能等到轮船快要沉没时，才想起救生衣。当财富是以杀人的环境污染为代价攫取来的时候，那是人类抛弃财富的时候了”。
财富是人创造的，是自然资源加上人的劳动的产物。如果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财富，其结果就是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有些被破坏的环境可能永远修复不了。就在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得知国家拟于“十二五”期间，投资至少30000亿元人民币，用于破坏环境的修复。早知如此，我们下功夫保护一些天然环境岂不是直接创造了财富？
感谢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李霄、李静、博文静、孟杰、郭立月、战丽杰、曾祥伟、吴光磊、韦继光、李勇、李彩虹、孟杰，他们帮我收集了部分案例，提供一些环境污染的数据；海南出版社能昀先生对本书内容提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感谢《新京报》评论部编辑、作家曹保印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松教授为本书写序。曹先生和田教授两位是我敬重的年轻学者，不仅文笔优美，且有很高的人文素质，我在学生面前经常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序使本书增色不少。
蒋高明
2010年8月15日
为什么人们不顾一切拼命地追求财富？财富从哪里来？财富的代价是什么？污染会因技术进步而消失吗？中国经济快车连续运转了30年了，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试图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里呈现出来。
令人神往的财富怎么会和肮脏的污染联系起来？通过我们的环境教科书，很多人知道了宾夕法尼亚多诺拉“杀人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伦敦烟雾等恶性环境事件，但鲜有人知道国内环境污染的概况。《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试图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分析，让读者了解一味发展经济的后果，就是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文章引用的环境数据可能异常枯燥，但是，那些因污染而丧生的鲜活的生命却不容漠视。
本书的作者蒋高明是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当代少数有良知和人文情怀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之一。常年致力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和生态农业的研究和实践，热心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
为什么人们不顾一切拼命地追求财富？财富从哪里来？财富的代价是什么？污染会因技术进步而消失吗？中国经济快车连续运转了30年了，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试图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里呈现出来。
本书的作者蒋高明是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当代少数有良知和人文情怀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之一。常年致力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和生态农业的研究和实践，热心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