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卓越的将军，又是忠贞的共产党员。甚至是首先作为一个党员其次才是将军的一种个体存在，这就要求他们除了军事才华之外还有出色的政治素质，尤其在战争结束后则要求他们产生出比军事才华更杰出的政治素质。共产党在一段时期内的失误，也使他们原本曲折的命运更加曲折了。

本书以独到的视角，精彩风趣的语言，记述了陈赓、张云逸、罗瑞卿、徐海东、黄克诚、粟裕、谢胜坤、崔建功、陈士榘、张爱萍、李达、刘亚楼、李天佑、叶飞等5位著名开国将军的灿烂人生，堪称将帅文学中的精品。

集结在这里的作品都昂奋着一种灼热的气质。

集结在这里的人物都闪射出某些荣光和某些痛苦。

集结在这里的事件都富于传奇感，甚至是一种极致品格。

集结在这里的忠诚都是生命本色，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巨大代价……

所以，他们已经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开国一代将军们的基本命运。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伟大而又不免某些深刻缺陷，辉煌而又蒙蔽过些许尘埃。由此，他们以及他们那个时代才益发丰富并且益发难解。以至于，距那个时代十分接近的我们，也要竭力勘探才可能理解他们的命运。吴东峰的篇篇将军记，新奇曲折，朴实醇厚，以他独特的十分贴近的笔触，为世人展示了以往鲜为人知的将军们的生命境遇。这种努力，已超出一般文学价值，成为高层社会现实与人物心灵的真实披露，成为我们眺望那个时代主峰时的一种宝贵参照。

他们曾经辉煌(序)

纪实笔记1：幽默陈赓

纪实笔记2：敦厚张云逸

纪实笔记3：耿直罗瑞卿

纪实笔记4：“红色窑工”徐海东

纪实笔记5：慈心黄克诚

纪实笔记6：智慧粟裕

纪实笔记7：机智王平

纪实笔记8：风采邓华

纪实笔记9：“冒失鬼”叶飞

纪实笔记10：潇洒刘震

纪实笔记11：“雷公”刘亚楼

纪实笔记12：刚烈许世友

纪实笔记13：“活地图”李达

纪实笔记14：“铁拳”李天佑

纪实笔记15：神威杨勇

纪实笔记16：豪饮宋时轮

纪实笔记17：“神剑”张爱萍

纪实笔记18：精明张震

纪实笔记19：“工兵王”陈士榘

纪实笔记20：骁勇陈再道

纪实笔记21：独臂贺炳炎

纪实笔记22：老实人唐亮

纪实笔记23：大胆韩先楚

纪实笔记24：旷达李德生

纪实笔记25：侠义尤太忠

纪实笔记26：冷面王必成

纪实笔记27：“疯子”王近山

纪实笔记28：坎坷邓逸凡

纪实笔记29：铁嘴孔庆德

纪实笔记30：布衣皮定均

纪实笔记31：仙骨刘昌毅

纪实笔记32：“行者”孙毅

纪实笔记33：儒雅苏静

纪实笔记34：铁血胡奇才

纪实笔记35：黑虎聂凤智

纪实笔记36：铁掌钱钧

纪实笔记37：“拼命三郎”陶勇

纪实笔记38：豪勇梁兴初

纪实笔记39：斋公詹才芳

纪实笔记40：“瘸腿飞将”马宁

纪实笔记41：大高个王扶之

纪实笔记42：短臂龙书金

纪实笔记43：猛士齐钉根

纪实笔记44：黑脸江燮元

纪实笔记45：骏伟陈锐霆

纪实笔记46：狂放钟伟

纪实笔记47：“教授”陶汉章

纪实笔记48：上甘岭主将崔建功

纪实笔记49：文士曾生

纪实笔记50：“粮草官”谢胜坤

后记

粟裕将军指挥作战，素以冷静沉着著称，严格细致闻名。南京军区原副参谋长金冶告余：孟良崮战役，传来击毙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消息后，各部队或休整，或报捷，或总结，均以为敌已全歼也。而粟裕将军则埋头案牍，将我上报歼敌之数与敌七十四师实编之数反复核对，发现相差七千人左右。将军即口授命令日：“各部队继续搜查孟良崮，不可放松警惕，特别是一些比较隐蔽的山沟里，没有命令，不许停止。”果然不出将军所料，我军于一隐蔽山沟里发现了这批敌人，并及时全歼之。

淮海大战最后阶段，粟裕将军于指挥所运筹谋划，调兵遣将。其时，指挥所墙壁上挂淮海之战形势图，图上插满了红蓝旗子，红旗代表我军，蓝旗代表国民党军。参谋们根据各部队战况拔蓝旗、插红旗，或拔红旗、插蓝旗。粟裕将军注目地图，口授命令，日以继夜，七天七夜未眠，虽疲惫已极，仍一刻也不松懈也。1949年1月10日，张震副参谋长报告，我军攻克敌最后一个据点刘庄。将军仰天长舒：“好啊!”即昏睡过去。三日后，方醒，众将领急前往慰问。将军面容憔悴，轻声问：“有没有鸡汤啊?”

1946年10月15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等：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师后，在陈毅领导下，粟裕负责战役指挥。见电后，陈毅对粟裕日：“军事上我出题目，主要由你来做文章。”粟裕答日：“我还像过去那样，当好你的助手。”之后，粟裕将军作为陈毅之助手，将帅协谋，珠联璧合，亲密无间，故华东有“陈不离粟，粟不离陈”之说。

新四军老战士徐玉田言：华东战场上，陈毅虽为司令，具体作战指挥多依仗粟裕将军。有时前线部队指挥员来电话叫困难，陈毅大声训斥：“你们要坚决按粟司令的指示执行!”或日：“他说的就是我的意见，你们照办就是了!”

粟裕将军有四宝：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均为军事指挥员须臾不可离身之物。

粟裕将军极重视地图。战争年代，一到新地，首要之事，即挂地图，看地图。全国解放后，将军办公室、书房、卧室，仍满挂地图。将军日：“不谙地图，勿以为宿将。”

粟裕将军善骑，且能倒骑马背，如张果老之倒骑毛驴。行军途中，将军常召开“马背会议”，背朝前，面朝后，与马上诸将徐行徐议事。

粟裕将军善打运动战、歼灭战、大兵团作战。有人问将军作战体会，将军一言以蔽之：“从当面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用兵，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

粟裕将军善射，尤喜打运动目标。某日，将军至某部途中，见一大獾扒土寻食。将军提枪不发。警卫员急日：“快开枪!”将军挥手，命之：“你去惊它一下。”警卫员遵命前趋几步。大獾闻声，疾跑。将军举枪毙之。又某日，粟裕将军泛舟高邮湖，湖中有野鸭群。将军先投石惊之，野鸭急飞遁；继连发三枪，三野鸭凌空而坠。

P45-46

他们曾经辉煌(序)

朱苏进

集结在这里的作品都昂奋着一种灼热的气质。

集结在这里的人物都闪射出某些荣光和某些痛苦。

集结在这里的事件都富于传奇感，甚至是一种极致品格。

集结在这里的忠诚都是生命本色，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巨大代价……

所以，他们已经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开国一代将军们的基本命运。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伟大而又不免某些深刻缺陷，辉煌而又蒙蔽过些许尘埃。由此，他们以及他们那个时代才益发丰富并且益发难解。以至于，距那个时代十分接近的我们，也要竭力勘探才可能理解他们的命运。吴东峰的篇篇将军记，新奇曲折，朴实醇厚，以他独特的十分贴近的笔触，为世人展示了以往鲜为人知的将军们的生命境遇。这种努力，已超出一般文学价值，成为高层社会现实与人物心灵的真实披露，成为我们眺望那个时代主峰时的一种宝贵参照。

凡是以武装斗争夺取天下的政党，都会给新社会留下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将军，他们是开国之猛将，又是跨时代的人物。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大都才40岁上下，正值人生巅峰，斗志正盛，余年悠长。但是战争已经结束，他们也陡然从戎马生涯转入一个全新的、连他们自己也陌生的时代开端。他们直接从马背上进入党政军高层领导岗位，进入较之战争年代更加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天翻地覆的巨变，对于任何人都难以适应。这是他们当年的特征之一。也是他们的愈见魅力之处。

他们是卓越的将军，又是忠贞的共产党员。甚至是首先作为一个党员其次才是将军的一种个体存在，这就要求他们除了军事才华之外还有出色的政治素质，尤其在战争结束后则要求他们产生出比军事才华更杰出的政治素质。共产党在一段时期内的失误，也使他们原本曲折的命运更加曲折了。仅仅就这一点来说，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产生一个军事将领要比西方产生一个军事将领艰难得多。西方的将帅们大致可以在战场上产生，中国的将帅们则不仅要在战场、常常也要在战场以外的境域磨砺。就是说，他们要面对两个以上的战场，在任何一个战场失败都不行!这又是他们的特征以及他们的魅力所在处。

在和平年代里，做一个将军是比较从容的。局部战争也只造成局部紧张，在局部战争以外的大部分环境中，仍可以比较从容地培养、造就将军。而这部书中的所有将军，甚至是那个时代的所有将军们，差不多都是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闹革命，他们是别无选择而后成大器。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求生，而不是出于对军人职业的嗜爱、不是为了出仕为将才慨然从戎的。这就使他们的戎马生涯带有以命相搏、置死地而后生的彻底性，有时甚至是一种除死无它的拼命气质。在生存绝境中，以死相拼的力量远远大于那些优良的装备和从容的智慧，万般道理实际上已浓缩为二：你死我活!这种际遇正符合那些出身农民挥刀造反的劳苦大众心理，他们为最简单的生存权利舍命相拼，而最简单的目标往往能聚集最大的民众和最大的力量。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弹创累积起来，肯定比任何国家将领身上的弹创都要多!他们中间有些人所经历的战争残酷为历史罕见，他们中间有些最著名的将领所受的正规教育之少而功勋之巨也为历史所罕见!目不识丁(或者几乎目不识丁)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战将，反而为他们成为战将而排除了一些文化上的束缚，反而使他们进发出一种赤裸裸的忠诚和勇猛。这些文化上的、或者说是科学意义上的先天不足，只在后来，在得胜利取天下以后才显露出它的后果，他们才为之付出战争年代没有付出的代价。比如说在政治斗争中所付的代价，其中的必然性早已蕴藏在他们精神内涵中了。这些，也是开国一代将领们独有的特征和魅力。

正如没有读过兵书也可以成为战将一样，没有“文化”(或者缺乏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品格，有时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出类拔萃的文化品格。在他们身上，浓浓地聚集着东方的、民族的、党性的、血缘的精神内涵。比如说：他们的忠诚(实际上也是任何人都不可离缺的精神归依感)，他们的凶猛(“疯子”王近山)，他们的血缘亲情(布衣皮定均)，他们的政治命运(耿直罗瑞卿)……都是西方将领们不可能具有的、纯粹东方式的民族式的，也是后来的将领们无法再现的了——别的且不论，仅就“开国”这一点而言，也是后人难以相及的。这一点，是他们最大的历史性特征和历史性魅力!正由于此，他们才进入历史。

这些令我们不由得想：他们这样的将军，以后可能不会再出现了……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他们，研究他们，欣赏他们。然后才可能正确地继承他们。

当这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正是我告别军旅生涯之时。

战争是军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作为一名军人，却未能参加战争，这是我三十余年军旅生涯的最大遗憾；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却有幸采访二百余名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军，又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大收获。

写这本书的最初动机可以追溯到我刚穿上军装的那些日子。’

196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作为江苏省军管会的警卫战士，我有幸见到了当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在一座森严的院子里，我们一个排的官兵列队站在楼下的走廊两边，手举着《毛主席语录》，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终于一位穿着棉衣棉裤的矮个子军人从楼上匆匆而下，在我们中间穿过，后面紧跟着一群警卫。尽管当时我们挥动着红宝书，十分起劲地喊着“向许司令员学习!”“向许司令员致敬!”的口号，但这位传奇人物的黝黑的脸上毫无表情，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和我们每个人握手，甚至连挥手的动作也没有，就匆匆走出了走廊。我不知道当时将军有何感想，而我们这批新兵却激动得兴奋不已，当天晚上许多人趴在床沿上给家里写信，报告这一特大喜讯，说“我见到了许司令”。

时隔不久，我们这个连队又移防到南京九华山军区三所，负责看押一批“走资派”。也就是这时我见到了王平将军。和许世友将军完全不同，王平将军此时属被打倒的“黑帮人物”，关押在一间仅有九平方米的小房间内，房子里只有一桌一床一凳。我们的任务是在走廊上站岗。当时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使我对他有点惧怕。只和他进行过一些简单的对话，如他上厕所时必须先喊“报告!”我说：“干什么?”他答：“上厕所。”我说：“去。”他才能去。有一个星期天，当我带他的子女来见他时，竞意外地看到他笑了，笑的是那么和蔼，并不像一个坏人。1996年春，我到北京采访王平将军时，谈起这段经历老将军感慨不已，并挥毫写下“天翻地覆慨而慷”条幅送我。

人的青年时期是偶像崇拜时期。作为一名新兵，我为能见到许世友将军而自豪，也为能看守王平将军而自豪。因为许世友将军和王平将军都是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一位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一位是南京军事学院政委，对于我这位小兵拉子来说，他们都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也就是这时，这两位将军作为一个具体人的形象，在我年轻幼稚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其时看他们仍然裹着一圈神秘的色彩。当时，我压根也没有想到以后能和这两位开国上将面对面地进行交谈。

关于开国将军们的口头传说在我生活的军营里流传不衰，他们的传奇经历成为我们士兵生涯中必不可缺的精神会餐。比如有关许世友将军的传说就很多，什么老婆不喊报告进屋被开枪打死啦，趴在天花板上与毛泽东捉迷藏啦等等。有的传说确系子虚乌有，有的传说却并非空穴来风。八十年代初，当我从一名基层新闻骨干成为新华社军事记者时，我有机会接触和采访了更多的开国将军。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心目中的开国将军和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形象融为一体了。

我采访的第一位开国将军就是许世友将军。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随着一阵下楼梯的“咚咚”脚步声，面孔黝黑、身材壮实的许世友将军旋风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未容我寒暄，将军便用有力的大手，把我拉在他的身边坐下，劈头就问： “记者同志，你要我谈些什么啊!”将军回答我的问题和他打少林拳一样干脆利索，三言两语就完了。接着又问： “记者同志，还有什么呀?”幸好我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采访才得以顺利进行。据将军的秘书告诉我，这次采访是近年来许世友将军会客时间最长的一次。

和许世友将军完全不同，陈士榘将军接受我采访时则是另一番风景。他推开家人的搀扶，如同一座小山，缓缓从卧室移进会客厅。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在华东战场“出了大风头”的将军，虽然已年逾八十，仍风头不减。将军头戴黑色花缎圆形帽，身穿红色对襟大褂，花花绿绿中显出高贵典雅。将军夫人李峥向我介绍，将军已多年不接受记者采访，我写的那份采访提纲，将军看后很惊讶，说：“这位小同志还可以和他聊一聊。”没想到我们一聊就聊了两个半天。

当张爱萍将军拄着拐杖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在抗日战争中被李宗仁称为“后生可畏也”的将军，这位被誉为“军中才子”、“马上诗人”的将军，这位在“文革”后期被“四人帮”视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的将军，这位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将军，竟是如此谦恭随和。使我的敬畏之情顿时被一扫而光。当我向将军提出合影留念的要求时，他不但欣然应允，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愿居中。

当我敲开一扇扇曾经喧闹而今沉寂的将军府的大门时，我不得不惊讶于被渐渐淡忘了的他们曾经拥有过的辉煌，这种辉煌是和平时期的任何人物都难以企及的；不得不惊讶于曾经被宣传机器制式化了的他们的丰富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张力甚至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得不惊讶于半个多世纪他们人生经历的艰难奇特，这种奇特人生以至于使任何想像力的传奇都变得苍白无力；不得不惊讶于正史之外的材料是那么丰富那么精彩，而这些材料在当今社会竟然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我似乎意识到我有责任将这些感觉传达给我的读者们。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的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将军，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至今他的事迹仍鲜为人知，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老将军扒开自己的上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说：“你数数，起码30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是逃兵!”当时，年逾八十的老将军言此豪气冲天。一年后的一天，我竟意外地接到了老将军去世的电话通知。

刘昌毅将军也是一位被称为“猛张飞”的战将，他的全身差不多每一个部位都有战创的痕迹，包括最暴露的部位和最隐秘的部位。在老将军临终前的日子里，特意把我叫去深谈了一次。他断断续续向我谈了一次重要战斗经历的来龙去脉。从此以后，我永远失去了再次采访他的机会。

被称为“冷面虎将”的王必成将军，接受我采访时已经是坐在轮椅上的半瘫老人，他每说一句话都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强打精神，简单地回答了我提的一些问题。临别时，老将军挥挥手说：“记者同志，你们来得太迟了，要早来几年就好了。”想不到这竟是我和王必成将军的永诀。

我是1982年采访许世友将军的，一年后我带着未收集完的资料参加了将军的追悼会。当我写完聂凤智将军的文稿时，传来了将军去世的消息，以至于我的文章发表时成了将军的悼文。刘震将军在病床上审读我写的文章，他特意委托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文章已看过，同意发表，不料过了十多天，将军竟离我们而去。

是的，我的动作是迟了些。正因为迟了，在采访开国将军们时我留下了许多无法挽回的遗憾。首先，我未能直接采访十位开国大将和部分开国将军，因此只能根据他们的亲友和部属的回忆来描摹他们。其次，我的采访对象大多已年逾花甲，他们中许多人年老体衰，无法让我有太多的时间进行采访，有的甚至记忆产生了障碍或紊乱，还有的因历来政治运动造成的精神伤害，使我始终无法打开他的心扉。再就是，在我采访这200余名开国将军的过程中，其中有半数以上相继作古，他们带走了我准备采访而未能及时采访的许多宝贵的记忆。

我在采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但了解了这些将军的经历，也贴近了他们的生命，贴近了那些让我感动的生命，让我看见了他们的生命原色所闪耀的辉煌。我的生命已融入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生命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地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能忘记宋维械将军，凡是老同志们一有什么活动，他就立马打电话给我：“小吴啊，有一个活动，你是不是考虑参加一下。”既像命令，又像商量的浓重的安徽金寨口音，使我无法抗拒他的邀请，也牵引着我认识了更多更多的开国将军，知道了更多更多的新鲜故事。

我不能忘记苏静将军，一次到广州开会住在中国大酒店，将军一住下，就第一个打电话给我，约我去谈谈。那天晚上。老将军给我谈了在东北战场上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他告诉我他准备整理一份从一军团到四野的总部情况的材料。可惜的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我不能忘记萧克将军在接受我采访时，欣然命笔为我写下了“求实”两个大字。当时，老将军一边挥毫一边教诲道：“做人要诚实，办事要诚实，写文章，特别是写历史更要诚实。”

可以说，我与这些将军的思想交流已经远远超出了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的界限，以至我同他们中许多人成了忘年之交。

1993年秋，我到北京出差不慎骨折——股骨断裂，左手臂粉碎性骨折。幸亏遇上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如钱钢、于劲、乔林生、贾永、周志方等，他们把我送进了304医院，并连续陪伴我度过了好几个夜晚。如果没有他们的热心帮助，我真不知道会怎样度过这孤身一人，既动弹不得，又举目无亲的极度困难的日子。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胡奇才将军竞出现在我的病床前。那天，八十高龄的老将军慈祥地望着我，他夫人王志远双手端了一罐汤送到跟前。老人摸摸我受伤部位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对我说：“动一动。”我动了一下，他高兴地说：“没有关系。战争年代我受了六次伤，医生检查时也这么问，指头能动，就好办。”此后，胡奇才将军每星期都要送一罐汤来，或猪蹄汤，或鲫鱼汤，或红枣汤，有时他有事，就叫他夫人和孩子送来。这之后，我和胡奇才将军的书信联系一直持续到老人告别人世。

“人到中年应不惑，胸怀宏愿天地阔，世事艰难如浮云，一时得失不屑顾。”这是魏佑铸将军于2000年9月写给我的一首诗。也不知老将军怎么得知我直言不讳而遭非议，与一位领导产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他担心我受不了压力和打击，特意写了这首诗开导我。那天，满头银丝，步履艰难的老将军亲自驱车赶到我家，把这首用毛笔抄得端端正正的诗作递给我。老人还给我谈了许多他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将军讲的是自己的情况，实际上是在宽慰我。我心中顿时充满了阳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我的生命已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重负。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出自当时士大夫之手。开国将军们尚在人世，就有许多伪说泛滥。如果我们今天不抓紧时机采访，我们的后来者要做这件事将会更加困难。我明明知道此类著作既非史之正统，亦非文之主流，但我也要勉力为之，将我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尽量接近真实地记录下来。

开国将军们的经历非常人所能及，可以说几乎每一名开国将军都可以写一本波澜壮阔的书。面对如此丰富的宝藏，我深感自己才情不足而力所不及，因此我只能写他们的片断和枝节，写他们的性格和某一个侧面。这些片断和枝节，性格和侧面并不能反映他们一生的全貌或主流，只能局部地反映他们一生的概貌。这本书不是战争史，也不是人物传。反映他们一生的全貌和主流的传记或史诗有待更有才华的作家去完成。

我也深知我的文笔难以反映开国将军们个性飞扬的形象，惊心动魄的经历，因此我只能采用以笔实录的方式，口述历史的方法，把功夫下在采访上。我不讳言自己缺乏灵气和才华，因此也不讳言我在这本书上所下的工夫。十多年来我几乎利用了所有的节假日，到北京、成都、沈阳、南京、济南、武汉、福州、长沙等地进行采访。如今面对着一箱子采访笔记本和上百盘采访录音带，我似乎感到有点悲观，仅仅是这本书确实愧对它们，也愧对自己的劳作。所幸我的采访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例证之一就是有许多我发掘出的轶事，在报刊发表后，竟然有许多朋友津津有味地讲给我听。这些轶事能够在社会上流传开，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虽然它们没有打上我的专利的印记。

在这本书中，我不想说明什么，论证什么，我只想尽可能接近事实地叙述什么，描摹什么。就是这样也很难。开国将军们经历曲折而复杂，性格既独特又多样，即便是同一件事，各人站在不同角度，所表述的结果也不同，何况又是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以至于距那个时代很近的我们，确实很难把握其中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因此我的笔只能向读者展示表面的片面的印象，个别的局部的情景，他们自己叙述的或者知情者叙述的事实。这些也许能反映出事实的真相，也许曲解了事实的真相。我无法一一核实，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也只能敬请读者原谅了。

在我们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昔日曾经辉煌的开国将军们正在消逝。我无法知道我们的后辈将会如何评价这一代开国将军，但我却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人生经历不但具有欣赏性，也具有启迪性。尽管我们所处的社会与过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苦难和死亡是人类永远要面对的课题。开国将军们的所作所为是人的生命力最旺盛的表现，在战争年代表现为英雄主义，在和平时期表现为乐观主义。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苦难和死亡，他们的故事就不会过时。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接受我采访的开国将军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和知情者，是他们口述的历史为这本书提供了丰富材料；他们同时也为我采写这本书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

在这里，我还得感谢《解放军文艺》的领导和编辑们。三年前，当我把第一批《开国将军轶事》投寄到文艺社时，想不到立即接到了郭米克同志的电话，表示要作为重点稿推出，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当时，刘立云同志作为责任编辑，为稿件的点题、修改、润色做了大量工作。在成书过程中，程步涛社长、佘开国副社长不但拍板立项，而且自始至终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和审阅，刘立云主编、王洪山编辑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我还要感谢《新民晚报》副刊部主编严建平同志，是他最早把我的轶事体裁的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还有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同志、《新华文摘》执行主编张跃铭同志、《报告文学》主编吴双同志，他们的青睐和厚爱使更多的读者结识了我的作品，虽然我和他们从未谋面。

在我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广州军区司令员刘镇武、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姚成友，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的关怀和鼓励，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他们的教诲总让我力量倍增。

非常幸运的是，著名学者王贵忱、著名画家林墉和书法家黄俊勇、收藏家曹其文等为我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并进行了具体的指导。他们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他们的帮助使我这本书在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此我也表示深深的感谢。

非常感谢南京军区原《人民前线》报社社长丁星、广州军区编研室主任彭新云、传记组组长陈乔桂， 《战士报》社通联处长杨建华、编辑朱继红等，他们在这本书的在成书过程中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并做了大量的校对、编辑、核实史料等工作。

在此我还要感谢喜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们，是他们的厚爱和鼓励，给了我完成这本书的源源动力。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周婷婷，她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这本书的写作。如果没有这种始终如一的支持和帮助，我要完成这本书，肯定要比现在困难得多。

吴东峰

2001年秋于广州东湖畔

2002年1月改就